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岗】春秋经所说的改制指什么

栏目:经学新览
发布时间:2022-03-28 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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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岗

作者简介:刘怀岗,男,民间儒生。

春秋经所说的改制指什么

作者:刘怀岗

来源:作者投稿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二月廿四日戊寅

          耶稣2022年3月26日

 

 

 

改制,是春秋经所提出的恢复王道、重建王道的思想。春秋经是王道之书,同时也是改制之书。所谓的道,指的是顺天应人的常道、恒道,是百王不易之道,如“大一统”继天奉元以养成万物,就是常道,仁义礼智信也是常道,不可以因爲改朝换代而有所改变。而制,指的是每一朝代爲了贯彻落实王道而制定的成法。具体地说,是新的王朝在前代乱世的基础上,爲了革除乱世之弊所制定的成法,如殷承夏弊,就必须改制作新法,以保证王道得到更新;周承殷弊,也必须改制作新法,诗经所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指的就是周承殷弊而改制立法。至于夏之法度,是禹继承尧舜之典,并非承乱世而兴,便无需改制。论语:“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就是说尧舜二帝之道尽善尽美,而夏商周三王之道尽美而不尽善,各有其弊,因此,新王兴起,就必须通过改制来革除旧弊,从而建立新法。由此观之,改制与行王道并不矛盾,改制是爲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建立王道,以更好地行王道。

 

三代之道,各有其特点。董子说:“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然而,法久必弊,产生弊端就得进行改制,以革去其弊端。太史公指出: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救之以敬;殷政尚敬,敬之弊鬼,故周救之以文;周政尚文,而文之弊薄,故春秋救之以忠;三王之道,周而复始。这是三代改制的大概。所谓的忠之弊野,野就是鄙野不知礼义,缺乏文明;敬之弊鬼,鬼就是专事鬼神而怠弃人事;文之弊薄,薄就是寡恩薄情,好以巧诈施人,巧诈不行则加以战伐。野、鬼、薄这三类弊端,基本上概括了历史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必要革新的现象。而革新弊端,就需要通过改制来达致。

 

春秋经当一王之法,继周之乱世而兴,因此,也必须经由改制,才能建立新的王道。然而,春秋经的改制与三代改制有所不同,三代改制均是针对前代之弊而治,以作新王之法,而春秋经的改制,则是直通尧舜之道,以爲万世立法。

 

哀公十有四年,经:春,西狩获麟。

 

传: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获麟大之也。曷爲爲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来哉?孰爲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爲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爲,亦有乐乎此也。

 

孔子获麟受命,乃作春秋。此条经传是春秋经的最后一条记录,也是孔子作春秋改制思想的集中体现。“君子曷爲爲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爲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爲,亦有乐乎此也。”“拨乱世,反诸正”,就是改制。然而何者爲“正”?这在春秋经中是个重要的问题。经传指出,孔子作春秋,并不仅仅是效法三代的方式进行拨乱反正,而是“乐尧舜之道”,跳过三代直接上承尧舜,以图恢复尧舜之治,从而将尧舜之道传给后世,“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如此说来,孔子作春秋,所要恢复的就不止是王道(三王之道)了,更是帝道(二帝之道)了。

 

子曰:“大哉,尧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子曰:“无爲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在论语中,孔子对尧给予了至高的评价。尧之道则天,爲大(至尊)。舜继尧之道,又从而光大之,所需做的就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因此可以做到无爲而治。而禹变尧之道,开启三代世袭之治,所以孔子说“吾无间然矣”。由此可见孔子对帝道的向往之情,而将变三王之道以归二帝之道。

 

然而,礼以时爲大,孔子之道,志在尧舜,亦博取三代之精华。

 

颜渊问爲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孔子回答颜渊问爲邦,就是博采尧舜及三代之道。这个回答,详细阐述了孔子的改制思想:制礼的原则应该因袭,所以博取三代之长,此卽改制;作乐的原则应当致虞舜之功,恢复、成就尧舜之民;同时在制度上需要有限制“郑声”与“佞人”的机制,避免王道被人爲破坏(文中凡提到“王道”一词,如果不是与“帝道”对举,均是包含“帝道”之意,卽“王道”与“帝道”统称“王道”)。

 

