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百淞】重新发掘乡贤的社会功用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5-02-19 19: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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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淞

作者简介:刘伟,字百淞,西历1982年生,河南灵宝人。苏州大学中国哲学博士。从事儒家思想研究,习行儒学优秀传统,著有《儒学传统与文化综合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天下归仁: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等。

 

重新发掘乡贤的社会功用

作者:刘百淞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中国艺术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五年甲午十二月廿三日戊午

           耶稣2015年2月11日


 


 

云南建水朱家花园有大观园之称,为清末年间当地乡绅朱渭卿弟兄所建的家宅和宗祠,一砖一瓦间蕴含着一个家族对传统道德礼仪的坚持

 

“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创新乡贤文化”成为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乡贤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底层社会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真实的情感,守护着乡间的道德文化,发挥着加强文化教育、改良世道人心、维持基层自治的重要作用,为乡土中国保留亲情、和谐与智慧。沧海桑田,随着时代发展,今人已无法复制乡贤的具体行为,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文化综合创新的方式,打造新时代的乡贤文化。——编者

 

作为历史陈迹,“乡贤”一词尘封已久,人们逐渐淡忘了它的最初涵义。乡贤原本是指那些品德和才能为乡人推重的士人。他们中间,有的人官高爵显,有的人终生布衣,有的人封妻荫子,有的人孑然一身,以至于今人难以全面把握“乡贤”的历史走向。

 

历史上,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不同的人群被划分为某一类的“民”,于是出现了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途。“四民”的名义由此确立。从广泛意义来讲,“四民”都有生产性,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共同促进社会繁荣。士为四民之首。士人中的极少数,步入仕途,参与政治生活,成为士大夫,而大多数士人留守故里,与致仕还乡的官员一起维持地方秩序,他们成为一股特殊的社会力量。客观地讲,这股特殊的社会力量,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既有恺悌君子,又有奸邪小人。不过,人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举止来判断谁是乡贤,谁是土豪劣绅。可以说,乡贤与土豪劣绅之间的界限十分明朗。

 

然而,乡贤与“乡愿”却难以骤然区分。大奸似忠,大伪似真。“乡愿”是貌似谨慎、善于钻营投机的伪善者。他们擅长施舍小恩小惠,蒙蔽视听,博取盛誉,借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在“乡愿”的内心世界里,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工具,维护自己的实际利益才是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至于伦理、道德、良心、名声、荣誉,只不过是用来挟持他人、欺骗大众的手段罢了。“乡愿”与乡贤的祈向背道而驰。儒家因而断言“乡愿,德之贼也”,要求士人明辨善恶,自觉塑造君子人格,着力推进“修己治人”的工作。“修己”是士人恪守伦常、提升境界的过程,做到极致,必然成就“内圣”的人格;“治人”是德才兼备的君子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公共生活秩序,促进人类社会的普遍繁荣,做到极致,必然实现“外王”的功业。二者相互贯通,构成“合内外之道”。乡贤在本乡本土承载“合内外之道”,为乡土中国保留亲情、和谐与智慧。

 

平心而论,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乡贤一直发挥着加强文化教育、改良世道人心、维持基层自治的重要作用。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乡贤是一种文化符号,它维系着士人的精神家园,将地理标识与历史名人的人生境界、生命气象贯通起来,激励同道朝着“仁民爱物”的方向前进。从孔子揭橥“仁”的学术价值,到孟子强调统治者应当与民同乐、实行“仁政”;从公羊学宣扬“尊尊,亲亲,贤贤”的社会理想,到董仲舒撰写《举贤良对策》;从“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到“民胞物与”,从“天下为公”到“世界大同”……无不显示乡贤在文化领域的精湛造诣。

 

既然乡贤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么现代人应该如何重新发掘乡贤的社会功用呢?这就需要从乡贤的来源、历史价值和现代转化等方面来加以考察。

 

