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疑古时代”及其争论——以李学勤的相关学术贡献为中心

作者：丁四新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李学勤先生90诞辰座谈会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

摘要：1992年至2012年，中国古典学术界和国际汉学界就中国传统古书古史问题掀起了一股反思和批判的思潮，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学术争论。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说包括提倡“走出疑古时代”和“走进释古时代”两个层面，后者在论辩的过程中被突显出来。“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体现了当代中国古典学术运动和中国人文化心态的一次重大转向。刘起釪、池田知久等人对于“疑古主义”的捍卫和对于“走出疑古时代”说的批驳，有助于“走出疑古时代”说之内涵的澄清及此一学术口号的传播。古史辨派所高扬的疑古精神及作为其理论支撑的怀疑理性，仍然值得肯定和坚持；不过，新释古派所批评的是绝对的疑古以及对于怀疑理性的滥用。从精神实质上来看，新释古主义是以王国维的“证古”说为其主脉和正脉的，但它也与冯友兰的旧“释古”说具有抽象继承的关系。

关键词：走出疑古时代；释古；证古；李学勤

出土简帛文献的重大价值之一，是给相关学界带来了观念上的革命和方法论上的巨变，其中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说极其突出和重要。回顾历史，李先生之所以能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这一学说，是因为1942年以来中国出土了大量先秦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若没有这些古书古籍的大量发现，那么他是不可能提出这一口号的。而“走出疑古时代”这一口号的提出，在近三十年里发挥了正面的引导作用，激励了众多学者走出疑古时代，部分学者甚至反戈一击，积极撰文批评了古史辨派的基本观念、做法和众多论点。可以肯定，“走出疑古时代”已成为近四十年来当代中国学术界、国际汉学界最具价值和影响力的观念和口号之一。本文将以李学勤先生的相关学说为中心，梳理“走出疑古时代”说及其争论，评论和指明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说

1992年至2012年，中国古典学术界和国际汉学界就中国传统古书、古史问题掀起了一股反思和批评古史辨派的思潮，并由此拉开了一场声势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的学术争论。这一思潮，据笔者的理解，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李学勤先生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说，第二阶段是“疑古”捍卫派和“疑古”走出派的相互批评与争论。1992年，《中国文化》第七期发表了李先生的一份发言整理稿——《走出“疑古时代”》一文。这篇发言整理稿的标题很犀利。现在看来，“走出疑古时代”这一口号的正式提出，即应当是此次学术反思运动的起点。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简的出版是此次学术反思运动的关键节点之一，起到了催化作用，许多学者由此获得思想大解放，开始意识到古史辨派提出的许多观点未必是正确的，其基本观念也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与此同时，在“走出疑古时代”说的思想扩展和震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众多“疑古”的捍卫者即感到相当愤懑和郁闷，他们很快对李学勤先生及其跟随者展开了阻击和反批评。

2012年，杨庆中等编辑的《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和梁涛等编辑的《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出版。【1】笔者认为，这两部书的出版即大体上标志着这次学术反思运动的结束。《走出“疑古时代”》是一篇划时代的文献，此文后来作为导论收入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1版，1997年2版）一书中，书题即用此篇文章的篇题。由此可见，李先生对于这篇文章是十分看重的。这篇发言整理稿共分六节，分别是：一，话题：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二，两种考古证据；三，古代学术史的再认识；四，古书新证（甲骨金文）；五，古书新证（简牍帛书）；六，结语：走出“疑古”时代。其中最重要的几段文字现摘录如下：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来研究，从方法上讲，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还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冯友兰先生曾讲到一个“三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我想说的是，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2】

归纳起来，李先生的观点是：其一，走出疑古时代，同时走进释古时代；其二，重写学术史，不仅要重写先秦、秦汉学术史，而且要重写整个中国学术史；其三，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其四，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虽然具有思想进步的意义，但是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其五，应当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及其古史新证的精神。这五点构成了一个思想系统，极好地展现了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说的主要内容及其个人的学术雄心。其中前三点是目的，后两点是方法和手段。而在前三点中，第一点无疑又最引人入胜。

在此基础上，李学勤先生后来又提出了“今天我们应该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的说法，这一说法其实是对于上述第一点的推演。他说：“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够进一步了解古书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体会到，汉晋时期的学者整理、传流先秦古书，会碰到怎样复杂的问题，作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满意的种种缺点和失误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经说过，‘疑古思潮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们应该摆脱疑古的若干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3】这就是我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原因。”【4】

