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妇女地位：迷思与真相（修订版）

作者：李竞恒（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南方周末」2016年5月13日，本文系修订稿

对于从小读鲁迅杂文成长起来的许多人来说，中国古代女性只是和缠足、贞节牌坊联系在一起，总之一片黑暗。但实际上，真实历史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古代女性的身份地位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很大，一般情况下并非五四话语中描述和想象的状况。

一、

殷周时代，多有女贵族、女领主活跃于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如著名的商代妇好，一条典宾卜辞记载妇好从自己的封地上提供了三千人的武力（《合集》39902）。妇好是女领主，有自己的封地、财产、封臣及武力，并率领军队出征，她不是商王的奴仆，而更类似合作伙伴。另外一位女领主妇妌，也是有自己封地和臣民的，如典宾卜辞记载“妇妌不受年”（《合集》9756）、“妇妌不其受黍年”（《合集》9607），是占卜向神灵询问，妇妌领地上的农作物是否能获得丰收。此外，甲骨卜辞中还有其它一些被称为“妇”的女领主，如妇庞有封地叫“庞田”，还有妇良、妇杏、妇杞、妇喜、妇息等女领主，王卜辞中多有她们向朝廷进贡财物的记录，表明这些女领主各有自己的领地，并享有经济管理之权。在甲骨卜辞中，往往将这些女封君、女贵族统称为“多妇”，仅武丁时期的这些女领主就至少有六十四人之多（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97页）。

商代还多有女性武士，如师宾间卜辞记载“妇”在地进行武装守卫（《合集》7006、7007）。安阳刘家庄商代墓地M9的墓主是一位女性，墓中随葬着戈、矛、箭镞等十多件武器（《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河北藁城台西M38墓主是一名三十岁的女性武士，她的墓葬中出土了青铜戈、青铜箭镞和三只警犬（《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在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遗址墓葬中，M119的墓主是一位三十至三十五岁的女性，她的墓中随葬着青铜戈、青铜箭镞、以及磨砺武器的砺石。M120的墓主也是一位女性，墓中出土有青铜刀、戈、斧和磨砺武器的砺石；M17的墓主是三十岁女性，墓中随葬两件青铜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84—104页）。据专家对人骨进行的体质的测量分析， M120、M104墓主的“肢骨极其粗壮”。这些商代女性武士，可谓先秦“女汉子”。

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多有女封君、女贵族治理领地、管理封臣的记录，最出名一位是王姜。如《作册夨令簋》铭文就记载了“作册夨令尊宜于王姜，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 （《集成》4301）。女领主王姜对臣下赏赐了贝壳、封臣以及大量属民，显然是自己拥有大批财产、领地和人口的女领主。《蔡簋》铭文记载，周王室的家宰蔡负责掌管王室百工，并“出入姜氏命”，可见姜氏也掌管工业生产。周王告诫蔡，“汝毋弗善效姜氏人”，就是说要客气地对待姜氏的人，姜氏显然掌管着一个庞大的臣属团队。《鼎》铭文中，也记载了“王姜”给领主史赏赐了三块土地。康王时器的《叔簋》则记载，“王姜使叔使于太保”（《集成》4132），即命令臣下“叔”前往重要大臣太保的领地执行任务。据《集成》2789鼎铭记载，王俎姜还命令内史，赏赐有战功之臣，受赏者“对扬王俎姜休”，对这位女君表示拜谢。《作册睘卣》铭文记载，“王姜令作册睘安夷伯”（《集成》5407），即命令一位叫作册睘的封臣，去负责招待一位东夷诸侯，可见王姜还负责政治和外交。这位王姜，“不但率军出征，主持封赏，而且自有僚属……她地位之崇高，权力之重大，周初彝铭中除周公、伯懋父、召公等人外，很少能与之相比的”（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348页）。

