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云锋 著《孟子广辞》出版

书名：《孟子广辞》

作者：罗云锋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5年9月

【目录】

罗云锋《孟子广辞》2025年9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原书为繁体字，今改为简体字；本书为自费出版。）

至此，作者以文言文撰写的《四书广辞》全部完成出版。分别为：

《论语广辞》，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7月

《大学广辞；中庸广辞》，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8月

《孟子广辞》，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9月

【作者简介】

罗云锋，华东政法大学教员。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法学博士后，社会学博士后（后退站）。

独立撰写出版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建构》《人情社会学思考札记》《礼治与法治》《文教与政教》《孟子解读》《孟子广义》《论语广辞》《大学广辞；中庸广辞》《中国文语哲学刍议》《非常态事件及其传播机制研究》等21本著作，将要出版《尚书约辞》等书稿。在国内外发表各学科论文八十余篇。独力完成一项传播学国家社科青年课题。

硕士、博士阶段主要钟情濡染文史哲（如中国近现代学术史、西方哲学、科学哲学、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等）。其后学术兴趣扩展而兼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等领域。近些年来主要关注中国古代哲学、中国文语哲学、中文哲学与中国哲学、新经学，与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或智识哲学等，以及“（古今）文语与现代中文汉语文学、中文汉语文学理论的重审与重造”这一论题。

接下来颇有意在《四书广辞》的基础上，继续独立完成《十三经广辞》；其后将继续现代学术研究和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学科领域。

【自序】

《孟子广辞》自序

道理文学与人性人道之书

（一）

于中文而言，“文”之含义甚广，其本义为“错画”，谓纹理交错，其引申义大要有两类：一曰花纹、彣彰、纹饰、纹理、理则等，如天文、水文、礼文仪文或礼仪、文德、文治、文职等；二曰文字、文辞、文采、文章、文献、文学、文才等；此外又有综合两者或兼顾两者者，如文教、法令条文（法令典章）、文化、文艺、文物、文科等。

随之而来，于中文系统或中文世界而言，“文学”之含义亦（可）甚广，傥以上述“文”之字义或含义，而顾名思义以分析推演之，则“文学”乃可包举一切天地万物之理则，一切人造之人事礼文、规则、文德、文艺或今之所谓“文化”，一切以文字书写记载之思论文辞成果，等等。

倘谓此种字义推演有“抽象”或“形而上学”之嫌，而另寻绎揆度古今“文学”之含义及其演变，则既有历时之含义演变，又有共时之含义交叉。其历时演变姑置勿论列，若单论“文学”之实际含义，择其重要者而暂剔除其少用者，则亦有几大端：

其一或可谓“大广义文学”，类乎今之“大文化”，而尤重先圣先王之道义坟典、礼乐历法服饰、治平典章制度、经世道法等。

其二或可姑谓之“次广义文学”，则谓一切以文字记载之学问，中国古代乃部次为经史子集四部，而尤重经学，其次史学，其次又有子学与集部之学，皆可谓之文学，然其含义乃因人因时因世而有所变化，或重在经学或道理之学，或重在诗文词赋曲等，今或可暂且名之为“大文学”；今世以文字记载之学问则又可有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分，然一般不将社会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纳入“次广义文学”，然而仍将“社会科学”纳入所谓“文科”，则盖仍觉其与“大文”密切相关故也——实则吾乃认为虽“社会科学”仍可纳入吾所谓“道理文学”中，以其仍是和仍当讲求道理故也。道理文学者，修文以载讲道理之学也。

其三或可谓之“次狭义文学”，主要包括文字语言学或古之所谓“小学”（包括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等），修辞学或辞章学（或谓之“修辞文学”），今之所谓文艺学或“次狭义文学理论”，以及吾所谓“生情文学”等——所谓“生情文学”，生者，人生、生物、生世等也，情者，情实、世情、人情、情意或情感等也，即以文字辞章述记人世或世界情实、抒写情意、情感为主之文学。

