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为何创建“一国三制”：从“公羊学”来看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八日庚申

           耶稣2015年8月12日

导语：作为六经之一，《春秋》在中华文化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其蕴涵的历史价值、思想智慧以及核心价值观，一直作为经典，被历代读书人奉为立身、处世、从政的圭臬。“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以《春秋》当新王”，由于《春秋》文辞简约，微言大义，对其进行注解，最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即《公羊传》、《穀梁传》与《左氏传》。汉人称《春秋》，一般即指《公羊传》，由此衍生出“公羊学“。

汉代公羊学家谓《春秋》有“三科九旨”，到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公羊学”再度被政治人物所重视。那么，到底什么是“三科九旨”，对于转型攻坚期的当代中国，“公羊学”能否为今日执政者及民众提供智慧启迪呢？8月4日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亦，做客“论语汇孔学论坛名师讲座”，就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以下为文字实录：

【讲者简介】曾亦，1969年6月生，湖南新化人。曾任职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

按照古人的说法，《大学》有“八条目”之说，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主要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在《春秋》。

《春秋》是“五经”之一，在汉代地位最为崇高，甚至被视为“五经之冠冕”。而《春秋》有三传，即《公羊》、《穀梁》与《左氏》。除了这三传外，还有《邹氏》、《夹氏》二传，但到汉代时都已佚失掉了。至于《左氏》，其实从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今文家不承认它是《春秋》的传。譬如清代刘逢禄就认为它只能称为《左氏春秋》，而不能称为《春秋左氏传》。当然，站在古文家的角度，他们两千多年的努力，就是要让《左氏》成立为《春秋》的传，即名符其实可称为《左传》。

《春秋》的文辞非常简略，所以，要了解《春秋》本身的道理，一定要借助“传”。然而，三传各有一套解释《春秋》的义理系统。而对《公羊传》来说，其义理有“文成数万，其旨数千”之说，而在其如此复杂的义理解释中，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三科九旨”。所谓“三科九旨”，最经典的表述就是“通三统”、“张三世”与“异外内”。

什么是“通三统”呢？按照公羊家的说法，就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什么叫“张三世”呢？《公羊传》有明文，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至于“异外内”，《公羊传》也有明文，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下面，我们分别来讲解“三科九旨”的内容。

周武王分封夏商后人是最早的“一国三制”

牧野之战

所谓“通三统”，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处理新王朝跟前面两朝的关系。按照史书的说法，周武王灭商以后，分封夏人的后代于杞，殷人的后代于宋，各为百里大国。在周王朝的天下中，杞、宋两国的国君享有一般诸侯所没有的政治地位，不仅可以“称客而不朝”，即与周天子不叙君臣之礼，而是当成平等的客人；而且，杞、宋两国还可以在自己的封国上依然推行夏、殷两朝的旧制度。按照公羊家的讲法，这种政治安排就是“存二王后”。这种对前朝的优遇姿态，体现了古代政治的宽容精神，这与现代政治好讲“秋后算账”是很不同的。直到清代，康熙帝在视察明十三陵时，就自认清朝对待蒙古人与明十三陵的做法，体现了《春秋》“存二王后”的精神。

“存二王后”这样一种政治安排，体现到《春秋》的书法里，就是“存三正”。什么是“存三正”呢？《春秋》里有这样一条记载：“隐三年，春，王二月。”这条记载有什么特别呢？按照汉语的书写习惯，一般有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这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论述，但是，“隐三年，春，王二月”这条记载，显然不符合汉语的习惯，因为只有时间，却没有地点、人物和事件。但是，公羊家认为这种记载是别有深意的，即在“二月”前冠以“王”字。此外，我们还看到在《春秋》别的地方，譬如，“隐元年，春，王正月”，这里却是将“王”冠于“正月”之前。另外，《春秋》还有将“王”冠于“三月”之前的，总之，在一年的12个月里，只有正月、二月、三月前面，可能会冠以“王”字。那么，公羊家就探寻其中的道理，譬如，东汉末年的何休是这样解释的：“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在何休看来，所以只有这三个月前冠以“王”字，是因为二月是殷历的正月，三月是夏历的正月，这是就周历而言。我们现在用的农历或阴历，其实是夏历，此外，历史上还有殷历和周历。如果从夏历的角度来看，现在夏历十二月就是殷历的正月，而夏历十一月为周历的正月。因此，在《春秋》里，通过在正月、二月、三月前冠以“王”字，就是公羊家讲的“存三正”，换言之，周代虽然行的是周历，但对《春秋》来说，却不仅用的是周历，而且，在某些地方还保留了夏、殷之历。