此外，《季姬方尊》铭文中，记载女领主“王母”被称为“君”，管理臣属宰，并赏赐给女儿季姬一块叫“空桑”的土地，人口、马牛、粮食等（李学勤：《季姬方尊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4期）；《螨鼎》铭文（《集成》2765）也记载，女君“任氏”被家臣称为“皇君”，她命令螨掌管家族事务，并赏赐给螨家臣人口。琱生诸器中的召氏家族女领主“召姜”被称为“君氏”、“宗君”，《琱生尊》铭文中召姜赐给琱生礼物，说“余老止，仆庸土田多扰”，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所以没有精力管理那么多领地、臣民，并提出大宗召氏和小宗的分家方案。这位女领主召姜，显然掌管着体量巨大的土地、附庸和财产（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1—105页）。《次尊》、《次卣》铭文（《集成》5994、5405）都记载女领主“公姞”命令一个叫“次”的封臣“司田人”，即管理自己领地上农业，并且赏赐给他马、裘衣；《邢姜太宰簋》铭文（《集成》3896）记载“邢姜太宰巳铸其宝簋”，即女领主邢姜有自己的太宰名字叫“巳”，显然是属于邢姜的封臣。西周早期《奢簋》铭文记载（《集成》4088），一个叫公姒的女贵族给一个叫“奢”的臣赏赐贝壳，这位奢很可能就是她的封臣。在新公布的西周《霸姬盘》铭文中，女领主霸姬和一位叫“气”的臣打官司，向大领主穆公诉讼，因为气违背了封臣的誓言，没有将原属于霸姬自己的“仆、驭、臣、妾”归还给霸姬（《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发掘》，载《考古学报》2018年2期）。有学者认为霸姬是来自井国，嫁到霸国的女贵族，这些“仆、驭、臣、妾”是她的私属媵臣。无论如何，这些铭文都能看到，一些西周女贵族不但拥有众多家臣、属民，还能通过司法，与违背契约的封臣之间进行诉讼，讨要属于自己的私臣与属民。而霸姬在霸国的地位很高，《霸姬簋》铭文中则记载，霸国的庶子霸仲在担任新君之前，霸国的统治者就是霸姬（冯时：《霸姬簋铭文所见西周宗法与家族伦理》，载《文物季刊》2023年4期，第77—83页）。西周昭王时期的《胡应姬鼎》铭文，记载周昭王南征楚国时，路过胡国，“胡应姬见于王，辞皇，赐贝十朋，玄布二匹，对扬王休”。胡应姬作为胡国的女君，面见周天子，表示胡国在军事上对周王南征的配合，因此得到周王赏赐（黄锦前：《新刊两件胡国铜鼎读释》，《出土文献》第十辑，中西书局，2017年，第37—第41页）。

1975年在陕西扶风出土的一件周代铜簋铭文记载，某贵族率领师氏攻击戎胡，该贵族的“文母”也参与了这次战争，“很可能是一位出众的女将军”（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9页）。《论语·泰伯》中周武王说自己有十位能臣，其中一位是“妇人”，也就是王后女君。西周王后，也掌管王室的工业和武器生产（沈长云：《金文所见西周王室经济》，自《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第200—202页）。不但西周王后参与治国和管理，诸侯国君的夫人也参与治理，如《晋姜鼎》（《集成》2826）铭文记载，晋文侯的夫人晋姜及其先姑——晋穆侯的夫人都曾经“君晋邦”，即担任晋国的治理者，具有“君”的身份以“治我万民”，她们没有闲暇逸乐，而是审慎地辅佐晋侯治国。晋姜派遣臣，用上千车的食盐、粮食，去交换铜矿资源（吴毅强：《晋姜鼎补论》，载《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6期）。

