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坐稳冷板凳,苦心著华卷——评梁涛先生《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15-12-29 11: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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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林

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号瘦竹,别署朴舒子,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孔子与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学术部副主任,济宁周易学会副会长。曾任《孔子文化》创办人、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编辑,洙泗讲堂召集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学术史研究、儒家哲学。致力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尤倾力于乡村儒学运动。主要著作有:《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孔子文化十五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坐稳冷板凳,苦心著华卷——评梁涛先生《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博览群书》2010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三十日辛卯

           耶稣2015年12月29日


 

好几年前,就听杨朝明师经常提起他的好友梁涛先生,说他学问很好,很用功。自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梁老师的文章。梁涛先生是西安人,曾随张岂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后在社科院历史所做博士后,师从卢钟锋、姜广辉二先生,又“私淑”李学勤先生,与侯外老的弟子有着多重师承关系,可谓地道的“侯外庐学派”第三代传人。后来,多次读到他主编的内刊《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今春在泗水会上,韩星老师转赠其所著《中和学刊》《孔学述论》及梁涛所主编之《中国思想史前沿》,此即为《通讯》数期之精选辑刊。又听说他去哈佛一年,再后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去年还得到他负责编辑的《中华国学研究》创刊号。师弟忠强如今追随梁老师读博,关系因此更觉亲密。

 

去年五月在清华开《保训》座谈会时,终于第一次见到梁先生。梁先生比杨师略小几岁,但比老师显得年轻不少。后奉师命,将新出之齐鲁书社版《孔子家语通解》一书相赠。以前与光胜兄交流关于先秦儒家学术传衍问题,尤其是所谓“子曰”问题,光胜兄谓,他读梁先生《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其论精到平允,深受启发,遂援引以为自己立说之根据。不佞对此虽有所保留,然已萌生一读此书的欲望。清华会后不久,即得到了在网上所购之《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皇皇巨著,54万余字,十分厚重,装帧亦简洁精美,十分可爱。前有李学勤先生所作序言,对梁先生多所表彰。

 

得书之后,放下手头的其他事务,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焚膏继晷、专心致志地啃读起来。最后在书尾记下了这么一句话:“2009年7月8日读竟,历时一周,目昏脑明。”何谓“目昏脑明”?目昏者,是指数日接连不断攻读此书,以致身心俱疲,目为之昏聩,腰为之酸痛。古人所谓苦读者,盖指此也。读书真苦差事也,耗费精神,以此为最。脑明者,是指对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之诸多疑难问题,藉读此书而冰释。虽然仍有许多悬疑有待解决,有许多新问题涌现心头,但此书之学术价值不容忽视。在我看来,此书可以说是思孟学派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带有总结性质,后之论者将无法绕开。

 

自从1998年郭店简正式公布至此书出版,整整10年。此10年间,梁先生将精力几乎倾注于此,发表了数十篇见解精到的学术论文。此书正是在此基础上整理而成,真可谓十年磨一剑,终成正果。学问之事难矣哉!然学问之真谛亦在焉。读毕此书,掩卷沉思,获益良多,感慨不已。兹仅就深有感触者,略述如次。

 

第一,十年磨一剑之学问功夫。古来成就大学问者,往往不出博与专二途。自来儒家好谈通贯博雅,而现代治学则偏重专门。治学中博与专之矛盾,在当下尤显突出。观梁氏之成功,则十年磨一剑,诚为治学之不二法门也。犹记十数年前,北大钱理群先生来校讲座,谈及治学须“沉潜十载”,方可有成,正与梁先生事迹相合。泛览博观,虽能开拓眼界,然每每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则无所谓学问也。因此之故,找准自己的兴趣点,打造成自己的“自留地”,深耕细耨,假以时日,必成正果。然后方可易地而耕,开疆辟土。否则,广博有余,而深刻不足,学术恐将一事无成。以此自娱自乐尚可,以此态度治学则属下策。而不佞兴趣广泛,近来读书尤喜博览,泛览群籍,古今中西,文史哲思,且每每以此为荣,沾沾自喜,然以此观之,不佞必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掉“恶”习,“从善如流”。而这需要以理性控制感性,使兴趣浓缩于一隅,由博返约,待有所成就后,方能由约返博,卓然自立。

 

梁先生之令人钦佩者,在于其甘坐冷板凳之学术精神。当今社会,对学者之各种诱惑甚多,于是一股浮躁的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在学界弥漫开来,令人唏嘘不已。然而,但凡在学问上真能有所创新、突破,做出贡献者,莫不是能坐住冷板凳、顶住名利场,不趋新,不跟风者。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然而近年来地不爱宝,各种珍贵文献不断出土问世,不少学者善于跟风:郭店简问世,研究郭店简;上博简出版,研究上博简;待上博三、四出版,上博一、二已成明日黄花;人们争先恐后去研究上博三、四,却翘首以待上博五、六、七之发表。如此治学,多半浅尝辄止,鲜能有真正之创获。如梁涛先生十年间专心于郭店简与思孟学派问题,心无旁骛,持之以恒,“从一而终”、不喜新厌旧者,可谓难能矣。然其成功之秘诀亦正在于此。

 

