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先秦学术体系——廖平经学一变、二变时期的诸子尊孔论探析

作者：崔庆贺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载《历史思潮研究》2025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7月）

摘要：廖平在经学一变、二变时期，将“平分今古”逐渐发展为“尊今抑古”“今真古伪”。在此过程中，诸子学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孔子之学的彼此地位也发生变化。从“子书多今学”到诸子尊孔论，廖平将诸子学与诸子书完全纳入到今文经学的体系中，使之成为孔子之学的余裔，形成了孔子为宗师、今文经学为正统、诸子学为旁支的先秦学术体系。廖平重构的诸子尊孔论与先秦学术体系，引起了章太炎的反驳。廖平、章太炎在尊孔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多种发展路径。

关键词：廖平 孔子 先秦诸子 学术体系 今古文经学

廖平在经学一变时期的著作《今古学考》中提出以礼制“平分今古”，开启了经学六变的历程。细读该书，“平分今古”其实是“尊今抑古”，表面上以平等的态度分别今古文经学，实际却推崇今文经学，贬低古文经学。这种“尊今抑古”之论的核心问题是孔子的地位问题，由此又涉及到先秦学术体系的建构问题。与“尊今抑古”相关，廖平提出“子书多今学”的观点。在经学二变时的《古学考》《知圣篇》中，廖平进一步建构了“今真古伪”论与诸子尊孔论，重构了先秦学术体系。因此，廖平经学思想的发展，伴随着他对孔子与诸子关系的重构过程。该问题在廖平经学一变、二变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值得研究。目前学界关于廖平的研究集中在经学思想上，[①]很少涉及到廖氏的经学与诸子学之内在关系，对廖氏经学一变、二变时期的诸子尊孔论之研究亦较为不足，至于廖平在其中表现出的经学思维与章太炎诸子尊孔论表现出的史学思维之异同更是论者寥寥。本文拟在目前研究基础上，重论相关问题，希望取得新的进展，进而申述近代文化思潮之脉络与特征，并就正于方家。

一、“平分今古”与“子书多今学”

《今古学考》出版于1886年，为廖平经学一变时期的著作，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廖平为区分今古文经学，首先确定孔子之学有早年与晚年之分。他认为，孔子早年“从周”“尊王命”，孔子晚年“因革”“挽弊补偏”。[②]所以，孔子早年之学为绍述之学，晚年之学为改制之学。

廖平《今古学考·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指出，今文经学继承的是孔子晚年之学，古文经学继承的是孔子早年之学。廖平说：“今经皆孔子所作。……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③]廖平虽说“平分今古”，但他指出今文经典都是孔子所作，古文经典则多是学古者根据古代史书润色而成。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经学高于史学。所以，廖平以经史分今古，是在文献上将今文经学的地位置于古文经学之上。廖平又说，今文经学主张“因革（参用四代礼）”，古文经学主张“从周（专用《周礼》）”。[④]这是在思想上尊崇今文经学，贬抑古文经学。所以，所谓《今古学考》“平分今古”是学术观点上的，实际的思想宗旨则是“尊今抑古”。

黄开国指出，廖平之“平分今古”主张“古文经学祖孔子早年之说，今文经学宗孔子晚年定论”。[⑤]廖平认为，孔子之所以有“晚年定论”，就是认识到其早年从周思想的不足。《今古学考》云：“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凡其所改，专为救弊，此今学所以异古之由。”[⑥]孔子观察到周朝末年礼仪制度积弊严重，继周而王者必须革故鼎新、振衰起敝，所以他将自己的改制之论表达在《王制》之中。同时，廖平强调，孔子改制并非向壁虚造，而是在因袭古代合理制度的基础上创立新制。这就是廖平的“孔子晚年定论”，也是其经学一变的思想宗旨。显然，廖平的“孔子晚年改制”论，足以说明他是今文经学家。就此而论，《今古学考》表面上看起来是经学史研究，本质上则是经学义理之专著。

《今古学考》“尊今抑古”尊的是今文经学系统中的孔子，尊的是作为素王的孔子[⑦]，尊的是改制的孔子。廖平根据孔子所言之“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⑧]，认为孔子改制即“参用四代”[⑨]。而孔子改制的文献证据就是廖平所言孔子手书之《王制》。为了论证孔子晚年“因革”的合法性，廖平讨论了诸子的改制问题。《今古学考》云：“《论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孔子初年之言，古学所祖也。‘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孔子晚年之言，今学所祖也。又言夏殷因革，继周者，百世可知。按《王制》即所谓继周之王也，因于周礼，即今学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其损益可知。《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胜之弊，因其偏胜，知其救弊也。年岁不同，议论遂异。春秋时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为今学之本旨。”[⑩]不仅孔子看到了周末积弊，诸子也看到了，故改已经衰弊之周制，是先秦诸子的共识。但关于改制的方向，孔子却与诸子持论不同。在廖平看来，孔子改制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所谓“损益四代”，在保存古今皆可的制度的基础上，对周制进行矫正。

