【袁彦】浅谈从“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上)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21-07-15 16:58:03
标签:儒商管理学、政治儒学

浅谈从“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上)

作者:袁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作者简介】袁彦,湖南株洲人,1972年出生,全球私塾联谊会发起人之一、北京人文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原广州明伦书院院长、广州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大学本科,经营企业23年,师从儒学大家蒋庆先生,积极从事社会推广工作,先后走访考察过全国200多家私塾,以及近100家企业,并领导参与部分企业的管理咨询和培训工作。


“儒商管理学”&“国学与企业管理解决之道”的研发与实践专家。


目录大纲

 

一、政治儒学简述

源流:孔子亲传《公羊传》及其它今文经、司马迁、董子、何休、文中子、廖平、康有为、蒋庆、王道政治

主旨: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天人感应、三重合法性(天道、历史、民意)、夷夏之辩、褒贬、亲迎、实与文不与...

作用:汉代建立、礼乐刑政、修己安人、德主刑辅、学治(察举、科举)、仁政-孝治(荫封、丁忧)、名教(爵位、谥法)、监察、史官...

歧变:政治化的儒学、古文经、绝对君权、世卿

王道政治不同阶段:圣王一体、君主共士大夫经治、 儒教宪政(儒士代理.虚君.太学监国.三院制--通儒.国体.庶民)

 

二、与心性儒学之关系

 

同源:天道性理 外化形式

分工:个体生命与政治制度、内圣外王、性善性恶、尽伦尽制

脉络:经学、理学、心学、新儒家(哲学)、政治儒学

关系:理一分殊、非对立、批判矫正、守道、参照.反省

 

三、政治儒学对民间组织的影响与构建

 

组织流变:井田---门阀---宗族   朱子 横渠先生

宗族本质:主流基层组织、创业垂统、敬宗收族、三重合法性、耕读、诗书

宗族特点:信仰(天道.祖先.宗祠.家训.族谱.祖茔.礼乐)、教育、经济、生活、社保、司法、军事...

民间传统:士绅代治、以伦理实现无为之治、危机应对

西方特点:功能单一化、圣俗分离、三重合法性分裂或失衡

企业异同:主流基层组织、久远不同、由单一经济到多种功能

 

四、儒商 企业/管理学目标

 

1、信仰体系、道德人格、礼乐制度、股权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福利制度、教化制度、选拔考核制度、生活方式、家庭和继承制度...

2、从中国文化的信仰、价值观、审美等重构人类的消费理念、产品以及商业模式、游戏规则;马云、马化腾、华为

3、由企业发展为财团(百年老店)的条件:资金、团队、文化;

4、香火不断的奥妙:创业垂统、开枝散叶;

5、企业精神不灭:名垂青史、实业报国祠;

 

五、儒商(企业儒士)成长

 

治经、明理、修身、讲学

礼乐、祭祀、教化、定制

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

社会与基层实践、士魂商才、《论语》和算盘、君子不器

 

 

 

社会评价

 

演讲视频已观看,讲得甚好!你能将政治儒学和儒商管理学一并阐述,很有新意。其治国与治企业,其揆一也!

将政治儒学与儒商企业相结合,是在现代工商时代条件下发展政治儒学之新思路,意义重大!虽义理尚有待进一步深化,但理路已开,前景未可胜量也!勉之!

 

——蒋庆  当代著名儒家学者

 

袁彦的讲座提出了核心问题,即儒学向来以养成君子为中心;君子者,善群者也,即今人所谓领导者。此为万世所需,不分政商。今日儒学教育,当以此为中心。

 

——姚中秋  当代著名儒家学者

 

从头到尾认真聆听了袁兄的分享,非常赞叹!有理念、有干货、有发心、有使命!企业应像宗族一样办教育,对企业的文化建设和传承具有普遍的指导性和时代的必然性!

 

——郎俊瑞  中国资深企业家

 

作为儒学的爱好者,我经营企业那么多年,还是常常会遇到一些难解的经营困惑,今听袁老师“从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的主题分享,犹如找到方向及解药,热切期盼有这样一套治理系统来到企业践行!谢谢袁老师!