比较之，则所谓“次狭义文学”，乃将所谓“道理文学”完全排除出去，而今世中国所谓“中文系”之研治范围即大体在于此（“次狭义文学”），或者，以吾之见，即自废武功、画地为牢而局限于此也。盖“中文系”傥将道理之学排除出去，则可谓是买椟还珠，或“有毛无皮”、“有肉无骨”、“有末无本”、“有虚文而无实质”也。亦大违古人造字作文之初衷，盖汉字中文之重要初衷或功能之一，即所以论求道理也。

傥将古今中外之道理学或道理文学皆排除在外，割断联系，则汉字中文（乃至中国文化）或将日益隘而滞，又将何以实现此种论道求理、以道文化育兆民之初衷或功能？然则（小学、中学、大学之）中文教师或中文课或“语文课”（此又有“文-语区分”之大论题，可参阅拙着《中国文语哲学刍议》一书），将何以教授讨论“道理之学”？不讲道理，则大失中文教育之本要也。

其四则或可谓之“小狭义文学”，而唯单指吾所谓“生情文学”，而与近世以来西人之所谓“文学”（英语曰literature）含义一致。今世所谓“中文系”，又谓之“汉语言文学系”，其所谓“文学”，含义亦稍暧昧游移，或则指上述“次狭义文学”，或则唯指“生情文学”而已。

今世中文系或亦稍讲《论语》、《孟子》、《荀子》或《五经》、先秦诸子百家之书等，然似尤重以“次狭义文学之眼”视之、研究之耳。哲学系则或以“哲学之眼”视之，研究之。今世罕言“道学之眼”，罕言道学研究或道理之学。

而中文系、哲学系等（对于古代经典）之所谓“研究”，乃曰所谓专题研究或专门研究（有时乃是极为窄小、生僻题目或论题之研究），或所谓“学术研究”、“学术史研究”，或所谓“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思想研究”、“思想史研究”等。

（二）

但《孟子》不仅仅是“小狭义文学”或“生情文学”之“文本”，也不仅仅是包含辞章或修辞在内之“次狭义文学”之“文本”，当然也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今世所谓之“哲学文本”，而尤其是“道学文本”，或“道理文学”之“文本”，或“道理文学”本身。

今世早已取消儒家“五经”、“十三经”等所谓“经学”之地位，即不再将其乃至一切古典今书，视为绝对正确之天经地义或不可批判之道理权威，而皆以批判之眼光阅读之、讨论之、资鉴之，以温故知新、转益多师而自适其人其国其世之治用也。然此亦无需否认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经典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之书，本身都是“道理之书”，即讲述道理之书，或“道理文学”，即试图讨论、讲求道理之文学或文本，而道、文合一。

并且，虽然这些古代经典或所谓“经书”或“子书”等，乃至西方或外国之古代经典，如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著作在内之古代经典，内中或皆有一些未必全然适合现代社会之内容或因素，乃至在根本价值观念或某些论述等方面亦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中西或世界范围，古代经典里也都有许多足资现代社会借鉴或进行批判性解读借鉴的思论资源。

无论中外古今之书籍著作或经典作品，或许皆不可谓完全正确，但只要我们以批判之眼光进行批判性阅读和讨论，便都可成为我们的阅读材料或对象。而流传至今之中西或世界范围内之古代经典，因其作者人品之高尚，心地之仁厚，智识之超卓，关注之广博，更因其著作提出了一些根本问题和创造性思路，又因其内涵之丰富精深，文字之精粹优美，设喻论事之巧妙深刻等特点，而更适合作为今人进行道理学习、启发、讨论、批判和创造之资鉴材料。《孟子》一书亦可谓是。

《孟子》一书，首先是道理之书或道学之书，而非仅“次狭义文学”之书，尤非“小狭义文学”之书或“生情文学”之书。其虽是古代道理之书或道学之书，而亦多古今相通或古今资鉴之处，故亦可作为今世道理或道学讨论、批判、启发、资鉴之书，乃至温故知新、本今创新，创作“理技器造工业文明时代”（相对于所谓“自然农业文明时代”；或曰古代与现代）之新道理之书或新道学之书。