《论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1]廖平根据孔子此言，指出孔子之改制，是删除周制中不合时势之处，保留其合理之处，减轻周制的“文”，救之以“质”。廖平说，孔子手书《王制》，即“因革继周之事”[12]。诸子改制却矫枉过正，《今古学考》云：

三统循环，由周而夏，此质家矫枉之言，孔子不主此议。周末名流，竞欲救文。老、尹、桑、庄，厌弃文敝，至于排仁义，不衣冠。矫枉者必过其正，此诸贤之苦心，救世之良药也。然风气日开，文明渐备，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尽，来往为宜，若欲改周从夏，不惟明备可惜，亦势所不行。继周不能夏制，亦如继唐、虞之不能用羲、轩也。[13]

廖平称矫枉过正的诸子为质家，重点批评了“排仁义，不衣冠”的道家。廖平认为，按照历史的发展，四代而下，文明日进、风气渐开，周制就是在古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周末虽有“文”之弊，然绝不可恢复到只有质没有文的程度，即“势所不行”。廖平发挥孔子之“雍也可使南面”[14]之语，认为孔子之所以称赞冉雍，是因为他能在改制问题上理解孔子的精意，即“继周不能用夏，惟当用殷，小参夏意”。为了说明孔子改制与诸子改制之不同，廖平具体解释了孔子之“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的意思，指出《王制》以殷礼为主，参用夏、周之礼。孔子之所以为“素王”，也因为《王制》的“参用四代”。在廖平看来，诸子不知时势、闇于世变，以致出现了矫枉过正之论。廖平比较诸子改制与孔子改制之异同，意在说明改制乃诸家共识，加强孔子改制的合法性，又通过批评周末名流的“改周从夏”，反衬出孔子因革周制、“参用四代”的伟大，加强对孔子素王地位的论证，将孔子树立为周末诸子中的集大成者。因此，此处的诸子改制，实际上是反面教材，无法与孔子改制等量齐观。改制为孔子晚年之学即今文经学之本旨，联系孔子、诸子改制论，可知廖平于此还有一层经子关系论，即经学高于子学，经学就是今文经学，尊孔亦尊今文经学也。

然而，廖平还注意到诸子与孔子的相通之处。《今古学考》云：“《春秋》去文从质、因时救弊，意本于老子，而流派为子桑、惠、庄之流。墨子学于孔子，以其性近，专主此说。用夏礼改周制，本之于《春秋》，如‘薄葬’即《王制》不封不树之意。特未免流于偏激，一用夏礼，遂欲全改周礼，与孔子之意相左矣。”[15]廖平说，孔子“改周从质”的思想来自于老子，该思想又为子桑伯子、惠施、庄子所继承。而墨子的“夏礼改周制”起源于孔子，因为取法孔子，所以流行下来。这里已经出现了诸子尊孔之意，但并不彻底。据廖氏之意，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改周”之意，皆起源于老子。廖平以此建立一套先秦学术体系，即老子之学为本源，孔子改制之学为正统，其他诸子学则为旁支。重要的是，作为正统的孔子改制之学超越了本源与旁支，因为只有孔子找到了改制的正确方向。就经子关系而言，孔子改制之学即今文经学起源于老子，其他诸子亦可追溯到老子，但今文经学为子学之正统。易言之，在思想脉络上老子为经学之源，但在思想宗旨即义理上经学为子学之正宗。

然而，《今古学考》中的先秦学术体系与经子关系并不稳定。由于廖平的“平分今古”，实际是“尊今抑古”，他希望全面建立孔子的独尊地位，即今文经学的独尊地位。按廖氏之意，孔子早年从周，晚年改制，早年之学为古学，晚年之学为今学。今学系统中改制的孔子，才是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所以，《今古学考》中又出现诸子尊孔（今学系统的孔子）之语。《今古学宗旨不同表》云：“今经皆孔子所作。今为经学派。今意同《庄》《墨》。今多主纬候。今学出于春秋时。先秦子书多今学。……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古为史学派。古意同史佚。古多主史册。古学成于战国时。先秦史册皆古学。”[16]该表明确指出，今学与《庄子》《墨子》观点相同，先秦诸子之书，多用今学观点。与之相对，古学则与历史相关。由此，先秦学术流派可分为两大类，一为今学、诸子、纬书，一为古学、史学。前者主改制，后者主守成。在思想性上，显然前者优于后者，因为后者有绍述而无创作，前者则据旧邦以立新命。因此，如果论学术体系，还是以前者为主。据《今古学宗旨不同表》，这种先秦学术体系与经子关系应该是以孔子改制之学为本源，今文经学为正统，各得孔子之一体的诸子学为旁支。易言之，诸子尊孔。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诸子并非全部，而是“子书多今学”。

