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视野·时代：虞万里先生访谈（二）

受访者：虞万里

采访者：宫志翀、马涛、石瑊

来源：《经学研究》第八辑《经教的古今之变》，福建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

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经学文献研究集刊》主编。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出版基金专家委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兼职教授。着有《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等，编著《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主持整理古籍和近人学术著作一千多万字，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二百五十多篇。

贰

我们知道，您的研究自1980年开始写《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第一篇论文开始，到今天已历四十余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中，您的研究可以说成果丰富，内容广博，论述精深。根据我们的体会，您思考所集中者，先后经历了小学、经学、出土文献、文本研究几大主题。近些年，您的研究主要转到文本研究这方面，似乎有在自身早年种种研究的积累上，综合向前，翻新推进的意味。我们想问：

01 在您具体多样的研究之中，有无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在？或者说，您是否同意，当前您对经典文本问题的研究，是在前期学术积淀之上自然导向而来的？这样一个转向何以会发生，它对您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总的说一句，我确实对很多事物都感好奇，当然人生是有限的，所以很多好奇的探索最终只能放弃。但对自己研究相关的学科和问题，我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其次是我对自己的研究，总是要想求得心安，一旦发现研究对象被另一学科知识遮蔽或阻挡，无法求得真相时，我会转向去学习那个遮蔽和阻挡我深入的学科知识，这也就导致我不断在转向的内因。由于这种碰到问题就迁移思维的性格，终将导致我一事无成。因为，不要说世界万事万物背后的关联是人类永远无法穷尽的，就是人文历史、经典文本、古代语言背后的纠葛也是纷乱繁杂、难以理清的，但我明知而故犯，不求成大事，只求暂时醉在探索快乐中。

四十六年前我开始写《古方音歌支》时，确实想在古音学方面深入钻研，希冀有所建树。那篇处女作从地域方音押韵，谐声、读若、方音造字，人名、姓氏方音音读着眼，分析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转移对语音的影响，兼顾语音在时间和空间中的音变，应该说考虑是比较多的。后来写《山东古方音与古史研究》，又引入考古文化、民族起源和迁徙、商周文化和历史等。在撰写《三礼汉读异文与古音系统》时，我制作过一张《两汉礼学经师籍贯图》，窥探不同地域经师的音读差异；在几千条的异文材料中选择二三十条可考见其方音的字予以疏证。再后来写《由甲骨卜辞多字结构说到多、诸之音义及其民族与时地》，则是就前面几篇文章所涉及到的各种学科和掌握的方法，对“多”和“者”两个声符的得声字作一次时间和空间的综合研究。从这几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可见我对探索古方音的思考并不幼稚单纯。为此我购置了大量与之相关学科的书籍，包括历史地理、文化地理学、文学家的地域分布，以及人口迁徙的移民史等，期望在这方面有所推进。但随着我词典编纂经验的积累，越来越感到先秦两汉字和词的形音义纠葛之复杂，远远超出清代和近现代所有音韵学家实际研究的触角和想象程度，国外汉学家更是连脉也把不到。因为两汉的经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和魏晋以后四部之学的枢纽，承上启下，而且汉末反切兴起，魏晋音义学家纷纷用他们的时代音和方域音将两汉经师的读若、直音转写成反切，而后为隋唐音韵学者所选择采纳，所以中古音在很大程度上虽带有两汉经师音读的因子，但也可能在魏晋音义学家反切转换中走样。所以我不得不搁置古方音探索工作，将重心放在两汉经学上，直接探索直音、读若和汉读，以及经师师承和文本传授形态等。经学是一个望不见边、看不到底的深渊，不是我这种资质平平，又没有童子功的人所能涉足的，好在还有《清经解》浏览閲读的经历，稍微熟悉一点，但我也只能小心翼翼地走在经学的边缘上，选择几个有关的面向切入用功。

