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儒家应该回归政治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4-10-28 10: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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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

作者简介:任锋,男,西历一九七七年生,晋地介休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理论,政治文化。著有《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11月)。

 

儒家应该回归政治

作者:任锋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时间:甲午年九月初一

           西历2014年09月24日

 

 

 

主持人:关于儒家的教育,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如何复兴儒学?

 

任锋:前几天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我给上小学的孩子开家长会,班主任是教数学的,但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跟家长见面就上来读了一篇她认为是传递正能量的、优美的、传达传统思想文化的散文。课堂上要求背诵《弟子规》,并强调力行。我从这件小事、从一个教育最基层的现象看到儒家教育现在的变化。十年以前有很多关于要不要读经的争论。当时,很多人认为读经会束缚孩子,无利于发展独立的人格。但现在的趋势,可以说大大超出当初反对者的预见。我们看到很多学校、社会团体,重新重视起传统文化。老百姓认什么,还是有内在逻辑的。

 

从这个趋势里,我们应该看到最深层的还是有一种精神上的需求。从1949年开始,以30年为一代划分,我当属第二代人,我的孩子是第三代。第一代长在红旗下,受的是反传统教育。我们这一代过渡,中国文明处在不自觉回归的阶段。到了我孩子这一代,这个回归意识变得明显,已经成为自觉的一代了。人们自觉意识到传统对于我们安身立命、对于社会秩序、对于国家发展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当然这个推动力包含很多因素,包括最高层的一些文化信号。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最主要的,文化信号反倒是顺应了这样的趋势。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一代那样激进地反传统已经不行了;到了我们这一代,不知道人文教育核心的精义在哪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如果孩子这一代比较明确地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顺势而为。

 

小富之后,的确需要解决精神层面上的问题,而这恰恰是现在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挑战。怎么样安身立命或者化解精神危机,从全球转型来看也是一个大挑战。中国这么大一个政治体、文化体,解决这样的问题真不是一个小说家所能想象的,非常艰难。放眼全球,同样会影响人类世界的走向。十几亿人精神状态如果是很糟糕的,那所谓的宇宙真理还是很糟糕的。

 

主持人:儒家如何转型适应现代社会?

 

任锋:它怎么转型,这个问题一般人都会提出来。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儒家传统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历史上是怎么发展的,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传统吗?我们一定能够看到儒家传统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孔子时期的儒家传统、董仲舒时期的儒家传统、朱陆时期的儒家传统、王阳明时代的儒家传统,它们之间内在的变化相当大。可以看到历史上儒家是怎么样一次一次在不同的世势命运下发挥自己积极的功能,实现它的转化。当你对这样一个历史有所了解之后,再来看在现代状况下它怎么样面对转换,我觉得思路上要有一个自觉。

 

有了这个自觉,就会涉及到好几方面的判断。首先,儒家有没有一成不变、一以贯之的精神或者制度的理想或者秩序的想象,儒家自身有没有这个东西?另外儒家不断面对的现状是什么,不断面对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当它面对这样挑战问题的时候它是怎么去做的。如果把这三个方面整理清楚,我觉得会比较有利于我们现在谈当下儒家的转型问题。其实厘清一二三,就相当不容易。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容易似是而非的范式来诱导你做出一些误判。比如说,假如我用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看法,说儒家是一个统治阶级的工具,愚弄人民的工具。如果用这样一个范式来看,那它实现了思想的垄断支配,历代信奉儒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镇压人民。把这样的儒家放到现在的时代里面去思考,会不会得出一个比较靠谱的结论?当然不会。再用其它的视角,假如我把儒家作为一种宗教,把它作为一个基督教、伊斯兰意义上的宗教,我去复兴宗教意义上的儒家,我去建立教会,模仿宗教发展自己和对抗异教,这是不是一种靠谱的方法?