然就在同表，廖平又说：“子纬皆今学，汉儒误以为古学。”[17]《今古学考》云：“盖《王制》孔子所作，……精粹完备，统宗子纬。”[18]子书与纬书都是改制之孔子的思想分支，汉代儒者却以古文经学视之。以古文经学视子书、纬书，则是将之作为史学。这说明汉儒已经不能完整地继承孔子改制之学即今文经学了，也不能正确区分今古之别了。先秦学术体系在汉儒的学术传统中，已经被遗忘。今文经学的道统也因之断绝，廖平之作《今古学考》，就是要阐明今古之别，重构先秦学术体系，重光今文经学，接续孔子—今文经学家的道统。孔子改制之学为本源、今文经学为正统、诸子学为旁支的先秦学术体系，正是“尊今抑古”的《今古学考》在孔子、诸子关系与经子关系上的必然结论。

综上所述，《今古学考》的先秦学术体系有两种；第一种，老子之学为本源，孔子晚年之学为正统，诸子学为旁支；第二种，改制之孔学为本源，今文经学为正统，诸子学与纬书为旁支。两种学术体系颇有异同，第一种认为孔子晚年的改制思想起源于老子，诸子亦然。第二种则将孔子（晚年）置于诸子本源的地位，于老子的地位则付诸阙如，而且第二种体系里尊孔的诸子也并非全然相同。为何会出现这种同书异说的情况，这与廖平经学一变时的思想尚不成熟有关。既然要树立孔子的独尊地位，则必须将其他诸子都置于孔子之门下。那么，老子之学如何确定？既然要确定今文经学为孔学之正统，则必须论证所有诸子的改制主张必须与今文经学相同，在经子关系中，今文经学既是本源也是正统。然这些问题都是《今古学考》无法解决、也没有解决的。廖平经学一变时的思想并不成熟，有相当的内在矛盾，论述前后不一，诸子尊孔的先秦学术体系与经子关系的结构是不稳定的。之后，廖平逐渐认识到其思想的内在矛盾，为了解决矛盾，完善思想，廖平发展出了内洽性较强的经学二变思想，诸子地位与先秦学术体系，也因之改变。这种思想发展，也是其以经子关系论重构孔子独尊地位的必然结果。

二、“今真古伪”与“诸子尊孔”

1886年完成《今古学考》之后，廖平意识到“平分今古”不能与其尊孔思想一体圆融，于是同时写作《辟刘篇》与《知圣篇》。《辟刘篇》于1894年被廖平改成《古学考》，《知圣篇》则于1888年写成。[19]此外，1897年刊行的《群经凡例》《经话甲编》所反映的观点也主要属于廖平经学二变时期的思想[20]。廖氏的思想中，先秦学术体系、经子关系与诸子地位亦因著述之新增而改变。

《今古学考》说孔子晚年改制，参用四代礼制，又说今文经典为孔子所作。既然参用四代礼制，有继承有新作，则六经何以全为孔子所作？这个矛盾至《古学考》才得到解决。《古学考》云：“旧以《春秋》为孔作，《诗》《书》《易》《礼》则为文王、为国史、为周公之遗，以四经与《春秋》不类。使孔但作《春秋》，则四经当为旧制，必有异同。今一贯同原，知无新旧之异。六经垂教，不能参差；四代同文，必由一人手定可知。”[21]廖平说，如果六经中孔子只作了《春秋》，则《春秋》所载制度必不能同于记载古代制度之四经。然《春秋》与四经所载制度相同，所以，六经全由孔子所作。“自孔子作六艺，儒者所传皆孔子说。”[22]既然孔子制作六经，则孔子之学就是经学，传孔子之学者为真经学，否则为伪经学。

