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一泓 著《经世：清季新学史论》出版暨导言

《经世：清季新学史论》

余一泓

齐鲁书社，2025年5月

 内容简介 

《经世：清季新学史论》是对清代中后期开始的趋新儒学以及学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从学术转型等角度来解读近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历史哲学等学界整体状况。研究的主体是以朱一新、梁启超、文廷式和刘师培为代表的学人群体在清朝帝制时期的思想,以及陈黻宸、柳诒徵为代表的学人群体在民国时期的论说，又考察了魏源、熊十力等学者的新学思想, 展现了清代中后期出生、治学的一批近代学人根底旧学、回应世变的努力。本书为“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丛书之一。

作者简介

余一泓，1992年生，籍贯四川巴县，从事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现为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研究员。

目录

导言 穷事势之理

第一章 先进——魏源教化观新研

第二章 初澜——朱一新辨正异端的论述

第三章 潮音——戊戌前夜梁启超及其学友的激进趋向

第四章 变调——论文廷式之政教说

第五章 夕照——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述论

第六章 黄昏——重访陈黻宸的史学

第七章 落幕——柳诒徵崇古思想探论

第八章 遗响——晚年熊十力的经学评论

结语 新的尺度？

附录：《柳文指要》述论

导言：穷事势之理

我国号称讲求新学既四五十年，外国留学生亦十数万，试问在学术上有何毫厘成绩可以表见？

——梁启超：《国民浅训·不健全之爱国论》，1916年

本书名为《清季新学史论》，是对晚清时期趋新儒学以及学人的思想史研究，其中九篇论文大体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所涉及的多位学人，有的在清季完成了毕生思考，有的活跃在二十世纪前中期，只是在此前铸定精神基盘。新旧学的张力在甲午前后尤其强烈，这也影响了本书的思考方向和文献选择。本篇导言名为 “穷事势之理”，以下将从解释这一题名开始，解说本书的研究范围、先行研究状况。

 “穷事势之理”是我受唐君毅之系列著作《中国哲学原论》启发，[1]用来描述本书所涉“新学”思想活动的用词。鉴于“新学”可以包括清季民初时期的一切新学问和趋新学问，[2]本研究的具体对象乃定为“趋新儒学”——一种趋新而仍旧的学问，哪怕书中所及有的逸出儒学范围，有的宣称超出儒学，衡以后见之明，实属儒学传演而生的枝蔓、流衍，不妨与主干合论。传演的过程，又是不同时代的学人由学而术、因应新潮的过程。无论是对上述传统的偏离还是发展，皆可视为学术趋新的活动。再说到前面的主干，就不得不从近世儒学之大宗宋明理学的背景，关照清季学人“穷事势之理”的趋新学思。

用今天的话说，此处的“理”兼具层次分理和规则道理两义，“穷事势之理”就是穷尽式了解静滞的事情、事物和运动的势态、势趋——宽泛地讲，就是与观者、行者的身心相对的外界之“事”。自治身心为学者共法，但是人们可否在自治自修之际内观自心以至本性之理，进而从心性之理上达天理、遍应人事之理？这个问题会出现无数争议，迂远、自专、僭越的风险遍布心-事道旁。甚至可说，宋以降有关于理的分歧，在心与事的论域中最显。如阳明之议朱子，力主事、理绝不能在心外；戴震、阮元之议朱，则主心理心相不得遮蔽外事之实理实相。围绕观察、遵行“理”所发生的种种异见，跟个体与大群、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共生。在儒家礼教摇动，“天下”之外的新事迭见的时刻，人心与事势都不断地趋于躁动、加速变动。自明季至于盛清，君师道合的理想逐步实现，百家三教同天同归，分歧在儒家礼教之矩镬中有不同的调和方式。清季，又一次躁动发生，也对既有的“理”构成了挑战。[3]新学由是在思想上拥有既“新增”也“革新”的特质。

随着儒教建制于近代的逐渐退场，在“穷事势之理”及其延长线上的另外两种现象是学人之心与旧有之理的背驰，以及尽几代人之心力也无法穷究新理的困境。清朝进入历史之后，成学于民初的人可能学问故宅尚旧，[4]故本书以百年之期论清季新学之升降——从《海国图志》成书的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讲到《原儒》诸论成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中略）