  又如南方的诸侯曾国，国君的夫人也具有“君”的身份，如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出土青铜簠（M2:49）铭文是“盛君縈之御簠”（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二号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46页），曾君的夫人盛君縈，也是一位女君。又如淅川和尚岭二号墓出土“曾仲化君”镇墓兽铭文（《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第109页），这位墓主是一号墓主的配偶，也是女性称君之例。2019年5月在随州枣树林墓地M169出土的《嬭加编钟》铭文记载，曾共公的夫人嬭加“行相曾邦”，掌管曾国之权。她不但“典册厥德”，而且是“民之氐巨”，即掌握了治国的典章制度，并且是曾国百姓的依靠。并按照宗法封建领主的称谓，自称“小子加嬭”（《江汉考古》2019年3期）。铭文中这位女君的记载，显然是封建女领主的口吻。此外，一件春秋早期的青铜簋铭文记载，“皇妣太师氏姜”（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殷周时“师”是各类军事贵族的称谓，太师更是“师”中的高级领主，氏姜作为女性贵族，能担任太师，也是拥有权力的。春秋晚期的《滕侯夫人戈》铭文：“滕侯夫人妖之造”（《铭续》1199），则为滕侯夫人所造的兵器，或为夫人所使用，或为夫人掌管制作的兵器。

贵族制下女子“三从”，实际上只是表述贵族妇女服丧之礼。《仪礼·丧服》记载，“妇人三从之义”意思是女子出嫁前为父亲服斩衰的丧服，出嫁后如果丈夫死则为丈夫服斩衰，夫死从子意思是改嫁后，前任丈夫的儿子为继父服一年的齐衰，所以该女子可以按照儿子为继父的标准，也服一年齐衰就可以了。五四以后很多人不读古书，却将“三从”片面地理解为人身管辖权，是非常错误的解读。实际上，从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当时女性贵族并不是出嫁后就完全成为夫家的财产。她们能够独立祭祀自己原来家族的祖先，将她们理解为嫁到夫家的“财产”身份，这是不能成立的。其真实身份，更类似于沟通原生家族和夫家联盟之间的使者身份。《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就是强调了周代贵族婚姻的本质，是两个贵族家族“二姓”之间的联盟。妻子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的使者角色。很多考古材料可以看出这点。例如在宝鸡茹家庄2号墓出土的井姬鼎铭文，记载来自井国的女贵族嫁给了一个诸侯，他的国君丈夫给他做了“井姬用鼎簋”，用于“井姬㫶亦列祖考夌公宗室，□孝祀孝祭”（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6年4期）。很明显，井姬能独立祭祀自己井国的祖先。又如2005年山西绛县横水发现倗国的国君与其妻子毕姬合葬墓，在毕姬的墓葬中随葬有五件鼎、五件簋，而丈夫倗国君主墓中只有三件鼎和一件簋（《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 年第 7 期。《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 2006 年第 8 期）。妻子的礼仪身份高于丈夫，这是因为她来自的毕国，在周人礼制中等级更高，而丈夫的倗国不属于周人核心圈层，礼仪地位更低。显然，毕姬的地位和身份不是从属于夫家，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原生家族。这些都能看出，西周女贵族不是嫁到夫家的从属和财产，而是沟通自己家族与夫家之间联盟的使者与桥梁。西周的女贵族不是财产，她们在出嫁后，不但拥有作为自己财产的领地、封臣、属民，以及拥有对领地的财产支配权和治理权。

夫权的崛起与贵族制崩溃有关，殷周时代贵族妇女也可担任宗族管理者、称女君，因为她们被视为从属于宗族共同体，但礼崩乐坏，编户齐民的一夫一妇核心小家庭取代了大宗族，妇女只能从属于官府登记户口为丈夫的小家庭。这种原子化、散沙化、互相算计且鸡飞狗跳的小家庭氛围，贾谊《治安策》中曾做过生动描述。从管制角度，成本最低的简单粗暴方式便是赋予这种核心小家庭丈夫以极大的“夫权”。 “夫为妻纲”之说，就最早出现在《韩非子·忠孝》篇中。《韩非子·扬权》中也强调：“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就是说一个核心小家庭之中，只能有一个绝对权威，那就是丈夫。否则妻子和丈夫一样，秉持家政大权，那么子女连服从的对象都会迷失和无所适从。这一时期的《管子·侈靡》中，也出现了“妇人为政，铁之重反于金”的说法。这种绝对的夫权结构，与三代贵族时期的历史面貌，差异极大。