两千多年的儒家正统治理机制,梳理出来应用于一个企业组织之中,可谓“烹饪小鲜”,如能形成可复制经营管理机制,遍布中国,功德无量!

 

——王志洪   广州夜太阳舞台灯光音响

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浅谈从“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

 

袁彦 2021.5.15

 

【上篇】

 

这次来到圣城曲阜,确实有新的感受。尤其大家欢聚一堂,祝贺崇儒书院创办十周年,相信在座绝大多数的同仁对崇儒书院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不得不钦佩,崇儒书院在广毅老师的带领下,历经坎坷,几经颠沛流离,在这个时代下确实是办学不易!但是这10年,正如本次大会的标语:十年磨一剑。书院在不断的摸索过程中,在艰难困苦、筚路蓝缕当中,在办学上做出了非常大的成就!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套教学体系,包括教学目标以及考核标准。


这次应广毅老师诚邀,我非常荣幸地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而且是比较特别和少见的内容。这个主题虽然是第一次正式讲座,但我的思考酝酿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数年来,在为企业的具体服务当中不断总结和思考学理,同时通过实践也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印证。恰好逢崇儒塾教创办十周年,我这次过来作首场学术报告,以当献礼。目的是期望更多的同仁能有所关注,尤其是从小接受国学教育,具备童子功的孩子们。将来他们出到社会经过历练之后,再往此方面深入延伸,构建更成熟的学术体系以及实践功夫。这次就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给大家先做初步分享。

 

今天的主题“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 看似跟我们的这个教育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来讲是一脉相承,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刚才所说,崇儒书院在自己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教学理念以及考核标准,即从“儒童、儒生、儒士”,到“儒师”。这个标准定得都非常好,有明确的内容和考核标准,那我们把它统一称为儒士的教育体系。那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套教育体系呢?当然是参照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即历来的私塾、书院教育,包括科举的开科取士教育。但到今天来讲,儒士教育又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学习古代,学习传统,或者就只是出于一种情怀吗?我今天所做的课程分享,就是要在这个方面解决大家的思考跟疑问:儒士教育在当代社会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先简述一下,什么叫政治儒学?涉及的学术理念和名词比较多,因时间有限,不能把这次讲座弄得太学术化,只择其有限的内容做些浅显的表达。所谓政治儒学,其源流是至圣先师孔子亲传的《春秋公羊传》。包括一些其他的今文经(汉朝的经学有今文和古文之分),包括《礼记》、《尚书》的一部分。根据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周礼》实际上也属于今文经。从孔子传到后来,其中有经过司马迁。司马迁,大家都知道是写史记作者,但他实际也是一位今文学家。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何休等在“春秋公羊学”上开创了一个高峰,并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变为了一个政治现实。到后世有隋唐的文中子,即大儒王通,开创了河汾学派。他的两个学生比较出名,一个是魏徵,一个是房玄龄,通过“公羊学”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到了清末,因为受到西方全方位的挑战,尤其是西方所谓现代政治制度的挑战。涌现出一些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又从“公羊学”与“今文经学”当去反省思考,试图建构中国的现代政治制度,代表人物者是廖平和康有为。到当代来讲,蒋庆先生在“公羊学”与“政治儒学”方面,是一位集大成者,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里程碑,达到了让人耳目一新,深有启发的层面。蒋先生不光详述了政治儒学的主旨及源流,以及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都做了非常细微条理的梳理,整体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析的学理系统。同时,他对中国在现代社会情况下,应该具备并构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以及根据怎样的政治理论原则,构建符合中国文化与国情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进行了详备的论述描画,勾勒出一个蓝图。

 