所谓“第二次大反思”，是针对第一次古书大反思，即疑古思潮提出来的；其前提和基础是大量新出土或新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由此可知，李先生正是以出土简帛文献为基础来校准其批判目标的，而这个批判的目标包括疑古思潮本身及其所制造的众多“冤假错案”。其中，批判疑古思潮所制造的众多“冤假错案”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但很显然，对于“疑古思潮”本身的批判及倡导“走出疑古时代”才是李学勤所说第二次学术大反思的根本目的。

1993年以来，简牍古书古籍不断出土，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王家嘴简、夏家台简、岳麓秦简、北大秦汉简、老官山汉简、海昏汉简等，蔚为壮观。这些出土资料进一步证明了李先生上述观点的正确性，“走出疑古时代”不但完全符合实际，而且极富胆识。关于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说的来龙去脉及其体系，已有多位学者做了梳理，散见于多篇文章，杨春梅的《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一文即梳理得很细致、很系统【5】，可以参看。与池田知久认为顾颉刚“是一位思想史家”不同【6】，据笔者陋见，李学勤虽然在学术上同样极富见识，但更多地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古典学家。毋庸讳言，李先生同时是一位中华传统文明及其内在精神的信仰者和捍卫者。现在看来，尽管李先生对于顾颉刚等人的批评难免有时犀利，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他的批评还是相当客观的，大体上符合出土简帛文献所反映的历史实际。

二、相关争论

在1992年至1998年间，刘起釪等人批评了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说。在《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一文中，刘先生竭力捍卫了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观念、观点和做法。【7】且在那数年里，李学勤先生似乎遭到了围攻。不过，随着1998年郭店竹简的出版，此一情况很快得到改变，支持李先生观点的人相继撰文，参与论战。由此，双方的争论进入激烈化阶段。其中，廖名春、郭沂、梁涛和谢维扬等人即明确表态和撰文，积极支持李学勤先生的观点；池田知久、曹峰、西山尚志、杨春梅和陈淳等人则批评李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说，而捍卫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疑古观念和观点。顺便指出，1990年代中后期，李学勤对刘起釪等人的批评有所回应，可以看出其议论和主张的重点已转向了以“证古”说为基础的新释古主义。【8】

在《试论冯友兰的“释古”》等文中，廖名春除批评顾颉刚、池田知久等人的疑古说及其做法外，同时还高度评价了王国维的古书古史观，并将其“古史新证”说概括为“证古”说。【9】需要指出，他对于冯友兰“释古”说的评价不高。廖先生所谓“证古”，即是以出土材料证明古书之相关历史旧说的可靠性。【10】郭沂写作了《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一文，与廖氏不同，他认为，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或“二重证据法”属于所谓“正古”说，其中“正”是“修正”，包含“补正”和“证明”两义。在郭沂看来，“正古”即是“修正”传统古史学。【11】在《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等文中，梁涛认为“二重证据法”不仅具有“证明”，而且具有“证伪”和“补正”的三重作用。他又认为顾颉刚的“层累说”和王国维的“素地说”，实际上“都只是道出真理的一个方面”，因此二者有必要取长补短。在此基础上，梁涛提出了“原型—意义流变说”，冀图以此说来解决历史叙事中的“素地”和“层累”之关系的问题。【12】

谢维扬主要从理论层面对疑古主义的古书古史观作出了深入批评，提出了“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说法。谢氏认为，传统辨伪学存在三大缺点：一是用“以今比古”的方式来看待先秦古书，这是其“方法论上最致命的缺陷”；二是层累的系统造伪说的古史史料观，这是“对中国早期文献文本生成机理的非常主观的想象”；三是传统辨伪学整体上不成功的事实，导致辨伪的重要性在未来古史史料学中会“大大减弱”。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人们应当“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并认为“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核心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对古书成书情况的再认识”。【13】此外，陈其泰也批评了古史辨派，指出其存在三项缺点：一是未能注重结合考古发现来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古书辨”；二是有的地方怀疑过头，如对《左传》和《周礼》的怀疑；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不当之处，如过分使用“默证法”，抹杀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以及不愿分辨古史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14】