那伪经学从何而来？廖平指出，刘歆为伪经学之始作俑者。《古学考》云：“刘歆官司儒林，职掌秘籍。方其改羼《佚礼》以为《周礼》，并因博士以‘《尚书》为备’一语，遂诋六经皆非全书。弟子恐其无本，则私改史书、纬书以自助。”[23]刘歆与博士争论，无法取胜，于是借王莽之权势压制博士，因其博学广才，故污蔑六经残破，伪造经书以自圆其说。经过刘歆及其弟子之窜乱，《周易》《春秋》《仪礼》《尚书》《诗经》都变成史书，孔子于六经只有整理之事，而无制作之功。自刘歆窜伪经典，古学乃出。廖平认为，今文经学在前，古文经学在后；今学真经，古学伪书。所以，廖平经学二变，在学术观点上尚可以“尊今抑古”概之，但在思想宗旨上实乃“今真古伪”。

廖平认为，制度是区分今古的根本。《群经凡例》云：“孔子以匹夫制度行事，具于《春秋》，复推其意于五经。孔子已殁，弟子纪其制度，以为《王制》。”[24]素王改制，以《春秋》为首，以《王制》为总结。《春秋》《王制》，一经一传，共同构成了“制作六经”“素王改制”的重要依据。孔子制作六经，创立新制。弟子述孔子之意，集为《王制》。孔子为何创立新制？《知圣篇》云：“大约孔子未出之先，中国即如今之西人，于保庶兵食之制，详哉言之。而惟伦教未极修明，孔子乃专以言立教，详伦理，六经一出，世俗尽变。” [25]经孔子教化，古人在伦理上由野蛮而文明。经孔子改制，古代制度由粗俗而精致。教化与改制的思想，都承载于孔子制作的六经之中。因此可以说，教化、改制、六经，是孔子同时进行的三项伟大事业。这三项伟大事业，共同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这就是廖平经学二变的主体思想，也是廖平的“孔子制作”论的完整内容。

为了进一步论证“孔子制作”论与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廖平重新论证先秦诸子与今文经学的关系，对先秦学术体系与经子关系进行重构，形成新的诸子尊孔论。《古学考》云：“自春秋至哀、平之际，其间诸贤诸子、经师博士，尊经法古，道一风同，皆今学也。虽其仁知异见，乡土殊派，然谭六艺必主孔子，论制度必守《王制》，无有不同。”[26]经学二变时，廖平以今学为真，古学为伪，今文经学直接等同于孔学，古文经学再无容身之地。在此格局下，诸子学要想获得地位，必须居于今学脉络之下。于是，廖平说先秦到西汉末年的诸子百家、经学博士，虽偶有异同，然皆为今文经学，皆尊孔子。《经话甲编》云：“史公云，百家言黄帝‘不雅驯’，‘皆折中于孔子’。当时古书尚多，史公唯以孔子为归，此巨识也。今所传秦以前书皆合于孔子，以外皆不传。如庄、墨、申、韩诸家皆主孔子，所言礼制，皆同《王制》,其人皆师法孔子者也。太史公所言‘不雅驯’者，大约如《山海经》《竹书》之类，不与经说合者。当日此类书必多，今传者绝少。至于诸子百家，皆孔子之徒，用孔子之说。”[27]在孔子之学超越三代、今学为孔学正统的大前提下，廖平论述先秦诸子存废的历史。孔子创立改制之学，该学在文字上体现于六经。孔门弟子传承六经，为今文经学，即孔学正统。今学之外的诸子学“用孔子之说”，为孔学旁支。廖平所说之“诸子皆今学”“谭六艺必主孔子”，并不是说诸子学完全与今文经学、孔子之学相同，而是说诸子学在根源上都出自孔子。诸子在建构思想与叙述制度时，都从经传中寻找依据。

与诸子学相较，今学在时间上与孔子最接近，在思想上完整地继承了孔子。如此，则孔子、今文经学者、诸子形成了明确的学术体系，孔子为宗师，今文经学者为正统，诸子为旁支。与孔子之说不合的，则逐渐在此体系之外没落，难以流传。廖氏以此来论证孔学的“道一风同”，孔子“制作”的强大影响力。今学即孔学，诸子学皆出于孔学。由此，主张孔子“制作”的今文经学就具有了正统地位。孔子之后，尊孔子者，必尊今学，必须符合今学的思想宗旨，才具有合法性。这就是廖平以尊孔为中心形成的先秦学术体系与经子关系。