政治儒学的主旨主要有如下一些概念。第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叫大一统。所谓大一统,不是说是在一个版图,或在法律上面,或仅仅是在一些具体的世俗层面,形成所谓统一的政治格局。比如我们今天说要把台湾收复,理由是这个领土历来就是中国的,我们要把它收回来,那就是领土完整了,也有很多人把这说成是大一统。然后这可以说是统一,但不是大一统。大一统的真正含义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必须具有超越的神圣性,就是说要符合天道。这个天不是说仅仅一个自然的天,它当然也是一个自然的天,但它更加是一个超越神圣的天!它是有意志的,是有仁爱精神的。那我们的政治也好,我们的法律也好,我们的社会制度也好,都要符合这个神圣超越仁爱的天。它既不同于西方之前的所谓人格神权下的政治,也不同于西方现在所强调的,完全是人民同意的民主 --- 一种世俗的政治理论。大一统既包含超越的神圣性,也包含世俗层面及普通人的诉求。在历史上我们把“大一统”也具体描述为叫“天道信仰”。历朝历代的儒家士大夫,始终都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观念: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政统。这跟我们经常所讲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以及把整个国家权力归于君王一人之身的法家思想,是截然不同的。特别是跟法家的这种政治合法性有天壤之别!

 

还有像“张三世”、“通三统”,不一一详述。“张三世”主要是讲我们人类社会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表现形式,是比较复杂的。近代以来,我们接受西方的一些学说。比如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等。但中国的传统理念不是这样分的!简而言之,我们是按道德,而非生产力等其他标准去判断社会的不同性质;“通三统”是表明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必须要尊重、借鉴前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也就是说不应该把我们的政治制度,看作是一个凭空而起,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推倒重来完全新的东西。而是要尊重我们的文化和制度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比如说要保存前朝的宗庙、祭祀、封国,或者是保存前朝的帝王陵墓。通过这种方式去尊重前一代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以便我们当代拿来借鉴;“天人感应”让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抱有一定的敬畏。通过对天的信仰,以及上天对自然的垂示,比如地震、洪灾、虫灾等,让世人尤其帝王和君主会对自己的德行、施政有一个反省,甚至要降罪己诏。这些由“大一统“等相关理念引申而来的,就是我们的政治要具备什么样的合法性,即所谓叫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以及民意的合法性!我们一切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等等都要具备这种三重合法性。对于三重合法性的内容,希望大家有重点的理解。

 

政治儒学还有谈到“夷夏之辨”。即华夏和夷狄,也就是文明跟野蛮之辨。今天我们谈文明,似乎把这个名词都已经曲解了。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媒体说,经过考古,在某地发现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年前的高科技物件,甚至是什么核反应堆。大家会说发现了史前人类文明。甚至还有某些理念认为:在我们所处的人类文明之前,还有若干次的人类文明。现在需要给大家做出澄清,这种发现了所谓的一些高科技、超前物品,从中国的传统来讲并不叫文明。我们的文明不是按所谓生产力,或者科技的水平来定义。那按什么定义呢?而是按我们的五常五伦。如果一个社会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符合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即这些五伦关系和谐,才是真正的文明,这是非常明确的!而不是现在所认为的评判标准,即一个社会文明与否,是看他的经济GDP,或者科技水平高低。一个民族应具备真正的文明,有了五常五伦,有了这种文化精神,就算在某些时候时运不济,三餐不济,饿着肚子,但他总有一天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会有翻身之日,也会精神不断!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五常五伦,没有这种文化精神,即便再具有高科技,再具有不可一世的财富和生产力,但很可能就会顷刻分崩离析,就会荡然无存!所以这是中国文化对文明的定义,也是“春秋公羊学”包括政治儒学,对“夷夏之辨”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所谓褒贬,是孔子作《春秋》中微言大义的重要笔法。即孔子通过春秋笔法,一字之褒胜于华衮,一字之贬胜于斧钺。寓意对政治人物,如上对君王,下对群臣、士大夫,一字之褒要远高过最贵重的赏赐;而一字之贬,比用极刑处死都要厉害。这个理念深深地影响到后世,即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和信仰。所谓名留青史,或恶名远播,都是要被严格记录下来的! 