 

主持人:我问过很多学者,他们觉得建立儒教不太可能,宗教是一个异神教,儒家没有这个神。

 

任锋:当我们说要转型的时候,首先搞清楚我们转型的是个什么东西。在这方面,它不能一言以蔽之,说我们现在要转成什么什么。先搞清楚是什么,然后搞清楚它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搞清楚它面对问题是怎么去转换的,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我们之前不是说没有做工作,而是我们之前做得还很不够。在这个意义上,弘扬儒学,最根本的是要在学理上、学识上廓清很多问题,所以学院派其实担负的任务很重。如果在根本认识问题上出现偏差的话,把儒家当做宗教,把它当做国家意识形态,那怎么样去统一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论上的深入工作,仍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主持人:儒家在哲学史教材到了清代经学之后就没有了,而且它的理论越走越窄,从孔子到心性之学到清代经学,这个连续性在五四时候断裂掉了,到了现在儒家传统已经断裂了几十年甚至一百年,那么如何再把它接续上,这个是不是教科书带给人们意识上的偏差?

 

任锋:儒家似乎在20世纪销声匿迹了。儒家怎样复兴?你刚才点到一个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意识形态说教其实是高度扭曲化的。一个传承了几千年的思想、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它忽然在20世纪就被完全铲除掉了,这可能吗?新文化运动时,儒家被一打就倒了再也没有出现?其实,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政治上看都不是这样的。

 

从思想文化上看,从五四虽然出现了文化激进主义以及其后的政治激进主义,但是伴随这种激进浪潮而来的马上就有反弹。今天我们对于五四文化运动的看法受制于后来革命党的叙事,实际当时不是那样的。当时有很多股力量,很难说哪个就独大,包括学衡派、国粹派。我们看到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不断有中国的文化精英乃至政治精英提出来从中国文化本位、从中国传统自身来构思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个建议其实一直有。

 

从政治上看也同样如此。虽然国民党也是很激进的革命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国民党内部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相对温和的。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虽然他们个人都有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本身是承认、肯定或者高度尊重它的道统地位。中国文化对于政治家来说不是宗教选择,而是一个共同体精神道义的根基。哪怕政治家是一个基督教徒,也不得不肯定这个基本事实。因为规范或者指导着大部分国民精神的价值原则仍然是儒家的,不可能指望几亿人甚至十几亿人完全改变或者完全信某一种宗教。大换血是不太可能的,大换血只能带来大动荡。

 

在政治上,我们现在需要重新理解一点,共产党内部始终也是存在不同的。以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为指标,也能做出区分。有些政治文化精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深;有些因受它影响而激烈反对它。从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乃至林彪和毛泽东的不同也能看出来,虽然其有时候未必完全自觉我是一个儒家。中国共产党的修养问题,它这个语言完全是改良或改造了的儒家语言,内容上可能已经完全是革命政党的伦理,但是从它的形式来看,高度的内省式、境遇式有清楚的理学印记在里面。为什么说邓小平时代是没有充分自觉的中国传统文明复归的时代?邓小平出山做了几件事完全是在向传统致敬。恢复高考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开科取士,就是给社会内部的一些最有活力的文化精英、社会精英出路和生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考部分扮演了科举制这个角色。

 

另外,农村和城市经济体的开放搞活,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制度、乡镇企业繁荣,这里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是怎样让农民工商焕发活力的。去比较宋太祖赵匡胤上台时干的几件事,一个是让士人治国,一个是促进商贸发展,即使是陈桥驿兵变也不骚扰商家,不扰乱商肆的市场秩序。社会活力发展走上正轨,繁荣是自然而然的。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不自觉的回归。

 

主持人:后来说这种集权主义的出现是不是与传统的东西有关?

 

任锋:当然有关。我们基本上还是认为是明显地用权力来控制。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都体现出权力的主宰意志,这个和儒家面对秩序时的看法是存在根本差异的。现在是用一种高度控制化的体系来操纵这个秩序,最容易和传统法家合流,当然我们不排除儒家里面有法家化的儒家。历朝历代朱子王阳明下来他们都不是反法治的,主流我们看得很清楚。另外民间宗教不好说了,很难说它是儒家的。

 

主持人:刚才您说到精英阶层的儒家问题,可能很多人认为几千年来儒家在政治的长河中层扮演重要角色,而民间对儒家的认同不是非常多,可能更多的是民间信仰。您认为现在又该如何在民间推广儒家?

