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周礼》成书年代问题新证——以《大戴礼记·朝事》为中心的考察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1-10-07 12:18:45
标签:《周礼》
杨朝明

作者简介:杨朝明,男,西元1962年生,山东梁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任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第十四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出版《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八德诠解》等学术著作20余部。

《周礼》成书年代问题新证——以《大戴礼记·朝事》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杨朝明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摘要:《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学术公案,它关涉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水平的估价。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大戴礼记》之《朝事》篇的材料也可印证《周礼》成书很早。《朝事》篇所涉与《周礼》相同相通的朝礼,概以其事为古时有之,称“古者圣王明义”“古之用财不能均”“古者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等等,尤其不可忽视其所包含的时代信息。

 

关键词:《周礼》;《大戴礼记》;《朝事》;

 

作者简介:杨朝明,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大戴礼记》中,《朝事》为第七十七篇,今本列第十二卷第一篇。该篇主要记述朝事之仪及其意义,讲述诸侯朝觐天子以及诸侯之间相互聘问的礼节及意义,所以郑玄《周礼注》《仪礼注》引述该篇又称其为《朝事仪》,清代学者孙诒让则以为“仪”本为“义”。重要的是,该篇所涉朝礼与《周礼》相通相同,实际透露了《周礼》成书年代的重要信息,尤其值得格外注意。

 

一、《大戴礼记·朝事》与《周礼》的关系

 

通观《朝事》篇全文,无论其文本内容还是思想精神,都与《周礼》有直接的关联。清人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目录》指出《朝事》篇“经文多同《周礼·典命》《大行人》《小行人》《司仪》《掌客》诸职”[1],《朝事》篇中的叙述材料与《周礼》相通或相同。《朝事》篇内容丰富,先论“古者圣王”设置典命、大行人掌管诸侯礼仪的意义,叙述他们所负责的具体事务;然后叙述诸侯朝见天子、诸侯之间相互聘问的礼仪和细节;最后讲述大行人掌管招待诸侯或者诸侯之代表或使者的礼仪等。其中,除了诸侯朝见天子、诸侯之间相互聘问礼节的描述外,其他都与《周礼》有文字上的因袭关系。

 

首先,在典命、大行人的具体执掌上,《朝事》篇直接引用了《周礼》之《春官·典命》和《秋官·大行人》的表述。

 


《周礼》

 

《大戴礼记·朝事》


典命掌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之命。……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2]
王之三公八命,……未誓,则以皮帛继子男。[2]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2]

 

典命诸侯之五仪,……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
王之三公八命,……未省,则以皮帛继子男。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1]


大行人掌大宾之礼……。以九仪辨诸侯之命,等诸臣之爵;以同邦国之礼,而待其宾客。[2]
上公之礼,……飨礼九献,食礼九举。[2]
诸侯之礼,执信圭七寸,缫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缨七就,贰车七乘,介七人,礼七牢,朝位宾主之间七十步,……飨礼七献,食礼七举……诸伯执躬圭,其他皆如诸侯之礼。[2]
诸子执谷璧五寸,缫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缨五就,贰车五乘,介五人,礼五牢,朝位宾主之间五十步……飨礼五献,食礼五举……[2]
诸男执蒲璧,其他皆如诸子之礼。[2]
凡大国之孤,执皮帛以继小国之君,……凡诸侯之卿,其礼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2]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2]

 

礼,大行人以九仪别诸侯之命,等诸臣之爵,以同域国之礼,而待其宾客。
上公之礼,……飨礼九献,食礼九举。
诸侯之礼,执信圭七寸,缫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缨七就,贰车七乘,介七人,礼七牢,其朝位宾主之间七十步,飨礼七献,食礼七举。诸伯执躬圭,其他皆如诸侯之礼。
诸子执谷璧五寸,缫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缨五就,贰车五乘,介五人,礼五牢,其朝位宾主之间五十步,飨礼五献,食礼五举。
诸男执蒲璧,其他皆如诸子之礼。
凡大国之孤,执皮帛以继小国之君。诸侯之卿,礼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
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义者,以朝聘之礼。是故千里之内,岁一见;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内,二岁一见;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内,三岁一见;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四岁一见;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内,五岁一见;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内,六岁一见。[1]


 

第二,在大行人招待诸侯的礼节、天子处理诸侯事务方面,《朝事》篇直接引用了《周礼》之《秋官·大行人》和《秋官·小行人》的表述。

 


《周礼》

 

《大戴礼记·朝事》


大行人掌大宾之礼……,致禬以补诸侯之灾。[2]
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2]

 