所谓亲迎制,是孔子为君王所制定的制度。因为对于男女结合和夫妇婚姻来讲,孔子认为是头等大事。在五伦当中分别有天伦与人伦,父子和兄弟是天伦,君臣跟朋友属于人伦。但夫妇关系最为特别,它既是天伦之始,同时也是人伦之本。孔子作春秋为后世改制立法,其中规定君主在娶正妻的时候,一定要到国境线去迎接。君主一般都是从其他的诸侯国娶妻,所以需要到国境线上,亲自把妻子接回这个国、王宫以及宗庙,以确定夫妇关系的名正言顺。这是整个政治的重要部分,对百姓对社会的一个教化,包括使得继承人非常的清晰,称为王化之始!大家读《诗经》的《关雎》,就知道是如此含义。亲迎制在孔子之后一直被中国人继承。包括朝廷也好,民间也好,也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是一直在遵循着,只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是孔子所定。今天无论在中国哪里,结婚一般情况下都是新郎带着一些人,到新娘家里去亲自把新娘接到家。这跟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新郎新娘是各自到一个教堂,完成婚礼仪式。所以说孔子通过《春秋》为万世立法改制,非常深入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基因里头。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很多人是不知道而已,是一个隐性的存留和践行。

 

“实与文不与”的概念也是非常高明和精微。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各种情况非常复杂,包括政治、社会、家庭、人事,非常复杂。所谓经权,很多事情不是能简单的一分为二,是非对错能两立两清的。那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为了比较好的目的,可能要选择一些非常手段。那如何去判断?怎么去引导,去处理?完全否定也不可能,或完全肯定也会有隐患。故此,孔子在《春秋公羊传》,即在政治儒学的理念当中,采用了“实与文不与”的处理方式。就是你为了一定的比如王道的目的,而采取了一些权变的手段,可以在这个“实”上面是肯定你的,以及事功本身。但是在“文”上面是要把你有违经的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以示程度不等的批评,叫“文不与”。这也深刻反映了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上面,记载的准则和功用。我个人认为,这确实是孔子为中国和人类开创的一条极其具有智慧的理念。

政治儒学在历史的作用如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一些经学家,通过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一套以“礼乐刑政”为代表的政治制度、朝廷制度以及社会制度,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末。2000多年当中,没有根本上的大变动,一直保持这么一套政治、朝廷和社会制度,其特点就是刚才所说的“礼乐刑政”。这既不同于西方之前的神权统治,也非现代所标榜的民主法治,而是以礼乐为先。正是《论语》所谈及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及“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关系。深刻道出了礼乐制度的实质,包括修己安人、德主刑辅的特色。

 

“学治”是重点要讲的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治”!今天很多人讲:我们现在是一个官本位,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如此,所以现在的官本位就是历史造成的包袱云云。这根本是一个胡说八道!我们现在确实是官本位,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在主要的时间段而是所谓“学本位”。官职确实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公开)买卖的,比如说从县令道台,知州知府甚至是尚书侍郎,是可以买卖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买卖的是空职,一个名义,并没有实权。然而功名是绝对不可以买卖的!谁说要买一个秀才、举人或进士,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朝廷立大功,做到极高职位的官员,如果不是通过正常的科举,即不是通过其学问,得到功名而做到高层的,都会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因为大家认为做官的正途就是要读书,就是要参加科举,就是要先有功名。举个例子: 

左宗棠当年已经当到闽浙总督时,西北和新疆发生叛乱,朝廷派他去西北平叛。左宗棠并非通过科举做官,他只考到过举人,后一直屡第不中,故没能直接出仕,而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立了功,一路升上去的。故一直认为没有达成心愿,在当时的官员当中甚至觉得低人一等。所以他就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份折子,表明在准备科考,没有时间去西北,而是要到京城赶考,给太后出了一个难题。慈禧只好就给他下诏,说不用来参加科考,恩赐左宗棠为同进士出身,就相当于承认其通过科举。有了正式功名,左宗棠才得以满意,安安心心的去了西北平叛。 

由此可见传统社会是学本位,即学比官位更重要!“学治”有其具体做法,之前是“察举制”,比如“举孝廉”,经过推荐,从上到下去考察某人的学问以及品德。从隋唐开始一直到明清采用的是科举制。以科举为代表的学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制度当中非常典型的代表。

 