因为对古音学的心结，最初关注的经学，重点也偏文字音韵训诂。比如《由〈诗论〉“常常者华”说到“常”字的隶定》《三礼郑注“字之误”类征》两文，作意是因为上博简公布后，学者群从聚焦简牍，争相研究。沉埋二千多年的儒家简牍一旦显世，当然是一件很值得振奋的事，但也出现某些倾向性研究方法和声音，一是大多数学者用因声求义法来推求经文原字，造成一个古文字有二三个、五六个通假字；二是可以概括为“两个凡是”，凡是出土文献都是对的，凡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不同，都是汉人别有用心的篡改。我当时也凑热闹，去比较郭店简、上博简与传世本《缁衣》的异同，但对这种千篇一律的因声求义法所造成的一字有多个通假字的做法和汉人篡改说颇不敢苟同。通假字的复杂性前面已经说了，面对一堆不知谁写不知错对的简牍文字，你非要从声韵上去求得一个通假的本字，在某种层面上说，就是认为简牍文献既然真就一定对这种心理在支撑；简牍文献既然真就一定对，是汉人喜欢篡改这种心理在支撑。我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我在汉大风雨楼閲读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前面多用因声求义法，当然也谈误字，但后面的《汉隶拾遗》二卷，就有很多讲汉隶字形如何形似譌误之类。就是说，一旦涉及篆隶、古文隶书的转写，多有形误问题。我一般不会与人正面纠驳，指责别人，（我撰写的几百万字中你找不到说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也错的词句，因为我深知在人文学科领域中，你现在说别人不对，说不定过些时就有材料证明是你的过错。一切错对都应该经历史沉淀，由后人评说。）所以先就上博简材料，写了一篇《由〈诗论〉“常常者华”说到“常”字的隶定——同声符形声字通假的字形分析》，旨意在帮助常、裳、堂、棠都从“尚”声，声韵绝对可以通假，但其字形在篆、隶或古文、隶书转写时，因书写不规范或辨认不确切，也会引起譌误。帮助以往被认为是常识的声同声近通假中有形误的因子，这种情况并非都是汉人别有用心的擅改。我的文外之意是，声符相同，完全可以用通假解释的异文组尚且还有譌误的情况，更何况声符不同的字！所以不能盯着“因声求义”在通假一条路上走到黑。一种文本，前人传钞有误，后人校勘改正，但在校勘改正同时，又会産生其他误字。误字是“前赴后继”、“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汉代向、歆固然会在校勘中改动文本，但他们所改一是有其他文本依据，二是有他们的认识与判断。这种认识与判断是建立在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所见文本基础上的，完全不是我们现在偶尔一见几根竹简所能同日而语——当然其中也不免会有误校误判、误认误录的情况，那也多受制于客观而非主观故意，说汉人篡改，实在有点可笑。为了求得文献证据，又花了很多时间又写了《类征》和另一篇《郑玄所见〈三礼〉传本残阙错简衍夺考》，希望借郑玄注《三礼》时所见的误字和错简，揭示误字、错简情况先秦两汉就有。我在写《类征》时的方法有些与衆不同，就是先遍閲经文各种注解，确定我认为是最符合经义的那个字，而后用出土简帛与郑玄意识中的字误进行勘证，由此证实两汉简帛确有误字，有些是前代已误，有些是汉人在传钞中因各种原因而産生的错误。所谓类征，是分类论证，揭示出关涉字形的“字之误”中有形近、声符形近、形声形近、坏字形近；关涉声韵的“字之误”中有同声符、声之误，关涉字义的“字之误”中有义近之误和为分别经义之误，这就很好地佐证了《常常者华》一文所提出的声同声近通假中有形误因子的观点。最近我又写了一篇《〈尧典〉“光被四表”与“横被四表”文本解析──汉代经师隶定与训读的一个侧面》文章，《尧典》“光被四表”和“横被四表”是清代戴震与王鸣盛之间的一则公案，陈志锋和王利都有精湛的考证文章，我则主要是接续自己以前的研究思路，去证实清人在“因声求义”思潮倾向性指引下，也往往会忽略传钞中的误字。启发我破解这则字形公案的是戴震的一句话，他说六经中没有“桄”字，但《尔雅》有 “桄”，训“充”，与孔传同。孙炎本作“光”，这就将桄和光联系起来。《尔雅》和《尚书》《诗经》关系最密切，帮助《尔雅》的“桄”字肯定曾经在六经中出现过。孙炎本出“光”字，就与其老师郑玄训“光被四表”的“光”为“光燿”对上了号。通过对“桄”“光”“横”和“广”的甲骨、金文字形，尤其是战国齐系文字的字形分析，在《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渊海》中找到了“横”的古文字形，它省去了中间构件“田”，极似“桄”字。古文“桄”作为横—光两字中间的过度字形确认后，《尧典》“横被四表”和“光被四表”异文的文本和分道扬镳的过程就可以描述了。段玉裁已经确定古文作“光被四表”，今文作“横被四表”，我则进一步推测了两种文本演化结果：假定鲁壁所出《尧典》“横被四表”之“横”写成“图片”，孔安国依形隶定成“桄”——这是隶古定的基本法则，但伏生传世本释“横”为“充”，故安国《古文尚书》也解释为“充”，形体虽异，训释相同。后来传授古文的经师，觉得“桄”字奇怪无据，用汉读法读成“光”，改为“光被四表”，“光”没有“充”义，只有“光燿”义，而“光燿”义也切合“光被四表”，所以“光燿”义被古文经师传承下来。这篇文章也和前两篇一样，表面上是讨论字形，实际上是在追溯今古文文本的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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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孙《读书杂志》

清同治九年（1870）金陵书局刊本

我想，离开文字奢谈文本是不切合实际的，反过来说，抛开文本及其传授历史背景而只谈文字字形，也不能看清字形变化的内在规律。文字与文本有密切关系，但经典文本形态变化更有超越文字的其他要素——那就是经师在师弟子传授过程中经传、经注合一的问题。

2007年我应鲁瑞菁教授之邀，在台湾静宜大学客座，我讲先秦两汉的注疏学。对于先秦两汉传、注、诂、说、解……等等训诂术语作了归纳考察，我划定了传——章句——注这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注疏形态，其他各种训解形式都依附或者说伴生在这三种形态上。立足于儒家经典具体而言，先秦到西汉中期，主要是“传”体，传体首先是传承老师对经典古义的理解和解说，并转而传授给学生，先“承”后“传”，像邮传一样，起一个传承作用，是动词。学生可以笔于简或“书诸绅”，即记录，就是“记”，如果从记录老师传授的知识着眼也可以说是“传”，是名词。在这个点上说，“传”和“记”同义，多是概括经文的大义和老师的言语，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个别的训诂。汉代宣、元之后，因博士制度的要求，章句学兴起、发达，至其极盛而衰，是因为太繁琐。但章句的最大功绩是将经文的词句、篇章划分得清清楚楚，为以后的“注”扫清了障碍。章句一删再删之后，经师可以在已经被离章析句分解的经文下，插入自己简要的训诂和解说——形成后世所谓的“注”。客座静宜之后，我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台湾大学、“中央”大学、上海交大和浙大都给研究生讲过，自以为是破解了经学传授中的一个小秘密。记得已故老友祝鸿杰教授在我家听我表述这层意思后说：“我教了三十年训诂学，闻所未闻（原话）。”我听了后也蛮欣慰。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先秦两汉“传”体的构架，所以我会进一步去考虑几种具体的文本时代性和差异性。

上博简《孔子诗论》经马承源先生整理公布后，讨论、考证文字屈指难数。我在先秦两汉“传”体构架思考下，写了一篇《〈孔子诗论〉应定名为“孔门诗传”》。我细读《诗论》，发现有三个层次，一问一答，很清楚。“某某者何”，是儒家师弟子传授时的习惯语，《公羊》《谷梁》可以佐证。《诗论》答语极为精炼，多是一句、一个短语甚至一个词，也符合先秦传体格言式的语言风格。只是因为在师弟子传授过程中，将先后不同层次的问答抄录在一个篇章中，犹如将立体的风景压成一个平面，历史层次感消失了，其实它是最符合先秦“传”体形式的文字，绝对没有“论议”的意思，所以不能命名为“孔子诗论”。我在文章中并没有指责马先生的“不对”，只是直接阐述自己的看法，所以也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当然也就没有《诗论》与“诗传”的“辩论”。