古者大行人掌大宾之礼……,致会以补诸侯之灾。
天子之所以抚诸侯者,……十有二岁,天子巡狩殷国。[1]


以和诸侯之好故。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赒委之;若国师役,则令槁禬之;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若国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2]
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以周知天下之故。[2]

 

是故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后诸侯之国,札丧则令赙补之,凶荒则令赒委之,师役则令槁禬之,有福事则令庆贺之,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1]


认真比较上述文本,可以看出《朝事》篇的几个部分直接采用了《周礼》中的相关部分。但不难看到,《朝事》篇的材料采用不是直接生硬地照搬;从数量上看,虽然《朝事》篇采用了不少《周礼》的材料,但基本上只是把《周礼》作为论说的依据,最终落脚于对诸侯朝天子、诸侯相互朝聘的礼仪意义之阐发。

 

第三,除了前述两项对《周礼》的引述,《朝事》篇还有与《周礼》许多一致或者相通的表述,这些文字看起来并非完全一致,但很明显是为暗引,本就来自《周礼》,是对《周礼》的进一步诠释。例如《朝事》篇的最后一节就是如此,其中所述完全可以看成是对《周礼》的解释。

 


《周礼》

 

《大戴礼记·朝事》


《夏官·射人》:射人……,掌其治达。以射法治射仪。王以六耦射三侯,三获三容,乐以《驺虞》,九节五正;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获二容,乐以《狸首》,七节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获一容,乐以《采蘋》,五节二正。[2]

 

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1]


《夏官·职方氏》: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2]

 

职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国,选其能功。诸侯之得失治乱定,然后明九命之赏以劝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1]


《秋官·掌交》:掌交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虑,使咸知王之好恶,辟行之。使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2]

 

尚犹有不附于德不服于义者,则使掌交说之。[1]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朝事》篇对《周礼》中射人、职方氏、掌交等职官之设的出发点、功能都有得其要领的把握,如果不是其编撰者对《周礼》职官体系制作精神有通盘掌握与融会贯通,就不会有如此有机一体的理解。

 

二、《大戴礼记·朝事》或为孔子议礼之文

 

对于《朝事》篇的特点或性质,清代学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说该篇“是记者钞录旧闻,以为《礼经》之记”[1],黄怀信等《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则说该篇“皆为古礼,而为记者辑抄之,本不为记”[3],以为是“抄录”或者“辑抄”而成。此说不够准确,因为通观《朝事》全篇,可以看出它不是对既有文献的简单辑录或抄写,而是一篇前后连贯、逻辑清晰的完整文章,在《礼记》《大戴礼记》中,它作为“礼”之“记”的色彩比之其他各篇并不逊色。

 

无论诸侯朝见天子,还是诸侯之间相互聘问,都有显著的调节与调和政治秩序的功能与意义,这就是所谓“昭义”或“明义”,这是全篇的中心,是贯穿始终的灵魂。《朝事》篇开宗明义指出:“古者圣王明义,以别贵贱,以序尊卑,以体上下,然后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顺之行备矣。”[1]而《朝事》篇的最后又与开篇呼应,说:“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尚犹有不附于德不服于义者,则使掌交说之,故诸侯莫不附于德服于义者。”[1]前后呼应如此紧密,显然不是简单地辑抄而已。

 

如何“昭义”或“明义”?无非就是开头所说的“别贵贱”“序尊卑”“体上下”。那么,如何使民“忠顺”,怎样才能使民众知“尊君敬上”,这就是朝聘之礼的意义与功能了。文章最后一句说:“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政之法也。”[1]文章对于“古礼”的理解与认识,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一层层铺展开来的。《朝事》文本主要对古礼意义进行阐发,其中“……所以……也”“……也”“所以……者……”此类句式至少出现二十余处,可见本篇是典型的“礼记”类文本。例如:

 

所以明别义也。……所以教尊尊也。……所以别亲疏外内也。……所以别贵贱、序尊卑也。……明臣礼也。……明臣职也。……以听事也。……所以教臣也。……所以教民报德不忘本也。……所以教孝也。[1]

 

每个句子“也”字之前,都是说礼之义。又如:

 

及将币,拜迎于大门外而庙受,北面拜贶,所以致敬也。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1]

 

