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法制

——真正的法律需要回归儒学

作者：柴奕晨

来源：作者赐稿

作者简介

柴奕晨，二零零八年九月生人。祖籍于河南周口地。幼习诗书，十三岁入崇儒书院求学，至今三载有余

前言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五千年的中国法治，是由“礼”与“法”相辅而成。从蒙昧到文明，从个人到组织形态，礼法都在不断更新与完善。礼法不是死物，根据时之不同，必是需要阶段性的变动与调整。本文将从儒学义理出发，对当下中国法制上存在的问题做一论述及提出应对之策。

一、法律的意义、性质与范畴

要说明法律之意义，需追根溯源，从法律形成之初说起。

古时圣王体贴天道，制定礼法。法的形成，其中自然是有天道义理的存在。在儒学义理的架构中，天道是最高层面的依据，而“天道生生”是这背后的价值根源。所以，礼法的制定也是为了“生生”而服务的。那法在现实中，就承担着天道“赏善罚恶”这一方面的功用。这是“法”根本上的义理依据，是圣王制法的最初目的，是法律存在的合理性所在。

若说“礼”是共识的道德标准，那“法”即是强制的道德底线，为国家社会保证一个基本的稳定与秩序。法是对普罗大众最基础的要求，法律是一个社会的下限——故而不可单凭法治国，还需要“礼”的先行。《论语·为政》：“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仅仅是政令与法律的配合，不足以成一国之政，秦朝的覆灭，便是有力的证明。法本是圣王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若是专任刑法，必流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的弊端。

在儒学作为王官学的背景下，“礼主法辅”才是常道。《汉书》：“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但并非说“不合礼”即“非法”，“礼”更多是个人道德自觉，能做到“行必合乎礼法”，是君子；“合法而不合礼”即众人；不合法，即是盗跖之辈。故说，法律是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法律的本质是“赏善罚恶”，但是仍存在弊端，其善恶与否在于其背后的义理依据为何。若是在脱离了儒学统摄的法家手中，法是治民的利器，是让民众顺服的权柄；而在圣王治下，法与礼相参并行，法就成为了保障公平正义、惩恶扬善的正义之剑。

二、古今法制对比

1、由《尚书·吕刑》《周礼·秋官》观古之法制

我国最早的明确记载刑法之文是《尚书·吕刑》篇。其中记载了法制尚未成形之初，三苗之民受蚩尤之化，皆残暴滥刑，殃及无辜，不得五刑之中用。尧帝“哀矜庶戮之不辜，保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遂命皋陶作士，“制百官于刑中，助成道化，以教民为敬德。”法律一开始的形成即是为教化所服务，先王体贴天道制定出中正的条例，最终呈现“五刑之属三千”一个完备的法律雏形。

到了《周礼·秋官》，篇幅就更多而更详，也是基于《尚书·吕刑》的完善；同时，法律体系下的官员也日益增多，《周礼·秋官司寇》篇载录的就有六十六个官名。起到统摄作用的如“大司寇”，是一国最高法官，“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孔子就曾任过鲁国大司寇。在大司寇下，还有小司寇、士师、乡士等等，各有其职分。

制度只是一个外在的体现，我们仍要透过制度看制度架构之上的义理。古时的法律虽然“五刑之属三千”，五刑“墨、劓、剕、宫、大辟”，用现在的目光来看好像颇为残酷，是对人权的侵犯，其实不然。法制永远是为“礼”服务的，是先王治下的一个方面。但是法的弊端即在于，像韩非、商鞅这样的人出现，在他们手下，法律完全成为了君权扩张的手段与工具。不在天道义理统摄下的“法”，最终沦为了“法家”，或者说只是成为了“刑家”。无论他们所主张的“以刑去刑”听起来多么有理有据，本质只是重刑主义，与儒学的“天道生生”之理完全背道而驰。法律再完备，若是在治世下，也只是起到威慑的作用；孔子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才是儒家的终极理想。刑法是达到治世的手段，是在乱世下对社会稳定的保障；无讼，是用刑法要达到的目的。而残虐无知之徒，不懂这背后的义理，妄以为只依靠刑法就可治国，滥用刑法，必以残暴自取灭亡。