二、

北京大学藏秦代竹简《善女子方》中，就强调“善衣（依）夫家，以自为光”，人身依附于丈夫，“虽与夫治，勿敢疾当”，意思是丈夫打妻子，也不要躲，而且要“屈身受令”。这种对女性的严酷要求，从未见于此前封建贵族时代的礼制和社会文化氛围中。在秦朝的统治下，女性地位卑贱，甚至被大量残酷肢解用以殉葬。2013年秦始皇陵园发现了十座小墓，墓道填土中发现大量未成年女性散乱人骨，是遭到肢解后埋入的。“这一葬仪的发现说明始皇帝死后，二世处理先王的后宫人员时有着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复杂、血腥的过程”（《考古》2014年7期）。

西汉早期的法律《二年律令》中规定：“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就是说丈夫打妻子，只要不用兵器，打伤了也没有罪。官府赋予丈夫极大的夫权，恰恰是编户齐民一夫一妇小家庭管理的需要。杨宽先生就说，秦朝“用法令来对女子作严厉的压迫，是此前所未有的”（《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3页）。类似的奇葩法律，后来恐怕只有野蛮的女真部族才能相比，金国的法律规定“殴妻致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洪皓：《松漠纪闻》卷上）。《金史·世宗纪》记载大定十八年，才规定了“杀妻无罪而辄殴杀者罪”，就是说此前金人殴杀妻子确实无罪，此后妻子有过失被殴杀，金人也无罪。《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表述是“如果一个丈夫因故殴打其妻，而她曾犯过罪并被打致死的话，像这种情况丈夫便可以不受惩罚”（[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

汉儒面对的是秦朝的巨大遗产，汉承秦制的特点是西汉前期的法律和秦朝区别不大，需要在这个框架下做出点滴的突破。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有几个判例保留至今，其中一条涉及到妇女问题。某甲的丈夫遇到海难，船只沉没找不到遗体，不能得到埋葬。几个月之后，某甲的母亲安排她改嫁。当地官员根据当时汉承秦制的法律，“夫死未葬，法不许嫁。私为人妻，当弃市”，提出要将某甲处死刑。董仲舒显然反对秦律那种机械不考虑人情的判决机制，他指出妇女有“更嫁之道”，是可以改嫁的，并且是听从母亲的安排，不是“私为人妻”，因此是无罪的（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164—165页）。如果按照一般汉承秦制的刀笔吏思维，那位可怜的某甲就会被处死，尸体陈列在市场示众。但经过儒者董仲舒的努力，不但拯救了这位妇女的生命，而且也在点滴地改变秦朝的遗产。

秦汉时代，夏商周的贵族制虽然崩溃，但其贵族文化被则记录在儒书之中，随着汉儒的社会重建而得到了部分的复活。这些涉及到妇女地位的，如《礼记·昏义》记载公婆飨宴新媳妇，一方降自西阶，一方降自东阶，意思是将宗族内部管理托付给新的女贵族媳妇，用的是宾主之礼，体现的是新妇宗族管理责任的重大。《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中孔子言“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礼记·曲礼下》也有贵族“男女相答拜也”的相关记载。所以后来汉儒重建的家庭文化中，产生了夫妇之间“举案齐眉”的互敬典故，汉儒汇编《白虎通·嫁娶》亦言:“妻者，齐也，与夫齐体”，指夫妇之间为对等的关系。汉儒郑玄在注释《礼记·内则》中也认为“妻之言齐也，以礼则问，则得与夫敌体”，意思是夫妻是对等的关系。《后汉书·樊英传》记载，樊英生病，他的妻子派遣婢女去拜问，樊英下床答拜，别人问为什么，他指出“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意思是夫妻人格对等，妻子拜丈夫，丈夫也应该答拜妻子。

