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四书》就是我们的“圣经”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2-11-13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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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

作者简介: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笔名留白,西历一九七〇年生,河南正阳人。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著作《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古诗今读》《世说新语今读》《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湾》《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十讲》《清世说新语校注》《论语新识》等。



 

《四书》就是我们的“圣经”
 ——《四书》教学之我见
作者:刘强(同济大学)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1月13日
 
 


  
    在今天的语境里,“圣经”一词已经被狭义化了,一提起“圣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基督教的《圣经》,也就是《新约》和《旧约》全书。其实,这个概念还是来自我国固有之文化传统。求诸古代文献可知,“圣经”之说古已有之,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汉代。如成书于汉代的《太平经》就有“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圣人之辞,以为圣经也”的说法。可见,在古人心目中,“圣经”即“圣人之辞”。这里的圣人,也无外乎两类,即:治世之圣人与得道之圣人。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辩问》中说:“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非得道之圣人。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葛洪的意思很明白,即古之所谓“圣人”,实乃指儒家系统的周孔,而非道家系统的黄老。顺此理路,则古之所谓“圣经”,当然主要是指儒家经典了。

    说到儒家经典,首先想到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所谓“六经”;其次是《乐》经亡佚后的“五经”;再次是由汉至宋渐次形成的“十三经”;最后,则是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后的“四书五经”。(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宋以后“四书”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读书人的必读书。如果说汉唐是“五经”时代,那么南宋以后则可谓“四书”时代。

    问题是,儒家经典是否皆可谓之“圣经”?我以为,根据“圣经”乃“圣人之辞”这一界定,儒家经典中可以被纳入“圣经”系统的大概只有“四书”了。

    众所周知,“四书”是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经典,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被称为“四子书”,简称“四书”。四子皆有“圣”名,孔子乃“至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且师承明晰,线索宛然,四书实为儒家“道统”之始基,“学统”之圭臬。就“圣人之辞”角度言,“四书”当然堪称“圣经”。

    按照四书所述之先后顺序,《论语》当为四书之首。《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成书于战国初年,传为孔子的弟子及其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汉书·艺文志》)之书,“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最为重要的经典,孔子的一系列道德伦理主张,如仁、义、礼、知、信、孝、悌、忠、恕之道,以及为学、为政、为仁、为教等的基本理念,无不自《论语》出,故此书堪称“圣门之教”的渊薮。司马迁尝谓:“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而自古而今,学者言孔子者,亦必从《论语》取资。

    其次是《大学》。《大学》乃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一般认为是经孔子的高足弟子曾参整理成文。《大学》“三纲八目”之说,以修身为本,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接橥内圣外王之道,实为初学者规定畛域,设定目标,一生努力,先后始终,无不由此开出。质言之,大学者,乃学大之谓也;学大者,乃学大人、成全人、齐圣人之谓也。朱熹以为:“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庶几乎其不差矣。”良有以也。

    其次是《中庸》。子程子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根据朱熹的说法,《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实学”之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此书开篇即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将儒家形上之学最高明处一语道破。其后所言戒慎恐惧、慎独中和、至诚尽性之道,至于五达道、三达德之辨,知行合一之旨,以及天道下贯、性命双修之理,无不幽微深邃,既是最高深之哲学,亦涵道德宗教之意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而就目前学校教育言,《中庸》一书亦被抛弃无视久矣,实在愧对往圣先贤。

    再次是《孟子》。孟子自称“私淑诸人”,其学实亦从曾子、子思处发端,更与孔子仁学之旨遥相呼应,故司马迁谓《孟子》七篇乃“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一书,思虑精湛,雄辩滔滔,历来被视为《论语》之辅翼。程子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书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又说:“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孟子》不仅伸发仁政、民本、性善、养气、求放心、法先王诸说,亦且将孔子“罕言”之“性与天道”,反复追寻,遂在《学》《庸》基础上,开出气脉贯通、万物皆备于我的儒家心性之学。将孔子践仁体道之工夫进一步发明弘扬,终使儒学自成一天人合一、明心见性、性命与天道遥契之大格局,大系统。夫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尝言:“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其人,得无弘道之人乎?