《春秋左氏传汉义补证简明凡例》云：“《左氏》大功在于发明六艺，皆包九流，兵刑技术，莫不兼综。”[28]经学一变时属于古学系统的《左传》，此时被廖平视作今学系统的重要传书。《左传》既传《春秋》，兼传六经，就是要把孔子改制的真意阐发出来。廖平说，诸子为“孔子之徒，用孔子之说”。按此逻辑，《左传》自然不能不包括诸子之学。《左传》发明六艺，阐发的是“孔子制作”之学，“皆包九流”，包括的是诸子之学。孔子之学与诸子之学的中间环节是今文经学。由此，廖平在今学为孔学正统的前提下，进一步证明诸子传孔学，完善了今学即孔学、诸子皆今学的先秦学术体系与经子关系。

《论语汇解凡例》论述得更明确：

九流为六艺之余裔，各分圣人之一体，盖同祖仲尼而性近小别，后来弟子各尊其师，张皇所短以为新异，论议歧分遂成别派。考《班志》论九家多取《论语》为说，以圣人广大无所不包，枝叶虽分，其源可溯。无为即道家之旨，仁义为儒者所宗，形法既有明文，坚白是所托祖，由从质而成农、墨，因言语流作纵横，杂家、小说亦莫外焉。今证其义，可见《论语》无所不包，一语之微遂成宗派，乃知圣无虚言、学有总汇，殊途同流，百虑所以一致也。[29]

《论语》《左传》同为群经之传，共传孔子之学。廖平认为，《论语》蕴含了孔学根柢六艺、包括九流的证据。廖氏说，古文经学者之所以不认孔子为先圣，不知圣学之广大，是因为他们缺乏理解孔子的能力，不能窥见孔子的“室家之好，宗庙之美”。古学诸人割裂六经、淆乱圣学，一方面是为了依附王莽，一方面也受限于短浅的理解能力，把孔子之学看低了。廖氏强调，孔子不仅超越尧、舜等上古圣王，更在“制作”的意义上，独圣千古。孔子托古改制，三王因之成圣，为万世立法，后王据以治国。所以，在文化史意义上，有且只有孔子一人是圣人。孔子之所以为先圣，就在于他的“制作”之功，“制作”的文字载体是六艺。就此而论，六经代表了圣学，也包含了最深广的制度、教化、思想。如此一来，孔子与六经自然容纳诸子之学了。

依据《论语》，廖平具体论证了诸子是如何各得圣人之一体的。廖平说，诸子发挥《论语》的不同主题，而各自成家，发挥“无为”为道家，发挥“仁义”为儒家，其他如农家、墨家、纵横家等也出自《论语》。“《论语》无所不包”，为百家源头。《论语》为六经大传，诸子自然为六经支脉。孔子制作六经，为诸子之总源头。廖平同时批评道，诸子起先虽源于六经，小有异同，然后来却以短为长，各标新异，是以与六经越行越远，与孔子改制之大道也渐成“殊途”。由此，只有今文经学可以称得上是孔子之学的惟一继承者。诸子尊孔，其实尊的是今文经学的孔子。一旦偏离孔子思想主旨，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诸子，就“张皇所短以为新异，论议歧分遂成别派”。

廖平发挥《汉书·艺文志》，建立了孔子—今文经学为正统的中国学术谱系，也是中国道统谱系。廖平之所以论证“圣学根柢六艺，包括九流”，就是为了更有力地证明今文经学在最完整的意义上继承了孔子之学。《王制》《左传》《论语》，被廖平认为是群经大传，得孔子改制真意。他又说子书中的制度与观点，包含于以上三传。这就证明了今学经传系统的完整与今学体系的至大无外，以孔子为开山祖师、今学为正统、诸子学为旁支的先秦学术体系与经子关系也就此形成。按廖平之说，作为旁支的诸子学以短为长，逐渐偏离了孔子之学，古文经学是伪学，于是，只有从先秦传承至今的今文经学才是孔学之正统。所以，廖平建构先秦学术体系与经子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在他身处的时代建构一套以今文经学为正统与核心的中国学术体系。

三、经史之别与尊孔之争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30]

作为时代思潮的考证学在清代前中期可以代表学术主流，[31]然至晚清，该学进入“蜕分期”与“衰落期”，今文经学兴起并很快获得强大的影响力，不仅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而且深度参与了时代变革。《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云：“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32]就此而论，晚清时期的今文经学亦可称之为时代思潮。

廖平经学思想正是晚清今文经学发展的一环，也是“千年大变局”在学术思想上的体现。廖平经学一变、二变的著作《今古学考》《古学考》《知圣篇》等，致力于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具体方法则是考证式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学的方法。在今文经学体系下，方法是形而下的，是第二位的。梁启超所谓“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只能说明形式问题，在思想上今文经学自有传统。

