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林】宗法社会何以有必要复兴 ——从深圳红钻足球俱乐部欠薪事件说起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08-02 1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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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晚林

作者简介:张晚林,号抱经堂,男,西元一九六八年生,湖北大冶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出版有《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研究》《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美的奠基及其精神实践——基于心性工夫之学的研究》。于2009年以自家之力量创办弘毅知行会,宣扬儒学圣教,践行“知行合一”之精神。


宗法社会何以有必要复兴

——从深圳红钻足球俱乐部欠薪事件说起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甲午年七月初六  西历2014年8月1日

 

二○一四年七月十五日,在足协杯第三轮深圳红钻对阵山东鲁能的比赛中,深圳红钻队员比赛一开始即背对球门站立三十秒钟,以抗议俱乐部的欠薪,最后导致八打十一,且○比五惨败的结果,据说山东队员都不忍再进球了。应该说,这场已超越单纯竞技体育本身的意义,因此,吾人不必去讨论比分本身。但俱乐部副董事长王奇的一段话却值得吾人进一步思考当代社会的弊端何在。王奇说:

 

深圳不像别的城市对体育文化非常的支持。我觉得5年之内深圳不适合搞职业体育,他们搞业余体育、全民健身可以,但职业联赛却不行,这其实与这座城市的文化有关。……这里的商业是一种缺乏情怀与文化的商业,特直截了当,不给钱就闹事。可能是我不太适应过度商业化的城市。(《东方体育日报》2014年7月18日,记者丁荣)

 

王奇先生的这段话说得很无奈,其实也很伤感。他不但道出了深圳这座商业化大都市的真实情形,更道出了整个当下商业化社会的真实情形。即没有情怀的维系与文化的担当,一切依靠商业利益来维持,给钱就出工出力,不给钱就消极怠工乃至罢工不干了。一切精神文化的鼓动与劝说都显得极为苍白可笑。

深圳原本是一个小渔村,边远而落后,但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列为所谓经济特区之后,依靠中央政府的经济优惠政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业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深圳,内地人员亦大量涌入,或下海经商,或打工淘金。原本的小渔村迅速变为人口膨胀的大都市。据2010年的有关资料统计,深圳总人口约为1322万,其中常住人口约为1035万。在这1035万常住人口中,只有约251万人的户籍在深圳,而这251万户籍人口中,据2005年的统计,只有约31万原住民。如果吾人把深圳的原住民人口除以深圳市总人口数,考虑到人口的变化与统计的遗漏,原住民所占的比重最多不会高于5%。可以说,深圳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那么,为什么这么庞大的人口抛离故土而走向深圳呢?无非就是那么的经济机遇与商业利益。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走向深圳人之心态,可以此语尽之。说白了,人们都是为了发财才走向深圳的。实际上,确实很多人在那里发了财,但深圳之于他们仅仅只是一个获得经济利益的地方,他们发了财,就把资金投向自己的故乡,娶妻盖房,因为故乡才是他们的“家”。即便是那些在深圳买房置业的常住人口,也只是因为常住于此可以更容易获得商业上的便利,并没有把深圳作为真正的“家”。到目前为止,尽管深圳的经济吸引力已不如从前,但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区,所以,还是有大量的人口涌向深圳,以便实现他们的发财梦想。如果有朝一日经济吸引力停滞不前乃至不如内地地区,则深圳这个大都市可能立即就会溃散,因为“深圳人”的父兄都在内地,内地才是他们的“根”。现在,深圳当然还可以维持表面上的繁荣,但其维持的唯一杠杆就是经济,如果没有经济的吸引力,繁荣立刻消散。因此,深圳红钻队员比赛中的情形就可以想见了。王奇先生的无奈与伤感也是可以想见的,因为这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精神。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给钱。这里并非谴责深圳红钻队员品德低下,因为在以经济利益为唯一杠杆的社会里,也只能如此。像深圳这样的现代都市,长时间不发工资,生活与消费俱成了问题,不像传统社会,生意赔本,至少可以有农耕的保障,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无碍。这样,类似于深圳红钻俱乐部的情况发生,人们不是抗议就是谩骂,因为深圳这座城市只是他们赚钱的凭借,进而消费带来快乐之地,而不是文化之根,人们完全没有必要有道德的约束。