 

任锋: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体制在上层,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孝悌为人之本,这个孝是上层的吗?中国老百姓把孝看作是百善之先,难道说儒家是政治精英吗?这是全社会的东西。

 

《过秦论》讲了秦政对人心的侵害,一家之中父子婆媳之间完全是一种功利化的关系,完全是实际利益的相对相关,造成人之不仁的状态,秦政给人带来的影响就是这样。为什么恢复仁义?很难说是政治上的,最起码在家庭伦理、社区伦理,人们不再要连坐制那样的严酷,而是比较宽松的比较人性化的。

 

汉代为什么重视孝德?上层连着底层社会,举孝廉,社会上没有这种人怎么推举出来?

 

传统文化恰恰是倒过来的,从儒家和法家思想学说形成的机制能看出来,法家恰恰是纯粹的国家学说、行政伦理或政治伦理,国家天生对社会是一种支配。儒家恰恰是一个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注重的是德行、礼俗,注重修身齐家治国,从微观个体到社会到国家。

 

主持人:自下而上您讲到孝,民间宗教或者民间信仰讲到孝,民间对于儒家真正信仰的人可能不是很多,很多人去拜土地爷、拜城隍庙,不会拜孔子。

 

任锋:这是肯定的,儒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生活方式,是人的日用常行,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宗教信仰来看待。

 

另外,认不认同其实不能以是否拜孔子为标准。在传统时代,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才能去拜孔子,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拜的,但这和老百姓是不是认同孝悌这套理论不矛盾。

 

我们从明清时代的善书能看出来,哪怕是带有一些民间宗教化,它仍然是以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实质内容的,老百姓还是认的。民间宗教有一个神灵,儒家内在有一个敬鬼神而远之的东西,是一种说理的、人情的或者说理性化的。

 

主持人:儒家讲修身,强调修养品德,现代社会人心浮躁,大家可能没有过多的心思去学这些,您认为应该用何种方式去教给人们这些知识?

 

任锋:修身是个日常化的东西,时时刻刻都要接触,说到怎么去教给人们,这方面的确亏欠了一些。

 

原来的思想品德课或者政治课把儒家高度意识形态化了,导致于大家感觉这个领域背后的内容都是说教。大家对说教化的教育方式感到厌恶,但不能因为这种厌恶就认为道德这个东西完全是假的,是不重要的。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推行它?我们可以反思那些革命教育或者高大全的教育为什么难以持续。当你强调革命英雄主义的时候,与现实世界距离过远,当你拿这个伦理去要求人们的时候,使人很难承受那样高的要求,大家就会阳奉阴违,也会造成你宣扬的那套革命伦理变成一个形式化的东西。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反倒应该树立一个合乎人性常情的标准,比如孝、忠、信,一般人努力都能达到,而不像大义灭亲这些东西远远超乎人心,人们做不到。最近几年,一些中小学课堂里面强调经典的重要性,弱化一些革命教育、政治教育,使教育成为做人的教育、人格的教育,把这方面突出来之后容易做得好一些。学校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风气会更良好地互动。这30年的问题,一方面,旧有的意识形态失效了,但是它还在勉强维持;另一方面,人们高度遵从丛林法则或者说是一切向钱,这些都是对人性的扭曲。我们正大光明地去提倡合乎人性的东西,从内容上把它归纳出来,这样会比较好一些。我们看到对品德对美德的理解这十几年逐渐回归到这个方向,感动中国的人物很多是孝、勇、见义勇为,而不再是那些传统类型的大公无私、一大二公的东西。

 

主持人:儒家有一种复古主义倾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任锋:从本原上讲,孔子从来不是复古主义,复古主义是什么?看你怎么界定,复古主义肯定不是简单地把古典的一切搬到现在通用。

 

儒家通过强调传统而强调在传统内部的边际创新。创新是怎么来的?

