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在你骂程朱理学之前,请先理解它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5-12-25 22: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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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在你骂程朱理学之前,请先理解它

作者:吴钩

来源:腾讯大家(2015年12月25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十五日乙亥

             耶稣2015年12月25日

 

 


 

 

程朱理学被妖魔化太久,被误解太深。我愿意给诸位讲述四个小故事,用四个小故事为程朱理学正本清源。

 

最近《芈月传》好像很火热,据看过这部戏的人说,演的虽然是战国的故事,不过男女主人公表达爱情跟现代人一样奔放,什么“月儿就是我的命”,特肉麻。有点穿越的感觉。导演郑晓龙解释说:“那个时候还是战国时期,男女示爱的方式是比较直接的。开始变保守都是‘程朱理学’出来之后的事,男女间越来越授受不亲。”

 

用“程朱理学”来替历史剧的“穿越感”(穿帮感)做挡箭牌,确实是好主意。因为自近代以来,程朱理学一直就是一个大箭垛。任谁,只要觉得不爽都可以往那里射一箭,真可谓众矢之的,千夫所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率先给程朱理学画了一个小丑的红鼻子:“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这位抛弃发妻找小三的爷,快将自己装扮成“妇女之友”了)。

 

与鲁老爷子齐名的胡适呢,尽管说过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但他年轻时也向程朱理学开过炮:“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

 

连自许服膺于儒门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也认为,五四旗手动手砸“孔家店”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大师的解说怎么这么粗俗?)

 

“文革”时,炮轰程朱理学的火力就更加猛烈了。著名的笔杆子“梁效”发表雄文批判《水浒传》时,也不忘记先踩几脚程朱理学:“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面对这种局面,地主阶级在对农民起义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加紧了思想上的反革命进攻。反动思想家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适应这种需要,继承儒家的反动路线,对孔孟之道作了一番加工,建立起了程朱理学。它在反动统治者的支持下,广为流行,无孔不入。”吓死宝宝了。

 

而对“文革”表示反感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王小波,在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上,倒可以跟“梁效”产生共鸣。他说,“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理学盛行时,科学不研究、艺术不发展,一门心思都在端正男女关系上,肯定没什么好结果”。却不知在理学被打倒骂臭的十年“文革”中,是不是人就特别真诚,艺术特别发达。

 

今天你到互联网上随便一检索,更是立即便会发现,程朱理学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有人控诉“程朱理学鼓吹缠足、戕害妇女”;有人指出“程朱理学压抑了中国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有人痛骂“程朱理学彻底把中国人奴化,人成了逆来顺受的奴才”;有人痛心疾首于“程朱理学阻碍了中国一千年的发展”;还有人考证出“抹胸的产生与程朱理学的兴盛不无关系,理学是中国女性乳房发育不良的罪魁祸首”……

 

曾有网友戏谑地说,“早晚有一天,张宏良便秘也会说是美国的阴谋”。著名的“反美斗士”张宏良先生会不会将便秘归咎于美国阴谋,真不好说,但我确知,一些谈中医养生的文章已经指出,中国人性生活不和谐应归咎于程朱理学:“由于程朱理学的发展及影响,压抑、排斥性的看法日趋严重,谈房中术者不被采录,或视为禁书而遭封删。”(这位同志,你不知道在程朱理学被奉为正朔的明清时期,色情小说与春宫图非常流行么?)

 

更有意思的是,张宏良本人也是明确反程朱理学的。他说:“东方文化在后来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所侵蚀,特别是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严重毒化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灵。”我觉得,如果张宏良可能将便秘归结为美国阴谋,那他也应该会将便秘怪罪于程朱理学。

 

显然,程朱理学被妖魔化太久,被误解太深了。

 

我愿意给诸位讲述四个小故事,用四个小故事为程朱理学正本清源。

 

程朱理学是旨在约束君权的政治哲学

 

我要讲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关涉到程朱理学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程朱理学是一门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后世学界将程朱理学说成“客观唯心主义”,将陆王心学说成“主观唯心主义”(不要问我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便是从哲学的角度解释理学。不过,我们其实可以从更“薄”的层面去理解程朱理学,将程朱理学还原为一门政治哲学。理学虽然强调“内圣”,但“内圣”只是出发点,归宿还是“外王”,从“内圣”开出“外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程朱理学的一个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我们对程朱理学中一些不近常理的说法才会豁然开朗。

 

程朱理学是一门政治哲学,换言之,这门学说其实是讲给君主、讲给治理国家的士大夫群体听的;宋代理学家特别讲求的“理”,也是用来约束君主与士大夫的。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好,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也好,都是针对君主与士大夫提出来的道德标准,他们是统治者,是社会精英,承受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也是应该的。

 

晚清的徐继畲就这么解释程颐为什么要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程颐)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实际上,程颐还主张,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同样不应该再娶,“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这个高标准亦不适用于一般平民。大夫以下的平民是可以“不得已再娶”的。对于“愚夫愚妇”,儒家的主张向来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礼不下庶人”,用不着那么讲究。