“仁政”同样最具有传统中国政治的特色。长久以来,我们的执政理念没有过分地强调民主或法制,确为事实。重视的而是礼治和民本,更多强调的是仁政。不管是什么人当选执政,统治者都要实行仁政。但仁政的概念相对来说比较空泛,因为对仁的理解可能会存在不同争议。那仁政的典型代表叫“孝治”,就非常是可以落地的。可以实实在在的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通过孝治可以实现仁政,这在《论语》里面就有阐述,在《孝经》里面也有阐述。在中国历史上,孝治具体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来体现呢?我举了两个例子,其实是远远不止。一个叫荫封制度,比如君主皇帝的以孝治天下,就要体现出其对父母,即对太后和太上皇的尊重。比如太后过生日,通告全天下普天同庆。另外通过对立了功的大臣、士人,哪怕平民同样荫封。比如谁为朝廷立功,做了贡献,或为百姓谋福,封其夫人为诰命,尤其是封父母,甚至追封数代祖先比如某个官职。该制度多能行之有效,激发老百姓对父母的孝道,从而以孝推广到各级的仁政实现;至于丁忧制度,大家应该在影视电影里有看到。当某位官员的父母过世,按照礼制他必须辞官,回到家里守孝三年,大概就是20多个月。否则如果是没有去守孝,而是瞒报不发,一旦被知道,轻者就要丢官,重者还要受到严厉的处罚。通过这种上行下效,目的是让老百姓、士人以及官员通过孝道来体会仁政,从而在各个层面践行仁政。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名教”可能对于大家会陌生一点。但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名教就是通过某些外在授予的名分,来给特定人群的一种褒贬,一种鼓励。今天我们也有所谓先进工作者、优秀员工等一些荣誉,但是远不够神圣性和内涵深意。甚至更多的还是通过物质的刺激,金钱的攀比,来宣扬比如成功的企业家。标榜其资产有多少个亿,他的排行榜又进步了多少名。实际上,通过外在的物质指标对人进行褒贬,一是对人心有非常强烈的负作用。因为光从物质、金钱和财富来讲,是永无止境的数字游戏,财富第一者也未必能心安满意;然后是对社会资源,尤其各方面对自然的破坏,其程度是非常的严重,绝对不可持续!那名教来讲,其实是建立一套礼制体系,通过具有神圣性的设计安排,让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以及内心的满足,而非数字攀比。具体来讲有爵位制度,即中国历史上的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不同于官职,官职是看你的能力。如果你并没有这方面专长和能力,但也为朝廷立了功,或者是为百姓谋福,就可以通过爵位制度得到认可,通过公侯伯子男这一系列的爵位。

 

 

 

另外“谥法”是对从政者,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臣子在过世之后的盖棺定论。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有一个谥号,比如纣王、文王、武王,以及景帝、哀帝等等。这些都是生前没有的。每一个谥法的含义都非常明确。谥法对于上至帝王,下到士大夫包括各级官员,都具有极大的神圣意义。是对其身心性命的强大督促与终极追求!值得官方以及民间好好研究借鉴,并继承发扬。

比如现在谈及湖南的曾国藩,我们一般称其为曾文正公。文正就是曾国藩的谥号,在他生前是没有的。而是去世之后,朝廷经过合议,最后封他的谥号,也是文官中的高等谥号。那后世凡是朝廷谈及曾国藩,或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谈及曾国藩,一般都不直呼其名,都称之为曾文正公。他的文集就被称为《曾文正公文集》,他的家书也就叫《曾文正家书》。如果直呼曾国藩,那对他可能是有抵触,或是反对他的意思。这种带有神圣性的“谥法”制度,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典型特色。

 

