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中道

——如何摆脱百年来的价值虚无困境？   

作者：吴圣婷

来源：作者赐稿

作者简介

吴圣婷，零八年十月生，浙江宁波人。自幼于家中学习经典，二二年二月入学于崇儒书院至今。

近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学习西方文化，不断放弃我们中国的圣贤之道与君子文化，当我们学西方越来越像，越来越好的时候，大部分青少年却因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断层，而“价值虚无”，简单来说便是对传统价值的怀疑。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仁、义、礼、智、信此人类等常道，宇宙真理产生怀疑，就导致对生命意义的迷失。在这个时代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迷上网络游戏而无法自拔，因游戏充值而家破人亡的、被强制戒游戏而跳楼自杀的事情太多太多。“价值虚无”是否是青少年沉迷游戏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

一、价值虚无在历史中是否存在？

“价值虚无”这个名词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但并不代表中国以前没有过此等情况，戏剧、赌博、鸦片等等一些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因为看戏剧不务正业的，因为赌博倾家荡产的，因为鸦片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春秋之时，卫懿公因好鹤所以失人心，最终导致亡国。《春秋左传》曰：“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明朝的天启皇帝因酷喜木工而导致魏忠贤掌控朝政大权，对明朝的灭亡有相当大的影响。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喜欢养鹤、木工，只要有条件将其作为喜好还是可以的，但对于天子、君主却不行，既为天子，上有天，下有臣民，所作所为便不可因其所好恶来决定。荀子曰：“故安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闇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必将身死国亡然后止也。”荀子这段话已将为君因为何说的很明白了，但很多君主却未如此，以致身死国亡，这便为“价值虚无”所附带的对生命意义的迷失，以享乐为主，而忘记为君应为何？普通人虽不及在上位者影响大，但亦如此，因心中没有传统“五伦八德”之概念，而不能尽其分、守其本使数口之家朝夕间便四分五裂，其根本便为“价值虚无”。清朝从雍正开始有一百年左右的“闭关锁国”，后因鸦片战争而被强行打开，此时的中国无法应对来自西方文化、科技的全方位冲击，从而导致统治阶级到民众皆对传统价值产生怀疑，认为这些不能应对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有了“洋务运动”等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但清政府尚存。一直到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民众西化变的更为严重。民国本身所遵从的“三民主义”也可视为从一八四零至一九一二年阶段性的标志。

由此可知当代虚无状态的严重，价值原则的不正确，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近代西方的影响。然而价值虚无的起始不止于此，呈现也不止于此，那为何于当代如此严重呢？

二、当代价值虚无为何尤为严重？

1.古今对比

古往今来，“价值虚无”的体现在各个时代都有，但为何在当代尤为严重？如今与古代有何不同之处？

中国价值虚无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开端，而一定要说体现最为显著的，必然是魏晋南北朝的“清谈之风”。时有阮籍、阮咸、山涛、嵇康、向秀、王戎、刘伶七人，崇尚虚无之说，轻蔑礼法，号“竹林七贤”，士大夫皆争相效仿，以此为放达。史书记载：“谈者深列有形之累，甚称空无之美。遂薄综世之务，贱功利之用，高游浮之业，卑经实之贤。人情所徇，名利从之，于是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职，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悖吉凶之礼，忽容止之表，渎长幼秩序，混贵贱之极，无所不至。”

名士以崇尚虚无、无为的“清谈之说”改变了朝野上下原本以儒家义理为主的价值标准，使为官之人都推崇浮诞而荒废职业，且以此为贤。其带来的结果便只能是倾覆朝堂、倾覆国家，因此除魏晋以外，再也没有朝代有对“清谈之说”的大幅度认可与推崇。

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朝代，它能在历史中存在那么久，整个国家能运行那么久，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先王礼法仍没有丧亡。“清谈之风”再怎么盛行，朝廷的法度是不会为此改变的，它仍是在运行着，发挥着作用的。

再说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经历了两次由外族建立的王朝政统，一次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次是满人建立的清朝。然而，纵然是夷狄之人以军事力量侵入中国、统治中国，纵然元朝有着蒙古、回、色目乃至汉人的种族阶级划分，清朝之始有着“剃发易服”将中国夷狄化的强制手段，但不论元朝还是清朝都是尊崇孔子之道、圣贤之礼，且以此为治国之本的。由此可知，儒家的道德价值自古以来都是整个天下的标准，就算是夷狄之人执掌政权，也必要以此为规矩。