《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与其他各篇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传文已经插入相应的经文，引出这个“传”与《丧服传》的“传”一样，到底有还是没有的争论。我写《从〈夏小正〉传文体式推论其作者》，主要是讨论它的问答和训诂式“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结论是与《公羊传》时代相先后，其中也会有夫子和七十子后学递相传授的内容，等到戴德纂辑时，取先秦传记整比纂次，或许也有自己的意见在内。戴德时代，训诂解经已经比较普遍，其之所以仍题“传”，我推测是七十子后学延续相“传”，早已有此字。

经和传注合一问题，是我十多年来比较关注的问题，但除了发表过一二篇文章，其他都只在博士课堂上讲授。最近将刊出的《以传附经文本之起源与形成》和《汉代传注附经与章句、注解兴替》两文，原是一篇，因为篇幅过长，有八万字，应编辑部要求拆分成两篇。文章中的“传”包括先秦以来所有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和注等等所有的解经体。以传附经的文本形态，因孔颖达引述了马融《周礼传序》的一句话，说自己的《周官传》是“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一千多年来，都以马融的“具载本文”为创举。以传附经文本是经典文本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思考、讲授、完善、再思考，历经多年，最后才动笔成文。

今所见以传附经的文本形态，明显地可以追溯到《管子》《墨子》，因为《管子》有《形势》《形势解》、《版法》《版法解》等一组，都是以一篇“解”同名一篇的文章，《墨子》有《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四篇，也是两两相解，篇篇相连，《管子》中还有后文解前文的篇章。不明显的以传附经形态，在两戴《礼记》、《韩非子》等都有，而且形式多样，有前后相解，有逐句相解，有一段解一句等等。这种以传附经文本形态，与出土简帛如武威汉简《仪礼》、帛书《五行》、定州简牍《孝经》等可以互相印证，它们作为一股暗流，在民间传钞、传授中传播，虽然步履艰难，还是多方探索，从春秋到东汉，经历了六七百年之久，才逐渐定型。而这种定型的契机，还有章句学的一份功劳。我们生活在经文和传注、正义、释文合编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很难想象二千多年前古人为什么不早早将传注文字连接在经文后，使人一目了然。其实这是不明白在没有发明用朱墨双色、用粗细、大小字分别经、传，没有发明用双行小字夹写的竹简时代（关于朱墨、大小字、双行小注我将另文详说），你如果直接将解释的传和记等接写在狭长简牍的经文后，是无法分清经、传的。古人并非没有这种接写的形态，只是将解释性文字接写在被解释的文字后，因为无法分清，就被融入正文，我们今天把它叫作正文训诂。正文训诂经典中还不少，只是过去我们并不注意。清人所揭示的，是所谓旁注入正文，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就有“以旁记字入正文例”，其实这种情形在经典、尤其是传记性的经典中很多。

我说汉代以传附经的産生，章句学有一份功劳，是因为章句的首要功能是离章析句。先秦师弟子多以大义相传，个别训诂，应作为别记，一般不入著作，所以即使有大致的篇章之分、词句之释，也不甚清晰。只有在严格的章句学制度下，每一篇经典都必须离章析句层层划分，才使得经典层次清晰、脉络分明。我最近发表的《章句起源与初期形态蠡测》，就是很明确地要把章句的起源阶段，即它的初期形态独立出来。谈章句的文章太多，大多慑于秦近君解“尧典”十万言，解“粤若稽古”三万言的繁琐章句，先入为主，以为章句学就是繁琐学，将前后不同阶段的章句学，即章句形态学和章句诠释学搅在一起，所以纠缠不清。当然，章句形态学和章句诠释学是汉代经学文本很重要的表现形态，关于《汉志》所载的各种“章句”，我将另文表述。

上面只是简单述说我在经学文本研究中几个点和几条线，但它们是先秦两汉整体性文本中很重要的点和线，不可或缺。真正的面的文本研究，应该是七朝石经和简牍《缁衣》的研究。我确实是先从音韵、文字、训诂入手，发觉最后都绕不开两汉的经学，于是去关注经学。儒家经典简牍出土多了以后，我感觉汉代经师在识读先秦古文时，和我们今天识读简帛文字非常接近，都是隔着时空在解读不是用时下通行文字写的文本。不同经师的解读不同，便形成不同的文本。以往多只关注经今、古文经学文本的不同，其实今文经学之间文本也多有差异，熹平石经的碑阴的校记就是十四博士和七经异同的明证。我从研究经学中的异文，悟彻到这都与经师对文本的解读有关，于是抓住汉代经师的“汉读”，由汉读而进入今古文经学文本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经师的“汉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学文本，使之符合汉代经师理解的儒家经学思想体系。

02 您刚才谈到七朝石经，我们想请您重点谈谈对经典文本研究的方法论心得，特别是您对石经材料的重视和应用。

我接触石经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复印马衡《汉石经集存》，只在关心石经的文字，并没有文本的概念。在校勘郭店简、上博简和传世本《缁衣》时，我才有比较清晰的文本概念，因为汉魏石经没有《礼记》，所以我取最早的唐石经校勘。校勘结果，并无收获，就是说，传世本《礼记·缁衣》和唐石经基本相同，这是说传世本《缁衣》和唐石经相同，而不是唐石经和汉代的《礼记·缁衣》相同，因为唐石经是“古本之终，今本之祖”。那么简牍《缁衣》和唐石经之间的文字差距和文本异同，是一个缺环。这个缺环一直在我心中悬着，没有着落。《缁衣》课题结束，我做了一个《从石经鲁诗异文看清人四家诗研究》课题，起因是我经常閲读、利用清人的四家诗研究，感觉陈氏父子和王先谦等人已经将汉代鲁齐韩毛四家《诗》恢复了，对他们充满敬意。但稍稍对照上世纪二十年代新出土的《鲁诗》残石，不仅有差异，差异还不小，所以作为一个专题来做。那个专题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鲁诗石经异文发覆》。熹平石经《鲁诗》残石现约有1300余字，校覈《毛诗》，有100多个异文。我所以要发其“覆”，是想知道清人对《诗经》异文三家诗分配的错与对，结果覈对下来，即《鲁诗》而言，错的比对的多，可以想见他们分配的《齐诗》《韩诗》也未必是汉代真正的《齐诗》和《韩诗》文本——但我说过，虽然不对的多，我还是很佩服他们的学问之大、工作之细——由此我对石经有了新的认识，它是现存儒家经典的汉代今文标准文本。从中古时期经典文本学的角度看，石经要比出土文献更有比较价值，因为它与传世经典文本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十多年前我就已经和朋友一起商量，准备将所有石经文献集中起来汇编成书，也已经与出版社联系。后来有幸申报重大课题得中，于是有了长达多年的辛劳。