关于制礼作乐的原则,董子述之甚详:“制爲应天改之,乐爲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这就是说,制礼与作乐是有所不同的:制礼是爲了顺应天命,革除旧命卽可着手制礼;而作乐则必须在王功告成以后,也就是人民经过新王之化,普遍接受新王之治,又重新回归王道生活,从而内心乐于新的王道,这时才可以作乐。

 

在孔子回答颜渊问爲邦的思想中,“行夏之时”,是继天之道。夏时以寅月爲正月,在子、丑、寅三正中最爲天地之正,符合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与帝尧“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宗旨最合,所以孔子改制,将“行夏之时”作爲对天道的继承。“乘殷之辂”,是利用之道。殷人善用辂车,以往来交通,使天下互通有无,因此说“乘殷之辂”。易经系辞说:“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圣人作舟车的目的,便是引重致远,以济不通,以利天下,这正是利用之道。利用以厚民生,因此,孔子改制,以“乘殷之辂”作爲对地道的延续。“服周之冕”,是教化之道。冕是周代大夫以上所服之冠,也就是指爲政者的礼服制度。爲政者,具体指春秋经中所责备的君与大夫,承担政教使命者。周代的礼服制度,最能体现礼义之道,服之爲礼行事,则从容中道,从仪礼经中所载的各种礼便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孔子改制,取周礼之“郁郁乎文”者,以“服周之冕”作爲对人道的发扬。“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就是孔子作春秋当新王,监于三代之礼,所改之新制。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改制的思想,无论是用“行夏之时”以体现合乎天道运行规律之天道,还是用“乘殷之辂”以体现利用厚生之地道,以及用“服周之冕”以体现教化襄赞之人道,其实就是春秋经大一统“继天奉元,养成万物”之道。

 

至于作乐之道,则是要求新王所致之功应当如舜所致之功,回归帝道,再造尧舜“无爲而治”之民,因此说“乐则韶舞”。董子说:“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也就是说,乐不可以人爲而作,也不是用于自我歌颂,而是王功治理有成效,真正回到王道上来,才可以作乐。“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舜之功能昭大尧之业,而民乐之,才有韶乐。乐是应人而作,那么,“乐则韶舞”,不仅意味着新王应当致舜之功,而且要求新王之道能恢复尧舜之民。这样的圣世之治,大体如董子所描写的,在上者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藉;教民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民家给人足,民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民修德而美好,耻恶不犯,囹圄空虚;王者端冕盛服,郊天祀地,奉事先祖,率民以报德,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

 

“放郑声,远佞人”,是预防王道之制被人爲破坏的机制。郑声,指乱世的倾向及相关行爲。佞人,指以非先王之道惑乱君心之人。之所以说郑声是乱世之声,是因爲郑国是周代诸侯中第一个背叛王室者。在西周的时候,本来并无郑国,郑衹是西周畿内的封邑。当周幽王的时候,郑眼见王室无望,不思匡正王室,而是思考自己如何趁机立国以图生存。于是往东方消灭了十个小国,占领其地盘,建立了郑国。郑以非天子命自立爲诸侯,开启了诸侯自封的恶劣先河,因此,孔子以郑声指代乱世之声。正是因爲郑以非义立于不正,后之郑国亦始终左右于中国与强楚之间,以爲“中国不足归也,则不若与楚”。至于佞人,则指一切不学之人。依礼,君衹可与大夫爲礼,非大夫则不得近君。衹所以如此,是因爲大夫的责任是大扶正君,不具备此资格者便不得近君。大夫的资格,在孝经对卿大夫之孝的要求中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也就是说,卿大夫承担守护先王之道的重任,必须深明于先王之道,必须“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必须“存天理而灭人欲”,无私奉行。衹有符合此严格条件者,才可以近君身,爲君谋。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爲?”就是对不合格大夫的批评。倘若君不自重,近非其人,则虽见弒而春秋不恤,“阍弒吴子余祭”是也。

 

制礼、作乐、远恶,是孔子改制思想的三个方面。制礼因袭于三代,择其善者而从之。作乐直绍虞舜,再造尧舜之民。远恶以乐贤,永葆先王之道。在春秋经中,“西狩获麟”寓含了孔子作新王改制的思想,而对改制的具体落实,正是从“大一统”开始的。

 