 

现在来说第一个故事。北宋元祐元年(1086),程颐以布衣之身份,被朝廷召征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年幼的哲宗皇帝的经筵官。这是一个极清贵的职位,不过程颐没有马上应承,而是上了三道札子,阐述他对经筵制度的看法,并提出一个条件:如果朝廷赞成他的意见,他便担任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崇政殿说书”一职还是另请高明。

 

在第三道札子上,程颐说:“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慑,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成德可知。中常之君,不无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总而言之,如果君主不知道克制、敬畏,后果很严重。

 

怎么办?程颐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两套制度:一、君德成就责经筵;二、天下治乱系宰相。什么意思呢?首先是经筵制度,程颐认为,皇帝比任何人更加需要教化,因此,必须建立经筵制度,礼聘大儒讲课,让君主长期接受儒家理想的熏陶,潜移默化,养成克制的自觉与能力(君德)。这个过程,也叫做“格君心之非”,是理学的重要主张。

 

其次是宰相负责制,程颐认为,应当剥夺君主的执政权力。君主地位尊贵,是最高的仲裁者,受众臣、万民景仰,但是,君主不应该具体执政,不必亲裁细务,执政的权力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并由政府承担“天下治乱”的责任。这也是宋儒的共识。从程颐后来还是欣然就任“崇政殿说书”来看,朝廷应该对他的意见没什么异议。

 

另一位大儒朱熹后半辈子都在强调“正心诚意”,这同样是对君主与士大夫的要求。我来说第二个故事。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近六十的朱熹应宋孝宗之召,赴杭州入对。启程之际,友人劝告他:皇上不喜欢“正心诚意”之论,您就别提这个话题了。朱熹正色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待见到了宋孝宗,朱熹劈头就对皇帝一顿臭骂:“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为什么会这样,朱熹分析说,是因为陛下您“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最后朱熹建议皇上:“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不管朱熹的这一套皇帝听不听从,但朱熹的本意确是要求君主与士大夫节制人欲、遵循天理,而不是要老百姓这样做。学者陈来先生在岳麓书院的一次演讲中澄清过这个问题:“有人讲,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不对。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宣讲的。”

 

而且,朱熹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也不是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那般极端、刻板。朱熹自己解释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显然,朱熹并不反对正当的人性需求,而是反对没有节制的欲望。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朱熹的主张也是有道理的。人有欲望,但人生活在相互的关系中,如果欲望不加节制,特别是统治者的欲望如不受限制,则必将对他人构成威胁或伤害。所以人们在交往、结群的过程中,会形成道德、伦理、礼法。道德、伦理、礼法都是为了节制人性中过度的欲望,从而达成大众福利的最大化。优良的公共治理秩序,有赖于人们对道德、伦理、礼法的遵守;而一个各人听任于自己欲望的社会,也必然会变成丛林世界。

 

程朱理学在宋代的影响极有限

 

许多人言之凿凿地指出,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束缚,中国从宋代开始走向内向、保守、停滞。甚至有研究服饰史的学者宣称,因为程朱理学的影响,宋代女性的着装趋于拘谨、呆板,包裹严实。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宋画中的宋朝女性,便会发现她们的着装性感得很,通常都是内衣外穿、酥胸微露。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的排斥。我再讲一个朱熹的故事,这故事可以说明朱熹在当时的影响力实在有限。


 

                         南宋刘松年《茗园赌市图》中女子酥胸微露


朱熹有位“一语定交”的好友郑自明(郑鉴),官至“著作佐郎”,娶了宰相陈俊卿之女、朱熹另一位朋友陈师中之妹陈氏为妻。淳熙九年(1182),郑自明不幸英年早逝,一年后坊间传出陈氏意欲再嫁的消息,朱熹便给陈师中写了一封信: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翼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况伏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不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

 

朱熹的意思是希望陈师中能够劝说令妹不要改嫁,留在郑家“养老抚孤”。这也是朱熹全部文章中唯一引述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地方,朱老夫子承认“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可见当时社会并无女性不改嫁的一般观念。只不过陈家乃宰相之家,“名教所宗”,朱熹才“僭率”建议,但他实际的用心恐怕还是出于对亡友一家老幼未来生活的忧虑。

 

朱熹可能预感到这封信并不管用,又给陈师中的父亲陈俊卿写了一封信,意思还是恳请陈宰相劝说女儿不要改嫁,并解释他冒昧写这封信,乃是“正以人伦风教为重,而欲全之闺门耳。伏惟相公深留意也”。尽管朱熹说得非常恳切,然并卵,陈氏还是改嫁了。据朱熹本人所作《陈俊卿行状》,陈俊卿“次女适故著作佐郎郑鉴,再适太常少卿罗点”。

 

实际上,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王安石的儿媳宠氏、岳飞的前妻刘氏、陆游的前妻唐琬都改适他人。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曾利用南宋笔记小说《夷坚志》所记事例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张邦炜先生得出结论:“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鲁迅讽刺宋人“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是不折不扣的污蔑,如果不是无知的话。