    可以说,儒学中最具哲学深度、最近宗教品格的道德生命之学问,几乎都蕴涵于“四书”的字里行间,《四书》的确堪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圣门要籍。所以,今天说“四书”是我们的“圣经”,不过追本溯源,实至名归,诚非故铸伟辞,耸人听闻也已。

 

  

    《四书》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无可替代,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无与伦比,本属大信不疑,无须论证之事。然自1912年废除小学读经科至今的整整一百年来,《四书》及其它传统文化经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尊孔读经长期以来被严重“污名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革命性运动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传统文化命脉被人为斩断,儒家思想中最具合理性的核心价值亦遭到摧折,民族文化自信逐渐丧失,民族文化慧命奄奄一息。几代人下来,国人仍然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之中国人而存在,但在文化精神和民族心灵层面,我们已经无法找到自我确认的文化标识和精神信靠。抚今追昔,能不怅然!

    纵观近百年来的历史变迁,无论是革命主义至上,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工具理性至上,科技主义挂帅,无非使“万物皆备于我”的“人”,降格为主体性严重缺失、因而也逐渐丧失创造力和幸福感的“物”。这就是片面强调“唯物主义”而无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心灵”给世道人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近六十年为例,前三十年,塑造的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其乐无穷”的“政治动物”;后三十年,塑造的则是“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因为“唯物”,故不再像宅心仁厚的夫子那样凡事问一句:“伤人乎?”到头来,所谓“现代性转换”在精神层面遥遥不至,而价值危机和信任危机却纷至沓来。此种乱象,到今天仍未止步,甚至愈演愈烈。黑砖窑、毒奶粉、毒馒头、瘦肉精、强拆迁、杀童案、彭宇案、以及新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诸如此类,林林总总,无不昭示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人心沦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下国人的精神生态,已经像我们所处的自然生态一样,面临被抽空,被破坏,被盐碱化、甚至“厚黑化”的巨大危机,整个民族真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志、有识之士,在不断追问“为什么”,以致对整个上层建筑施以口诛笔伐之余,更应思考、也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么办?”

    我以为,在造成这一切恶果的制度层面的问题无法快速有效解决的前提下,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无他,还是“化成天下”的教育,“修德之谓教”的教育。而在教育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以人为本的生命教育,养成人格的道德教育,净化心灵的宗教教育,变化气质的人文教育,以及捍卫权利、护持尊严的公民教育。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中断近百年的《四书》教育理当被提上日程,成为大学、中学乃至小学的通识人文课程。我们固然不能说《四书》教育能包治百病,但相信读过与没读过,大不相同。程子云:“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云:“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论语》的潜移默化之功,于此可见一斑。就我个人而言,深感如果甫就小学便开始阅读《论语》等经典,让前贤往圣的文化慧命尽早灌注于心灵,则人生中很多错误可以少犯甚至不犯,很多弯路可以少走甚至不走。

    吾生也晚,吾学也迟。好好地打开《论语》,通读一过,已经25岁了,作为教师去教《论语》,更在35岁之后。每念及此,心中便莫名伤感。流淌两千多年的精神母乳,民族文化中最具营养价值的人文精华,竟然在一个学子最宝贵的求知年华中,被斩断,被疏离,被屏蔽。这,究竟是谁之过?谁,又能负其责?