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

 

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节略)

 

春秋经以“大一统”立五始,系万端,立天下之大本,制天下之大经,便是春秋经的改制。而春秋经的作乐,则是经过二百四十二年,历三世十二公,王道大备之后,方作于“西狩获麟”。董子说:“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春秋经改制于始,作乐于终,用心之深,历时之久,自然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完成的,因此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大一统”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三代政教回归“继天奉元,养成万物”的根本,也就是书经所讲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才是政教之所以爲政教的本质。因此,春秋经更重视“文质再复”,以将三代之末,也就是春秋时期的文薄之弊恢复到尧舜之道的根本上来。而“大一统”就是“文质再复”的根本之道。董子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一,就是尧舜之道,也卽天地之道。

 

回归尧舜之道的本质,并非弃三代之文而不用。三代之文,尽美之处,就是贲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道。人文,是参赞天地化育之人道。三代之文尽美者,成于周公。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郁郁乎文”的,就是化成天下的人文,就是周公所制礼作乐,因此,孔子取“服周之冕”。然而,文久必弊,因此,孔子之道,是将“服周之冕”与“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合系于“大一统”,以求“文质彬彬”之道。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过于强调质,采取任其自然的态度,便会堕落至鄙野而少文明的状态。过于强调文,而忘记本心本质,那就会脱离实际,与经世致用之道相违。圣人之道,本是参赞化育生生之道。而周公所制礼作乐,历经数百年,爲政之君臣渐行渐远,最终脱离实际,将“爲政厚民”之道沦爲“爲政谋利”的手段,久而以至于居上者骄奢淫泆,居下者放僻邪侈。然而“人文”终究不可弃,衹有“文质彬彬”,才可以拯救“人文”。

 

春秋经之作,打破了人们所认爲的尧舜旣远,其道不可复的悖论。春秋经指出了复尧舜之道具体而明确的路径。因此,欲复尧舜之道,不可不尊春秋。遵春秋而恢复尧舜之道,就必须经由改制。

 

改制的另一种说法,叫做“复古更化”。复古,就是复道,就是复尧舜之道。更化,就是更改“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现状而进至于王化。衹有复古更化,才可能建立长久之道。若爲治不任德教而任刑罚,不仅非长久之计,而且会造成上下劳形终日手忙脚乱也无功的结果。最后是法愈密而民愈怨忿,整个社会就像蚕结茧一样,被繁刑芜法给包裹起来,上下皆失去自由,了无生趣,死气沉沉。关于任刑罚的弊端,董子早已指出:任刑罚之政,是“诛名而不察实,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爲了建立德教根本,春秋经之治道可谓非常绵密。何邵公说:“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卽位,以诸侯之卽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春秋“五始”相承相资,同时底定,才算是完成了王道的初步。然而“五始”的形成,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部确定的,最开始衹确定了前四始,也就是元年、春、王、正月;最后一始,也就是公卽位,是经过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五世之后才确定的(前五世并不是没有君卽位,而是虽然卽位,但未合王道,所以春秋经不予认可,因此不予书写)。而“公卽位”所对应的,就是现实中的君位,也就是一个国家最高的位置。爲什么君卽位要放在五世以后,这还是要回归“大一统”的宗旨,也就是“继天奉元,养成万物”。也就是说,“大一统”不是爲了君,而是爲了安顿天下之民,乃至万物。然而现实历史之中,历朝历代的爲政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以维护旣得之君位爲第一要务。自古以来口口声声相传不息的,就是不能忘记历史,必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然而所吸取的经验教训,往往是如何保证不失君位,而不是回归王道。而爲了保证君位不失,便必须严刑峻法,任刑罚而轻德教,津津于“霸王道杂之”之术。这便是尧舜之道、春秋之志一直难申或申而不远的原因。须知,孔子不将春秋作爲史书,而是制爲经书,以“大一统”爲历史现实之开端,便是要明示后人如何从历史的迷途中回归正道。因此,从“载舟覆舟”的角度来借鉴历史,出发点就不正。借鉴历史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经验中回归正道,复兴王道。而兴王道,便须经由改制,便须迈出复古更化这一步。

 

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董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世复古更化的必要性。谨列举几段: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爲德,阴爲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爲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爲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脩饬也。五者脩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