廖平《今古学考》《古学考》《知圣篇》等著作，虽以考证的方式完成，然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他对考证学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说：“国朝经学，喜言声音训诂，增华踵事，门户一新，固非宋明所及，然微言大义，犹尚未闻。嘉道诸君，虽云通博，观其撰述，多近骨董，喜新好僻，凌割六经，寸度铢量，自矜渊博，其实门内之观，固犹末启也。”[33]廖平认为，孔子“制作六经”，蕴微言大义于其中。清代考证学家舍本逐末，精研文字、音韵，虽有所得，然于大道未见一体。更有甚者，考据之学割裂六经，更使经学大义无由得知。

从廖平的批评可以看出，本来以求道为目的的清代汉学，逐渐舍本逐末，载道的六经，在考证学的发展中，逐渐变成了记事的史书，这就是清代经学、汉学史学化的趋势。经学独尊地位已在学术趋势中逐渐弱化，史学与子学必将填补这部分学术地位。[34]与廖平同时的章太炎则代表了经学边缘化、史学与子学中心化的趋势。章太炎出身于于古文经学，他注重从历史的角度，重建孔子观，新解诸子学，反映的是史学思维下的经史关系论、经子关系论、先秦学术体系论。章氏观点与廖平的“孔子制作”论、诸子尊孔论、经子关系论，势如冰炭。

1899年，章太炎在《今古文辨义》中，对廖平二变时的主要观点展开了驳斥。该文云：“夫廖氏之意，特以宰予尝言夫子贤过尧、舜，苟六经制作，不过祖述宪章，知尧、舜固为作者之程，而孔子特为述者之明，恶得以加于尧、舜之上哉。于此思之不通，则尽谓尧、舜事为虚，而以归之孔子，然后孔子为生民所未有，而群疑皆析矣。”[35]依章太炎之意，廖平要尊崇孔子，却发现如果六经只是继承尧舜等圣王的话，则逻辑不通。所以，廖平必须以尧舜之事为虚空，如此孔子才有制作六经的空间，才能成为“生民所未有”之至圣。按照同样的逻辑，古文经传只能是刘歆伪作，古文经学必须是伪学。廖平看到诸子之书多有与六经不合者，则孔子何以独尊？于是，廖氏强词夺理，将诸子作为六经之余裔。章太炎总结道，廖平为了论证孔子改制论，进而独尊今文经学，不得不向壁虚造，以实为虚。廖平因此建构的孔子—今文经学的道统谱系、学术体系也是沙上筑塔，凌空蹈虚。

章太炎以史实驳斥廖平的“孔子制作”论，如此一来，廖平看似逻辑自洽的理论，底蕴毕露，所谓“孔子制作”，其实是“廖平制作”，真正托古改制、自造经典的不是孔子，而是廖平。章太炎说，在廖平的虚拟之下，《左传》与诸子之书也“自造事迹，而非征实之史”。章太炎认为，按照廖平的逻辑，既然孔子可以“制作六经”，虚拟古史，焉知诸子不会虚拟孔子之事。章氏进而言之：“彼古文既为刘歆所造，安知今文非亦刘歆所造以自矜其多能如邓析之为耶？”[36]如果古文经书是刘歆伪造，则今文经书也可能是刘歆伪造成的。如此一来，中国古代思想与历史将一扫而空。章太炎以此逻辑反驳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在学术上的失真与不实，并指出这种学术研究方式对中国历史在根本上的破坏性。廖平之说非但不能光大孔子之学，反而会导致灭绝儒学、灭绝中国文化的严重后果。按此路径，完全可以得出与诸子尊孔论相反的观点，可以认为孔子思想是诸子虚构的，于是，诸子尊孔论就可以发展成“诸子托古虚构孔子”论。

章太炎出身于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相较，古文经学本具有很强的历史性[37]，章太炎更是将之发挥到极端，以致在他手中，古文经学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变[38]。1899年的章太炎，还没有完全抛弃经学立场与经学思维，然而，古文经学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思维使他发现并驳斥了廖平“孔子改制”、诸子尊孔论中的史实疏漏。对廖平观点的指斥，实际是对今文经学道统谱系的批判，也是对孔子地位的质疑，这与章氏发掘诸子学价值的作法相一致。所以，《今古文辨义》蕴含着以史解经、经子平等的思想趋势，该文也是章太炎重构中国学术体系的重要论文。