那么，《春秋》“存三正”的这种书法，在公羊家看来，体现了“通三统”的道理。在中国古代，历法是有特殊政治含义的，正因如此，每当新朝建立，都要“改正朔”，即分布新的一套历法，目的就是要表明新朝的政治合法性，即“奉天承运”。因此，“存三正”就意味着，在周王朝的框架中，也容许前两朝制度的存在，即《春秋》通过“存三正”这种书法，肯定了周王朝“存二王后”的这种政治安排。

具体来说，“存二王后”体现了两种用意：其一，“尊先圣”。对于传统政治来说，改朝换代并非我们在现代革命那里看到的，简直就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因为前朝的不肖子孙不能遵守先圣的法度，所以天命才流转到新王那里，换言之，无论新朝、旧朝，都是圣人后代。新朝封前朝子孙以百里大国，称客而不朝，就是因为这些子孙也是圣人之后，尊重这些子孙，就是尊重他们的先圣。这种做法体现了新朝的“恭让之礼”。其二，“通三统”。新朝封前面两朝的后人以百里大国，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封土上保留旧制度，“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目的是为了让人得以从中取法，这就是何休讲的“师法之义”。

记得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时，邓小平许诺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后来对澳门也是有这个许诺。这意味着在共产党的一片天空下，却容许了另一种相反的制度，也就是“一国两制”。我记得当时的媒体和政府，都把这看成是我党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大概也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成就吧。但我们今天看公羊家讲的“存二王后”，那就更了不起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三制”。就是说，在当时周王的天下中，除了普遍实行周的礼乐制度外，还有两个地方可以特殊，一个是杞国实行夏制，一个是宋国保留殷制。古人实行“一国三制”，用意正如刚才何休所说的，还是让后王得以从中学习和借鉴。当年我们搞改革开放，为了向西方学习，就搞了几个经济特区。特区是我们看西方世界的窗口，也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门户，我们正是通过特区把西方那些优秀的东西引进到中国来的。香港在后来的意义也是这样。可以说，古代的杞国和宋国，就像我们的经济特区，当我们要进行制度革新时，就要到这些地方去取法、学习，区别仅仅在于，周人是向古人学习，而我们是向洋人学习而已。

《礼记·礼运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另外，《论语》、《中庸》里各有一段话与此相近，意思也差不多。就是说，孔子要了解夏朝的制度，就要到杞国去；要了解殷朝的制度，就要到宋国去。这段话非常明显表明，周人确实有“存二王后”的政治安排，正因如此，孔子要了解夏、殷两朝的旧制度，就只能到杞、宋这两个政治特区去实地考察了。当时，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古人称为“礼崩乐坏”。当然，这主要是指周制崩坏了。不过，杞、宋两国也没有把夏、殷旧制保存好，所以，当孔子到这两国去时，只找到属于夏制的《夏时》和属于殷制的《坤乾》了。无论如何，周礼虽然崩坏了，但留下来的东西还是比夏、殷之礼要多，所以，《中庸》里有一段话提到为什么要“从周”，孔子解释道：“今用之，吾从周。”就是说，周礼之“郁郁乎文哉”，其实是相当于夏、殷之礼而说的。

“通三统”学说的内涵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是讲了最核心的内容，即“存二王后”。还有王鲁、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文质、素王改制这些说法，都是包括在“通三统”里的，以后另有机会我再给大家解释。