由此我们不禁想到该篇的篇名。孙诒让认为,《仪礼·觐礼》《周礼·大行人》郑注并引作“朝事仪”,是古本目有“仪”字。窃疑“仪”又当作“义”,与聘义、乡饮酒义之“义”同,作“仪”者,是古字相通。[3]此说很有道理。我们可以推测,《朝事》篇虽然是戴德编撰《大戴礼记》时最终写定,但其主体内容写成时间更早。这些对古礼的讨论,属于孔子本人议礼之文的可能性很大。我们这样推测,是基于那时文献传流的实际。只要把《朝事》篇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该篇的许多谜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首先,《朝事》篇是通过《周礼》谈治国之道,显示出了对《周礼》(或称《周官》)精神实质的深入理解。可以说,对周代礼乐精神有如此造诣,并且继续受到汉代学者们推尊者,除孔子之外,恐怕没有其他人。关于这一点,《孔子家语·执辔》可以作为很好的佐证。

 

《孔子家语·执辔》有一段孔子关于古代“以六官总治”[4]的论述。这段论述,孔子将治国与驾车作比,谈西周的“以六官总治”,其论述与《周礼》完全相应。孔子所说六官的管理,正是以《周礼》“六官”系统为依据的。1

 

在该篇中,孔子用“驾车之道”类比“治国之道”,所谓“道不远人”“能近取譬”,孔子把《周礼》的国家政治架构看作一驾马车,可谓形象生动。在相关典籍记载中,孔子以驾车马的道理作为比喻,从而谈论如何为政,如何管理社会国家,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孔子家语》各篇中就有很多,而在《执辔》篇中,孔子对《周礼》体现的御政之术及其进退缓急深入剖析。在孔子看来,古之“为政”而“御天下”,最根本的框架就是《周礼》的“以六官总治”,这样的方法切实可行。2大量早期出土文献证明了《孔子家语》成书与价值的可靠性,《孔子家语·执辔》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孔子之所以那样崇尚周礼,甚至常常“梦见周公”,源于他对包括《周礼》(即《周官》)在内的周公创制的深刻理解与倾心服膺。3

 

第二,今传《朝事》篇文本没有显示出与孔子的直接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与孔子没有关系。而且我们亦须考虑,同时存在着在《大戴礼记》写定时曾进行了改写或去除部分文辞的可能。《大戴礼记》中的各篇此前大都已经存在,有的篇章属于孔子遗说的范畴,有着清晰详尽的背景交代,而《大戴礼记》却不取这些内容,《朝事》篇很可能与之类似。

 

例如,《孔子家语·本命解》记载了孔子与鲁哀公的一次重要对话。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命”“性”等问题,由此引发了孔子对性命生死的议论,孔子强调了礼与男女婚育的关系,并谈及了关于丧礼的问题。《孔子家语》这里的记载,其可靠性应该没有问题。而此篇亦见于《大戴礼记·本命》,最后一段还见于《礼记·丧服四制》。《孔子家语·本命解》开头曰: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之命与性何谓也?”孔子对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4]

 

《大戴礼记》收入该篇也称《本命》,其开篇则是:

 

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终也,则必有终矣。[1]

 

从两篇文本开头,就可看出《大戴礼记》进行了改写。我们曾对二者进行比较,《大戴礼记》的改写其实还出现了问题4,此不赘述。

 

再如,《大戴礼记》有《盛德》篇,该篇与《朝事》篇相近,也有政论的性质,其中记述了古圣王之德与治国御民之道。该篇开头就说:

 

圣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不灾,诸侯无兵而正,小民无刑而治,蛮夷怀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观治乱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乱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1]

 

开篇之后便是一些具体的论述。然而,这些论述有的就见于《孔子家语》,而这些话原本出于孔子。如《盛德》中有“凡民之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1],而这一段内容则见于《孔子家语·五刑解》。《盛德》篇中又有大段的话,即从“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论吏德行”至“是以民德美之”[1],都见于《孔子家语·执辔》,也都出于孔子。

 

孔子去世以后,直至汉代二戴《礼记》成书的年代,仍有很多孔子遗说在传抄、在研习、在流传,人们借以论述自己的主张,辗转引述、使用,也有字句的变化更革。除了上述情况,《盛德》篇中有关聘礼的部分内容又见于《礼记·聘义》,而《礼记·聘义》中有一段子贡向孔子请教“君子贵玉”的内容,《孔子家语》又有《问玉》一篇与此一节相同,很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第三,《朝事》篇的思想有孔子学说的神韵,与孔子思想深度契合。

 

孔子思想在汉代受到重视,是由孔子思想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朝事》篇无论是约取《周礼》材料还是直接引用,其主旨都是论述朝聘礼仪的内涵,这当然与《大戴礼记》的编撰目的一致,都是为适应汉代社会政治的需要。《周礼》文本以职官及其执掌的记述为重点,而《朝事》篇的重点在于阐发意义,这就是所谓《大戴礼记》之为“记”的特点。

 