与《今古文辨义》撰述时间相近的初刻本《訄书》，[39]更明确地表达了章太炎关于孔子、先秦诸子的观点。章太炎出身于古文经学，但在晚清时，他仍然接受了许多今文经学的观点。《尊荀》云：“《春秋》之作，以黑绿不足代苍黄，故反夏政于鲁，为新王制，非为汉制也。”[40]章太炎主张孔子作《春秋》，寓改制之意，为后王立法。但在六经作者的问题上，章太炎不同意今文经学的“孔子作六经”之说，他的观点是，“孔子笔削六经”[41]。孔子之所以笔削六经，在章太炎的论述中是为了删除神鬼之言、谶纬之论，保证六经在史实上的真实性。同时，孔子通过笔削，将其改制之论、教化之功表达在六经之中。经过笔削的六经，是孔子改制、教化的文献成果。章太炎虽然也主张孔子改制论，但与廖平等今文经学家不同的是，他的孔子与六经关系论，建立在明确的史实基础上。同样是尊孔，廖平主张孔子在制度、六经、教化上都是一人全功。章太炎则是在承认上古圣贤之功的基础上，表彰孔子的贡献，这其实是以史学思维重评孔子，开启了近代中国评孔思潮之先河。

这种尊重历史的尊孔论，在逻辑上，也不可能形成孔子总括诸子的结论，初刻本《訄书》的诸子学论，就证明了这一点。章太炎指出，商鞅、管仲等法家，制法简明，治民公正，赏罚有信，如水之平。[42]《儒道》云：“老氏之清静，效用于汉。”[43]黄老以清静治国与法家以法治国，都能达到整齐国家、平治百姓的效果。此外，章太炎还推崇墨家的侠义、兵家的志气，认为这都能用于现实的救亡图存上。初刻本《訄书》在尊重孔子改制精神的前提下，肯定其他诸子的思想价值，发掘他们的经世济民之法。更重要的是，章太炎此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论，也没有明确反对尊孔论，但其史学思维已经表现出重构经史关系、经子关系的强烈学术意识。

与廖平以今文经学为本位的诸子尊孔论相较，章太炎的诸子尊孔论，体现了较强的历史态度与平等意识。由此可知，在章太炎此时建构的先秦学术体系中，孔子为改制精神的集中体现，诸子则在治国之术上各有价值。按此逻辑，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趋势，孔子、儒家将与诸子形成平等的格局，将来必然形成诸子平等、经子平等的先秦学术体系。因此，廖平与章太炎的尊孔之争、经子关系之争，背后贯穿的是经学思维与史学思维之异，前者是经高史卑、经尊子卑，后者是以史解经、以史论子。

余论：文化复兴的经学思维与史学思维

廖平的诸子尊孔论、先秦学术体系与经子关系重构是对中国学术思想的重新定位，并希望由此发掘出应对近代学术转型与文化转型的恒久价值，是近代中国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潮，即经学复兴思潮，体现的是追求普遍性即“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学思维。廖平的重构引起了章太炎的反驳，章太炎也从自己的学术思想背景出发论证诸子尊孔并重构先秦学术体系与经子关系，他希望以此找到思想启蒙、学术平等的依据，并由此重塑中国文化。章太炎的尊孔实际是重评孔子，代表了另一种文化思潮，即史学经世思潮，体现的是追求发展性且与时俱进的史学思维。因此，廖、章之争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思潮之争。

章太炎认为中国的经学体系在价值与现实上已经无法继续提供完整的意义了，应该在尊重孔子的基础上，以历史精神和求是态度，重新发掘诸子的思想价值，同时取法外来思想，形成新的学术体系。章太炎的诸子尊孔论，蕴含着诸子平等、经子平等、以史解经的思想趋势。廖平与之相反，他要通过对今文经学的重新阐释，从而建立一套光耀千古、容纳万邦的义理与制度的新文化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孔子制作”论，诸子尊孔论是该体系的支撑性观点。

廖平、章太炎的尊孔论之争，既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延续，又是近代经学、子学、史学地位变化的反映；既是重构先秦学术体系之争，又是重构中国文化体系之争，从根本上来说是经学思维与史学思维之争。廖、章之争所代表的两种文化思潮，都是为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确立文化自信，这预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复兴的多种路径与思想追求。

备注：该文原刊于《历史思潮研究》2025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7月），如需引用，请以原刊本为准。
 
﹡本文为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章太炎“新史学”思想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3CZS072）阶段性成果；2021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创造性转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1CLS023）阶段性成果；2022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政治文化视野下钱玄同与经史之学的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022-ZZJH-300）阶段性成果。 
 