七朝石经中，最有经典文本价值的是汉、魏、唐、蜀四朝石经。熹平石经刊刻今文经，它在十四家博士中选择最有代表最盛行的一家经文刻于碑阳，其他几家经校勘后，将校记刻于碑阴。魏石经刻的是古文经，但未能完成，只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虽非古文经全豹，由于其所刻是古文、篆文、隶书三体，所以非常珍贵，它代表了曹魏时期的古文标准本。唐石经是“古本之终”，是在魏晋碑版别字、手写俗体，千人百面前提下，经贞观以下各朝校勘而成大和本，再在大和本基础上校勘上石的碑本，代表了唐代字体最标准的官方文本，后唐、两宋以后的刻本正文，都出于唐石经，即所谓“今本之祖”。唯有孟蜀广政石经直接依大和写本书写上石，还保存了唐代写本时期的某些样貌，所以凡是蜀石经和唐石经及宋刻本之间较大的差异，都是值得珍视的，它很可能是唐代写本旧貌的痕迹。我在七朝石经中比较关注汉魏石经，因为他涉及到今古文经学的文本，是我探索秦汉经学的第一手材料。

历史好像在和我们开玩笑，熹平石经是今文经本，偏偏今天传世的大多是古文经本；正始石经是古文经本，而刊刻仅《尚书》《春秋》，出土残石又不多。但我们仍能从残缺不全的碎石中寻觅出今古文经一词一句甚至一个片段的不同。

汉魏石经，宋代就有人著录校勘，清代更是将它作为校勘经典的第一手材料，并已有人试图复原行款。但真正援据少量石经残石建立起一门“石经学”学科的，应推近代的王国维。王国维1916年写《魏石经考》，从汉魏石经的石数、经本和魏石经拓本、经文、篇题、古文、书法七个方面展开研讨，并试图作石经复原图。尽管当时所见残石有限，其中对魏石经的经文、篇题推测未必正确，但作为一门石经学的学科，已经初见轮廓，等到罗振玉汇集当时出土的残石，纂辑成《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可以说已建立起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石经学。一个多世纪来，学者们都在他们建立的学科基础上拓展、深入。一千年前，赵明诚曾经说过《鲁诗》文本与现今的《毛诗》不同，这一点王国维很想知道却无法证实。第一个证实赵明诚的说法、揭示熹平石经《鲁诗》文本不同的是罗振玉。当王国维排列残石行款时，罗振玉并没有深刻理解其意图，及至王静安自沉，罗雪堂遵行其方法作《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对每一块残石都作字数、行款的推测描述，《鲁诗》与《毛诗》的章次、篇第、篇什异同都有所显现，但是他没有将更多的残石连缀起来作文本比较的研究和展示。张国淦在《集录》基础上，参据大量古今文文字，将它排成碑图，第一次复原出一千八百年前的石经轮廓，但却没有作出文本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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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经《诗经》残石

四川博物院藏

我在罗雪堂、张国淦的基础上，将他们所排比的鲁、毛不同诗篇连缀起来，结合历史和文献，复原过几幅《鲁诗》与《毛诗》不同文本的片段。比如《诗经今古文与“板荡”一词溯源》，题目是针对“板荡”一词，其实是对《诗·大雅》三什中《生民之什》和《荡之什》鲁、毛二家不同排列的复原。《毛诗·生民之什》是《生民》《行苇》《既醉》《凫鷖》《假乐》《公刘》《泂酌》《卷阿》《民劳》《板》十篇，《荡之什》是《荡》《抑》《桑柔》《云汉》《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瞻卬》《召旻》十一篇。《板》在《生民之什》末，《荡》在《荡之什》首，古人是否会择取《生民之什》的末篇和《荡之什》首篇篇名组成“板荡”一词，是一个疑问。根据熹平残石排列，《鲁诗·生民之什》是1《生民》，2《既醉》，3《凫鷖》，4《民劳》，5《板》，6《荡》，7《抑》，8《桑柔》，9《瞻卬》，10《假乐》十篇。《鲁诗》《板》《荡》两篇连在一起，都是描写战争，所以産生“板荡”一词。我进而考察，“板荡”一词最早使用的是东汉杨赐。光和元年（178），有虹霓昼降嘉德殿前，灵帝招问，杨赐对答有“不念《板》《荡》之作、虺蜴之诫，殆哉之危，莫过于今”之语。以三百篇当谏书，是汉代今文经学的惯例。杨赐为杨秉子，秉父杨震学于龚胜、龚舍，都是《鲁诗》学者。光和元年正是熹平石经刊刻时期，杨赐又是石经刊刻的参与者，所以，熹平残石的拼接，不仅显示出《鲁诗》《毛诗》文本分什的不同，也显示出“板荡”一词连用始于《鲁诗》学者之口，有确凿的文献根据。

熹平《鲁诗·小雅》中的《嘉鱼》《甫田》《鸿鴈》三什的残石拼接后，也显示出与《毛诗》顺序的错舛。及至朱凤瀚先生整理《海昏诗简》目录公布后，我发现正好和《鲁诗》残石可互证，非常兴奋，于是写了一篇《由海昏简与熹平残石对勘论鲁、毛篇次异同——以《小雅》《嘉鱼》《鸿鴈》《甫田》三什为中心》的小文。这篇小文可证《鲁诗》与《毛诗》三什的异同，同时也证明《海昏诗》与熹平《鲁诗》相同，《海昏诗》的归属似可确定。刘贺的老师是王式，王式即是《鲁诗》学派，文献上也相吻合。朱先生学术态度很严谨，没有给《诗简》下诗派断语，我也没有判断一定是《鲁诗》派，但我们开会遇见时交流看法，意见都是一致的。