本研究从儒学而非西学角度切入清季新学，[5]参考的范式性著作，都有深具比兴妙用的组织安排，把作者难以分享的生命体验融会进了客观“研究”之中。[6]兹不避效颦之嫌，也试着分享一些意象。是否成功？由看官来判决：

导言 穷事势之理

第一章 先进——魏源教化观新研

第二章 初澜——朱一新辨正异端的论述

第三章 潮音——戊戌前夜梁启超及其学友的激进趋向

第四章 变调——论文廷式之政教说

第五章 夕照——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述论

第六章 黄昏——重访陈黻宸的史学

第七章 落幕——柳诒徵崇古思想探论

第八章 遗响——晚年熊十力的经学评论

结语 新的尺度？

附录：《柳文指要》述论

严格的读者会认为上述的意象是模糊晦涩的，所以有必要放上各章的概要，让上述意象的排列构成一套可以理解的叙事。为求呈现历史的连续性，本书各章的结语虽然会简单总结前文内容，但基本属于开放式写法，不是严丝合缝的。权以各章作单篇写作时所为摘要，概述全书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远溯嘉道经世思潮，开掘新学的源头之一。魏源是嘉道经世思潮中的重要学人，也是近代思想史上有争议、有影响的儒者。本章研究，基于《魏源全集》中的经说、史著和义理性论述，尤其是《书古微》、《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引言指出，着眼魏源的教化观念及其判教议论，能读出魏源思想本相的更多内容。经历时性检视，本章首先指出宋明理学塑造了魏源以心制行、天人相资的义理基盘，而开放式的经学研习又使其倾向调和三代政教理想与注重实际的经世致用逻辑。其后，通过与同时期讲经世之学的儒者姚莹、徐继畬等人的比较和对《图志》中宗教评论的分析，本章重构了魏源以人文化的天人视野判摄外教、并藉此表达自身教化观的努力。复次，本章探讨魏源与龚自珍的经世理想及其实践困难，指出晚年魏源佛教转向的结构以及该转向与前面思考的关联。虽然和本书所论其他人物相隔时代较远，但是魏源关注的议题、调动的资源和用思之习惯，都具有先河意义。调转到世纪末（fin de siècle）新潮激化的时刻，此种先河意义将充分展现。

第二章研究戊戌变法到来之前数年，日渐隆盛的新学思潮遇到保守派劲敌镇守的景象。清季儒者朱一新博通经史、根本理学，又积极吸收域外新知。其人诸多辨正异端的论述，是当时旧学直面新潮碰撞的重要案例，为清季趋新儒学发展史之重要侧面。第二章提出问题，认为朱氏在和康有为的新旧论诤之外，作为此种案例，还有更多整理异学、简别异端的论说有待研究。首先，本章分析朱一新从性理学角度出发清算义外之学谱系的努力，指明其人正统意识强烈的性善论述和捍卫现成礼教用意之关联。其次，本章研究朱氏从史学或说实务角度对中西政教得失、交通之利害之衡估，表出其人抵触西化的具体逻辑在于：中人不能如西人一般自外于礼教、沦入竞逐利益的丛林状态。最后，本章试探朱一新相关论述的历史位置，以及新旧文化代谢之渐进性。总的来说，朱氏代表的保守界碑自有其分辨新旧得失的理智，但孤掌难鸣，新旧交战已到了宣教代替辩理的时刻。

第三章研究新潮在戊戌变法前夜弥漫无状的景象。从1897年11月到次年3月，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其间产生的文献，现已成为推进清末革新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助缘。基于该组文献和梁氏师友同期的论说，在他们的语境中进行对比分析，能更好地探明趋新儒学青年的激进面向。本章首先整理梁启超在教学活动中的理事观，试探其民权立场以及该立场导向的理念：人类大同进程。顺此思路，下文研究梁氏致公理于实际政教的构想，指出其脱离事实之处。随后，本章侧重夏曾佑的相关论说，从激进、稳健两端呈现梁启超及其学友吁求民权、批评君主制的激进趋向。本章最后判断，该趋向或受康学、西学等大小潮流影响，但更多是新一代士人自发求变的结果，而新潮波荡至于两头不到岸，士人心无所主，势有固然。