    不幸之中的万幸,在我尚未老朽之年,因缘际会,总算得以贴近《论语》等儒家经典。其间大体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个人阅读生活渐行渐远的发现;那种发现尽管还不够明晰,却自有一份惊喜与恨晚在焉。接着,是踏上学术道路之后研究课题本身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必然;对魏晋文学,特别是《世说新语》的研究,使我很自然地向先秦的语录体经典回溯。后来,则是在大学担任教职,教学工作安排的需要;连续数年,我承担了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文学课程的本科教学,这固然与敝校师资学科结构不平衡有关,于我而言却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是精神生命中一份迟来的馈赠和喜悦。

    古语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经典学习使我深感自己学养不足,越学越觉得自己浅薄无根;而经典教学则让我体会到教学相长、水涨船高的快乐。对夫子的许多“法语之言”,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等,有了更深刻切己的感知和体悟。同时,在困中学,学中思,思中教,教中做,做中觉,觉中悟,也使我对于儒学的生命境界、哲学品格乃至宗教内涵,开始拨云见日,有了切肤之感。

夫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既然有益于己,自然也想让比自己更年轻的学生获益。说到底,《四书》教学之最初出发点,并不在于多么宏大高远的目标,而就在于这份“立人”之心,“达人”之志。

 

  

    我从事《四书》教学的大致履历如下:

    2006年夏,与友人鲍鹏山、王世朝、陶言等人在上海创办学悦青少年传统文化俱乐部,并请业师、著名文学史家、复旦大学骆玉明先生担任总顾问。我们的教育对象是中小学生及其家长,主要采用亲子教学的方式,面对面地教授传统文化经典,旨在利用大学师资(我们的教师都是大学教师或在读博士候选人),补充中小学人文教育之不足。开设课程主要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楚辞》、《老子》、《庄子》、《左传》、《史记》、《世说新语》、《古文观止》等。其中,《论语》是所有学员的必修课程。我主要负责《论语》《诗经》、《楚辞》及《世说新语》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并担任学悦教育的教学总督导。《论语》课学制一年,共100课时或80课时不等,授课方法分:教师讲解、学生朗读、课后背诵默写、课前背诵分享等多个层次,让学生在紧张而又愉快的氛围中品读经典,提升文化修养。因为对师资严格遴选,对教材精心编撰,对教学详加研讨,对学生认真负责,对管理力求人性化、专业化。六年下来,学悦教育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现已成为上海知名民办教育品牌,在传统文化及语文教学方面独树一帜,每年有大量学生入学,已有数千名学生接受过经典文化熏陶,今年暑假有一千余人次入学,几乎可谓一票难求。对中小学生的《论语》教学,使我深感经典教育越早越好,为此曾于2008年写过《也说“四书进中学课堂”》一文,以回应《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起的相关讨论(见附录一)。

    经过两年的教学实践,我深感我所在的本科大学生相比学悦的中小学生而言,在经典教育方面至少有十年的落差。在文学史课上,教授《论语·先进》篇“侍坐”一章时,第一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差不多要花一节课时间交代孔子及四位弟子,而我的那些中小学生,早已耳熟能详,莫逆于心。这让我感到,学如不及,时不我待。于是,2008年秋,我正式在同济大学开设《儒学经典导读》课程,为避免浮光掠影之弊,我将此课程锁定在《论语》,课程副标题为《论语导读》。我的教学对象是来自全校的本科生,文理医工,无所不包,大一至大四,愿者上钩;可谓“有教无类”。此课开设至今已届四年,先后有十来个班级,数百人选修。不少学生,已读到博士生,仍与我保持联系。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经典教育如汪洋大海,让人领略到什么是“学海无涯”,什么叫“水涨船高”。在教学中,我真正体会到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孟子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此虽言君子之道,但于教学而言,亦若合符节。教师惟有先将自己的学问洼地填满(所谓“盈科”),知识结构完善(所谓“成章”),然后方能真正履行“传道授业解惑”之天职,学生也才能真正从中受益。此之谓“教学相长”。公选课的收获,又使我对专业课的教学产生不满。非文科专业的学生都已能背诵《论语》,文科专业的学生反倒懵懵懂懂,情何以堪?于是,2009年至今,我开始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平台课《中国文学史》课程中,贯彻《论语》之《学而篇》的学习背诵。后又将《大学》首章、《中庸》首章作为背诵内容。