最近我写《何休公羊传所据胡毋敬本补证》，也是利用熹平《公羊》残石文字的文章。由于东汉流行眭孟的两位高足严彭祖和颜安乐二家《公羊传》，所以历来对何休《解诂》所据多不言其所本。汉末熹平石经刊刻严彭祖本，宋代出土残石校记文字有“颜氏”云云，于是引起对何休注本的兴趣。清代惠栋说何本为颜安乐本，冯登府说是胡毋敬本，王国维说是兼用严、颜两本。经段熙仲详考，何休用胡毋敬本应该是有充分证据的。但他们的论证都限于个别句式和异文上。我利用张国淦和吕振端复原的碑图，将严彭祖和胡毋敬文本的不同句子、段落都作了揭示，结果是在《公羊传》1/44的残石文字中发现三字以上直至六七十字的差异已经有近二十处，异字异文更多，可以推想整本《公羊传》的差异有多少。相传严彭祖文本承自董仲舒，也有说是承自胡毋生本，无论承自何人，都证明《公羊传》虽然是汉代的写本，其流传的差异仍然值得重视。董与胡毋是同学，以往从思想和政治视角研究《春秋繁露》的学者，只知道《繁露》和《公羊传》颇多异说，却不知其所以然。经此推证，可以看到同出一源的文本在干涉政治或被政治利用，以及被经学历史冲刷下所发生文本变异的程度。一般研治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学者，对语文学者所考证的一字一句异同往往嗤之以鼻，以为无关宏旨。董氏《繁露》和何本《公羊》的差异，足以让他们认识到语言文字考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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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万里主编《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七朝石经研究新论》

熹平石经残石现存字数不足一万，也超过八千，除了《鲁诗》可以和《毛诗》校覈看出两家文本的不同，其他《周易》《尚书》《仪礼》等都有差异。三体石经字少，其价值在古文字形，而我也因《尚书·无逸》篇熹平石经今文本和三体石经古文本太甲、中宗、高宗三宗序次不同，博征文献，藉助刘向校经所说《尚书》脱简实例和出土竹简的书写形制，考定三体石经和今存《古文尚书》中宗、高宗、祖甲系错简，错简时代应该在先秦，也就是说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时已经错简。错简仅是指经文的文本，我又从孔传、王肃注祖甲为汤孙太甲，马融、郑玄训祖甲为武丁子异说中，分析两汉今古文传授的历史，揭示出两种解释産生的原因。现在一般谈《古文尚书》，很少去关注它在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的传授历史，而往往用“僞书”来一言以蔽之，抽离了这一段传授历史，使得现在的“孔传”也都是魏晋以后的僞造的。我在复原文本的同时，辨析、梳理这些注解的来源，它如何与文本相伴而生，这对清理《古文尚书》公案是有助益的。我想，将来《古文尚书》案的清理，这样的手术是必不可少的。

唐石经是“今本之祖”，所以长兴本以下的北宋景德校勘本、南宋绍兴翻刻本都一脉相承，唯蜀石经据唐大和写本——即唐石经据以校勘上石的母本——书写，有三百多个异文，现在所存残石，仅有个别异文而已。我在文献中梳理过大和本以前的几次校勘工作，只是这些校勘过的文本没有流传下来，很难印证。往前回溯，隋唐时《释文》所载的异文，《释文》之前，是唐代《五经正义》所引到的六朝异文和六朝碑刻的引经，朝前就是汉魏石经，再上溯就是出土的儒家简牍。我收集整理了七朝石经之后，一直想揭示“古本之终”前的汉-唐时期的经文文本某些侧面，这个难度很高。因为资料有限，零碎不成系统。幸而被发现、勾稽出来，还需要用文字音韵训诂和经学史、文献学、碑刻学等各方面知识综合研究、考证，费时费力，而且写出来也不是大文章，一般杂志崇尚理论，讲究体系，追踪热点，也未必看得上，但其价值非预流、跟风、凑热闹的文章可比。我认为经典文本最重要也最需要重视的是这一段，这是真正的“钩沉”，把沉埋、沉没已久的汉唐文本一鳞半爪勾稽出来，为“古本之终”的唐石经提供几块基石。有鉴于此，我指导的博士论文，如马涛的《唐石经〈礼记〉经本研究》，侯金满的《唐开成石经〈尚书〉经本研究》，徐炜君的《汉魏六朝〈周易〉文本流变研究》，陆骏元的《汉魏六朝〈左传〉文本之传衍与发展研究》等，都或多或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聚沙成丘，或许能够反映汉-唐文本流变的一个侧面。

03 您对上博简《缁衣》的研究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典范，在其中您已经比较明确的提出并尝试描述经典文本演变和体式的复杂性，这些问题后来又在您的许多相关研究中展开。您的这些研究，对清代以来学术有关文本的认识有很大的修正，请您谈谈前人的方法有何贡献和问题。