第四章研究新学既顺承儒教传统、又隐隐与之分离的一种变调。近代士人文廷式以词人而为学人，并身系政局之重。他出入中西新旧之学，在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形成了博而可约的政教论说，是清季新学的重要个案。本章检讨相关文献，说明研究文氏政教说的方法与意义。之后按时序展示文氏的史学取向、儒者立场、佛学趣味和他的时务思考。此后，通过考察他眼中的宗教源流，尤其是 “婆罗门教—基督教”系谱，本章指出其意在强调孔学之兼容性以及中国政教之优越性。复次，通过分析文廷式分别儒释、同尊两家的言语，本章着眼于他的政教观受佛学影响所呈现的变动：在晚年论说中，文氏革新君主制的思想倾向趋于强烈。结语选取黄遵宪的相似议论，与文氏之说加以比较，说明清季新学在知识上的模糊性与政治上的折中性。不过，这两者都是暂时的。折中甚或审慎的政治姿态，必将面对革命抑或不革命的选边站。巨量新知和深厚旧学的整合同样不能含糊其辞，不能安于一个模糊的知识系统，这要求学人确立全新或者守旧的求知出发点。

第五章研究新学在刘师培的早期思想中盛极而衰的景象。近人刘师培以博通四部、持论有本著称，也有趋新求异、好名无恒之公共形象。他在1905年开始公布的《周末学术史序》诸论，是当时以新知整理旧学的前沿之作。在回顾相关先行研究之后，本章首先分析《周末学术史序》征实、民主和崇古之思想寄托，呈现其中未予明示之连贯理路。随后，本章侧重观察该组文本中所出现的同时代学者之观点、以及应时而生的经典文献新解读，探索刘氏崇古以革新的论学旨趣所在的具体语境状况。因刘氏本人思想和外在风潮都在几年以后快速地发展、裂变，故本章更举出刘师培和其他学人之后的言说，以对照《周末学术史序》所面临的新、旧分途之困境。在后来很多学人乃至刘师培本人后来的思想中，新学多不复为旧伦所制。

第六章研究了近代学者陈黻宸的学术著作，以解决先行研究对其人的近代史语境、文化保守主义和理学背景关注不足的问题。首先，本章排比了陈氏《新世界学报》的文字及其在辛亥革命前的言论，指出其趋新之余对传统和义理的保守态度。其次，本章研究了陈氏在革命中的体验和此后的诸子学讲义，揭示其人经世思想背后的道德关怀。再次，本章分析了陈氏早先的历史讲义，指明他对历史公例的关注早已透露了他对心性问题的重视。最后，本章分析了《中国哲学史》的文本，着重重构、研究陈氏在史学著述中处理义理问题的艰难尝试，发现一位清季趋新儒者经历革命阵痛后的思考，新学黄昏正在此前。

二十世纪上中期，新学在政治-社会舞台上逐渐落幕，第七章研究了一件有代表性的个案。基于近代学人柳诒徵的著作，本章对他的崇古思想做了考察，以期呈现旧学随顺新潮的典型个案。首先，本章研究了柳诒徵在清季的成学背景和习作，指出柳氏抄录、编纂的治学方式受其参与新政经验的影响，而在形式之外，新政学务中的崇古、孔教与中体西用精神也塑造了柳氏学思的内容。其次，本章研究了柳诒徵在民初到抗战时期的著作与言论，描述柳氏崇古宗周的学思此时如何定型，并且他也表现出了据古之政教典型响应世变的意图。再次，本章研究了柳氏在三四十年代的言论与著作，指出柳氏在内外紧张的时局之下，如何对政教合一的古代理想做出各种应时色彩的阐释。最后，本章简要评论了柳氏崇古学思的困境。另有附说一种，藉柳诒徵的案例申发熊十力经学旨趣的端绪，作为末章铺垫。