三世异辞：不同时代的历史叙事会严重偏差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下面我们开始讲“张三世”。“三世”之说在《公羊传》里一共出现了三次，最主要的发挥是对“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春秋》经文）这一条的阐释。我们首先看《公羊传》的解释：“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经文的意思很简单，只是说一个名为益师的公子去世了。那么，《春秋》这条记载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看到，这条史事的记载只是提到公子益师死在某年、某时、某月，却没有具体到哪一天。然而，按照《春秋》最完备的说法，应该有年、时、月、日，四者具备，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可见，这条记载的特别之外就在于没有书日。对此，《公羊传》解释道：“何以不日？远也。”就是说，公子益师所以没记载他去世的日期，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显然，《公羊传》这种解释是合情合理，很符合一般人的想法。然后，《公羊传》接着进一步说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因为假如公子益师死在另一个时间段，史书的记载却可能用另一种语言，这就是“异辞”。这个道理对常人来说，似乎也不难理解，譬如，某人死在最近，较之死在几十年前，在我们的记忆中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叙述这件事时，也会不一样。

如果说《公羊传》的解释尚属平常，那么，到了东汉末年何休所作《解诂》里，却发挥出一套非常深奥、丰富甚至显得怪异的理论。《解诂》首先说道：“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因为《春秋》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历史，站在孔子作《春秋》的角度，这段时间又可分为三个时期：昭公、定公、哀公时代发生的事情，是孔子及其父亲亲眼所见，故称为“所见世”；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时代发生的事情，是孔子祖父亲身经历的，虽然孔子所见，但是孔子亲耳所闻，故称为“所闻世”；至于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乃孔子高祖、曾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既非孔子所见，亦不能是孔子所闻，而是孔子辗转听闻过来的。我们一般人极少跟曾、高祖父一起生活过，那个时代的事情，我们是不可能亲耳所闻，只能是“传说”而来。这就是“所传闻世”。可以说，任何历史上的事件，对后人来说，都是通过这三种方式获得的，这就是《春秋》把历史分成“三世”的道理。

然后，何休进一步解释道：“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骇卒是也。”对不同时代发生的事情，《春秋》是用不同的言辞去描述、记录的，这就是“三世异辞”。那么，“三世异辞”的道理何在呢？何休解释了两层意思，上面这段话讲了第一层意思。

譬如，对我们现在人来说，有的主要生活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个时代，有的还经历过毛泽东那个时代，年纪六、七十岁以上的人，则还经历过民国时期。显然，对于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人来说，我们不仅感受到政府的好，而且也感受到政府不足的地方，这些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比较真切。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能上大学，这是邓小平的德政，是改革以来政府对我们的“恩”，我们能记住这一点，就是“义”。如果只是一味“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便骂娘”，那就是忘恩负义了。那么，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整整一代人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是政府不好的地方，很多伤痕文学便刻意描述这方面内容；还有的人却从中得到了好处，譬如通过打土豪分得了田地，翻身得了解放，这部分人内心的感受正如红歌里所唱，“共产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有的人就记住了这种“恩”。不难看到，现在有两拨人，有的只记住了前三十年的好，有的只记住了前三十年的不好，然后在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就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色调。可见，不同时代的人，对于不同时代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的记忆里，政府对人民的“恩”是有厚薄的，因此也决定了他们对政府的不同态度，这就是“义有浅深”，如果进一步体现在各自的历史叙事里，就是“三世异辞”。

对孔子来说，时代越近，我们越能够真切感受到政府的“恩”，所以在历史叙事中应该突出这个方面；至于不好的方面，或者出于“讳尊隆恩”的缘故，或者出于“避祸容身”的考虑，则有意淡化了这方面的叙述。这就是“所见世”的书法。具体在《春秋》的书法上，就是“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即通过对当世大夫卒时的不同记录，体现对政府的一种态度。到了“所闻世”，政府的“恩”对现在人的感受就不那么强烈了。譬如，当年共产党领导人们打土豪分田地的恩情，我们是没感受的，反而更能客观地看到土改背后那些负面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现在人的历史叙事里，关于土改好处的叙事就淡化了，不好的一些事件却记载得更多一些，尤其是我们现在对文革的反思，充分体现了我们对“所闻世”的态度。具体在《春秋》的书法上，就是“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即在书法上把一些罪臣体现出来了。那么，我们对于民国时候发生的事情，大部分可能感受不到那个时代政府的恩情；毛泽东时代，我们对民国的叙事，基本上是没有好话的。其实，我们在进行历史事件的叙述时，是不必有忌讳的，也没有刻意美化的需要，更不该有意丑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在公羊家“三世异辞”这个说法里，讲得更为透彻精辟。