 

宋代的社会风气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并无歧视之意,范仲淹给范氏宗族福利基金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宋朝皇室也没有歧视有改嫁经历的女性,四川妇人刘娥,原本是银匠龚美之妻,“(龚)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那刘娥改嫁给谁了?襄王赵元侃。后元侃当上皇帝,是为宋真宗,刘氏则册封为皇后。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与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

 

宋朝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压制女性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南宋后期,有一个叫阿区的妇女,在丈夫李孝标去世后,先后改嫁李从龙、梁肃。李孝标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胡颖,是一位理学家,他虽认为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但也承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这是阿区的合法权利。最后胡频维护了阿区改嫁的自由,并斥责诬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

 

即便是朱熹本人,也并不反对妇人改嫁。他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朱熹曾跟朋友讨论一个案子:建阳县有一名妇女,由于夫家太贫穷而提出离婚,事情闹到衙门,县官判离。朱熹的朋友对这个判决很不以为然,说:“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朱熹说:“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奈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可见朱老夫子尽管性格有些严肃,但也不是不近人情。

 

理学在清代被帝王扭曲了

 

朱熹生前郁郁不得志,身后却极尽哀荣,元、明、清三朝都将他的学说尊为正统,于是程朱理学完成了从一门在野政治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跳跃。明王朝更是将程朱理学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过,明代的理学家仍能接续宋儒余绪,尝试以“理”抗衡皇权的“势”。晚明理学家吕坤便宣告:“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

 

以“理”抗“势”是宋明理学作为一门政治哲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主张。宋代理学家推演出一个“道理系统”,这个“道理系统”由周敦颐“倡其始”,程颢程颐“衍其流”,关西张载“翼其派”;又由朱熹“推广之”,张栻“讲明之”。他们强调,“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道理高于皇权,哪怕是一介匹夫,只要道理在他一边,即便是“万乘之尊”(皇帝)也应当屈服之。吕坤之论,与宋代的“道理最大”之说一脉相承,只是明朝时“势”与“理”的紧张关系已经显露出来。

 

入清之后,大清皇帝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士大夫不尊程朱之学,竟然会被处以“毁谤程朱”之罪。我来讲完最后一个故事。雍正年间,有个叫做谢济世的监察御史,因为弹劾皇帝的宠臣田文镜,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两年后,有人举报谢济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雍正勃然大怒:“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谢济世因此差点被处死,已经被绑上刑场,临刑前,才得旨:“谢济世免死。”

 

后来乾隆继位,似乎是一个不怎么喜欢田文镜的帝王,谢济世觉得机会来了,将他的《大学注》(重新整理过了,删掉了被雍正指为“怨望诽谤”的句子)进呈给乾隆。谁知却给乾隆掷了出来。此时乾隆杀心未起,谢济世总算得了善终,但他去世之后,朝廷从他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他的一本遗著《梅庄杂著》,乾隆阅后,恨恨地说:“阅《杂著》所签各条,诚不免语含怨望。使其人尚在,自当明正其罪,以昭惩创。”

 

你看,大清对程朱理学是多么的尊崇,连一句对程朱表示异议的话也不可以说。然而,非常讽刺,清初最有杰出的理学家吕留良(时人评价吕留良“守程朱之学之严,无若先生者”),却被清廷剖棺戮尸,子孙与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流放为奴。为什么?就因为吕留良的理学思想对皇权专制提出了挑战。比如他说:“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

 

朱熹那句“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的牢骚,要是在清朝说说,恐怕早已被砍了脑袋。程颐要是生在大清盛世,也必为乾隆治罪,因为他说过:“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这句话让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来驳斥程夫子:“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将皇帝往哪里摆?眼内还有皇上吗?

 

高压之下,清代的所谓理学家已全无宋明士大夫的风骨,如清初的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将康熙皇帝捧为“道统”的接班人。而在宋人构建的理学道统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道统完全独立于皇权。另一名理学家焦循则大骂吕坤之论:“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意在以“理”抗衡皇权之势、以“正心诚意”格君心之非的程朱理学本身,此时也被扭转方向,用于束缚民间社会与一般平民。段塔丽教授曾经对《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记载的历代贞妇烈女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隋唐时,朝廷褒奖的贞妇烈女有61名,两宋有274名,元代742名,明代有35829名,清初(前82年)有12323名。这个贞妇烈女数量的增幅,跟程朱理学获得官方尊崇的轨迹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当程朱理学从在野的政治学说蜕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它的约束对象就开始发生了错位。


 

 

但即便如此,程朱理学也没有五四公知与网络喷子控诉的那么“罪孽深重”,要为中国近百年(或五百年,或一千年)的落后负责云云。恰恰相反,晚清时候,随着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家崛起,士大夫政治意识得以觉醒,理学出现了一波回归,而这次“理学回归”的过程,基本上又跟“同治中兴”同步。换言之,理学并没有造成清王朝的专制与衰败(而是清王朝的专制导致了理学的衰败),反而创造了晚清最后的辉煌。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