乡贤来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乡贤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他们的成长过程就是一部催人奋进的励志书。或许,有人将乡贤等同于那些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张口之乎者也的长者,觉得这些人远离生活、不通人情、毫无趣味、滑稽可笑,早就淹没在故纸堆里,不足可观,不值一提。这种看法,失之武断。其实,古往今来,许多乡贤都出身于草根阶层,对底层社会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真实的情感。以孔子门下的贤人为例,曾子以“大孝”闻名于世,长期从事农业生产,锄瓜养猪,照料家人;与孔子一起兴办私学的子路,原本是不知礼仪的“野人”,为了奉养老母,不惜“百里负米”,成为历代传颂的孝子;冉雍的父亲是身份卑微的“贱人”;子张出身于“鲁之鄙家”。西汉时代,许多乡贤一边从事农业或畜牧业生产,一边学习经典文本,甚至出现了匡衡白天佣工、夜间凿壁取光的感人事迹;魏晋时代,许多乡贤远离纷争,退守乡里,信守道德传统;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许多文化典籍在乡贤那里得到了保存,为隋唐时期的文化繁荣积蓄了实力。明代大儒吴与弼躬耕自养,清晨起来簸谷,为远道而来的弟子门人准备餐饭,并以此教育陈献章务必勤勉自持;清初大儒颜元,文武兼修,以苦为乐,在农作物栽培、水利、医药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鼓吹“习行”精神,敦实劳作,造福一方。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他们都是举世敬仰的乡贤,他们都曾参与生产实践,经历社会底层的磨炼。面对艰难困苦,遭遇陈规陋俗,他们迎难而上,激流勇进,效法往圣前贤,砥砺身心,最终赢得人生的转机。

 

乡贤营造了最美的家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和谐的家庭是其乐融融的心灵港湾,是个体健康成长的关键,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周易·家人·彖》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极具传统色彩的家庭伦理的画面,讲道:“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就是说人伦起于夫妇,夫妇双方必须恪守本分,和乐且耽,才能确保家族兴旺;夫妇必须敬仰老人,履行孝道,才能成就美德。展开来讲,父子、兄弟之间也有各自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其余亲属关系按照丧服制度依次类推。由家庭和睦可以扩充到家族兴旺,由家族兴旺可以推导至国家富强,由国家富强可以延伸至天下太平,这就是“正家,而天下定矣”,或者说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纵观历史,许多乡贤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们从小沐浴在和美的家风之中,从先人前辈的嘉言懿行中获得文化滋养,焚膏继晷,树德立人,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东汉学者杨震,被时人誉为“关西夫子”,一生勤俭自持,教授门人弟子,步入仕途之后,有人深夜送金,认为此事“无有知者”,杨震严词拒斥,认为此事“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此后,“四知先生”的威名传遍四方。在杨震的高风亮节的感召下,弘农杨氏出现了“四世三公”的家族荣耀。著名学者颜之推,一生经历南梁、北齐、北周、隋朝的政治变动,颠沛流离,好学不倦,结合自己的家学渊源、社会阅历和读书心得,撰写出一部彪炳青史的《颜氏家训》,这部家训被后世赞为“家训规范”,琅琊临沂颜氏家族在经学传承、史学著述等方面建树颇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盛名的学术家族之一。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朱熹是一位划时代的贤人,面对中原陆沉、朝廷多变的惨淡局面,他不仅阐述性理之学,而且强调的家庭伦理和日常礼仪的重要性,后世流传的《朱子家礼》就是对其思想的高度概括。明清以来,许多官僚士绅纷纷编撰家训,以此作营造最美家风的手段,希望子孙后代能够恪守伦常,福泽绵长。

 

乡贤秉承儒家的教化思想。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自从人类告别洪荒、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其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一旦突破了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规则必将失去效用,人们的头脑必将被“丛林法则”支配,人就会失去作为人的资格,最终返回赤裸裸的动物界。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中,人与天地并立,共同构成“三才之道”。天地之间,每一个人都应尽到自己的责任。任何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对人类尊严的践踏,都是对自身作为人这一优越性的放弃。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先富后教”的社会理论有其合理性。深入基层社会,贴近百姓生活,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维系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从而让百姓享有健康富足的文明成果?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儒家的“先富”理论中去寻找。当一个地方的百姓衣食无忧、逸居无教的时候,如何使其克勤克俭、明理知耻,进而消除社会隐患?儒家对此持有自己的见解,那就是“后教”。这里所说的“教”,是指人伦教化。儒家以“五伦”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准则,即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大致说来,父子、夫妇、长幼涉及家庭伦理,而君臣、朋友涉及社会伦理。乡贤通过言传身教,使大家逐渐明白:贯穿人际关系的,不是单纯的强力意志,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道德信条和伦理规范。儒家并不否认社会等级的存在。乡贤在民众和统治者之间构建一个缓冲地带,一方面对统治者进行道德说教和良知感化,反对过分剥削,劝诫统治者善待生民,一方面要求老百姓安守本分、完粮纳税,遵守朝廷法度和社会公德。客观地讲,乡贤在统治者和民众之间进行斡旋,有助于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

 