《孟子》一书既是道理之书乎道学之书，今便还其道理之书或道学之书之本来面目。何以还之？乃曰讲明其道理也。吾乃欲以“广辞体”述而讲之。

或问：何不自作（道理之书）？乃答曰：今尚不敢言通，尚不敢言通天人之际、通达天地人三才之道，故不敢作也。又问：何不本今作新，而竟述古？乃答曰：古今虽丕变，然亦非判然两截，而仍多古今相通者，比如：今之天地犹古之天地也，今之人类血肉之躯乃至感官心灵犹古人也，皆相通，故自既可述古今之相通者，又可温故以知新乃至本今作新也。不独古代中外道理之书吾有温述，今世道理之书、外国道理之书，吾亦欲广读之，古今互鉴，将以求其通，通而后或作也。

（三）

《孟子》作为道理之书、治平之书，其当初述作之初衷，盖所以教君士臣仕乃至俊秀之民，其后渐纳入经典，与“五经”等纳入科举课程（如早期之六经、五经乃至九经等，以及后来将《孟子》亦纳入之十三经、四书五经等），而为古代士子庶民道理教化之书，犹今之所谓道理“教科书”——实则十三经或四书五经，俱可谓为古代之“道理教科书”。

然则古代固有其道理教科书也。尤其是《孟子》一书，醇粹正大，正气凛然，思论精深，蕴涵伟大之精神与力量，塑造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之基本品格，与乎古代中国人之基本人格、气节与精神，更涵养与影响了无数仁人志士、道人义士，居功至巨。

又：包括《孟子》在内之十三经或四书五经，既是道理之书，又是道理文学。所谓“道理文学”者，以“修辞文学”以讲求讨论述作道理而“道、文合一”也。有“道”，而后可论学其道、理，有“文”，而后可讽诵吟咏，然后便于诵读讨论而道文化之也。

然则古代固有其“道理文学”也。《孟子》一书，又为其中之翘楚。

反观今世，虽有道理之书，而无道理文学；虽有道理教科书，而或稍乏其文。其所谓道理之书或道理教科书，往往“稍逊风骚，略输文采”，而几难言为“道理文学”（有道理学、道理书，而难言有道理文学）——白话勃兴，文言寖微，盖亦为其中原因之一，姑置勿论。然则言之既无文，行之颇难远，虽有道理，犹使道理之讲求普及亦多少有所窒碍也。故吾颇有意倡导今世之“道理文学”，而暂藉《孟子广辞》以示范之；又尤其期待今世学人能发愤自作今世道理之书与道理文学，以优良道理教化之、文化之，教化、文化吾国吾民使知讲求道理也，乃或又与古人争胜，而使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能继长增高也。

此亦有所针对或针砭而言之。所针对针砭者，乃今世之学风、文风、士风等。以吾人观之，今世（有些）所谓学人（乃至整体学界），往往只论学（所谓知识、学理等），不论道；只求理，不讲道；只考事考史，不论道；只传道（道学知识），不讨论；只教知识，不教道理，或只讲知识，不讲道理，或假讲道理，假论道，乃至假论学、论假学而已。或则：只作论，不作文，其所谓“学术论文”，实则每每无“文”；只写“道理‘论文’”或“论题专著”，不写“道理教科书”或“道理文学”——其下焉者，只作稻粱谋，只为追名逐利，无意论道讲理，则更无论矣。

质言之，一则不论道，二则不通文（不能“文”，只能“语”之“话”之耳，白话而无文章）。遂驯致今世虽极多所谓论文、专著等，而竟无良好之现代道理之书或道理文学，国民百姓不能蒙受其或可能之道理学术进步之利益也（有些学者，观其一生，或多专论、专著或所谓“项目”，头衔众多，奖项等身，号为“专家”，竞炫琐屑，不知其道，不知其文，不知其通，求其为全民讲求道理而可为全民阅读思悟讨论之精炼通达之道理之书或道理文学，则一无所有焉；或有所知名乎专题小群同志同党，而无道功、大益、令名于世，泯然庸俗耳。此虽难免其为人之常态，情有可原而无可苛求强求，然其有志豪杰之士则不自足于此也）。