 

创新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革命就强调推翻过去、实现未来。除了革命,有没有可能通过高度尊重传统内部的一些东西来实现发展和创新?

 

儒家主要是这个东西。孔子有很多的话很多的言行让我们看到。孔子跟颜回讲怎么样为邦,孔子说的话挺有意思,他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把以前时代的好东西具有高度选择性地综合起来,而不是简单把周代东西搬过来或把夏代东西搬过来或把尧舜时的东西搬过来,人类文明恰恰是在高度尊重过去发展起来优秀成果然后把它综合起来进行发挥,所以不是简单复古。尊重传统其实是为了发展,历史上没有说任何复古主义靠儒家做成了什么事,在汉代要复古完全实行封建制行吗?不行。完全实行井田制行吗?不行。封建和郡县混合,限田制,没有完全复古,完全复古往往失败。那套东西太理想化,和现实的情况之间差距太大,没法实现。我们从这一点能看到,后世成功的儒家也不是复古主义,到今天同样如此。

 

主持人:儒家包括朱熹后来也是在强调很多比如包括恢复井田和重建学校,到了朱熹更多的儒家在意识上可能还更多有一个向前看而忽略了向后看这么一个态度。

 

任锋:关键是这样,任何时代的人怎么向前看?我们从一般人类文明发展来看,未来能告诉我们什么?人类文明从本质上一定是回望,欧洲现代文明是回望希腊文明,美国开国诸贤看着古罗马名人传,中国同样如此,未来不可能告诉你,除了未来乌托邦的作品,一般谁会按照那个东西治国。用想象治国,那就是大灾难,乌托邦那种大灾难。实际儒家这种态度是一般人类文明的通鉴,通过回望过去而得到某种启示的智慧,当然最常见的是“回向三代”。为什么三代重要?三代体现了一些精神,公天下的精神很珍贵,在家天下的时代仍然珍贵,在当今时代仍然珍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要回望三代,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

 

主持人:还有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现在对于宋明理学有一个误解,包括清代的那些学者都认为这个理学就是心性之学……我们对于宋明理学如何理解也是需要清理的问题。

 

任锋: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想学术界最近十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余英时先生代表作中说,理学家绝对是政治活动家,理学我们看两宋理学具有昂扬的政治精神。明清之际的很多人有时候一方面对于心学过度发展进行反思,另外这种反思带有夸大的成分,带有门户之见。理学这个东西,一个事物从它的源头和茂盛时期最能看到其核心精神,我们看二程也好、朱陆也好,他们的确是能够把握到那个时代最根本的命题,这个命题绝对不仅仅是道德心性的命题。比如说二程对于政治问题的通盘考虑,他对于君主政治怎么样能够走上正轨这样一个考虑,而且在实际过程中怎么样去吸收政治实践传统当中的经验,包括朱子也是一个具有政治实践智慧的儒者。你去看程朱的政治行状,那里记载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行动,你能看到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的只知道心性或者与政治现实距离遥远的哲学家,他们都不是,他们都可以说是在思考政治世界,对政治世界的一些惯例、制度、政事相当清楚,而且有比较丰富的从官和实践经验的,这是理学的主流。当然有一个问题,即经过科举八股然后成为意识形态化的理学,那些人仅仅知道背四书或是仅仅知道去强调心性与心法,对于教条化或妖魔化的理学,儒学内部不断有内在的批评和纠正的努力,包括你刚才讲的戴震。我们20世纪处于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人们会觉得理学只是道德无用之学,理学家是空虚无用的冬烘先生形象,那是20世纪编造的理学妖魔化的东西,这一点是我们要清楚的。而回到当时来看,这些人都是实干家,就像朱子,虽然历朝只有40余日,但是在地方政治当中,在实际的社会建设当中他的贡献非常之大。他的白鹿洞书院制度的创设,按照今天话来说都是一个社团组织建设的重要示范,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简单看待这些理学家。

 

主持人:现在很多人认为祭孔拜孔,您认同这种形式吗,复兴儒学需要拜孔吗?