乡贤具有一定的平民化色彩。从社会和法律之间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存在着“良贵之辨”和“良贱之辨”,前者是指“四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差异,后者是指“四民”与其他民众之间的区别。虽然社会等级和身份差异无法骤然消除,但是乡贤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仍然不遗余力地落实“有教无类”的理念。南宋时期,与朱熹往返辩论的陆九渊兄弟是江西地区著名的乡贤,陆九渊憎恶科举制度对士人构成的精神摧残,疾呼“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这句话在底层民众的心底掀起了惊涛骇浪,使他们重新拾起自信,敢于直面内心那种与生俱来的成就圣贤人格的可能性。在许多民风淳朴的偏远地区,宁愿不识字,也要堂堂正正做个人,一直是底层民族的心灵寄托。明朝中后期,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庶民精神,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泰州学派的王艮。王艮出身于“灶丁”,即古代的煮盐从业人员,属于名副其实的社会底层,然而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情怀,把自己对儒学的理解概括为一句话——“百姓日用即道”,用“百姓日用之道”、“百姓日用之学”来解释圣人之道、圣人之学,为“愚夫愚妇”、“僮仆”、樵夫、陶工等底层群众树立了德性的丰碑,为平民儒学的顺利登场扫清了障碍。自此以后,儒学不再是士人的专属品,底层民众也能畅谈自己的心得。儒家再次从庙堂走向乡野,将儒学的重心从经典文献的诠释转移到底层民众的生命体验。这种日益高涨的庶民精神,在二十世纪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得到呼应,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乡贤对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传统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国民性格的塑造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都源于乡贤的苦心经营。就书法而言,琅琊王氏南渡以后,将俊美飘逸的书法风格带到了江浙地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琅琊临沂颜氏不仅在经史之学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推动了书法的传承与革新,涌现了颜延之、颜之推、颜真卿等书法高手,时至今日,依旧享有崇高的声誉。就音乐而言,古琴流派中的广陵派、诸城派都凭借乡贤的不懈努力才能传承下来;就绘画而言,吴门画派的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对文人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初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祈在太仓、常熟一带开启风气,形成了“江左四王”的流派风格。这些乡贤将“游于艺”发挥到淋漓尽致,在“造化”与“心源”之间开凿通衢大道,继承前人,奖掖后学,促使中华传统艺术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走向世界。

 

乡贤能够以开放的胸怀构建学术派别。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经历了近代以来的苦难,今天又以全新的姿态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历史上,许多乡贤博览群书、观察实验、相互辩难,开启了独树一帜的学派。例如,北宋时期,以张载为代表人物的“关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人物的“洛学”,以司马光为代表人物的“涑水学派”;南宋时期,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明末清初,还涌现了博采中西的桐城方氏学派。这个家族学派,从方学渐开始,经由方大镇、方孔炤等人,到方以智那里已经具备集大成的品质。方以智不仅与利玛窦、南怀仁等西洋传教士有着深厚的友谊,而且深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易学作为基本框架打通中西,为世人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自幼喜好数学、天文学,师从传教士穆尼阁,学习西方数学知识,撰写《数度衍》一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晚清以降,学贯中西的乡贤更是层出不穷,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奋发图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崛起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谱写了崭新的爱国篇章。

 

沧海桑田,传统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今人无法复制乡贤的具体行为,只能以文化综合创新的方式打造新时代的乡贤文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在不断变化,古人习以为常的“四民”分殊早已无法概括当前的社会分工。在现代社会里,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通过传输知识、出售职业技能或者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换取生活资料,一夜暴富,博取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这早已不是什么新动向了。这种情形,只是一种客观的经济活动,不能与特定的道德或价值直接画等号。

 

究竟哪些人能够成为新时代的乡贤?这恐怕不是呼吁大家去扮演一个特定的社会角色,而是要求一部分人能够在恪守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凭借自身努力,在经济社会发展和道德理想之间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真正做到“既富且仁”。从事功的角度来看,新时代的乡贤必须同时具备“正德”、“利用”和“厚生”的美德,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是一群品行卓越、业务能力超强、造福大众的实干家。当然,这些人必须热爱本乡本土,富有人格魅力,深受乡亲爱戴。否则,连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都无法保障,遑论成为新时代的乡贤!

 

在逝去的岁月中,乡贤是道德文化的守护者,为人们留下一抹余晖;在未来的时光中,必将有一批社会贤达奋然屹立,他们极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坚守那片被唤作家园的乐土,群策群力,矢志不渝,实现我们的共同理想。这些人,就是新时代的乡贤!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