盖其不写者，或不为，或不能，或两者兼而有之；或不知讲求道理，或不知文、不通文、不能文，或两者兼而有之，既不知（讲求讨论）道理，又不知文，故不写而无之也。无论不能或不为，不写则无之，无之，则今世读者因无其道理文学或道理之书可读也——然则只得暂藉古代经典或外国经典而讲论之。此谓无文可读，或虽有道书、道学而无道理文学可读，虽讲道论道而无文，然则行传教化之不能深入远播也。

然则古代大学者尤重讲论道理，尤重道理教化与文化，是求作其道人，是将求其道学，与道教（以大道而教化之）而文化（以道文而化之）也。今世所谓学者或尤重小论、专论或所谓“学术研究”或“学术论文”，而有所谓“知识化”、“学院化”等之说，乃为所谓“知识人”；道文教化或文化，则其所不及不逮乃至不屑也。盖所谓“学术论文”，因其多为琐细专题乃至僻题小论，又因其言说对象往往为专业学者，又因其颇乏“文学”或“修辞文学”之加持，虽有道理，而普通国民读者不尝乐读也，何况其全无道理讲论作述者！

一人不讲道理，则一人难以立世；一国不讲道理，则一国难以兴。吾有此忧，故暂藉古代经典道理文学之广辞，以为今世道理讲求、古今互鉴之事业，稍尽绵薄之力也。此即《孟子广辞》撰述之初衷，盖既以还其道理文学之本来面目，又以为当世之道理讲求讨论，添加一较好之阅读文献或文本也——固然，此亦权宜之计耳，其真切长远之计，则为当代学者之本今（今世，理技器造工业文明时代或世界）创造也。

（四）

尤其严重而可忧虑之问题，是今世学风之一大趋势，即以学术史研究取代学术研究，以历史研究取代道理研究，或可谓之“史学化”或“泛史学化”。比如，道学史、思论史研究取代道学研究、思论研究，哲学史研究取代哲学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史研究取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诸如此类。然则一切学术研究都变成了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或研究历史几乎成了当下所谓学术界的主流乃至唯一趋向。只是一味去引述古人或历史人物的论述，说古代或过往时代的事，不说自己的话，也不说当代的事，没有自己的直截了当的道理讨论、批判和创造建构。质言之，虽有相关的所谓思论史研究，却没有自己的道学、思论、哲学、文学理论等。更有甚者，则唯竞炫琐屑，斤斤考辩，研不及义，无补世用，虽号称考史或史学，实则无关宏旨，无所裨益于世也。

与“史学化”相应的另一趋势，是“附庸化”，亦即：只研究古代学者、外国学者或所谓权威学者或“学阀”之既有思论、道理成果或作品，不能自己去研究自己的现实或问题，不能进行自己的道理创造或学术创造、理论建构，或则食古不化，或则食洋不化，或则乞食于人（他人，他者，比如所谓学术权威、学阀或资本、权力等）而己无化作——尤其是自甘附庸于外国学者或外国理论，一味以外国理论来解释社会现实，削足适履，甚至表现出某种“自发”“自我殖民主义”之倾向。

“史学化”与“附庸化”有其共同点，即两者都放弃了学者自己的道理思论创造的责任和雄心，都放弃了以道理学术去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担当。事实上，“史学化”与“附庸化”，乃是一事之“一体两面”：或则附庸于古人或历史，则乃是“史学化”；或则附庸于外国学者、理论或所谓权威学者、“学阀”、权力、资本等，唯以梳理、“考证”、论证他们的观点或理论是务，而表现出“另类史学化”之特色（亦可谓“附庸史学”）。