2.当代中国的法制设计浅述

当代的法律系统殊别于古时，此处不能详尽论述，稍叙述之。

当代中国法律有不少借鉴西方制度之处。西方制度是可取的，如司法透明、宪法至上等等，制度的架构上亦有其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吸收了西方的弊病与不足。西方本是“法治社会”，他们不存在“礼”这一个层面，“法”是他们治理社会国家的唯一途径和依据。西方的法律是“人权至上”，其讲究人道主义，其思想中将人权视为植根于人性中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保障是西方司法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点本无可厚非，“人权”自然是需要得到保障与尊重的，哪怕是死刑犯也有其基本人权。但若是走向偏激，则易卷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潮流中，用“人权”推卸了责任。中国历来是讲家庭叙事的，而不是个人叙事。譬如就以2023年的山西大同订婚案为例。法官完全是本于当今法律所作出的判决，好像没有问题，人权得到了保障，但是否真的让民心信服？从此以后两性结婚前都心怀芥蒂，当代本就严重的性别对立更是裂出一大道鸿沟。这些判决的不公正，或是法官的个人道德问题，或是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可导致的流毒后果之巨大，民风浇薄，人心安全感缺失，人日趋于禽兽之行，岂是个人之身能担当得起？

就当代而言，法律不可谓不完善，较之古代也更为详尽。但是我们并未看到一个比古时更公正、民生更安定的社会。反而大家人与人之间猜忌连连，“夜不闭户”成为停留在书本中的美好设想。虽然，无论什么时代的制度都有其问题存在，时间久了亦会出现疲敝之况，不存在尽善尽美的制度，不存在能永久保证不出现问题的制度。正是如此，才需要及时的调整与纠偏。

3.当代法律之问题与影响

法律所带来的影响，有时不只是对一个人、一群人的公正与否，而甚者影响的是全国的民风。如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只因为法官王皓的一句“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掀起轩然大波，从此，“尊老”变成了一个代价沉重的负担，不再成为人们做好事的义务，而是成为考量人心的道德博弈。这与儒家“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的目的背道而驰，文明的倒退是不可能一日挽回的。“人跌倒了还可以再扶起来，人心跌倒了就扶不起来了。”法律的效用是绝对性的，不可逆转的。如计划生育一开始作为政策提出，1982年写入了宪法，执行力直线提升，以致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惨痛的一段岁月。当时的伤口至今还影响着我们，隐隐作痛；当时断送的生命和伤害的人心，至今无法再找回来；当代的生育率下降，其原因更是与计划生育有着不可脱的干系。一部法律影响的何止是当下的民风时势，甚至是一代、两代、三代人的思想观念啊！执政者若是不站在天道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自然就无法料到这样的情况。故而我们不能忽视法律背后的力量价值。为善，可以泽及天下民生；为恶，又会殃戮数代人的命运。

除却判决上的问题，法律本身的漏洞若是不及时填补，又会有投机取巧之徒钻空子。在汉时，一名术士算到天下将要大赦，就指使自己的儿子去杀人。“大赦”本是一体现君主德泽的制度设计，一念恻隐，却被不法之徒加以利用。再如，当今的一些令人发指的案件：“湖南省祁东县三名十二三岁学生抢劫杀害女老师”“重庆精神病捅陌生女子致死”，都让人触目惊心；而凶手们却因身份或年龄，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能得到合理的惩罚。那在制定法律时，是否既要本于天道的义理，又不能完全不考虑人情的方面，又要体现法律的威严与公正，而求得一个中庸。故制定礼法之事，非儒者、圣王不得其中正。

三、以圣王之道参赞正当代法制

1.欲治世，先定礼

当代最大的问题，是礼制的缺失。“礼”与“法”是不可分开来论的；礼施于前，法禁于后。古人从不把“法”作为治国的唯一凭依。《论语·尧曰》云：“不教而杀谓之虐。”《孔子家语·始诛第二》云：“必教而后刑也。既陈道德，必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在“仓廪实，衣食足”的前提下，礼乐教化先行于世；民风民俗渐渐转良的过程中，法制再起一惩恶扬善之用，以辅礼制。可见用法有两个前提：其一、民生稳定。若是在生存都保障不了的情况下，法律还有何威慑力？“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二、教化已行。未经教化的民众，不知是非，若是再迫以繁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在高位者先要有教化，才可动用刑罚。法是最后的步骤，是一个社会的底线。

综上所述，解决当今法制问题，不能直接从法制上着手，而应先看这两个当务之急：民生是否得到一基本保障？礼乐教化是否在逐步施行？这个礼乐教化的功能不是当今体制教育所能承担的，更不是普法教育之类无关紧要的皮毛。要让儒学的礼乐部分恢复其作用，重订礼制，婚丧嫁娶、养生送死的礼制要重新拾起，《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个中具体之事，篇幅所限，不再展开论述。只需知道：法制的归正，礼制的复兴是第一步。