《大戴礼记》作者戴德取相关材料写定《朝事》篇,正如前面提到的,十分看重朝聘礼仪的“明义”功能。例如,《孔子家语·五刑解》记孔子说:

 

杀上者,生于不义。义,所以别贵贱、明尊卑也。贵贱有别、尊卑有序,则民莫不尊上而敬长。朝聘之礼者,所以明义也。义必明,则民不犯。故虽有杀上之狱,而无陷刑之民。[4]

 

孔子强调“明义”,其所“明”之“义”,就是别贵贱、明尊卑。《朝事》开篇交代十分清晰:

 

古者圣王明义,以别贵贱,以序尊卑,以体上下,然后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顺之行备矣。

 

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诸侯之仪,大行人掌诸侯之仪,以等其爵,故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

 

典命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1]

 

《朝事》篇的宗旨,与《孔子家语·五刑解》所言完全一致。《五刑解》篇中的“明义”,与《朝事》篇所“明”之“义”,同样也是别贵贱、明尊卑,以使贵贱有别、尊卑有序。

 

三、从《大戴礼记·朝事》看《周礼》的成书

 

既然《大戴礼记》的《朝事》篇与《周礼》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而且它有可能就是孔子议礼之文,那么透过《朝事》篇与《周礼》的联系,能否看到《周礼》成书的年代信息?我们认为这样的信息是比较明确的。

 

首先,《朝事》篇明确说《周礼》所记述的内容属于“古”之“天子”,这是《周礼》成书年代问题最直接的材料。

 

《朝事》篇说《周礼》是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创制,也就是说,汉代人称《周礼》出于“古者天子”,今人研究古代文明,不能不引起足够的注意。《朝事》篇中一再有这样的表述,其中言曰:

 

古者圣王明义,以别贵贱,以序尊卑,以体上下。[1]

 

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诸侯之仪。[1]

 

古之用财不能均如此,然时用财如此其厚者,言尽之于礼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1]

 

古者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以亲诸侯。[1]

 

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1]

 

《朝事》篇言《周礼》的时代为“古”,那么《周礼》当成书于何时呢?作为《大戴礼记》中的一篇,戴德整理写定《朝事》,不论其所据文本属于何时,即使他已去掉文本原来的背景交代,也不致影响其时代的大致方位。也就是说,至少在戴德所处的西汉,是将《周礼》的写定时代视为“古”的。

 

戴德言其“古”,与孔子言其“古”,二者并不矛盾。《孔子家语·执辔》叙述《周礼》“以六官总治”,孔子也称其时为“古”。《执辔》篇记曰:

 

子骞曰:“敢问古之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4]

 

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4]

 

在《执辔》篇中,孔子所论述的“以六官总治”,据孔子称乃是“古之御天下”的情形,孔子言其“古”,则此圣王之距离孔子时代可想而知。在孔子的表述中,“古者天子”因为以《周礼》制度而为政,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这个“数百年”很值得特别注意。《执辔》篇还有这样一句:“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怀,其政美,其民而众称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无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4]似乎古代圣王应该为“五帝三王”,如此,我们就自然联想到文武周公,想到作为周公封国的鲁国的礼乐传统5,想到几乎成为鲁人口头禅的“先君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的说法。

 

从《执辔》篇到《朝事》篇,其中都论述《周礼》的意义,都以《周礼》之时代为“古”。我们曾专门探讨《孔子家语·执辔》与《周礼》的关系,认为《执辔》编可以确凿证明《周礼》出于周公。6通过以上的研究,《朝事》篇实际又为《周礼》成书于周公之时添一新证。

 

第二,与《朝事》篇关涉《周礼》成书时代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是《周礼》在汉代的流传问题。

 

《周礼》作为职官制度的记载,它是一部性质特殊的典籍。它不像《仪礼》那样的仪节需要很多人关注与演习,也不似《礼记》一类的思想典籍需要人们研读思考。《周礼》作为国家制度设计,并不需要一般人研习阅读,它只为天子以及王公大臣所明所知即可,因此流传范围极为有限。不过,它可能通过孔子的论述与传播流传下来,进而影响至汉代。

 

孔子博学,又曾“适周问礼”。孔子所在的鲁国本来就文化积淀丰厚,有丰富的典籍守藏,时人甚至有“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的说法。尽管如此,孔子仍曾专程至周都洛邑考察学习。《孔子家语》记载了孔子此行的收获:“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4]孔子思考最多的是“周之所以盛”的问题,十分关注和重视研究周公德业,《孔子家语》又说孔子:“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4]孔子向当时作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聃请教。司马贞《史记索隐》曰:“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5]孔子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4],其中说不定就有对《周礼》的学习。

 

《周礼》是一部古籍,该书在汉代或者也一直在流行,未必像传统所说的出现很晚。汉代官方有不少图书收藏,虽经秦朝焚书,但民间的收藏依然存在。例如,孔安国叙述《孔子家语》源流时提到一个细节:“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高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及吕氏专汉,取归藏之,其后被诛亡,而《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6]荀子所携“百余篇”传至汉代吕后时而散于民间,其中远不仅只有《孔子家语》。由此亦略可见古代典籍流传之复杂,不可简单视之!