质言之，或则附庸于古人与古代，或则附庸于外国学者或外国学术，或则附庸于所谓“权威”或“学阀”，又或则附庸于（与学术或道理创造无关之）资本与权力等，为他人做嫁衣，谋一己之小名利，而非自求道理，自求公道公理以利国利民利天下也。其后果乃是：剿说有术，创造乏力，因为放弃自己之道理思论创造，导致个体思论学术之附庸化乃至整体学术或学界之附庸化。更严重的是，他们还试图以此规训下一代学者，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胜枚举），让年轻人继续服从这样一种学风乃至文风，以期继续谋求其自甘“附庸”而来之既得利益（包括所谓“学阀”之既得利益等），试图将此学术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固化之，乃至世袭罔替。则其弊疾甚矣。

弊端滋生如此，吾又有此忧，故不得已而言之。实则此情此状，由来非一日也，每思及之，辄如鲠在喉，不发不快，一时无其机缘，今乃藉《孟子广辞》自序一浇块垒而已。盖此节以上所论，虽非与《孟子广辞》一书直接相关，然亦由此引发而来，因有此忧，故于此针砭之，虽卑之无甚高论，而或有小补，故乃再三致意焉。所论或不周全，或挂一漏万，或有偏激之处，然其忧国忧民忧世忧道之心则有之，有志之士或能识吾人之一片苦心也。

（五）

言归正传。

如前文所述，孟子是当时当世论道者，《孟子》即是论道之书，或论道之道理文学。其道理主张、思论贡献等，古今言述评说者甚伙，本书亦稍有条分缕析，兹则毋庸赘言。虽然，因于其性善之说，书中尚有发挥未尽者，故仍将于此稍加申言一二。

《告子上》“生之谓（人）性”者，或曰原文作“生之谓（人）生”，生、性二字，古今字而已，今以“性”字言“人性”（因今亦以“性”字言“物性”或万物之性，则为名实相符故，盖可创“亻生”或“亻性”一字以专言“人性”），则无妨讨论。然则“生之谓（人）性”者，无论其“生”为“生物、生命”、“生长、生成”、“出生、生后”乃至“天生、天性”之意，以“生”解“（人）性”，皆非圆满之解或圆满定义或全解（简称圆解、圆义、全解或满解、满义）。

若谓“生物、生命之谓（人）性”，则未能区分禽兽万物之性与人性，而禽兽之性与人之性显然不同，然则告子所谓“生之谓（人）性”便非圆解；若谓“生长、生成之谓（人）性”则便等同于“性无善恶而后天外在生成论”或“人性不知论与人可善可恶论”，否认人性乃至人道，孟子以为戕害人类与仁义之贼言也；若谓“出生、生后之谓（人）性”，亦拒绝“本性”或“内在性”之说，与“生长之谓（人）性”同；若谓“天生、天性之谓（人）性”，虽允许人有性，然似又同义反复，“人之天性谓之人之天性”，等于一无所说。

而孟子则以“才”（艹木之初也）、“端”（萌也，始也，首也）、“萌蘖”或“萌芽”等说（人）性，以存养长大说人性之变化上进，以放心、遮蔽、物引等说人性之偏离萎缩堕落等。“才”之为说，谓初萌即有也，然则（人）性与人之生同生，与人之在同在而已，即谓人性与人同在，则允主人有（人）性，而非今之所谓“反本质论”也（今曰“本质主义人性论”，而隐含贬义）。孟子乃至儒家之意曰：人为万物之灵长，人性本有善性与仁义，非谓人与生物之性皆同也，非谓生长而后（生后）方有善有恶也。

在《告子上》前四节所记告-孟之辩中，若谓人性如杞柳，而仁义为桮桊，而可外在戕贼塑造；若谓人性如湍水，而仁义如外势外力或堤坝等，而可外在拿捏或威逼利诱；若谓人性皆如同于生物或生物之生长，而不允许承认人性尤其是人类之独特仁义善性为内在本有；若谓食色为人性，而曲解所谓“仁内义外”为：私爱自悦之仁（实则此亦并非全合于儒家、孔子与孟子之所谓“仁”）为人性之内在（实则此仍是“自私本性论”），所谓“外人悦之”之义则非人性之内在，而为人性之外在，随外物而变化，则以自私内悦为唯一本性，而以所谓“外义”为外力逼迫之，然则人将不必内在恒持恒守其仁义，而权宜或持或不持而已，其所权衡者，外在利、欲、权、势而已；且又将唯以自私自利为仁义或人性，又将以为仁义不必自守乃随外物而变化而已。