与廖名春、郭沂、梁涛、谢维扬、陈其泰等人相对，另外一部分学者却通过申言和论证“疑古”观念的正当性，而试图捍卫古史辨派的学术正当性及所谓学术功绩。在《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一文中，池田知久即作了如此的阐发。他认为，学者要发扬古史辨派的“层累说”，不断扩展其辨伪方法；要扩大怀疑的对象，继承许多古史辨派未竟的事业；要继承“疑古”的科学精神。最后，关于出土资料研究与所谓疑古派科学精神两者间的关系，池田知久说：“第一，出土资料研究并不能成为否定疑古思想的理由，考古发现只会修正若干古史辨派的结论，而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其科学基础。第二，从根本上讲，“疑古”并不只是某一时代的产物，也不只是一时的思潮，而是一种贯通古今、不分国别的科学精神。出土资料研究也完全需要疑古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第三，我们现在所做的出土资料研究其实也是疑古派所做工作的一部分，是他们的工作在新时代的延伸。我们必须沿着古史辨派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通过新的研究，对古史辨派的理论、方法和未竟的事业进行新的开拓。既然疑古学派的研究方法是继承乾嘉考据学的、最具批判意识和科学精神的、最值得信赖的方法，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反对、要舍弃呢？”【15】可以说，池田知久的上述意见是目前可见捍卫“疑古”、反击“走出疑古”而发出的最强音。曹峰大体上同意池田知久的看法，但有所折衷。【16】西山尚志根据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主义理论批评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它不具有可证伪性，也因而它不具有科学性。【17】杨春梅在全面梳理李学勤相关说法的基础上，对“走出疑古时代”说作了一定的批评。【18】陈淳则在区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上，批评李氏的“走出疑古时代”说试图将前者作为后者之附庸，并认为“疑古辨伪的意义被人刻意贬低”了。【19】

顺便指出，裘锡圭先生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这场争论，他的立场依违于两派之间。不过，单纯从古书问题来看，他的观点更接近于李学勤的说法，同样认为疑古派在中国古书问题上搞了许多“冤假错案”。【20】在国际汉学界，日本学者深度介入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争论。据其态度，他们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池田知久为代表的“疑古”捍卫派或“走出疑古”的批评派，一类是以谷中信一为代表的无可奈何派，一类是以浅野裕一为代表的“疑古”批评派和“走出疑古”的支持派。【21】第一类又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一种对于“走出疑古时代”说采取积极抵抗的态度，他们属于少数，对于上述李说作了直接批评；另一种对于“走出疑古时代”说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他们属于大多数，对于上述李说及简帛资料的不断出土保持故作镇静的缄默，但暗中仍然坚持“顾颉刚—津田左右吉”一系的疑古观点。与日本汉学界相对的是，欧美汉学界虽然对出土简帛文献保持了颇为浓厚的学术兴趣，但是与中国学界业已形成的“走出疑古”风气保持距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坚持“顾颉刚—葛瑞汉（A. C. Graham）”一系的疑古观点。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欧美汉学界的认识实际上落后于日本汉学界。而日本汉学界和欧美汉学界的这种差异，大概缘于两者融入“中国古典学术”的程度及其汉学特征不同。

三、结语

研究出土简帛文献及其相关问题，会给学者带来学术观念和方法上的反省。迄今，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说。从前提看，出土简帛文献无疑是李学勤提出其“走出疑古时代”说的资料基础。如果没有众多简帛资料的出土或发现，那么李先生是不可能提出这一切中时弊和时代精神的学术观点的。不仅如此，“走出疑古时代”说还击中了现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关键痛点，引发了疑古派和“走出疑古”派的激烈争论。应当说，“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体现了当代中国古典学术运动（包括古史古书、古代文明和古代思想等方面）及中国人文化心态的一次重大转向。从实践来看，当代汉语世界的出土简帛文献研究几乎都是在此一观念的指导下展开的。不过，笔者认为，刘起釪、池田知久等学者起而捍卫“疑古主义”和批判“走出疑古时代”说，这不但有其必然性，而且有其必要性，这即是说，相关批评实际上有助于“走出疑古时代”说之内涵的澄清。