上博简《缁衣》是我花一定时间去做的一个习作，但它是一个未完成的半成品，绝对不敢说是一个典范。说它半成品，是我原来设想中还有“上下、大人小人与君子指属之推测”、“《缁衣》与儒家之礼”、“从简本文字论《缁衣》经义注释”、“历代注释辑校述评”四章，以及一二个附录，因为一套丛书要同时出版，只得衣冠不整就出场了，对自己，不免有点遗憾，对读者，却始终心怀愧疚。您说我在这本书里“已经比较明确地提出并尝试描述经典文本和体式的复杂性”，这一点是确实的。我当时虽说是被怂恿去凑个简牍“热闹”，但选择《缁衣》是有目的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已转入经学的研究，当然主要偏向于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如何从狭窄的语言学跨入全方位的、立体的经学，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主观的认识是：立足于小学研究经学，和立足于经学研究小学，初看好像没有差别，但到了一定的深度，两者的视野和胸襟是不同的。视点一直放在小学上，可能看不清经学的整体；反之，视点落在宏大的经学和经学史上，就收放自如，即使去烛照纤微，去谈论文字的音义，胸中也有一个整体观。既然简牍《缁衣》是一篇有传世本可以对照的经典，那它可观照的面向就很多。文字的辨识固然是第一性的，但还不是最主要的，简本二十三章与传世本二十五章，以及简本和传世本的排列顺序，是研究文本差异性的重要方面。前面说过，当时有些人总以为有简牍的对照，凡是传世本与之有异，都是汉人做的手脚、汉人的篡改。从思维的层面上说，这样认识是表层的、浅层次的——一个是未经扰乱的古本，一个是汉人校勘、传钞过的文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但进一步思考，造成章节多少和次序差异的因素太多太多。跨入历史、经学史、校勘史的领域作全面的观照：汉代刘向他们收集到的是怎样的文本？一个还是多个？整篇《缁衣》是二十多章连抄，还是一章一简（或数简）不连抄？当时怎样存放？编辑《礼记》时取哪一种文本？怎样校勘？……这中间会有很多现在无法知道的环节。所以，说汉人篡改，实在显得浅薄。我首先是立足于《汉志》所载一百三十多篇“记”这一点，推想这应该大多放在一起的。其次，传世本整章的顺序变动，可推测各章是不连抄的，因为连抄的话，总有前一章章尾文字和后一章章首文字抄在同一简的情况，也就不可能章次混乱到如此地步。再次，编联竹简的纬丝容易朽烂，尤其是长期堆放在天禄石渠，平房潮湿，更易烂脱。所以，无论是戴圣还是刘向抑是谁人，去整理一堆纬丝朽烂脱落、各章不连抄的竹简，难免会将旁边不相关的章节或文字简牍编入。既然各章不连，纬丝又断烂，整理者只能凭自己的理解去连缀，不要说不同时代的人，就是同时代的人去理解连缀，也会不同。就像《孔子诗论》，马先生整理公布后，有十多种近二十种排简法，理论上说，立足于七十子后学的原简简序，今人的排法只有一种对的，甚至都不对，但你不能说现在十几个甚至近二十个学者都是在篡改。这里面有太多的无奈，而实在没有丝毫的故意和恶意。再就各章内的引《诗》引《书》看，传世本有前后舛乱者，既然纬丝已经朽烂，竹简散乱不连，我就从竹简钞写字数进行排列，发现凡《诗》《书》前后错乱的都发生在竹简的转换处，所以颠倒也是无意和无可奈何的事。前面说过，我在比较简牍和传世本《缁衣》的同时，写过《裳裳者华》《郑玄三礼注“字之误”》和《郑玄所见〈三礼〉传本残阙错简衍夺考》几篇文章，从郑玄时代和他的角度，分析过汉代经学文本文字、篇章和错简、衍夺等情况，知道很多未被文献和经学史记录，经学文本流传过程中，有太多的意外因素，是我们在二千年后很难想象的。这种意外因素有时并非可用逻辑推演，更何况凭主观推测、轻言轻发。主观思维受制于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受制于读书多少。“书有未曾经我读”，即使读过的书，也未必能得其谛义。所以我绝不会凭主观想象去悬测，而是尽量去寻找失落在历史长河中的蛛丝马迹。我想，我对《缁衣》文本流变的推测也只是多条途径中受制于我读书多少、思考深浅而得的一种可能性而已，并非最终的结论。

围绕《缁衣》我还追溯过《缁衣》诗本事、诗旨与《礼记·缁衣》的关系、《诗》《书》从国学教授到被作为经典引用的历史，《缁衣》与先秦君臣、君民关系等等，当时确实是想做一个“综合”的研究，限于自己的见异思迁和丛书出版时间的限制，最后还是用半成品匆匆付梓。但我多次说过，我那书的“前言”是经过思考的，是代表我当时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的文字。比如说，我对传世本和出土文本异同的认识，是这样说的：

在梳理、判别简本与传本种种异同之际，笔者绝不用“古人造僞”、“汉人窜改”、“经师窜入”之类词语。纵观历史，无可否认，古人在特定历史特定环境特定人际特定心理下可能造僞欺世骗人，但恐怕更多的是在无缘无故无知无觉前提下，以为无碍无妨甚至无可奈何之心境下所铸成的种种错误与变异。是古人品行不端篡改成性作僞成癖？还是事理人情太复杂纷繁雾闇云深？是因历史浓缩致使证据失落乃至荡然？抑是我们智商太低知域有限读书不多思虑欠周？这是每个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一味简单、武断地将数千年后无法理解、诠释的种种异同多归之为古人有意作僞和窜改，不仅厚诬古人，欺骗世人，贻笑后人，而且还将“研究”这复杂多变神祕莫测充满魅力且使人饶有深趣的工作变得简单苍白乏味无趣。

这段话并不是全然针对当时浅薄的“篡改说”，而是有感于清代以来学者动辄指为后人作僞的倾向性思维而发。考证的最高境界不是停留在两者的异点，而是在于最恰当地梳理出两者之所以异的历史脉络。还有，古文字的辨识与考证，现在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极为可喜。但对文字的构型体系和用字体系的认识尚欠不足，所以我曾说：

甲骨、锺鼎、简帛等文字就其集合的形体而言各有其构形系统，而用甲骨、锺鼎、简帛书刻的文献内容和传世文本却是一种言语的系统。前者以点画、部件构形为基础，后者以雅言雅音、方言方音及用字习惯心理为基础。前者一般是固定的，而后者则无疑是动态多变的。两者有同有异，似同似异，古同今异，今同古异，却从未毕同毕异。我们所要考究的对象基本是存在于动态的言语系统中的，因此，无可避免地有误字和通假。面对误字，刻意讲究字体构形，反有刻舟求剑之失；面对通假，不明背景文义漫求其字，则适足以淆乱古音系统。若面对误字而转求通假，则非唯汩乱构形系统，抑亦混淆古音系统。

原始汉字的构型系统是相对静止的，而用字系统则是变动不居、永不停息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考释汉字时是基于构型系统，而我们面对的文本绝大多数是用字系统。用字系统里又可分为作者撰写、口授记录和抄手抄录等各种情况。汉字在被运用过程中，口音误记、缺点少捺、率尔潦草、鲁鱼豕亥，什么情况都会发生，但其中最常见而明显的就是同音近音字替代和误字。同音近音替代，汉代经师用“汉读”、清代学者用同音通假来破解。而对于文本中的误字，必须对应籀篆隶楷和古文等各种字形去破解，这方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明明是误字，我们在考释时还是刻板地用构型系统来分析，则往往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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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万里《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我后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沿着这种思路和方法深入并有所拓展。但无论研究的对象有所变更，比如由竹简转到石经，回到汉代经师汉读的历史，乃至敦煌残卷的复原等，都秉承一种以研究对象为中心，多方思考，尽量不被主观所左右。当然完全不受主观所囿是不现实的，但有意识避开要比没有意识肯定要好。