2.制度与个人

若是要从根本处解决问题，要从制度背后的义理依据开始改变。制度的背后是学术，我们必须要回归以儒学义理为基础的制度建设，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完整制度，才能正确地保障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才能引领民众积极向善。而在未能改变、参与制度设计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私塾学子，可以积极地参与进政法领域，以个人之力做出力所能及最大的影响。古时整体的一套教育制度架构下，培养的人才都是学习六经四书，先王之道，价值明确。而当代，首先，儒学已经失去了王官学的地位；其次，当代的教育仅是知识的输出，价值信仰层面虚无且混淆，一个未学习过五经的人也无怪乎会说出“不是你撞倒的，为什么要扶”这种话了。故而在当今，学习过经典、真正把握儒学价值的人才显得弥足珍贵。个人之力虽微薄，若是在正确的领域能尽其用，也可有足够的影响力。

就政法领域而言，在案件的判决中，法官（士师）个人的力量和道德显得至关重要。在古时，乡县的案件由县令着手，《幼学琼林·讼狱》:“花落讼庭闲，草生囹圄静，歌何易治民之简；吏从冰上立，人在镜中行，颂卢奂折狱之清。”或是孔子为鲁大司寇时，“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这就是“在朝美政，在乡美俗”的一个体现，可知“选贤举能”的重要与迫切。哪怕在当代也是如此。一名有经学义理的法官，自然比常人更能把握每个案件的背后逻辑，知道该怎样正确地、恰当地判决。除了法院内部就职，律师这一行业前景也蔚为可观，一名公正的律师，可以对案件有正面的影响。现在很多前辈已在为此做出努力；如儒律彭毅先生提出的“儒律学宫”的设想，儒士社的多位老师同道也在儒律事业多有着力。在这样的推动下，“儒律”的队伍也会日益扩大，法律这一行业也可被星星之火形成的燎原之势不断改善。

四、具体制度的可归正之处

1.情为法本

法律本身就是为人与人之间能更和谐的相处服务，若是让法破坏了情，反而是失了法律的初衷。近代的法律有不少借鉴西方之处，西方本是五伦观念淡薄、靠“契约”维持的社会，自然在法律设计中不会有人情的考量。而中国，回观古时，历来是重“情”的。孔子所言“父子相隐”之理，正是在此；孟子所言“舜窃负而逃”，其理也在此。故天性之亲是应该纳入法律的范围来考量的，因为天性之“情”，在法之上。在孔子为鲁司寇时，“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之焉。”在清朝时也有兄弟争讼的案例，知府也仅是调解而已，不做严明的处理。因为在家门之内，“父子之间不责善”，若是锱铢必较，连天性之亲也要用利益来衡量，那还怎么称得上是“温情社会”？儒学中所一直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相厚”将不复存在，儒学中最基础的价值将被倾覆。若是依西方个人叙事、锱铢必较之理，舜是否也要将瞽瞍告上法庭？显然是不合理的。在制订制度、具体的案件判决中，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个层面的因素。

2.上行下效君主之用

《说文解字》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无论在什么时代，上位者的影响都是绝对的。季康子曾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的回答是:“子欲善，而民善矣。”也就是“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可知领导者、君主要有正确的导向引领，与礼法相侔，礼法才能起到最大作用。《荀子·君道》：“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君主若是将自己置于礼法之外，则危险非常，严重者将会导致国家倾覆。所以，想要礼法能在国中顺利推行，君主、及在高位的官员，不可不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3.“大”复仇说

最后，根据《春秋》中的“大复仇”精神，在一价值混乱、礼法失序，法律不能保证公正时，个人可以为自己伸张正义。《春秋》引伍子胥报父仇一事说明之。这是迫不得已的“权道”，反常合经。譬如2018年的张扣扣事件。母亲被无辜杀害，而凶手却因权势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在2018年后他为母报仇，将当年的凶手也尽数杀害。最后他主动自首，被判死刑。这是一个合理的结果，“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只要无愧于心与天地即可。当然，就现代社会来说，从国家治安稳定的角度出发，是不提倡这种做法的；只是，若是法律无法为个人维护公平公正，我们可以自己去争取。在这个常道不明的社会，我们也需要这种大“复仇”的精神。

结语:

在当今这个时代，法律条款是全面的、较为完备的。且科技的发达给案件的破解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对比古时，我们发现犯罪率只增不减，民众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法律的设计还有何意义？所以，我们可以下一定论：只有合乎儒学的礼法制度才能真正地安定民众。在当今，尚未有“礼教”这一层面的建设，法律也未能回归儒学的义理依据，法制回归儒学显得颇为漫长；但复兴儒学本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法律是这整个章程中的重要一环。那我们更是要履着前人的脚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儒者的心中，期冀的是一个不生病的、健康的社会。我们更希望有能一日不再动用刑法，孔子意欲“无讼”的大同社会，我们正为这一目标努力着。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