 

任锋:认同,没问题。我曾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给他们带通识教育,因为是实验班,我有一个仪式,就是每节课上课之前带领学生们礼拜先师,不是宗教,这个是表达敬意的一种礼,我们作为一种礼来实践拜,大部分学生跟着学习下来,每次上课都拜。对某种文化的表达你一定是通过礼来表达,不能只是口头上或心里,一定通过某种礼仪行动来表达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亏欠的太多,我们把所有的礼都认为是繁文缛节,都认为那是一套束缚人的东西。为什么中国人被人指责,一个堂堂礼仪之邦出去之后一点文明素养都没有,整个人特别邋遢,我们对礼没有尊重,我们不知道礼在生活中起什么作用。为什么现在去了日本、韩国会觉得他们反倒保持很多礼,不管他们内心怎么想,最起码表达出来的语言是非常得体的,甚至是非常恭敬的。我们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包括跟家长和跟朋友都有礼,拜先师的礼是在培养我们道德感的重要方式。前年秋风带人去祭孔,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事情。绝对不是说让大家跪下去之后从精神上也跪下去,很多公知,或者自由派公知的误解或者浅薄的认识我觉得是需要反思的。事实上人变得有精神有德行都是通过这种礼塑造出来的,对于天地对于圣人对于父母的一种感情和意识是通过什么样的礼来表达,在传统社会是有一套礼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礼了。

 

主持人:可能很多人不太认同这点,礼代表的是不平等,是封建时代的那些东西,而西方主流价值更多的是平等、博爱还有自由,那么这个东西与儒家似乎很多价值是相矛盾的,您怎么看?

 

任锋:平等这个东西怎么来看呢,平等这个东西不要把它泛化来看,平等我们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有比较平等的政治法律的地位、身份,这一点没问题。但是在文化上在教育上在社会的很多领域它的确存在等级的,这个是客观事实,这个也是启蒙运动以来保守主义的一个贡献,他们指出平等虽然是人类天性里一个根深蒂固的热望,但是需要和现实有一个对接,现实当中你不可能完全是平等主义的,比如教育方面老师和学生就是不平等的。虽然我们在人格上平等,我们在社会上地位平等,从学识、德行来讲老师就是高出一等,为什么学生要拜老师表达尊重,这是很平实的道理。同样从社群来说,为什么对于那些造就了这个社群文化的大人物或者重要的圣贤表达一种祭祀或表达一种礼敬,它同样如此,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有崇敬追远之情,然后才能珍惜自己的现在。同样在孔子面前你说这种平等其实不相干的说法了,一定是有权威,一定是有等级,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有权威的等级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抹煞了自由平等的人格,自由是什么意义上的自由?比如自由不可能说完全推导一切人类文化权威自己创立一套那才叫自由,没有一个文明是那样演变出来的。文明是在礼敬先贤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特别在精神文化层次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生活方式都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可能是自由主义或者启蒙运动现代性带来的一些疑似过度地夸大了这些价值的适用领域。比如公司很正常,就要有领导有下属,公司没有这个东西漫谈乱谈自由平等不是乱了套吗?不同人就是有不同的权力分配,那很正常。

 

主持人:儒家讲家族宗族西方讲个人自由意志,那么您认为儒家……

 