“名教”还包括一些情况,比如有些青年才俊,或者大臣,确实是才华横溢,而且给朝廷提了很好的建议,皇帝赐他琼林宴,或者说亲自陪他吃饭。实际上这个饭可能并没吃,或者不过是菜摆出来后看了几眼就走了。然而此等荣誉至高无上!众所周知,在紫禁城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绝对是不能造次的。如果皇帝赐大臣所谓打马紫禁城,即可以骑着马在紫禁城转一圈。那一般人肯定都不敢,但是有了这个名声就不得了,世世代代都会感恩戴德。大家想想,中国在历史上有如此庞大的国土,从南到北几千公里。在过去交通不便,从京师发一份书信或诏书到广东要走一个月。那凭什么管理这个大一个国家?靠军事吗?短期可以,但长期绝对不可能。那靠的就是名教!例如广东的某些人如张九龄,对朝廷做了贡献,为百姓谋福,或者在当地做了什么善事。可能朝廷下御旨,封其为一门忠孝。没有给什么钱,可能就是十两八两银子而已。不像影视里那些夸张的说法,什么动则赏黄金百两、黄金千两,都是胡扯淡,给的就是名教而已!想一想,广东的这个家族,甚至整个地方,可能对朝廷都是感恩戴德,以至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皆引以为豪。由此可知,名教的物质成本可说极小,其激励作用和效果却是无法估量!

 

传统政治还有监察和史官制度,尤其后者也是中国所特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对君王来讲,一言一举,全都要由史官在身边记录下来。而且按照规定,皇帝不能干预。他假如想把不好的话删掉,或把不好的事情写漂亮一点,都是不允许的。皇帝即便是天子,也不允许来干涉史官。而且其实录也是要留到后一朝,才会被整理公布,以儆效尤。所以这对我们的政治起着非常大的制衡作用,一种权力的有效限制,一种对执政者的莫大褒贬。

当然,政治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变异及岐变,即所谓“政治化的儒学”。因为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政治理念,都会产生所谓意识形态化,也就是异化。丧失了本身的一些根本原则,一些批判精神,而沦为执政者的利益代表,或者是意识形态。所以时常会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或旧社会的黑暗,比如等级、君主专制等等。有些可能是一些人不明事实,但也有一些是因为出现了政治化的儒学,主要表现在古文经---以《春秋左氏传》为代表的一些古文经。比如说把君权绝对化,即所谓君主专制。但是在以“公羊学”为代表的政治儒学当中,这些恰恰是批判的!包括世卿,孔子在《春秋公羊传》当中是讥世卿的,就是讥讽这些官员、卿大夫的世袭制。但在古文经当中,在政治化的儒学当中,则是承认这个世袭制的。一定要注意辨别! 

 

稍微提一下,由“公羊学”即“政治儒学”引发产生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我们整体上称之为“王道政治”。而王道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社会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为人类社会确实有不同变化,比如说从简单到复杂。包括现代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外部环境的改变。整个世界的融合交流,造成目前全球一体、地球村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所以大体来说,王道政治的表现形式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尧舜禹时代,包括夏商周三代,王道政治的形式是圣王一体。就像尧舜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在其位的天子同时也是圣人,即所谓圣王一体。他们是凭着自己的王心来直接治理天下。比较有代表的是《礼记》中一篇《王制》,就讲圣王一体治理天下的制度设计。这并非对圣王权力的分配或者分割,而是设计了相应制度,来协助圣王治理天下。

 

三代之后,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末共有2000多年。通过“春秋公羊学”即“政治儒学”的理念,建立了一套以礼治和礼乐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其实质就是:君主共士大夫,通过经(典)来治(理)天下!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君主专制,所谓君主一言九鼎、金口玉言,不能有任何置疑。在王道政治下的君主,是跟士大夫一起来共治天下。因为三代以前孔子还没有出现,三代之后孔子才留下的“六经”,后来称之为“五经”或者“十三经”。君主跟士大夫,就是通过孔子留下的经典来治理天下,“五经”或“十三经”成了君主和士大夫治理天下的最高宪法原则,非常明确!当然某些时间会出现一些昏君和暴君,但主要来讲,中国的传统政治就是君主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所谓“从道不从君”,士大夫阶层一直努力将君王的个人私欲转化到天下人的共同利益!