随着儒学文化的点滴重建，两汉、魏晋时期的学术发展中，也出现了著名的女性大学者，以学问著称于世。例如著名大儒伏生的女儿，就精通今文《尚书》。朝廷派遣晁错前往受《尚书》，由于伏生年老，不能正言，于是“使其女传言教错”（《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引卫宏）。通过伏生的女儿传授，将今文《尚书》流传了下来。两汉之际的女性经学大师“师氏”，《后汉书·崔骃传》记载崔篆“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这位女性经学大师佩戴三公的金印，以学问而著称。而东汉著名的班昭，则以史学之才著称于世，完成了班固未竟的《汉书》八表及其《天文志》，当时“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著名学者马融，也跟随班昭学习《汉书》。此外，大学者蔡邕的女儿蔡琰，靠记忆力就能记下家中藏书四百多篇的内容（《后汉书·列女传》）。还有著名十六国时期韦逞的母亲宋氏，也是经学大家，精通《周官》，被苻坚封为“宣文君”，并“置生员百二十人”跟随这位女大学者学习（《晋书·列女传》）。

两汉至魏晋女性，则有获得封侯、封君的情况，如刘邦封其嫂为阴安侯，萧何的夫人后来封酂侯，到文帝元年，又让其子萧延继承其母的酂侯爵位（《汉书·萧何传》）。此外樊哙之妻吕嬃为临光侯（或作“林光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记载奚涓之母“疵”被封为“鲁侯”。东汉东海恭王希望自己三个女儿为“小国侯”，李注“即妇人封侯也”（《后汉书·光武十三王传》）。女性封侯之外，更常见的是封君，如徐州西黑头山出土西汉刘慎墓的妻子萧真，有“平阳君”的封号（《文物》2010年11期）。文献中从汉代到南北朝也一直有女性封君，如汉武帝尊太后母为平原君，东汉梁冀妻子为襄成君，梁家“食邑称君者七人”，何进异母妹的母亲是舞阳君，董卓母为池阳君，西晋贾充妻郭槐是广城君等。而在三国时期的走马楼吴简中，还出现了平民女性和男子一样拥有爵位的情况，如“公乘大女黄客”，“公乘大女五西”等，“足以确证这时的妇女可以同男子一样获得‘公乘’爵位”（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法律进一步儒家化，妇女地位并不像一些人想象那么低。首先，杀妻要判处死刑，《梁书·何点传》记载，何点的父亲“无故害妻，坐法死”，这和汉初以及金国那种杀妻不犯法的法律是完全不同的。当时还有女性精通法律，如清河崔氏的一位女性，她的儿子景伯担任清河太守，“每有疑狱，常先请焉”（《魏书·列女传》），每次遇到复杂案件，都要向精通法律的母亲请教。另一方面，当时妇女作为家长，也具有很高的权威，如“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颜氏家训》第二章），王僧辩的母亲作为家长，具有很高权威。值得注意的是，汉晋时期的女性中多有能统兵作战的情况。如《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琅琊吕母为子报仇，起兵“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攻城略地。《晋书·刘遐传》记载刘遐的妻子邵续女“骁果有父风。遐尝为石季龙所围，妻单将数骑，拔遐出于万众之中”，带领几名骑兵冲锋，便在几万人的羯族铁骑中救出了刘遐。《晋书·列女传》记载了三位勇猛刚烈的女性，一位是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韫，在遭逢孙恩之难的危急时刻，“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这位谢道韫不但勇武刚烈，而且极有才华。《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曾引《妇人集》谈到谢道韫有文才，所著诗、赋、诔、讼， 都传于世，她的作品在《隋书·经籍志》中也有记载。