第二,此书所揭示之种种新见,确乎能言之成理,发前人所未发,即使为前人已发之覆,亦待此书之论证而后精深可信。试举例言之。孔子之后,儒学分化,然为何出现如此分化,历来说法不一,虽有不少解说,然而问题依然存在。梁先生从孔子自身思想之内在张力出发,进行分析探讨,指出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乃是儒家之基本问题,对此问题之不同理解便造成了孔门后学的分化,而思孟学派之出现则正是此一分化或深化的结果。可谓精确不移之论。认识到孔子思想的复杂性、多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是理解战国儒学分化的前提。通过出土文献,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传世文献。综合地上、地下两种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儒学内部的分化并非单线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因文献散佚不足而无法研究,而自郭店楚简之发现,打开一扇哲学宝库之门,令今人得以领略孔孟之间的思想盛况,足以加深以往之认识,甚至纠偏补弊,澄清长期以来的误说,杜维明与李学勤先生等提出“重写学术史”,看来绝非虚言。以往,儒家人性论问题,是众多哲学疑难问题中的尤其疑难者,从孔子到孟荀人性论的发展、变化,人们认识不一,言人人殊。而郭店竹简这批材料,展现了儒家人性论之多元多彩,对于丰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弥足珍贵。梁先生从这批资料如《性自命出》、《五行》等篇中,发现后来儒家出现的不同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或倾向,并予以深入阐释,启人不浅。而对孟子性善论之条分缕析,论之甚详,更可谓后出转精,足以解惑。

 

再如,分析孟荀之异同,前人往往见其异,而忽略其同。梁先生以郭店简之材料为契机,层层深入,条分缕析,孟荀之同,灿烂可见,不能抹杀。同样,以往我们执着于荀子对子思的批评,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对立的关系,梁先生从材料出发,通过仔细分析,揭示出荀子在很多方面深受子思影响的事实。凡此种种,皆为深造自得、潜心治学之创获。

 

第三,书末“结语”,提出“回到子思去”,对儒家道统说进行了一次新的检讨与重构。唐宋以来,儒家为应付佛道二教之挑战,提出了所谓“道统说”,此道统说乃是宋明儒家之共识。以孔子为中心,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下启曾子、子思、孟子。此种一线单传的道统论,在近代以来遭到颠覆。大多数学者以为,此道统说乃是儒家尤其是宋明儒之向壁虚造。然而,当我们认真梳理儒家发生史之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文化中,孔子学说确乎承继了此前数千年之文明,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一个“道统”。晚近清华简《保训》释文公布,引发学人对儒家“中道”、“道统”之热议与反思。不佞以为,《保训》此篇出土文献数次谈及“中”,其价值便在于印证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道统”。然而,孔子之后,儒家“道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当如何诠释?梁先生对此有其独到见解。他以郭店简为核心,重写描绘出子思在孔门传承中之地位,以及与孟、荀之关联,凸显其地位与价值,以新的理论魄力和高度,提出“回到子思去”,统合孟荀,重构孔子、子思、孟子、荀子这一儒门道统,从天人论、人性论、功夫论、政治论、文化谱系等数层面予以重构,尤其是提出所谓“出入西学数十载,然后反之于六经”,以完成当代儒学之开新与重建的时代使命,更令人感佩!文化担当、现实关怀,乃知识分子之本分。然而,时下有思想、有担当、有关怀之知识分子寥寥可数。梁先生之具如此魄力,则儒门后继有人,可喜可贺也。不可否认,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的支撑与滋养,而儒学之价值,则在于其返本开新,经由创造性转化而获新生,在此进程中,原始儒学之价值,孔子、子思之价值自当认真对待。

 

不过,对梁涛先生所论,我并不如光胜兄那般完全肯定。其中诸多问题,亦是我所长期思索关注之问题,不佞与梁先生之理解或认识,其差异便不可谓小。尤其是牵涉所谓“子曰”问题,这是理解儒学尤其是梳理儒学学术思想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理解出现偏差,自然会造成儒学发展史之误置。疑古思潮盛行之时,因怀疑过当,大批先秦典籍之可靠性遭到否定。试观张心澂所著《伪书通考》所列伪书达一千余部,无怪乎廖名春先生感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几乎被一网打尽。以孔子研究资料为例,《孔子家语》被作为典型之伪书,乏人问津,大小戴《礼记》、《易传》、《春秋》等无不遭遇“悲惨”之命运。即使一般公认之可靠资料《论语》,在某些学者看来其可靠性亦颇值得怀疑,尤有甚者,竟有西方汉学家将《论语》之可信者定为《里仁》篇之数章而已,令人咋舌。随着学术之进展,尤其是出土文献大量问世,学者对此之看法渐趋理智公允。而梁先生虽然有别于疑古学者,但往往将大量“子曰”委之于伪托。如《中庸》、《表记》数篇之“子曰”径以为子思之言;《礼运》之“子曰”则子游之言;《孝经》之“子曰”则乐正子春之假托也。不佞期期以为不可。昔日考察马王堆帛书《易传》之“子曰”问题,有所心得,窃以为,尽管古书中之“子曰”未可尽信,或有修饰润色损益,然大抵不离夫子本旨,应可信据。若谓孔门后学,纷纷假托孔子,似非君子之风,吾国先贤之诚信尤可怀疑也。数十年前,顾颉刚氏有所谓战国秦汉间之造伪运动,细思量之,当乎?过乎?兹事体大,不可不细查也。梁先生指出此问题之解决,具体个案研究必不可少,可谓知言。此激起我考察“子曰”问题,希冀有朝一日能有所突破,则儒学演变之脉络便能厘然可观矣。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