然而至满清末年，西方之哲学、宗教、科技不断流入中国，使整个民族千百年来的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以至于近代，国人与传统文化的断层太久，对比于古时，已然可以称之为“礼崩乐坏”，民众的伦常观念与公义心大大降低，使整个社会有着利己的“个人主义”倾向。这正是孟子所言“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礼乐之不兴，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在此等社会环境之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之义已然被我们逐渐淡忘，现代人在现实的各种关系中寻找不到可以安顿自身生命价值的地方，因此才感受到了空虚与虚无，便无意识的将精力与情感投入了网络的各种事务当中。对比于古时候的赌博、戏剧等等容易让人沉迷的休闲娱乐活动，如今的网络，更加的有普适性，各种信息的传播速度也极为高效迅速，便利程度大大提高，这也使现代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随时随地的上网，也更加容易让人无止境的陷入其中。

网络对比古往今来那些使人们沉迷的事物，它的诱惑力实在出众，而青少年正是好奇、喜爱、渴望新事物的群体，但这个群体也同样最为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与自制力，若没有父母师长的正确引导或规劝，则很容易全身心的陷入其中，成了难以戒断的瘾，轻则心灵与身体受到损害，重则耗费钱财家毁人亡。

如今，青少年犯罪的事件频发，有极大部分的原因出在这里。可见对比于古时，现今网络带来的弊端与荼毒更为广泛与深刻，时代的影响和局限性，使现代的价值虚无存在具普遍性，纵观国际，这个问题也覆盖甚广。

2.中西对比

西方价值虚无的萌芽萌发与19世纪，由尼采提出了“上帝已死”，直指基督教价值观的崩溃，科学与理性的发展进一步瓦解了宗教的神圣性，使人类失去了长久以来的信仰与意义归宿。20世纪末，后现代思潮强调“多元性”、“去中心化”，导致传统价值观失去普遍标准，道德相对主义盛行，人们陷入“怎样都行”的价值混乱。直至21世纪互联网、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的普及，一方面打破信息垄断，另一方面也导致“信息过载”与“意义稀释”。短视频、碎片化阅读削弱了深度思考的能力，人们在虚拟世界中寻求即时快感，却加剧了现实中的孤独与焦虑。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基本按照了儒家的义理与价值体系运作，人们不会全然将生命寄托于宗教，也就是西方所谓“神学”。西方最初的价值信仰来自于神学，他们从来都没有像儒学一般的学术体系可以安顿性命，因此在基督教价值观崩溃后，他们不再信仰传统权威，而是以理性、科学的角度，去批判神权与封建君权，渐渐地，科学开始迅速发展，人类也逐渐迷失于此，自认为可以用科学解释解决一切事物。

现代西方对科学的探索、依赖，几乎已可以称之为“信仰”，但所谓“科学教”不能寄托、安顿性命。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是丛林法则的体现，西方只从物性、习性出发，将人视为与禽兽相同的“动物”，而视体现在科学、工具文化上的发展为“文明”。一种传统的背后是一种价值，一种价值的背后是一种信仰，而如今西方早已失去了原本对宗教的信仰，失去了传统，也失去了普遍的价值标准。近代自由主义兴起，乃至泛滥，加重了人们对自身主体性的强调，也同样使西方本就缺少的伦常意识再次淡薄了一层，每个人都以个人的感觉为出发点，而忽略整体精神，这便会影响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底线。民主自由所带来的最终结果，便是民意一家独大，而不以天道、历史为标准进行判断，如西方大麻合法、同性恋婚姻合法与对跨性别群体的认可，就是全然违背道义的体现。

近代中国受西方影响，不论是伦常意识或是整体道德素质都明显下降，处于一个几乎无信仰的状态。然而上下五千年来，儒家可养生丧死、安身立命的信仰体系一直在运作，且已在国人心中埋下了根，即使到了近代儒家传统文化式微，甚至说遭到打击与批判，但它留下的价值信仰依然在潜意识中，或是说在人类的“良知”中。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制度的运作，但也依靠着风俗、血脉、情感联系，在人心中流传下来，因此我们应以经典去启发、扩大这份价值信仰。

3.当今普遍价值虚无造成的影响

“价值虚无”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目前大环境所呈现的便是“虚无化”、“功利化”、“个人主义倾向化”的状态。人们的天性之善受到蒙蔽或消减，导致了价值原则的转变、责任大小的转变，大家普遍的将一切都只停留在了个人的感受层面，即“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只用对自己负责”。

价值原则是人判断是非的标准，它既基于个体，也要基于整体，而法律，便是人类、国家、社会判断是非的标准。人类的价值观会决定法律的合理性与公正性，而代表法律公正性的判决则也会影响民众的价值观与是非善恶。