    2011年秋季,在20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选修课《先秦散文经典导读》上,我又进行课程调整,将《四书》作为诸子散文学习的重点,安排十周的课程,老、庄、荀、韩及《吕氏春秋》仅各有一周,以此凸显《四书》在先秦散文中的地位。即使在为研究生开设的《中国文学专题》课程中,我亦将《学》《庸》首章、《论语·学而篇》、《孟子·梁惠王上》首章作为学生背诵作业,以期尽快让学生补上这一课,培养起码的文化正信。

 

 

    我教《论语》,方法很简单,也很有效,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逐条讲解,读背结合。

    教无定法。就《论语》而言,可以采用专题介绍的形式安排教学,也可以采用逐篇、逐章、逐句、逐字讲解记诵的方法。我以为,对于当前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而言,前一种方法固然可以让他们短时间内了解孔子和儒学的方方面面,但听过之后,还是难以有切身感受。所以,我采用的是后者,即讲解、诵读、自背、分享、讨论相结合的讲授方式。如此进行,方法不免保守,每学期大概只能讲完半部《论语》,对诸生而言,压力陡增,但好处是没有割裂《论语》,呈现的是原汁原味的经典,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入、鲜活、直观地进入《论语》的文本世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每次起始课,我总是率先垂范,将《学而篇》从头到尾字正腔圆背诵一遍,然后告诉大家:“背下来的,才是自己的。下个星期,你们也能正背如流。”学生一旦享受背诵的成就感,无不欢欣鼓舞,从内心深处体验到“学而时习之”的快乐。

    在讲解中,我比较重视情景设计与情感会通。程子尝言:“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此真是教学的至理名言。《论语》的特点就是深入浅出,直指人心,许多格言关乎人生的方方面面,犹如橄榄,越嚼越有味。在教学中,我比较注意确立正向的学习心态,既是民族文化的“圣经”,岂可等闲视之?故第一节课便将“孔子其人”与“论语其书”作为中心,将孔子作为伟大哲人的人格形成与一生行迹,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加以介绍,将《论语》作为经典的崇高价值予以接橥,结合彼时之时代背景和当下“国学热”的各种现象,给学生做一全面交代。此后的学习,则常采用“情景还原”的方式,将春秋之时代大势,师生问答的背景、人物的身份及关系进一步交代,甚至还要描摹人物心理和语言背后的潜台词,这样循序渐进,让学生如同观剧,渐入佳境,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文意,想象场景,揣摩道理,证悟人生。

    第二,参校同异,疑义与析。

    程子说:“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讲授《论语》前,我向学生推荐的参考教材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同时,也将钱穆、杨树达、李泽厚、南怀瑾、李零等人的《论语》解读作为参考文献。遇到诸家解释不同的地方,便将诸说一一交代,然后说明自己的观点,请学生择善而从。如《为政》篇“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章,历来分歧甚大。杨伯峻先生译作:“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其中对“攻”、“异端”以及“也已”三个关键词的解释都有问题,似乎孔子是个党同伐异的刚愎之人,与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叩其两端而竭焉”的宽容和审慎态度显然矛盾。整句话的理解完全不符合孔子原意。李泽厚先生译作:“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险的。”意思稍近,但“攻”的解释仍然有问题。“攻”有“攻击”义,也有“专治”义,这里“攻”“乎”连用,只能采用“专治”义。又《四书章句集注》引范氏云:“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故“攻乎异端”可以理解为,专治于某一极端、有悖于中庸之道的学问。至于“也已”,在《论语》中出现凡十次,均作句尾语气词,从无作“停止”“消灭”讲者。钱穆先生译为:“专向反对的一方用力,那就有害了。”庶几近之。似此,其例甚多,兹不赘举。