如斯四论，孟子以为将“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皆将遗害滋弊甚矣。盖如此则将以为人可以外力外势（如不道不仁之强力、权力、强势、资本、制度、法律、规则等之随意胁迫、压迫、管制等）随意或肆意捏造、扭曲、戕贼、范塑、羁束、改造等，如待奴隶然，如塑造无灵魂人性之物质或物体然，而不必顾及人之本性与基于人性之人道也。以此学说施于政事乃至百事百业，则便或偏重于或倾向于古代之法家强制之术，任刑、法而不任仁、道。

其于今时之世界范围，若以此种学说施于教育，则或将以所谓教学纪律、规章制度、学生前途、学校声誉等强制学生拼命学习，食寝之外，略无余闲；以随意制定之所谓制度、规章与学校排名等强迫教师乃至教辅人员满负荷运转，食寝之外，几无余闲；以施于百业职事，则以所谓管理制度（比如所谓“科学管理制度”、“福特制”等，以及名目极其繁多之所谓“管理创新方法制度”等）、“算法”等逼迫职员、员工或工人拼命工作，食寝之外，略无余闲；以施于其他领域之人事，尽皆有如是者，而一味以效率、利益、KPI为念，不顾及人之本性或基于本性之人道要求。然则此皆是错估人性或故意扭曲人性之表现或恶果，孟子或早见其害、夙有其忧也。

（六）

又略述孟子之治平大纲如下（然亦未穷尽其全貌）：

经济方面与民生方面：“为民制产”或“民有恒产”（民有恒产职业），“取于民有制”（十一税，贡助彻，薄赋敛，“斧斤以时入山林”），“耕者助而不税”，正经界与分田制禄，“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贱商则征”，“关讥而不征”，“廛无夫里之布”等；

文化、社会方面：义利之辨，“民事不可缓”（劝农励勤，励富，劳之来之），道教文化（匡之直之，仁义孝悌忠信），富之教之，劳之来之，乡党相友相助相扶持，仁政先施鳏寡孤独等穷苦者，将心比心，“与民同乐”，士食功等；

政治方面：善教得民心，“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设官分职与分田制禄，“民贵君轻”，“民本”，“天与之民与之”，“天民天子天吏”，“与民同乐”，士不见诸侯与非招不往（礼法治吏），“不治则罢黜之”，“四境之内不治则去之，独夫诛，暴君变置”，“使民以时”（不犯不扰之），黜掊克之臣等；

国际关系方面：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巡狩述职，朝聘庆赏；以四海为壑，而非以邻为壑；畏天者以小事大，乐天者以大事小等；

军事方面：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用战？有人曰‘善为阵，善为战’，大罪也”；为关御暴；反对侵略等；

心性修养等方面：人性本善；心有四端；存心养性，尽心知性；居仁由义；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莫非天命，顺受其正；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性者命之，命者性之（《尽心下》14：24）；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志道弘毅，不舍昼夜，有本后进，不成章不达；尊德乐义，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强恕而行；孳孳为善；义利之辨；执中有权；好善乐从，舍己从人；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尚志食功；不为已甚等。

欲申言者甚多，而受限于篇幅与体例，又受制于时间精力，一时无以尽情畅论，姑且打住。而以三两言语期待总结此序，其一曰：必先论道求理，载以汉字中文，而道理文学当作当有（然非“唯有”或“只有”），道文化及之事当行当成。其二曰：凡事顺应人性，遵循人道。其三曰：温故知新，而有《孟子广辞》；本今作新，而有道理新创，如《大中道论》是其尝试矣。

稍缀数千言，离题几万里，不成其文，然或亦未尝无所可资启发者。是为序。

罗云锋

乙巳年四月廿二日晚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