客观地说，清人的学术以实事求是为精神追求，以恢复两汉文本（包括经史和诸子文本）为目标，也就是说，在形式逻辑的推理中，讲证据，重事实，却空谈，这种方式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将这种方式方法贯彻到经典文本的研究中，像惠栋《九经古义》勾稽异文来凸显汉代经师文本的一点一斑，李贻德《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张惠言《周易荀氏九家义》辑出古注来凸显经师注解的片言只语。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利用异文对今古文《尚书》文本的划分与梳理，陈氏父子利用异文对《三家诗》《今文尚书》的划分与梳理，都是在文本学上跨宋轹唐，回到六朝，走近汉代，在文本学复原与研究上勛业卓著，功不可没。没有他们这种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心志，我们很难看得见汉代经师文本的依稀样貌。但事物都有两面性，清人注重小学，故推崇许慎。研究《说文》，是清人的起家本领，诸凡大家，几乎无一不在《说文》上下过功夫，但过分讲究其音韵、字形和本义，反而忽略了许慎《说文》在经学上的意义和作用。宗尚郑玄，故贬抑王肃；苛责杜预，故抬举服虔。有所爱也有所憎，而且爱憎过于分明。服郑的经学成就，我无间言。由于历史上有过郑王之争，因爱郑而憎王，从怀疑王肃僞造《古文尚书》、僞造《家语》，到寻垢索瘢，以实其罪。由于《世说》记载郑玄钦佩服虔的《左传》学见识，曾以自己的《左传》注释成果相赠，因扬服而抑杜，遂致勾稽服虔之注，抨击杜预之解。如果回溯进入到汉魏历史环境来衡论，汉末郑玄处今文经衰微时糅合今古，遍注群经，是时风使之然——其实郑玄以前的某些经学家都在有意无意地糅合今古文，这姑且不谈。半个世纪后的魏初，今文经学退出历史舞台，古文经学占据官学地位，作为当时古文学领袖的王肃，用贾逵、马融等古文学家的某些注释来驳斥、抗衡郑注，自有其特定历史时期的斟酌与考虑。汉魏之际，学术规范与现在不同，注释与著作亦有区别，名物、史实、训诂的注解，即使相同，亦未必一定相袭。注解相异，正是汉魏经师视角不同、理解不同的常态，不必故作是非抑扬。我这样分析，不是全盘否定他们的成绩，而是希望对这种偏执隅见有所纠正。

怀疑是研究之起点，批评是学术的进步，没有怀疑便无从确立研究对象，没有批评就会混淆是非、迷失方向。但并非任何可怀疑之对象都可以证实，也并非所有的批评都把握了真理。怀疑偏于感性，尽管藴含理性成份；批评看似理性，却无法摆脱感性因素。怀疑和批评必须体恤被怀疑、被批评对象的历史环境，不能唯我是是和人云亦云。所以，怀疑和批评中对治情感因素的最有效良方是平心静气地思考，而不是意气用事、随波逐流。但遗憾的是，无论古今中外，当一种理论或观点风行之后，往往会形成吠影吠声之势态，吠影或许是疑所不当疑，吠声则是批所不当批。个人置身于某一历史阶段中，其认识很难跳脱历史之局限。对“成说”与“定论”作尽量客观的审视和时时对历史局限的自觉，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基本动力。

这里我说一个自己读书的事例，就是对《正统道藏》编纂时间的考证。1983年底我撰写《黄庭经新证》，将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一书反覆閲读学习，但对其所述的正统《道藏》由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和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兄弟在永乐初年相继编纂之说心存疑虑，但苦无文献解我之疑，而上世纪末所有道教著作包括《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都以陈说为定论。二十年后，《故宫珍本丛书》影印出版，我看到明成祖文集残本中有一篇《道藏经序》，于是追踪文献，写了一篇《正统〈道藏〉编纂刊刻年代新考》，指出《道藏》真正的主编是武当山道士任自垣，编纂年代是永乐十七年至二十年。这篇文章还顺便解决了一个《道藏》卷帙和编例问题。依照道书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乙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编法，任自垣在永乐十七年编纂时，殿以永乐八年逝世的张宇初文集《岘泉集》，自属常理。但《正统道藏》在《岘泉集》后又从三洞四辅开始，接以《太上大道玉清经》《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等，《岘泉集》以前供五千多卷，与成祖《道藏经序》所记卷数接近，《岘泉集》后173卷，正与现今《正统道藏》卷数相符，所以《岘泉集》后就是正统九年邵以正奉诏点校时所增。邵将临时所增附于任编之后，也符合常理。这个细节的揭示，将原本看起来很混乱的《道藏》做了一个很恰当、完美的解释。

这是一个敢于怀疑“成说”，修正“定论”的事例。或许有人会说这是“翻案”文章，这正是我举例之后要想郑重表白的一个学术准则：我经常与人坦诚地说，我一生绝不去做翻案文章。因为你一旦动心起念要为某事翻案，这个研究从开始就已经不纯粹了，就已经先天落在主观意识的泥淖里了。一个人的思路一旦陷在主观意识的泥淖里，那疑人偷斧、执指为月的魔障时时都在蒙蔽你的眼睛，左右你的思想，你再要想客观地解决问题，求得真实，恐怕就很难。这里我也可以分享一个考证的经验，不管你求索历史事件、考证文献疑案还是寻求通假本字，如果一路过去，每过一个路口，都环扣丝联，豁然开朗，那证明你的思路是对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反之，如果一路上磕磕碰碰，都是暗礁，必须左支右绌加以弥缝，方可迂回曲折辗转前行，那多半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如趁早放弃，免得多一篇垃圾文字。

04 作为当前对中国经典文本复杂性认识最深刻的学者之一，您如何看待中国经典文本的性质问题？

“最深刻”三字实在不敢当，我也只是在探索过程中逐渐理解经典文本的复杂性和认识经典文本面貌的各个棱面。最初我也是停留在传统小学的层面，以为正确诠解文字、音韵、训诂，可以窥探到经典文本的某些侧面。那时工作是词典编纂，兴趣从音韵学转到经学，所以以为传统小学可以解决经典文本的认识问题。现在回过头去看，仅仅用文字音韵训诂推考异文，还远远未到能够勾勒出经师所用文本样貌的地步，当然，若舍弃文字音韵训诂，那就更无法踏上探索文本的道路。