但是,难道只有深圳一座城市才遭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其实,放眼整个中国莫不如此。只要回想一下每年的春运大潮就可以想见中国的流民大军了。流民大军抛弃妻子远离故土而流向天南海北,无非也就是为了各自的发财梦。所谓农民工、留守儿童都是流民大军所带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当下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进一步说,现代社会的所谓“跳槽”、“人才流动”,其背后无非是经济利益在起作用。可以说,整个现代社会就是一股涌动流,其唯一推动力就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在各环节流动顺畅则社会运行正常,一旦出现问题,秩序即消散,混乱滋生。人自身没有站得住的精神,经济一旦萧条,社会即崩塌。这就是现代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

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经济或商业贯穿其间,但基本上处在一种静态的低水平上,依靠当事人的勤劳去获得相应的利益,(且崇尚节俭,张潮曰:“俭德可以当财货。”《幽梦影》第一一九),不像现代社会,主要依靠机遇与市场。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问题尽管也很重要,但却不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根本杠杆,只有出现严重灾害或饥荒时,经济问题才成为一时的社会问题。平时,传统社会的维系主要依靠儒家文化与伦理,而决不是经济利益。“耕读继世,孝友传家”(湖南岳阳县明代古村落张谷英村正大门楹联)即道出了传统社会的根本精神。传统社会以文化与伦理作为维系社会的杠杆抑制了经济利益僭越为主导力量的可能。任何社会当然少不了经济问题,但传统社会的经济问题总是与治生问题相联系,经济自身不僭越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明儒陈确先生曰:

 

确尝以读书、治生为对,谓二者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唯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天下岂有白丁圣贤、败子圣贤哉!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养,而待养于人者哉!(《陈确集》卷五)

 

治生当然需要有物质的保障,经济的支撑,但治生在在与做圣贤相关而不是贪图物质享受。这样,经济问题不是去获得最大的利益满足,而是去尽伦理,至少,经济利益受到伦理与文化的严格限制,这使得尽管社会上有商业买卖,但并不以经济利益为主导,而是以文化伦理为主导。李空同《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引商人王现(字文显)之言曰:

 

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淤。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空同先生集》卷四十四)

 

中国传统社会虽有士农工商四民,但商人处在末端,显然抑制了商业过分发展,这虽然对经济或许有影响,但其用心依然是正确的,即不能让经济利益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性原则。商业对于一个社会尽管必要,甚至是相当诱人,但一个社会的主导性原则只能是士人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与伦理。因此,尽管明清以来商业有所松绑,但“士商异术而同志”(王献芝《弘号南山行状》)几乎是社会之共识。这里的“志”决不是经济利益而是伦理文化。正因为如此,才有“良贾何负闳儒”(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五《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闳氏合葬墓志铭》)之论。

如果一个地方因商业过度发展而使经济利益僭越为了主导性原则,将是一个重大的民风问题,必然受到抑制而加以改变。山西巡抚刘于义尝上书雍正皇帝曰: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糜。(《雍正硃批谕旨》第四十七册“刘于义  雍正二年五月九日”)

 

有鉴于此,雍正皇帝批曰:“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这样,因为传统社会的商业受到文化伦理的严格规导与引领,使得传统商人不会是唯利是图之人,整个社会也不会充满铜臭气。正因为如此,余英时先生才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通过钩沉大量的历史文献,进而得出结论说:

 

把(中国近世)商人看成只知“孳孳为利”,毫不受宗教道德观念的约束的一群“俗物”,在大量的文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页)


这样看来,传统中国社会尽管有商业乃至利益的竞争,但文化与伦理始终处在主导地位,宗法的静态社会始终没有解钮。文化与伦理始终是传统社会的根本精神,这就构成了一个地方的习俗与民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因为这张文化名片不但影响一个人当下的生活,而且还影响他的子孙后代,人的一言一行自然以谨慎为务,不可能凌驾于文化与伦理之上。这就不会出现王奇先生的“缺乏情怀与文化”的感叹了。文化与伦理有历史的承续性与胶固性,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粘合力,规范言行,和谐社会。更重要的是,职业成了人体悟文化与践行伦理之地,决不是商业的考虑与利益的算计。这样,哪怕在现代人看来是纯粹的商业营生,传统中国人依然有敬畏之心。明代商人樊现尝自语曰:

 

谁谓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尽边塞,寇弱之患独不一与者,天监吾不与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康对山集》卷三八《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

 

樊现之所以生意越做越大,乃因为他敬畏天道而尽人伦,非纯粹之竟利原则也。“为商贾,把天理常存心上。不瞒老,不欺幼,义取四方。”(祁县大德成文献收录:《行商遗要》)这一直是传统商人践行的原则。