新学落幕不代表彻底消失，第八章研究了它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道遗响。哲人熊十力晚年著有观点激进的儒学专书，弘扬儒经固有义理、响应时代需求。其中侧重《周官》的经学评论不仅是他立论之一枢纽，也富含上通清季学风的诸多线索。本章首先指出研究熊十力经学及其语境的文献基础，以及思想史意义。其次，分析十力之论学、交游和对话预设，探索其经学评论和清季经学之关联。复次，本章研究相关论述对康有为等近代学者思想的消化、批判，及因之而来的对古代儒者的激烈重估，揭出十力批判前人、重构传统以辩护儒家在共和时代之价值的旨趣。最后，本章分析十力侪辈、晚辈的同道学人对《周官》和晚年儒学的尖锐异见，尤以梁漱溟之论为重，试探十力孤掌难鸣的经学、儒学思想所反映的，儒学在近现代思想界的变化轨迹。

清季新学存在于中国近代史之中，近代史又是中国思想文化西化、新化历程的记录。在本研究完成之后，结语判断清季新学当中“新”的尺度或者作为尺度的“新”，难以作为具体的知识而被了解。因而过往的新旧嬗替，不会直接示人以学问近代化之具体方向，而只能给拟定标尺提供借鉴。另有附录一种，试探十力《原儒》之后的新学残响。近代闻人章士钊亲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文化巨变，也是长期保有相当地位的旧派文化人。他晚年所成的《柳文指要》，正是在藉柳宗元之文为媒，面对趋新世变调和新旧的论史之作。排比分析书中的历史、人物评论，也是在理解旧学调适、自抑而寻求承认的过程。

[1]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唐君毅全集》第17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33-57页；《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22卷，第548-551，571-584页。
 
[2] 对于新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概括参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3-4页： “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另参茅海建：《也谈近代湖湘文化》，《依然如旧的月色：学术随笔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2-113页。
 
[3] 对这一现象的反思见牟宗三讲，卢雪昆记：《牟宗三先生讲演录五·实践的智慧学》（台北：财团法人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2019年），第142-143页：“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尽管看起来不明确，但假定你了解了，它很明确，不但很明确，而且没有幻象，没有虚幻，都是真实。这很了不起，但把握这个很难的，尤其这个时代的人很难的。老的读书人讲到这方面他很容易懂，你问王阳明，他很容易懂。但是你问章太炎，他就不懂。你问康有为，他也不懂。梁任公也不懂。你问理学家，他们清楚得很。”
 
[4] 本书研究的熊十力和柳诒徵二位生于清末，成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但他们学问的宅基仍然是前清旧学，据旧学论衡新学的风格也跟清季新学保持一致，参书中相关章节的内容。在全书第一章出现的魏源，跟第二章的朱一新时间隔得比较长，确实有失粗率。至于为什么定魏源为先河？完全是出于偶然。Philip Kuhn（孔飞力）追溯现代化国家议程，却根据魏源《诗古微》诸作之儒术新论提出问题。（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一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第27-49页）本书第一章没有接受或对话孔氏分析魏源思想的论述，但希望说明：孔氏成功捕捉到了魏源对于事势、功利和权力的敏感，以之助成自家研究之立论，这反映出魏源在清季新学潮流中的特殊位置。
 
[5] 如果是从西学角度切入，那么阅读的文献不可避免地就是中文母语者阅读、利用没那么顺手的外文思想材料（苏精、关诗珮诸位用的文献和解读方法，我理解主要是文化史的）。儒教本位的学者龚道运所作的研究正是这种案例（远没有Norman Girardot研究理雅各那么游刃有余），参龚道运，《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当前翻译技术水平下的理想研究状态，当然是各方母语者完成必要的文献和事实研究工作（基于中文史料所完成的这类工作，目前反而是日本学者做得比较好，参狭间直树、石川祯浩主编，袁广泉等译，《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在此基础上进行高效、可靠的交流互证。
 
[6] 荒木见悟的《阳明学的位相》（焦堃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始于白沙的自然心境，终于泰州学者的自然乐境，中间是自心在现实中体认本然、自由所呈现的诸相。这是用个体顿悟渐修、自觉觉他的修行经验印证百年精神史的高妙书写。阿摩斯·冯肯斯坦的《神学与科学的想象：从中世纪到17世纪》（毛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首先辨析上帝的存有形态，进而在自然、历史的运转当中发现其存在，最后叙说这些属神的知识如何人文化，可谓即天即人、明体达用。二氏从教门中转身而来的经验，是一般思想史研究者可遇不可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