《晋书·列女传》记载荀崧的小女儿荀灌，“时年十三，乃率勇士数十人，踰城突围夜出。贼追甚急，灌督厉将士，且战且前，得入鲁阳山获免”。这位十三岁的少女，率领几十名勇士翻墙突围，还能激励将士突破追兵的袭击，最终找到周访派出三千救兵援救了被包围的襄城。张茂的妻子陆氏，“倾家产，率茂部曲为先登以讨充”，这位女性率领家族的部曲武力，作为先锋讨伐沈充，在胜利后得到了嘉奖赏赐。《晋书·朱序传》记载前秦围攻襄阳的危机时刻，襄阳守将朱序的母亲韩氏，“自登城履行，谓西北角当先受弊，遂领百余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筑城二十余丈，贼攻西北角果溃，众便固新筑城，丕遂引退。襄阳人谓此城为夫人城”。她通晓军事，观察到城墙西北角的危险，便率领城中女性队伍新造出二十多丈的城墙，挽救了城池，这段城墙被尊称为“夫人城”。《晋书·王逊传》中还记载，西晋惠帝末期，西南夷叛乱，宁州刺史李毅死去，“城中百余人奉毅女固守经年”，这些忠于李毅的人当为其部曲、宗族之类的武力。但他们能够接受李毅的女儿作为其继承人，尊奉她为君继续坚守，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也能在一定程度将女性视为军事领袖。从这些都能看出，南北朝时期并非只有北朝才有“花木兰”，更不能将当时女性“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视为是“北族妇女”才有的权利和能力。南方儒家社会的女性，具有武德和领兵作战的能力与文化，这是华夏文化自身的渊源。

此外，当时妇女可以主动离婚改嫁，如谢安的侄孙谢邈之妻郗氏，因为谢邈纳妾，因此“郗氏怨怼，与邈书告绝”（《晋书·谢邈传》），主动选择离婚。中国传统中妇女有主动离婚的自由，《唐律·户婚·义绝离之》中将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称为“和离”，是合法的。在敦煌发现的“夫妻相别书文样”、“女及丈夫手书样文”，都显示了女性不但可以自由离异，而且男方也祝愿女方“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相比来看，西方传统女性的离婚自由几乎为零。西方的耶教，从《耶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就规定，离婚就是犯戒，再婚再嫁就是“犯奸淫”。例如在英国，婚姻被视为宗教宣誓，因此直到1857年以前，英国居然是一个“无离婚”的社会。“盖英人传统婚姻受宗教之束缚，碍于誓言难违，婚姻关系不能因为男女双双同意即可轻易解除”（苏亦工：《中法西用：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在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显然，这种用神权强制捆绑的“无离婚”社会，其实对妇女的自由和权利伤害更大。相比而言，中国敦煌的和离文书中强调的“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反而更能保护妇女免遭伤害。

中古时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家庭秩序，妇女的地位其实远在一般现代人的想象之上。陈鹏在《中国婚姻史稿》中指出，中国传统婚姻下“妻之能力，实与夫相表里······故妻得宗揽家政，主持一切，自唐以后，已成惯例”；“儿媳受姑命，主家政，夫虽在，仍不敢夺其权，母权之重，观此可知。而妻主家政之能力，亦可想见。妻既统理家政，固有独立处理家产之权”（《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4年，第458页）。《唐律·断狱》“囚应禁不禁”条疏引《狱官令》“死罪枷、杻，妇人及流以下去杻”。北宋端拱二年，“令妇人有罪至流者免配役”（《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八《刑考七》）。