关于“三世异辞”的道理，何休《解诂》里还讲了一层意思，即“自近者始”。这层道理牵涉到下面要讲的“异外内”学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讲了，大家以后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思考。

如果说“通三统”说是为了处理新朝与前朝的关系问题，那么，“张三世”说则是为了处理王朝内部的自我变革问题。在汉代公羊家那里，所见、所闻与所传闻又带有历史价值判断的意味，即分别称为太平、升平与衰乱世。这本来是用来描述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这段历史的，而且是从衰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显然具有某种进化论的意味。到了清代嘉庆、道光以后，公羊学再度兴起，由于当时是内忧外患逐渐深重，公羊家就由这套“张三世”理论出发，要求清王朝进行内部的自我变革。到了清代晚期，已经是大厦将倾的危局了，康有为更是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说结合起来，从而把整个人类社会描述为衰乱、升平与太平这样一个进化的轨迹，乃至把西方社会也纳入到这套三阶段模式中来，就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解释西方的“五阶段论”用来描述中国社会一样。按照康有为的理论，中国自三代以后，一直处于衰乱世，而西方则已经进化到升平世、太平世，按照这种理论，中国显然应该向西方学习，这也就决定了晚清变法的基本方向，乃至以后一百多年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即只有向西方文明学习，才是中国的前途，因为西方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大家看看，这种历史叙事，是不是跟马克思主义很接近。当然，自由派的历史叙事也差不多。

夷与夏的区别在文化和普世价值而非种族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

下面我们讲“三科九旨”的最后一部分，即“异外内”，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夷夏之辨”。关于“夷夏之辨”，我们通常都会有些了解，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结合具体的经文来讲了。所谓“异外内”，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念，或者说是古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按照这种学说，整个世界分成中国、诸夏与夷狄三个内外不同的层次，最核心的是中国，外面是诸夏，最外面的层次就是夷狄。在《春秋》里面，“中国”主要有这样几个意思：其一，指周或周王城；其二，《春秋》王鲁，所以鲁也是中国；其三，春秋“五霸”中的齐、晋，假仁义以行天子之权，也被视为中国；其四，当面临夷狄的威胁时，整个诸夏必须团结起来以相抗，故诸夏也可称为中国。

那么，什么是“诸夏”呢？在《春秋》那里，通常把受周文化影响，或奉周天子号令的那些国家，像齐、晋、鲁、宋、卫、郑等中原国家，就可称“诸夏”。清人把“华夏”、“支那”都视为“诸夏”一词的音转。最后，什么是夷狄呢？《礼记》有一个说法，称周边少数民族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在春秋时期，对诸夏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南蛮和北狄，很多诸夏国家都被灭掉了。《春秋》讲“异外内”，主要有两个意思：其一，攘夷。其二，夷夏进退。

什么是攘夷呢？春秋时期，夷狄对中原国家威胁很大，尤其是南边相继兴起的楚、吴、越，因此，诸夏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对抗夷狄的侵略。可以说，从攘夷的角度讲夷夏关系，主要是强调夷夏之间在种族上的区别，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个意思。《春秋》对齐桓、晋文的褒赞，主要也是出于肯定其攘夷之功。

至于夷夏进退，则是认为夷夏之间虽然在种族上有根本不同，但在文化上却是可以进退的。换言之，如果夷狄的行为符合诸夏的礼义，《春秋》就褒进之，把它当成诸夏，视为自己的同类；反之，如果诸夏的行为背离了礼义的标准，《春秋》便黜退之，就当成夷狄来看了。就像美国依据它的那套价值，把朝鲜、伊朗视为“邪恶国家”，完全当成异类来看，这与公羊家讲的“异外内”，逻辑是一样的。可见，夷夏进退的标准依据的周文化中的礼义，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普世价值”。夷夏进退的这层内涵，里面还是体现了《春秋》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到了后世，就成了汉民族借助文化同化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了。我们现在能够形成“中华民族”，正是基于“夷夏进退”这个学说，而不是那种盲目排外的种族主义立场。