众所周知,中国这一套传统的文化价值,尤其是政治制度在清末被瓦解崩溃。近一百多年,我们在一直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包括今天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按蒋庆先生所提“政治儒学”的理念,王道政治在将来的形式是一种儒教宪政。这不同于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当然也有吸收民主制度的一些可取因素,但远远的超越了民主制度,其内容更加的广博厚重,核心特点就是“儒士代理”。这跟后一条“虚君”是合在一起的。君主在今后可以还是会有,但只是虚君,即没有实权。前面所述君主共士大夫共治阶段,君主还是有实权的。但是在将来的这个阶段,君主就是虚君,只是一个国家象征,一个代表,具体的政治是由儒士来代理!其中的典型要素就是“太学监国”。中国传统政治的“学治”理念就通过“太学监国”来明确对应和实践。所谓太学是由某种公正的,通过一定形式推举的儒学宗师群体,包括德行以及学问等各方面。“太学”对整个政治体制具有最高监理权,也拥有最高的祭祀权。通过对天地以及山川、往圣等的祭祀,体现“大一统”政治的神圣性。“太学”同时也负责教化、培养以及选拔、考核政府的高层官员和执行层面的公务员。并负责教化百姓和社会,成就仁风良俗。当然,“太学”还可以对议会、政府的行政部门有一定的信任否决权。尤其可见,“太学”在现代儒教宪政里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学治精神。另外针对仁政、孝治、名教,以及监察、史官制度,儒教宪政设计了一个“三院制”去具体落实。该“三院制”不同于西方目前“民意一枝独大”的议会制度,其核心实质是前面所述的王道政治必须具备的三重合法性,分别是代表天道、历史和民意!按此设置有三个议院,分别是通儒院、国体院和庶民院,代表儒教宪政的三重合法性。当然其中关系比较复杂,三院或三重合法性并非平面等分,而是有一个高低次第,就不展开说。 

 

稍微提一下“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关系。在蒋庆先生提出政治儒学的理念之前,中国从宋明以来,偏向讲成圣这一块的心性、道德儒学传统发扬得比较突出。绝大多数人只知道谈及思孟心性、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等,甚至认为所谓外在的政治制度,是由心性功夫、性命功夫修行好了,自然就会由内圣开出外王。然而蒋庆先生在此方面提出了另外的思考,建构了“政治儒学”的博大学说体系。也有不少人产生疑问,认为这样是不是把儒学进行了人为的割裂,甚至是对立了?在此稍做提示:政治儒学跟心性儒学皆属同源,都源自于孔子所开创的“天道性理”的价值观、学理和思考,两者都是反映天道性理的外化形式。心性儒学主是要涉及身心性命及道德观的儒学传统,而政治儒学是主要涉及文物典章制度的儒学传统,这两种外化形似都必不可少!对于任何一种哲学,一种宗教,一种政治理念而言,都不会只有空的形而上部分。大的来讲,他们一定都具备两种外化形式,才能保障这套价值观和理念落实到个体和人事、社会当中。当然两者各有分工,心性儒学主要是解决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即道德、价值与信仰之学;政治儒学则旨在解决政治、社会以及朝廷制度,即所谓文物典章方面;前者偏向于内圣,后者偏向于外王;一个以性善为主要出发点,另一个以性恶为主要出发点;心性儒学就像内圣,主要解决的是尽伦。政治儒学以外王为主,解决的是尽制。所谓圣王,就是必须同时尽伦而又尽制。

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讲,先是两汉的经学,然后到宋明的理学和心学,包括清末民国以来的新儒家----我们称之为哲学。因为新儒家是以西方的主流哲学为参照和桥梁,来阐述中国的传统儒学,以证明其合理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的合法性。故我们可以称之为哲学!到蒋庆先生提出“政治儒学”的概念,实际上又返回到经学,在汉代经学的基础上可说是复古更化、别开生面。两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更不是一分为二,而是所谓太极阴阳、理一分殊的关系。甚至心性儒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比政治儒学更加重要。因为无论在社会怎样黑暗的情况下,心性儒学也可以存在于一些个体生命当中,一些圣人贤人当中,他不受外界干扰。而政治儒学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非常复杂、入世的政治关系,以及现实的利益关系当中。有可能会沦为意识形态,沦为利益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儒学需要心性儒学的不断批判和矫正。心性儒学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是儒家最高价值的守道之学。政治儒学要永远通过心性儒学来参照和反省自己,以防止被各种情况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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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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