三、

很多人误以为宋代女性地位低下，而且是“程朱理学”造成的，认为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导致了妇女缠足，这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首先宋代女性的地位并不低下，也享有财产权和离异的权利。另一方面，宋代民间出现了缠足现象，但这属于社会一般的审美趣味，并不是知识精英设计出来“压迫妇女”的。傅斯年先生就指出：“欧美时装女子的高跟鞋，实与中国妇女之缠足在心理及作用上无二致”（《史学方法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8页）。现代女性手术整容、抽脂、削骨之类，也是类似缠足，是为了美而伤害身体，属于社会一般的审美成本，但现代精英也不可能强制要求国家去禁止这些社会趣味。同理，儒家士大夫也不可能去强制废除缠足趣味，因为这是社会的私人领域，国家强制介入反而更不好。但是，儒家士人对社会上流行的缠足习惯，则有批评，如宋代理学家车若水就指责：“妇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痛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脚气集》）。而理学创立者程颐的所有后代，一直到元朝都忠实沿袭不缠足的家族传统。（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程嫩生、罗群 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对此，清朝学者俞正燮看得很清楚，他的《癸巳类稿》引用元朝《湛渊静语》“伊川先生后人居池阳，其族妇人不缠足”，指出这是“其族女子不肯随流俗缠足也”。对于缠足这种社会审美习俗，理学家的态度是：即我不强行改变社会的一般美学趣味，但我可以要求自己的家人不跟风，不去学这些不好的。

此外，朝鲜半岛的理学家态度，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如果缠足是“理学”倡导的结果，那么以理学立国，甚至比同时期中国更加虔信理学的朝鲜李朝，应该是缠足大国才对。但是历史资料恰恰相反，朝鲜李朝前往清朝的燕行使臣，对缠足提出了大量批评。如李在学就说缠足是“骷髅”且“丑恶”，并认为这是起源于“妲己”的不良风俗（《燕行记事》，《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卷）；李宜万在与清人张裕昆笔谈中，也认为缠足属于“冶容中一事，毕竟不好底（的）风俗”（《农隐入沈记》，《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朴趾源则将缠足称为“足厄”，并将其归入和吸烟恶习一样的“三厄”之一（《热河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五十四册）；金允植则说缠足是“伤父母之遗”，“自戕之为尤可哀也”（《金允植全集（贰）》，《韩国近代思想丛书》），将缠足视为伤害父母所遗完整身体的可哀自残行为。从理学家程颐的家族坚守，到信奉理学的朝鲜士人态度都能看出，缠足这种丑恶的畸形审美习俗，根本就不是什么“理学”造成的，而“理学”一直就反对缠足。

经常被误解的程颐，对于女性的温和立场，不但反映在他坚定反对缠足的态度上，也体现在他对侄女的态度上。他的侄女很有才华，多年来虽然多有人提亲，但侄女眼光很高，所以一直没嫁人，是当时的“大龄剩女”，后来不幸在二十五岁逝世。程颐在给侄女写的悼念文中写到，“颐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意思是我只是为她的早逝而悲伤，但不为她未出嫁而悲伤（《二程集·孝女程氏墓志》），因为如果只是迫于“大龄剩女”的压力，就随便将其嫁给不贤德的俗人，让侄女痛苦终身，那还不如尊重她的自由选择。在这里，程颐对侄女自由选择的尊重，和很多人想象中的“礼教吃人”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至于经常被误解的“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是宋儒限制皇权和规范精英的手段，而不是要“压迫妇女”。朱熹在给皇帝上的劄子中表示，“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辛丑延和殿奏劄二》）。很明显，朱熹给皇帝的奏劄中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限制皇权的行为，反对皇帝放纵欲望。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宋代精英的要求，“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一个社会的精英，当然需要节制，才能有更好的担纲。这些对皇帝、精英的要求，与“压迫妇女”属于风马牛不相及。

对于三纲中的“夫为妻纲”问题，宋儒的解释也和今人的误读完全不同。宋儒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说：“即三纲而言之，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父为子纲，父正则子亦正矣；夫为妻纲，夫正则妻亦正矣。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则三纲正矣”（[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卷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93页）。意思是君主要首先做好人格表率，君主做好了，臣也就会做好。同理，夫为妻纲的意思是，丈夫有义务做出道德的表率，丈夫做好了，妻子也会做好。所以，“夫为妻纲”恰恰不是在“压迫”妇女，而是要求丈夫肩负起“正身”的表率作用，是对丈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宋代士大夫文化也重视妇女权益，如范仲淹范氏义庄《义庄规矩》规定，如果家族妇女再嫁，义庄出钱二十贯，男子再娶则不支钱。或云“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宋]钱君倚：《义田记》，吕祖谦：《宋文鉴》卷八十，中华书局，1992年，第1157页）。范仲淹不但并不反对妇女再嫁，而且在经济上会出钱去保护她们的权益，给与再嫁者的资助，远大于对再娶者的资助。而著名的学者赵明诚则称其妻李清照为“亦妻亦师亦友”，夫妇之伦在师友之间，和很多人的想象画面非常不同。