不仅如此，通过双方的辩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事实上被传播得愈来愈广，且愈来愈深入人心。与此相对，疑古派的捍卫者面对出土简帛资料的不断质证及其辨伪结论的不断倒塌，而一直处于守势和不断退却的窘境中。同时，通过辩论，双方的一些误会可以消除。古史辨派所高扬的疑古精神及作为其理论支撑的怀疑理性都是值得肯定和坚持的，这一点也是“疑古派”的捍卫者们一直在不断自我表白和辩护的东西。不过，需要指出，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新释古派其实没有否定此一理性和此一学术精神，他们所批评的是疑古主义，即所谓绝对的疑古，以及对于怀疑理性的滥用。所谓释古，既非信古，亦非疑古。新释古主义虽然起源于冯友兰先生的相关说法，但却是对于冯先生相关主张的反思，从精神实质上来看，新释古主义是以王国维的证古说为其主脉和正源的。以李先生为代表的新释古派所反思和批评的对象无疑主要是泛滥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疑古思潮，但也包括那些打着“释古”旗号的冯友兰式疑古活动。【22】

顺便指出，廖名春所谓“证古”说和郭沂所谓“正古”说对冯友兰、李学勤先生的“释古”说都存在一些误会。诚然，李先生有其自身的学术追求和学术目的，而且他有些推断未必正确，此毋庸讳言，但是在方法论上他力图做到客观平允，如实阐明先秦古书古史之真相，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有一个愿景，即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的价值，这本无可厚责，但目前看来，这只能期之于未来。在审查和理解史料问题上，“相信”和“怀疑”其实是一对孪生姊妹，既需要“信古”，也需要“疑古”，即使是疑古派的疑古在其背后也包含着对“疑古”本身的确信。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做到适中，使“相信”和“怀疑”两者达到恰如其分的地步。还需要指出，从抽象继承的角度来看，李学勤的新“释古”说与冯友兰的旧“释古”说无疑存在继承关系，二说都试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给“信古”和“疑古”划定边界，但是冯氏的旧“释古”说其实暗中有意支持和配合疑古派的说法，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注意的。

注释：
【1】杨庆中、廖娟编：《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梁涛、白立超编：《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
【2】李学勤：《导论：走出疑古时代——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9、19、19页。
【3】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一九八六年）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学勤原注。【4】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347—348页。李文原载《原道》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03—310页。
【5】杨春梅：《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文史哲》2006年第2期，第5—25页。
【6】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21—30页。
【7】刘起釪：《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4期，第22—28页。
【8】李学勤：《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点说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6期；《疑古思潮与古史重构》，《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文物》1999年第10期。
【9】“古史新证”是王国维于1920年代针对当时疑古思潮的泛滥而提出来的重要学说，“二重证据法”是其基本方法。参见王国维：《古史新证》，谢维扬、房鑫良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39—282页。
【10】廖名春：《试论冯友兰的“释古”》，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六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7—304页。此外，他还发表了《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陈明主编：《原道》第四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110-129页）和《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第47—58页）等文，可以参看。
【11】郭沂：《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第80—88页。
【12】梁涛：《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51—162页。此外，梁涛还发表了《疑古、释古与重写思想史》（《二十一世纪》总第87期，2005年2月号）一文。
【13】谢维扬：《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4—286页。这本书的“序”亦为谢维扬所作，表达了相同观点，可以参看。
【14】陈其泰：《“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19页。
【15】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21—30页。
【16】曹峰：《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年第5期，第38—51页；《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刍议》，《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22—127页。
【17】西山尚志：《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文史哲》2016年第4期，第45—52页。
【18】杨春梅：《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文史哲》2006年第2期，第5—25页。
【19】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文史哲》2006年第6期，第16—27页。
【20】裘锡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文史哲》2007年第4期，第5—15页；西山尚志：《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文史哲》2016年第4期，第45—52页。【21】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21—30页；谷中信一：《新出土资料的发现与疑古主义的走向》，《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浅野裕一：《新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的改写——兼论日本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文史哲》2009年第1期，第22—36页。
【22】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57页；《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第258-262页；《冯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03页。前两文发表于1935年5月，后一文则写于1937年1月。
 
本文原载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李学勤先生90诞辰座谈会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版，第48—54页；本文与拙文《新出儒家简牍文献及其研究》（《孔子研究》2023年第4期）相关，部分内容亦着重参考了后者。又后者经过压缩，并由赵乾男作了局部修改，由田凯文（Kelvin J. Turner）英译，以丁四新、赵乾男联署的方式发表于《亚洲研究》2024年第1期。参看Sixin Ding & Qiannan Zhao: Newly Excavated Confucian Bamboo Manuscripts and Related Research, Asian Studies, Volume XII, Issue 1, 2024, pp. 11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