但是,现代社会的生产与贸易纯粹依据市场原则,文化与伦理完全消解,所谓“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最后的说明。这意味着,人们耳熟能详的纲常伦理都不起作用了,只有那只看不见的手才是最终的推动力。这样一来,现代社会所谓的商业,纯粹就是一“裸奔”的市场。在这个“赤裸”的市场里是不提倡勤劳与节约的,反而要提倡奢靡与消费,不然,市场就不能正常运转,至少不能高速运转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传统中国士人于此有真确的体会。明代经济学家陆楫以为,如果纯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就有必要鼓励奢靡之民风。他说:

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若今甯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使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甯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蒹葭堂杂着摘抄》)

陆楫之所言,一言以蔽之,就是现代经济学上的共识:鼓励消费,拉动内需,以刺激经济增长。与陆楫所说的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不但经济商业领域执行着这一原则,而且几乎社会上的所有领域都执行着这一原则。由此,整个现代社会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的消费社会。鲍德里亚说;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正如狼孩因为跟狼生活在一起而变成了狼一样,我们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我们被物包围着,只对丰盛的物质世界有感觉。依鲍德里亚的说法:“我们的超级购物中心就是我们的先贤祠,我们的阎王殿。”(同上,第7页。)这样,消费不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同上,第199页。)在传统社会里,尽管有奢靡的消费,但传统知识分子对此抱有高度的警惕。明人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指出:


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此以明得意,示豪举,则可矣,习以为常,不惟开子孙骄溢之门,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

 

这样,传统社会尽管有奢靡之风,但决不对文化与伦理构成挑战,至少不会取代文化与伦理而成就一个新的文化与伦理。因此,传统社会的奢靡之风并没有突破传统文化与伦理。然无论如何,奢靡之风总会败坏民风与德行。维扬自古乃烟柳繁华之地,致使南巡的乾隆皇帝有诗曰:“还淳拟欲申明禁,虑碍翻殃谋食群。”乾隆皇帝深知奢靡之风之于民风的腐蚀作用,故欲加以禁止;但一旦禁止,又必然减少就业机会,从而断了一些人的生活来源。这种两难处境,使得乾隆皇帝叹曰:“化民成俗,言之易而行之难,率皆如此。”(张世浣:《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巡幸志三》)可见,传统社会对于奢靡高度的警惕,这使得奢靡在传统社会只是个别现象,不是整个社会的风气。所以,看到奢靡正面价值的陆楫,其先人作为成功的商人,却是“鸡初鸣即起,率家人事生产”(陆深:《俨山集》卷八一《勑封文林郎翰林院编修先考竹坡府君行实》)。由此可知,勤劳、节约之德行依然是传统社会主流。但现代社会就完全不一样,奢靡不但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行的根本保证,而且也是滋生一切价值、伦理与道德的基础。鲍德里亚说:

 

假如人们仅仅是进行消费(囤积、吃、消化),消费社会就不会是一种神话,就不会是社会关于自身所坚持的一种充实的、自我预言式的话语,就不会是一种全面诠释系统。……在此意义中,丰盛和消费——再次声明这里所指并非物质财富、产品和服务的丰盛和消费,而是消费之被消费了的形象——恰恰构成了我们的新部族神话——即现代性的道德。(同上,第200页。)

 

一言以蔽之,消费自身成了文化、伦理与道德,而以前足以粘合社会,导持人心,慰藉灵魂的文化、伦理与道德皆被打碎。“所以丰盛并非天堂、并非从道德向富裕之理想的非道德的跳跃,而是被一种新道德支配着的一种新的客观形势。客观地说,这并不是一种进步,而仅仅是另外某种东西。”(同上,第175页。)鲍德里亚由此得出结论说:“‘富庶革命’并未开启理想的社会,而仅仅是导向了另一类型的社会。”(同上,第175页。)这个“另一类型的社会”就是世俗的、暴力的社会。暴力在这里才真正实现了它无所不在的威力,即“被丰盛和安全掩盖起来的、真实的、无法控制的暴力问题,它曾一度达到一定的极限。……这种暴力的特征是无目的和无对象”。(同上,第173页。)正因为这种暴力是无目的和无对象的,故而是无法消弭的。准备地说,暴力并非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大众心态、精神与伦理,除非根本扭转社会类型,纯粹的法律制裁、舆论谴责或道德说教都是都是无法救治的。鲍德里亚说:


像所有批评者所作的那样,对这种暴力的“命定性”、这“乱糟糟的局面”、潜在的社会及道德预防,或者相反家长式的宽容(“年轻人是该发泄发泄”),对这一切进行指责或抱怨都是毫无用处的。某些人怀念那个“暴力还有意义”的时代,怀念那战争的、爱国的、激情的、合理的、好的古典暴力,说到底——怀念由一种目标或原因认可的暴力、意识形态的暴力,或者个体的、反抗的、尚能反映个体美学并能够被看做一种艺术的暴力。每个人都会想方设法使这种新暴力回归到一些古典范例之中并用一些现成疗法来处理它。但必须看到,这种暴力本身不再是历史的、圣化的、礼仪的或意识形态的,因而它并非个体独特单纯的行为,必须看到这种暴力在结构上是与丰盛联系着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可逆转且总是迫在眉睫,对每个人都如此具有慑服力,无论他们如何看待它:这是因为它就是扎根在不断的增长和满足的进程本身之中,而每个人都被卷进了这一进程。(同上,第178页。)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在怀念古典的时代,但这不过是多情的一厢情愿,因为我们不但每个人被卷入了这种暴力之中,且“贡献”了一份暴力。这是整个的精神性危机,不是局部的调整便可以扭转的。像深圳这样的大都市,其危机会逐渐表现出来,红钻队员的表现其实不算什么,麻烦远不止这些。酗酒、假货、诈骗、吸毒、纵火、凶杀、自杀等等,几乎在我们这个社会每天都在发生,这还只是显性的;还有更多隐性的,诸如放纵、焦虑、忧郁、恐惧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不是加强治安管理、改进社会环境可以解决的,因为这是我们当下的文化自身所带来的。

于今,人类社会已经陷入极度的恶性循环之中了,丝毫不能解脱。科技愈发达,财富愈丰盛,人类的精神线就愈下降,就愈远离那古典的、神圣的文化传统而走向那世俗的、消费性的文化与道德。最终戕害甚至杀死人类的正是我们自己。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钦佩二千多年前老子的智慧,他一眼就看出了人类理想的发展状态应该是: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乡村宗法社会。试看当下的社会情形,几乎处处与老子所说的相左。现在的大都市哪一个不是科技的织造物,消费的堆积物,文化的沉醉派。从根本上讲,这是西方科技文明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深度思考,则西方的科学、民主等设施都不是中性的,它们会对一些古老的经典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构成挑战甚至是予以摧毁。因此,如果我们要发展中国,而且是具有“中国性”的中国,全盘西化的思路固然不对,就是“中体西用”的模式也是极其不宜的,因为这种模式没有看到隐藏在科技文明后面的一些列摧毁力量。正如列文森所言:


我们可以称“体用”模式是一种谬误,因为近代技术之“用”不可能像体用模式的倡导者们所标榜的那样护卫中国之“体”,而只能改变社会,从而使老“体”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一副盾牌。(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当年的张之洞企图通过“中体西用”的模式来强大中国,进而保住他们为之倾注心血的儒家文化传统,但一旦实施起来,最后的结果与全盘西化派并无二致。如今,依然有不少儒者主张“中体西用”的模式,纵观中国近二百年的发展来看,儒学在中国社会日渐式微,“中体西用”的模式并不能真正复兴儒学。可以说,二十世纪以来,无论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新儒家,都可以纳入广义的全盘西化派之中,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只有摧毁之功,尽管有有意与无意之别,但结果都一样。真正的儒家,二十世纪以来尚未出现,因为人们总是对西方的物质文明投以倾慕之眼光,并在此限度内来看待儒学,无论是恶意的批评还是善意的阐释。

儒家要真正是儒家,就不必记住老子上面所说的教诲。中国若要是“中国性”的中国,就应该重建静态的、农耕的宗法乡村社会。但我们已踏上科技文明这趟告诉列车上了,似乎无法回头。荀子曰:


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埶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荀子·荣辱》)

 

真正的儒者尚未出现,由谁来“开内”呢?末世的到来似不可免,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是充满着悲观的情绪。我们只有在梦中追寻那文化故国、礼仪之邦了。朱子与其弟子尝有一段对话:


又问:天地会坏否?

曰: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朱子语类》卷一)


天地果真会如此吗?这难道真的是我们这个宇宙的最后的归宿吗?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