夷夏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大，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也非常重要，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样这几个时期：其一，春秋时期。孔子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可见，正是出于诸夏之间的团结，才克服了“中国不绝如缕”的危局，使中华文明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其二，宋元明时期。相对于北方少数民族，两宋在军事上比较弱势，甚至一直到明代，这个态势还没有根本扭转过来。虽然北方民族不同程度表现出汉化的倾向，但南方汉人王朝更多强调的是夷夏学说中攘夷的内涵。这样做的目的其实与春秋时一样，还是为了增强汉民族的内聚力，以对抗外敌。其三，清代。在清代前期，不论是朝廷，还是学者，都强调满、汉之间的大同，也就是满、汉两个不同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共通性，最后实现了公羊家讲的“远近大小若一”的大同理想。但到了清代晚期，由于满清在一系列对外冲突屡屡处置失当，逐渐失去了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当时的革命党人强调夷夏学说中的种族内涵，认为满人作为异种民族没有资格统治汉人，甚至贬视满人为“兽种”。革命党人这套理论，只是发挥了公羊学说的一个方面，是为了他们的“排满”革命提供正当性。至于相反的保皇党人，则发挥了公羊学说的另一个方面，即从文化上来处理夷夏关系，对他们来说，满人如此积极吸取、消化汉人文化，理所当然就是中原正统王朝。可见，夷夏学说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意味。

重建制度自信“公羊学”资源最丰富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书影

观众提问：公羊学在汉代最为兴盛，此后似乎归隐山林，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再度兴起，直至今天，似乎又将成为一门显学。对此，您如何看？您认为公羊学在当今时代应如何发展，有哪些作用？对于公羊学的未来，您有哪些预见或期许？

曾亦：这个问题非常紧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公羊学在历史上确实有两个时期最为兴盛，一是两汉，一是清中期以后。可以说，公羊学在这两个时期，似乎是以一种突放异彩的方式显现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这两个时期，都面临着一个旧制度崩溃、新制度重建的重大问题。汉承暴秦而兴，但是，秦那套制度却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因此，公羊家就认为，孔子《春秋》可以担当这样一种功能，所以宣称《春秋》是“为汉制法”，要求汉廷抛弃秦制，继承孔子在《春秋》里构建的那套制度。到了清中期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制度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一下子都动摇起来。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对旧制度进行损益改造。

清代的公羊家依据“孔子改制”的学说，要求对旧制度进行改造，只不过比汉人的任务更艰巨。因为对汉人来说，孔子通过《春秋》，已经把新制度建立起来了，至少大的构架已搭好了。但清人不一样，还没有出现这种折衷中西的圣人，这个任务以后就交给我们了，甚至需要以后好几代、十几代人来完成这项任务。可以说，每当中国那套大纲大法受到冲击，而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公羊家如同救世的弥赛亚一样，就会应运而生。

毛泽东时代，我们曾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即依据马克思主义来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但是，当我们走了三十多年后，却发现这套制度不行了。换言之，本来我们是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现在突然变得不自信了。所以，后来我们又学习欧美，试图把欧美的那套制度移到中国。这套制度在中国也搞了三十多年，似乎很有危险性。因此，现在儒家重新兴起，很像是是上天给我们的一种启示，即把折衷中西以建立新制度的任务交给了儒家，因为只有儒家才真正代表两千多年的古老传统，才有资格在自身的基础上融合一切外来的先进文化。当年孔子建立新制度，以后经历过孟子、荀子及汉儒数百年儒者的共同努力，才逐渐得以完成，而我们从事这个任务，如果从康有为算起，也才一百多年，以后还需要无数儒者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垂法万世”的新理论、新制度和新道路。这样一个任务，过去主要是由公羊学来完成，未来当然不排斥儒家其他学说，但制度资源最为丰富的思想和学派，还是莫过于公羊学。

（特别鸣谢：论语汇孔学论坛微信群文字整理：张悦、徐治道）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