中国经典文本的形态，很难用一句话描述，更不要说揭示其性质。就我现在的印象，仍然借用严可均的话，唐石经是“古本之终，今本之祖”。那唐宋以下基本是唐石经面貌，所差异的仅是文字异文和异体——词汇和文句差异极少。隋唐六朝文本，那就要在异文、异体之上，再加上虚词的有无，字词的多寡，甚至个别词句的羡欠，这些异同与经师解释、传授相联系。两汉的文本，在六朝隋唐所有异同之外，还有五经十四博士师法家法和今古文经之间的异同，具体而言，各经师所传承的先秦文本来源不同，文字、篇章、段落、编次都多少会有些差异。经师通过读说，形成不同的文本，同一经同一篇的章句划分、前后编次都不一定相同，在相同或不同的篇章中，文句、段落多少和差异是一种客观现实。先秦的文本，由官学失守，诸子百家各凭己意传授，或转钞实授，或节取要点，或概述大义，故篇目相同，而篇章、文句若即若离，似非而是；师弟子各自用方言方音和不同字体书写，所谓语言异声，文字异形，故章节相同，而文字、词汇五花八门，迥然不相一致。近数十年儒家经典出土文献所反映的，只是流动多变的先秦文本中少数几个侧面而已，如果执着这个出土文本就认为是最原始的“真本”，以此来非议两汉文本，那将来保不定会后悔“失言”。我曾经在探讨《老子》的文章中对先秦《老子》文本有过一个比喻：它像一顶降落伞一样，最初是一个简单的原始文本，散播到四方，衍化成多根伞绳，各本自己的閲读理解，阐释发挥，添加章节，增加字数；再由后人或后人的后人逐渐汇总，到汉代方始形成一个较完善的文本。即使有此较完善的定本，汉代传授者在章节的划分时仍有多次变动。

以上是我閲读研究中对先秦以来变动不居文本一种粗浅的认识，如果要概括其性质，是否可以说：中国经典文本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不同传授者，因应不同的需要，用不同方式、不同字体传授转钞，历经分合增删，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文本。

05 经典文本的性质、体例和流变，无疑是经学研究继续开展的基础。目前也有不少青年学者在这个领域做工作，请您为我们谈谈，该如何在经典文本学上深耕。

上面我对经典文本的概括，也只是隋唐六朝以前的文本，因为唐石经、长兴刻本之后，文本已经基本稳定了。确实如您们所说，认识经典文本的性质、体例和流变，是继续展开经学研究的基础。但是我还在继续摸索，虽不是茫无头绪，但离其真相还很远，谈不出如何深耕的方式方法。您一定要逼我说几句，我只能漫无系统地胡扯一下。

一、经典文本的研究，重心要立足于经典自身，结合出土文献来互证，而不是立足于出土文献，检索一些传世文本来印证。这表面看是没有差别，都是二重证据法，但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像我前面说的，立足于小学研究经学，和立足于经学研究小学，初看似没有差别，但到了一定的深度，两者的视野和胸襟是不同的。立足于经典自身，是因为传世本是经过汉代经师读说、传授后沉淀下来较为稳定的文本，这些文本经汉人校勘，很可能容纳了先秦多种文本的因子。而各地出土的经典文献，是在什么情况下传授和抄纂，是最原始的文本还是在因应各种政治局势、学术派别的传授中改动过的，我们都一无所知，等量齐观地随心喻说，本末颠倒地盲目比附，可能会搅乱视线，産生错觉。所以，我认为沉潜于经学是我们首要的功课，援引出土文献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二、文本研究，第一是文本的文字研究，现在针对传世和出土文献，大家都在谈通假、找本字。通假之滥，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惊觉。我曾写过一篇《简帛考释中声韵通假的运用限度》小文，就是基于我在考证经典文本中认识字误现象的心得之言。谈通假，有很多古音字表可供查找，但各种古音字表的古韵分部是不同的，不能随意运用。而且古音字表多了，潜意识中又引导大家挤在通假一途。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挖掘出土文献的山洞中，通假就好像是矿工帽子上的一盏灯，一束灯光投射到前面有限的范围，大家都盯着这狭窄的范围在拼命钻探，根本没有去看、也看不见光束周围黑暗的东西是什么。姑且不去说历史和文本、师法等，就文字而言，除了同音近音的通假，还有断烂、残泐、形譌等等各种情况，但是至今没有一本战国古文篆隶形譌字表。纵观先秦两汉，籀篆之省、古文之乱，篆隶之譌，字体变动非常剧烈。现在出土这么多的战国文字，经过这么多专家的考证，很多字形已经定型，有些字形更可确定其地域。如果能够将一个或多个书写形近、容易譌混的字编在一起（进一步可以细分地域性的形近），包括古文字考释中经常说到的“以某（形）表某（形）”和“一形多用”的构形部件，供大家研究文本作参考，这至少可以遏制出土文献文字考释中无休止的通假思路，而从更宽广的字误角度审视，对閲读、诠释文本会有帮助。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现在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出土文献中的譌字问题，年轻学者既有能力又有精力，而且已经有人以“战国文字形体混同现象”、“出土文献与古书形近譌误字”为对象做学位论文。如果鸠合三五同道，拓展论文对象的范围，萃取各种论文成果，经过鉴定，去僞存真，完全可以做一个譌字字表。我敢断言，这样一部工具书的编成，对推进古文字和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证的精准性一定会有很大的作用。

三、文本的研究，当然是以校勘、考证、解释文字为第一步，但我们决不能走到这一步就戛然而止。也就是说不能走清人的老路，以校勘文字为最终目的。清人没见到出土文献，而且他们的目标在恢复汉代文本，所以大量的工作落在文字的校勘上，归本到许慎《说文》中。现在我们理解了汉代经师读说的含义，有了出土文献的材料，视野和考虑范围应该更加宽阔。我觉得今后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应该拓展到诸子文本，因为春秋战国时，与经典文本同时而相对的，是诸子的文本，儒家经典本身也是诸子。我已准备用诸子文本的校勘，来佐证经典文本的异同与流变。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料，将来写出供学界批评讨论。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