    第三,直面现实,古今会通。

    《论语》言近旨远,人间万象,无所不包,故学《论语》,亦是在修身养气,正心诚意。相比人格境界的提升,文化知识的掌握,反而倒在其次。儒学是关注社会现实、成就理想人格之学问,也是做人处世、安身立命之学问,其许多价值和观念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为当世指针。比如《子路》篇孔子适卫,与冉有的一段对话,也即“庶富教”思想,其实直接与1949以来的国家大事遥相呼应。我就此章阐发说:孔子的“庶富教”思想影响深远,其主旨乃是:国家的基础是人民,民庶、民富才能国强;但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良好仍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还要在此基础上发展教育,使人民享受受教育的权利,真正成为有文化修养的国民。反观近六十余年的历史,“庶”正好对应毛泽东时代(人多力量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富”则对应邓小平时代(计划生育,先富起来,共同富裕)、“教”又对应江泽民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的三种发展观。这不恰好说明孔子思想的深刻性和生命力吗?如果当政者重视孔子的这一“科学发展观”,不知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少交多少“学费”?此意几乎无人论及,故放在这里立此存照。

    再比如,讲到孔子谈治国三要素——足食,足兵,民信——时,我说:“这三要素乃指国家的财力、武力、公信力。孔子认为三者之中,最次要的是‘兵’,其次是‘食’,最重要的是‘信’。‘民信之’,并非有的人所讲的‘老百姓要信仰国家’,而是国家要取信于民。人要有信,政府亦要有信,失信于民,比综合国力落后还要可怕百倍。”这说明,《论语》中的很多思想,完全可以古为今用。

    当然,《论语》中有些话也不能盲从。比如,讲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时,我一方面肯定孔子这句话的现实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一观点有其时代局限性。俗话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对于现代公民社会来说,即使“不在其位”,也可以“谋其政”,参其政,议其政,督其政。否则,一切都让“肉食者谋之”,说明我们的政治生态,仍然没能“走出中世纪”,还是“前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

    之所以这样“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其目的乃在激发学生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不至于食古不化,人云亦云,从而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换言之,“圣经”云者,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开放活泼的道场,本可为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原动力。这也即是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深层道理。一句话:正信不是迷信。正信必须确立不移,但迷信和盲从则不可取。

    自2009年以来,我不断接到各大学及党校的授课邀请,上课对象往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我讲授的课程为《论语中的政治智慧与为官之道》,以《论语》为基础,结合当今吏治腐败的现实,针砭时弊,对症下药。每次上课,我都抱定即使被轰下来也要说的宗旨,力求讲真话,说实话。我把孔子的政治思想厘为五个方面:一是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二是节用爱人的民本思想;三是名正言顺的名实思想;四是取信于民的诚信思想;五是勤政廉政的官员自处之道。现择录几则讲义如下:

    1、关于“节用爱人”:孔子主张治国应该节制财用,而不要铺张浪费,因为每一分财富都是取之于民,也当用之于民。这是孔子的经济思想的一部分,其出发点是源于“仁政”“德治”的思想,“节用”本身即体现了“爱人”(爱民)。对于今天廉政、亲民、节能、高效的现代政府建设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2、关于“名正言顺”:孔子名正言顺的名实思想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策安排层面,要名正言顺,名实相副,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舞弊,名实分离,说一套做一套,那么国家便会陷入混乱。二是用人层面。应该选贤任能,即“举直错诸枉”,而不是任人唯亲,“举枉错诸直”。那样只会导致“虽令不从”、“虽禁不止”的乱局。

    3、关于孔子的德治思想中的官员表率作用:孔子的德治并不是片面强调老百姓的道德水准,而是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统治者必须先要有美好的德行,然后才能以身作则,形成“榜样的力量”。否则,照妖镜只照百姓不照自己,那便会导致对外的单方面的“治人”或“他律”,而缺乏对内的“慎独”和“自律”。

    4、关于“勤政廉政”:在其位,谋其政。谋其政就要勤其政。勤其政而不享其利,是为廉政。官员不能不作为,但也不能为所欲为。要有敬畏心。须知“头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