任锋:我个人这么看,刚才你提出来中西对比是典型的五四以来的运动。从西方历史来看,西方的个人主义是非常现代的一个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是自由主义的根基。这个个人主义是现代化的,当然配合了城市化、市场化的社会运动潮流,但是综合来看西方的个体怎么安顿的问题从来也不是一个个人主义就完全能够解释得了或者完全能够应付得了的一个问题。个人怎么样找到一个合适的群体秩序架构来安顿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其实个人主义只是一种解释,那我们看西方即使从启蒙运动以来针对这种解释都有很多其它的反应,比如刚才讲的保守主义也强调家庭也强调群体国家,强调权威。比如说现代社群领域它就是不满足于原子化的个人,所以说个人主义我们要知道它只是西方文化当中的一个力量,但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放大成为是现代性的最本真最实质的力量,那就偏差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谈理学,理学里面发扬原来孔子《论语》里面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儒家强调为己之学,为己之学恰恰强调对于自己身心性命的警觉,对于自己个体性命的安顿,这个意识怎么理解?西方学者叫做精神性的个人主义或者说叫做人格主义,什么叫人格主义?它一方面强调个人精神独立,同时又不像个人主义那样把它认为是最根本的不能受到其它力量支配的东西,它不是这样的自由个人主义。一方面强调它的精神强调个人的独立,同时这个个人不是一个绝对独大的东西,它是需要放在天人关系当中去了解,这个天人关系一方面它和超越之天是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一方面它和家庭社群有一个相互体现的关系,而这个相互体现的关系像社会学里面有时候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触及到了这个层次。当然讲得绝对了,中国人只是父亲、儿子、丈夫、邻居社会角色,而没有个人本真,其实这个完全是一种社会学,儒家有一个为己之学,孔子那样一个以及后代儒者能够体现出一种精神气象来,他绝对不是说失去了自我的一种气象,也不是完全是随波逐流的气象,更不是完全是没有个性面貌的气象。同时它又的确不是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那样一个东西,是均衡地来处理这个群体各个层次和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体是最至高无上的。其实世界上我们看到西方文化对这个东西不断地有一种纠偏,比如我看现代法律传统里,个人主义曾经在现代早期一度昂扬,但是后来受普通法相互联系的关系本位的这种思想纠正,其实避免了很多问题。这方面庞德、霍尔摩斯等都强调这个问题,他们从普通法里看到人不能完全以自己的本位来思考问题,处理法律的时候应该注意到整体人和相互关系互相的彼此影响,从这个角度来处理法律问题是更为周正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文化也没有片面地去突出个人主义,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周全地看待。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儒家在古代是一种政教合流的东西,现在儒家文化已经被边缘,儒家被边缘到在文化领域的复兴。您认为儒家应不应该再回归政治?

 

任锋:那肯定的。

 

主持人:它与现在的政治形势或者政治形态如何结合?

 

任锋:结合很好,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很多人受了一些偏见影响认为儒家只是一个道德心性之学,实际我们看到儒家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整全性学说,对于文化和对于政治都有一套构设。难道我们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强调公天下精神吗?一定的,共和国一定是公天下的精神,儒学本身天下为公的理念支配着它。怎么样让儒家进入到这样一个政治领域?我和秋风从儒家和宪政的角度,马上我们要出版好几本书论述儒家宪政。我的第一本文集《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另外一个编辑的《儒家与宪政论文集》都会出来,我们从儒家宪政的角度去推动儒学,我们认为儒家其实是帮助人们塑造了一种规则的意识,这个规则意识通过礼与通过法都有表现。我们现在同样在共和国这个体制架构内一方面需要通过儒家来树立我们对于共同体的文明传承意识,另一方面在文明传承意识的基础上能够发展出一种具有现代韵味的法度规则意识和信念。这个信念和宪法、宪政的体制结合起来,不仅仅是法度规则的信念和意识,另外在具体很多政治制度的架构上都有充分空间。你比如说地方自治的制度,比如说一种类似于科举制度的精英选拔和维系制度。比如政统上的权力制约平衡机制,实际看我们历史上儒家对这方面非常清楚,宰相和台谏制度相互制约,这是一种宪政性的安排,毫不低估地说,这种政治上的制度儒学也有很多的空间去推扬,确实要讲清政治儒学当中能做的努力。最后如何培养文化政治精英,从大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大陆怎么样和台湾、香港乃至于东亚地区创造出一种文化政治的认同,这个认同怎么样能支撑鼓励产生政治文化的精英群体,在这方面靠革命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成功的,靠某种地区性的族群主义也是不可能成功的,靠什么?就是靠传统儒家那种既有普遍主义又有公共性学说的转型来实现,我觉得在这方面儒家其实大有作为。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