明代士人归庄《兄子》诗：“古风妻似友，佳话母为师”，可知当时士人认为以妻为朋友是中国文明的古老传统。据赵园《家人父子》一书搜集材料，类似例子甚多，如黄宗羲《李因传》“夫妇自为师友”；理学家大儒刘宗周《刘子暨配诰封淑人孝庄章氏合葬预志》妻死，他痛悼为“失吾良友”；孙奇逢《祭亡妻槐氏文》“尔虽吾妻，实吾良友”；叶绍袁《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我之与君，伦则夫妇，契兼朋友”；毛坤《敕赠亡室姚孺人墓志铭》谈其妻“予所结发而床笫者四十五年，未尝不师之友之”（《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60页）。出土的明代墓碑上，也有赞美夫妇之间“如宾如友”的文字（《文物》2007年3期）。夫妇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可以介于老师、朋友、宾客之间，在人格上是对等的。

更有甚者，中古以来到明代的士大夫文化中，甚至常见“惧内”的现象。明代人沈德符记载说：“士大夫自中古以后多惧内者，盖名宦已成，虑中冓有违言损其誉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此外他还提到“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风。往事不及知，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仗节，九死不回，而独严事夫人，唯诺恐后。近年吴中申、王二相公，亦与夫人白首相庄，不敢有二色。至如今上初，蓟帅文登之戚少保继光、今宁夏帅萧都督如薰，皆矫矫虎臣，著庸边阃，俱为其妻所制”（《万历野获编》卷五）。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了明代士人文化中尊重老婆为“师友”的这一面，那么这里则能窥见现代人所谓“耙耳朵”的情况，在当时士大夫圈子中也颇为常见。

胡适说“八百年的理学不能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然而几个传教士带来了一个新观点就能唤起中国人的道德意识，能够把小脚永远废了”，这种评价其实是并不公正的。理学家不是没有指出缠足的错误，而是反对用国家强制的触手渗入民间习俗，程颐的态度就是代表。清朝初年，从顺治的1645年、1660年到康熙的1664年，都曾用国家的强制行政命令禁止缠足，这其实和强迫汉族男性剃发留金钱鼠尾小辫子是一样的强横武断，并不是要“解放”汉族妇女，而是要汉族男女都表示臣服。这一强横政策，导致“民间诬妄举报，牵连无辜”，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也激起了社会上强烈的逆反心理。实际上，儒家对这类恶俗的态度是因势利导，用精英家族的榜样力量去点滴影响社会，移风易俗，因为儒家相信“夫风化者，自上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治家》）。缠足的消亡也并非是“传教士”的功劳，而是儒家反缠足的本能，迅速与西方思潮合力的产物。晚清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极力主张废除缠足，但他也指出，如果像清朝早期那样蛮干，“立法太严，牵连无辜”，也只能是失败。好的办法是“禁不过严，持之以恒”（郑观应：《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页）。1887到1898年之间，从康有为到黄遵宪、唐才常、徐仁铸、樊锥、易鼐等人推动的“不缠足会”，通过地方士绅之间的君子约定，持续推进不缠足的实践，其实取得了比简单粗暴禁止更多的成效。

简言之，历史是复杂的，不同时期不同背景均有不同面相，不可简单一概而论。“客观地说，传统家庭婚姻制度下妇女的实际处境要比理论上或想象中的高得多”（苏亦工：《中法西用：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在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鲁迅将整个中国历史简化为一个“四千年的旧账”，本身是没有任何历史学实证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