    《礼记·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经典,要怀诚敬之心;教经典,要怀仁勇之心。无论面对学生还是官员,都要相信“德不孤,必有邻”,要在自信力之外,产生一种坚强的“他信力”。夫子之道所以能激励后来者数千年,正赖夫子有此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边愿力。直面现实,会通古今,才能使经典真正焕发出光彩与活力。

    第四,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我讲《论语》,并不一味纠缠于名相义理的辨析,而专注于人生及生命之体悟。故常常借助儒家之外的思想资源,以便调动学生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从而对经典产生切身体会。比如讲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时,我用耶稣“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之语加以印证。同时又引用佛教慈济基金会证严法师的“普天三无”说:“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三种思想,表述或异而殊途同归。再如讲到“孔颜乐处”时,我又引用证严法师的话:“快乐,不是因为你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你计较的少。”讲到“当仁不让于师”,自然要拿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互参。讲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方法时,顺便谈谈柏拉图的“催生婆”理论。凡此种种,等于是把人类最伟大的心灵导师请到一起,让他们切磋对话,辩难解纷,这样的信息汇总,自然会对学生的判断力产生有益影响。

    我还常常借题发挥,借古人甚至外国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以便启发良知,激发良能。比如,讲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时,我一方面肯定孔子明哲保身思想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试图批判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了汉”心理。我先从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说起,然后说到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的忏悔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最后再加申说:“孔子尝言:‘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这些话有无现代价值?当然有。这些格言揭示的正是乱世士人保全自己的权宜之计,说明孔子对于生命价值无比重视,处处予以呵护和保全,故这些言论都是可用于生命教育的鲜活教材。然而,那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说的话,斯世而有斯言,我们可报以了解之同情。对于现代公民社会而言,每个公民理应从容大胆地批评一切不合理制度和现象,理应葆有‘有一人不自由则全体不自由’之念,‘我为人人,人人才能为我’之心,以及‘救人亦是自救’之理。反过来说,一个人如不能危言危行,不敢为同类被欺辱、被掠夺而仗义执言,不仅自己下坠为见义不为的无勇之人,同时也反面证成其所处的乃是一无道之邦,无义之国。如此类推,你要真爱此国,必敢批评此国;真爱此天下,必怀澄清此天下之志。否则,难免自欺欺人之讥。所以,大智若愚作为一种人格境界值得肯定,但时时处处装糊涂,‘人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则是放弃了人生应尽的本分和责任。”

     这已不是讲《论语》本身,而变成了与《论语》的古今对话。尽管不一定全中肯綮,但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真正的经典是“澄之不清,扰之不浊”的无量宝藏,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五、明辨是非,守死善道。


    我以为,一个现代大学生必须具备四种能力:第一是学习的能力,第二是审美的能力,第三是判断的能力,第四是爱的能力。其中判断力关乎一个人的常识和良知,尤为重要。课堂不是封闭的空间,而是开放的空间。理应把握时代脉搏,运用经典理论,对当下社会现象予以解释和评判。当今社会,乱象甚多,即就传统文化言,也可谓言人人殊,众说纷纭。对此,我思考的结果是:诋毁传统文化一派,其源头可溯自近百年来的所谓“革故鼎新”的激进革命传统。然这一革命思维,并非建立在实事求是之基础上,而是带有“矫枉必过其正”的功利诉求。“五四”一辈学人尚且熟读经典,在他们大张旗鼓反孔斥经之后,后面的几代学人则对传统和经典采取先入为主的鄙弃态度,以为贻害无穷,臭不可闻,其发言遣论,游词无根而又大义凛然。在我看来,这些学者,可能学富五车,却实无文化正信之可言。中国传统读书人,尚且相信人间有圣人,凡人通过学圣亦可抵达圣人之境,今日之学者则几乎丧失此一文化信仰,以科学与理性自居,只能为学而不能体道,只可期之以器,不可期之以仁。仔细想想,岂不可悲可叹?无诸己不必求诸人,学者尚且如此,怎可要求平民百姓安贫乐道,见义勇为?今年,正值孔子诞辰2562周年,为此我特写了一篇长诗《致孔子》(见附录二)表达纪念之意,并在课堂朗诵,诸生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夫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我上《论语》,虽然到期末只能讲“半部论语”,但对学生要求很高,除了听读、记诵,还要辩论。每到学期末,一定安排一次主题辩论。题目来自《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一章,由此提炼出正、反两个辩题,即“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此一辩题,也是近年学术界最大的争鸣之一,我曾写过文章参与论战。(题为《亲亲互隐的迷局》,收入郭齐勇先生主编《<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而在课堂上,我不做任何暗示,任学生各执己见,各阐其理。每学期的这堂辩论课,无不论者踊跃,各逞其能,各展其才,场面十分激烈而精彩。(详情参见《一场不必休止的辩论》亦收入前书,见附录三。)真理越辩越明。相信这样的辩论对于学生心性及良知的培养是不无裨益的。