[①] 李长春：《“素王”与“受命”——廖平对今文经学“受命”说的改造与发展》，《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刘巍：《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齐鲁学刊》2019年第4期；王锐：《“全球大一统之制”：<地球新义>与廖平的中外形势论》，《浙江学刊》2019年第3期；吴仰湘：《重论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崔海亮：《近百年廖平学术思想研究述评》，《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这些论文表明目前学界对廖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儒学、经学方面。魏怡昱的《孔子、经典与诸子——廖平大统学说的世界图像之建构》（舒大刚主编：《儒藏论坛》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1—510页）、刁春辉的《诸子为孔学说——廖平经学观照下的子学观》（《诸子学刊》第二十辑，2020年4月）虽涉及到廖平的诸子学研究，但主要关注的是廖平经学三变及之后的思想。刘耀的《经术与诸子：廖平、蒙文通的经史传承与民国学术》（《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重点研究的是蒙文通。
 
按，本文之所以研究廖平经学一、二变时期的诸子尊孔论与先秦学术体系论而不及其之后的经学思想，是因为廖平经学三变及之后的思想已经超出传统今古文经学之范围且难以将之归入近代经学。我将廖平经学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包括一、二变，后期包括三、四、五、六变。该说与前人颇为不同，我将另文探讨。
 
[②]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③]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26页。
 
[④]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26页。
 
[⑤] 黄开国：《廖平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⑥]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66页。
 
[⑦] 郜喆：《“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廖平 “平分今古”的两个基础及其关系》，《人文杂志》2020年第12期。
 
[⑧]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77—1085页。
 
[⑨]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63页。
 
[⑩]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58页。按，此处廖平将“《韶》《舞》”误写作“《韶舞》”。对引文标点错误，本文径改，不再说明。
 
[11]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400页。
 
[12]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56页。
 
[13]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65—66页。
 
[14]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361页。
 
[15]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73页。
 
[16]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26—27页。
 
[17]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27页。按该版此表为“子学皆今学，汉儒误以为古”，但据蒙默、蒙怀敬所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廖平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的《今古学考》此处写作“子纬皆今学，汉儒误以为古学”。又据全集本《今古学考》（第80页）后文“（《王制》）统宗子纬”，故本文采蒙默、蒙怀敬之说。
 
[18] 廖平：《今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79—80页。
 
[19] 吴仰湘：《重论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20] 学界一般认为廖平经学二变开始于1887年，经学三变开始于1897年。廖氏经学六变的时间，参见黄开国：《廖平评传》，第38—49页。然而就思想发展的逻辑而论，很难断定某人在某个时间或某本著作中的观点与前后思想完全不同，只能大致上明确某种观点、思想在某个时段、著作中集中体现。就思想线索与时间而言，《群经凡例》《经话甲编》的主要观点属于廖平经学二变时期。
 
[21] 廖平：《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117页。
 
[22] 廖平：《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125页。
 
[23] 廖平：《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123页。
 
[24] 廖平：《群经凡例》，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卷，第481页。
 
[25] 廖平：《知圣篇》，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356页。
 
[26] 廖平：《古学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122页。
 
[27] 廖平：《经话甲编》，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177页。
 
[28] 廖平：《群经凡例》，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卷，第553页。
 
[29] 蒙默、蒙怀敬：《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廖平卷》，第385页。
 
[3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0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6页。
 
[31] 按，目前学界论及清代学术思想史，于古文经学、汉学、考证学、考据学、朴学并未严格区分，所指基本一致。该问题可参见陈壁生：《章太炎的“新经学”》，《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2期。若追根溯源，则以上名词之彼此关系，实大有可以研究之处，我将另文探讨。
 
[3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0集，第213页。
 
[33] 廖平：《经话甲编》，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172页。
 
[34] 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41页；宁腾飞：《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 “诸子亦史”说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35]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马勇整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202页。
 
[36]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马勇整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208页。
 
[37] 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38] 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9] 按，据朱维铮的考证，初刻本《訄书》所收文章写于1894年9月到1900年2月，参见朱维铮：《本卷前言》，朱维铮点校：《<訄书>初刻本 <訄书>重订本 <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7—9页。
 
[40] 章太炎：《尊荀》，朱维铮点校：初刻本《訄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6页。
 
[41] 章太炎：《独圣下》，朱维铮点校：初刻本《訄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105—106页。  
 
[42] 章太炎：《儒法》，朱维铮点校：初刻本《訄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9—10页。
 
[43] 章太炎：《儒道》，朱维铮点校：初刻本《訄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