法律的合理、公正性非常重要，因为整个社会覆盖在法网之下，民众需要遵守与维护，而法律也必须保障国家安稳与国民的公平权利。但近年以来，法院判决受到争议的案件频发，令民众不禁怀疑法律的公正性、合理性。如2006年南京彭宇案、2023年山西大同订婚案、2024河北邯郸初中生被害案……无一不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判决的不公正，让民众感到法律失去了本该带给人们的安全感，从而也影响着人心的价值原则。由此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使上下人人皆有利己之心，乃至乎连学校的教育标准也直线下降，对年轻人及下一代的道德观念产生负面影响。是以孟子有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受此社会风气所致，体制教育对学生的价值导向发生了偏离，不论于学生还是老师，教育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偏差，教育的目标也逐渐偏向了工具化、理性化、模式化。这导致学生将学习、接受教育视为获取社会资源的工具，而非使自己安身立命的途径。这种功利导向，令学生在价值虚无的精神困境无法自拔。因此现今的大多数教师只是“知识传递者”，而不能做到“价值引导者”。所以现今体制教育已不能起到如古代教育那般引人向善的作用，也无法达成教育出来的学生可以具备一个较高的道德素养及行为标准的结果，几乎算是“无效的教育”。

若如此下去，则年轻人都不再以生命价值为追求，而只图自身的安逸享乐，只追求自己获得短暂的快意，这便是尼尔·波兹曼所提出的“娱乐至死”思想。“当媒介将一切文化内容转化为娱乐形式时，公众会在无意义的狂欢中丧失思考能力，最终导致文化精神的枯萎。”

在广大群众价值虚无的情况下，“狂欢于无意义的事物”是极其常见的，当代人对于价值的追求太低，反而对于娱乐的追求更高。以网红、明星为例，这两者都是具备一定名气与影响力的群体，但他们的“出名”并非以才学、德行，因此需要靠流量持续维持知名度，他们本身没有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说，在现代的快捷时代下，“出名”早已变得廉价，仅仅一夜之间，可能就将这个人推上热潮，而再过不久，又会消失的无影无踪，这远远比不了那些在历史上创造价值，流芳百世、万古长青的圣贤君子、王侯将相。

那既然如此，却为何还会有人去追星，去为此花费情感、时间与精力，乃至于大把的金钱？其根本原因便是受价值虚无的影响，因而产生了“娱乐至死”思想，只是无脑的投入到了其中，又受碎片化信息的裹挟，导致人们深度思考的能力被蒙蔽，只能粗疏的浅薄的事物的表象，而很少看见本质。

总而言之，价值虚无虽然好像只是改变了个人的基本原则，但其影响也十分广大显著，实在可以称上当今社会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三、正本清源——回归王道是唯一出路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确实使器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然而失去了本于经学的价值判断却使得我们愈加无法收拾因科技产品激发的欲望，和“自由至上”导致的逃避责任。虽然当今不断有声音号召青年人发奋图强、拒绝躺平，但因其仍基于西方自由民主之理念，终究殊途同归而已。

无论西左或是西右，因罔顾天道、历史之故，故其思想范式必然不外乎利益之计算，然而仅凭理性之计较，纵使得料一二世，可得百年、千年之延续乎？故其之重当下而轻未来亦可知矣。三十年前，以西左治国的苏联被人民推翻；如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右社会正饱受价值虚无之苦。只因其单靠理性的思辨无法通达天道，故而在人伦、制度之安顿上各有偏颇；其宗教虽得天道之微，然强调政道分离，无法以制度保障价值信仰的同时，又言众生平等，皆为“神”（God）之子，亦不得中道而行。故凡欲以西方之神学、哲学以安今世之变者，南辕北辙之行也。唯有回归王道，注重纲常名分的政治才能安顿之。

《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还有对历史的传承、对未来的延续。所以当暴政横行、贼寇来犯之时，纵使寡不敌众、弱不敌强，依旧会奋起反抗、悍不畏死，这不是利害的计算，而是对历史、未来的责任。

学统为政统之源，唯有从根源上的扭转方能回归正轨，而儒学中强调明伦尽份的思想依据比比皆是。当广大群众思考时不再以个人得失利害作为主要的判断标准、当百姓重新回归三纲五常的王道世界时，何谈标准迷失？无论电游抑或其它，不过是放纵人欲的体现，当王道复兴、天下大同之时，何虑心无所安？

我们不应该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当代人沉沦于此，我们应该坚持华夏本源的价值标准，坚守五伦八德等传统价值理念，以理转势，用夏变夷，使中国青年能早日回归天理，让中国社会回归中道。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