 

关于《周礼》在汉代的流传,贾公彦在《序〈周礼〉废兴》中引马融《周官传》说该书一直收藏于秘府,因而“五家之儒莫得见焉”,但实际也未必如此,不仅司马迁《史记》有所引述,而且《周礼》立博士之前也应该有古文先师旧传。其实,如果《周礼》没有在民间流传,则《朝事》篇出于孔子议礼旧文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这样,《朝事》篇等(包括《礼记》)在汉代整理写定时,就使用汉代的通行语言,是容易理解的。

 

作为直接为汉代社会政治服务的《大戴礼记》(或《礼记》),不仅在文字上改为采用当时通行的用法,在内容表述、思想传递中,也特别注意与当时的现实政治环境保持一致与协调,例如社会上的纲纪观念、威权思想等等,更不用说尤其需要注重的时讳了。从以下两组文本的对比中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周礼》: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2]

 

《朝事》:天子之所以抚诸侯者,……十有二岁,天子巡狩殷国。[1]

 

《周礼》: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2]

 

《朝事》:凡此五物者,每国别异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1]

 

两组文字,都把“王”改为“天子”,这当然与汉代的时势是一致的。在《大戴礼记》编撰的时期以及此前,中央与藩王关系紧张,西汉皇权不得不打击地方割据势力,致力于解决诸侯王坐大的问题。戴德改“王”为“天子”,很可能与之有关。其实,《大戴礼记》其他篇章也是如此,如《孔子家语》的《王言》篇,收入《大戴礼记》时篇名改为《主言》,正文亦随之更动。

 

在第一组中,不仅“王”改为“天子”,而且还有意地把“抚邦国诸侯”改为“抚诸侯”,去掉“邦国”。《朝事》篇还有“以同域国之礼”,显然来自《周礼·秋官·大行人》“以同邦国之礼”。此处改“邦”为“域”,与去掉“邦国”二字相同,皆为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汉代人所作书籍,都会于此特别留意。一般情况下讳“邦”为“国”,这里改为“域”,不过是因原句“邦”“国”二字连言,此处只是技术上的灵活处理而已。

 

晚清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之前,很少有人反对“周公作《周礼》”的传统观点。《周礼》记述的政权架构与职官制度,表现了经国济世的大思维、大手笔、大创制。而今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孔子时代以前,中国文化已经有数千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但近代以来疑古思潮的盛行,却几乎把中华文明“拦腰斩断”,于是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与中国古代文明息息相关的很多典籍变得可疑难信。《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也成了纠葛百年的学术公案。幸有地下文献材料问世,激活了许多相关的学术材料,不然《周礼》的可靠性问题可能永远没有得到正确认识的那一天。

 

参考文献
[1]王聘珍,王文锦.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目录8,225-226,226-228,236-237,238,238-239,239,239,目录8,225,238-239,239,228-231,233,250-251,142,143,144-145,225,225,225,236,236,238-239,237,238.
[2]孙诒让.周礼正义[M].王文锦,陈玉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1605-1606,1608-1612,1615,2945-2951,2952,2952,2952-2953,2953,2970-2974,2974-2975,2945-2949,2982,3001-3005,3007,2420-2426,2636-2640,3095,2982,3007.
[3]黄怀信,孔德立,周海生.大戴礼记汇校集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前言28,1264.
[4]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M].济南:齐鲁书社,2013:297,308,346,294,297,294,128,125,125.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40.
[6]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82.

注释
 
1 参见杨朝明撰写的《齐鲁历史文化丛书·周公》(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
 
2 详参杨朝明撰写的《〈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收于其所著的《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第274至294页。
 
3 详参杨朝明、崔海鹰撰写的《〈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周礼〉的可靠性问题》(《济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4 详参杨朝明撰写的《读〈孔子家语〉札记》(《文史哲》2006年第4期)。
 
5 详参杨朝明撰写的《鲁国礼乐传统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6 详参杨朝明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第291至292页,杨朝明、崔海鹰撰写的《〈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周礼〉的可靠性问题》(《济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