    不仅如此,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亦当及时予以回应。这些年在《论语》课堂上涉及的社会事件如下:钉子户、三鹿奶粉、马加爵案、拆迁自焚案、汶川地震、杨佳案、邓玉娇案、杀童案、“我爸是李刚”、钓鱼执法案、动车追尾案、彭宇案、小悦悦事件等等……《论语》课不仅是经典学习的窗口,更是师生直面现实、关心国是的平台。我们用这种活学活用的形式向孔子和《论语》致敬。

    2011年秋季,继续开设《论语导读》公选课。并且对学生有了新要求,就是其中写一篇《论语体悟》(见附录四)。我发现,通过口头和笔头的各种训练,学生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对于个人之教学亦是一大鼓舞和助力。
 


  

    最后想说的是,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三教为核心,其中儒学又是核心中之核心,其核心价值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之道,与西方文化中历史地形成的人权、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等理念一样,都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无视甚至人为截断这一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无异于自断经脉,作茧自缚。对于中国文化未来之发展方向,牟宗三先生在《论道统、学统、政统》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统”说,即:“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生命的学问》,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又在《中国哲学的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哲学未来的方向:(一)根据传统儒释道三教的文化生命与耶教相摩荡,重新复活“生命的学问”。(二)吸收西方的科学、哲学与民主政治,展开智性的领域。(《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我以为,牟先生的观点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的。

    2011年10月20日至22日,中国宗教学会与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于泰山脚下共同举办“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发表了《泰山共识》。《共识》倡议知识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回归对宗教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中肯理解和理性评价,探求宗教与传统文化为当代社会输出富有活力的价值和精神资源的可能途径,形成当代国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而完成国民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泰山共识》纲领有三:一,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纠偏对传统文化的过激反应和处理态度,倡导尊重传统与理性回归。二,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深刻和普遍的宗教性。三,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协和、共融的各大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7日第六版)窃以为,《泰山共识》对于传统文化宗教精神与社会和谐发展之关系的阐发,是有其学理依据和现实着力点的。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作为儒学“圣经”的《四书》教学在高校人文通识教育中的地位和价值才能得以凸显。在台湾,《四书》教学进入中学早已提上议事日程,而在大陆,大学阶段普及《四书》教育仍然步履蹒跚,任重道远。孔子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今天的教育主事者若有此胸襟和气魄,在高校乃至中小学推展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四书》教学,让两千多年前的往圣先贤直接参与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来,则对于下一代的文化修养、人格养成、气质熏染、价值担当诸方面,都将起到润物无声、水到渠成之塑造作用。至于近来学界倡导的民族文化复兴之宏图大业,则属“卑之无甚高论”的范围了,不敢妄下雌黄,就此打住,以俟君子之教。

 

(按:此文写于2011年11月19-22日,23日赴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两岸三地高校《四书》研教学讨会”,将此文提交会议讨论。今天是孔子诞辰2563周年的纪念日,再贴此文向朋友们求教。)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