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转型期中国的礼乐文化重建问题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5-12-31 1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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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林

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号瘦竹,别署朴舒子,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孔子与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学术部副主任,济宁周易学会副会长。曾任《孔子文化》创办人、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编辑,洙泗讲堂召集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学术史研究、儒家哲学。致力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尤倾力于乡村儒学运动。主要著作有:《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孔子文化十五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转型期中国的礼乐文化重建问题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2014.10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廿一日

           耶稣2015年12月31日


 

摘要: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的礼乐文化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成为完全负面的东西,这种观念至今仍有较大影响。其实,儒家礼乐教化的目的在于成人。孔子的礼教思想内涵丰富,他不仅区别了礼仪与礼义,而且重视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统一,并主张与时俱进地对礼进行改革和转化。儒家礼乐精神的核心在于敬,这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意义。培养人们的诚敬观念,依然是现代社会礼乐教育和伦理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礼乐;教化;成人之道;敬

 

近百余年来,我们的历史使命在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化固然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阻挡,相应的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必然要转变为现代的道德、伦理。现代伦理及道德要求以自由、平等为基础,传统的以礼为中心的伦理关系需要做出根本性的变革。[ 邹平林:《道德滑坡还是范式转换?——论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困境及其出路》,《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2期。]但却不意味着传统的礼乐文化已经完全失效。同时,现代化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西方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曾说的现代化的“除魅”。然而“除魅”的结果却是另一位海外学者史华慈所谓的“这个世界不再有魅力”。毕竟在西方还有基督教的上帝,可令人心存敬畏,因此基本能保持一种理性与信仰的平衡。可是在中国,伴随着泛科学主义和伪自由主义的盛行,儒家所倡导的“诚敬”理念被等同于迷信愚昧,以扼杀理性与自由的“罪名”被人遗弃了。然而,当一切都“无所畏”的时候,那就一切都“无所谓”了。试看当下诸如肆意污染环境,资源枯竭;恶搞历史名人,毁弃传统文化;学者抄袭造假;官员贪污腐败;公务员玩忽职守;醉酒驾车;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毒大米、毒水饺、毒奶粉泛滥等,无不表明当代人对自然、对历史、对知识、对民族甚至对生命都丧失了起码的敬畏之心。尤其是近来接连发生的“大头娃娃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等食品安全案件,更可谓丧心病狂,令人发指!试想,如果这种风气继续弥漫扩张而得不到控制,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不知将如何自存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这些社会问题,当然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但是毫无疑问,自律性的道德也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使法治与道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有效解决当前的诸多社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而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体系中,礼乐文化是常常被人提及,但又特别容易误解和曲解的。但无可否认,今天的社会需要礼乐文化的重建。

 

 

近代以来,儒学处于“花果飘零”的境遇,成为所谓“游魂”,开始被边缘化。尤其是文革时期,儒学更是被妖魔化。近几十年来,国学热兴起,儒学方开始被人们平心静气地进行研究和评析。然而由于长时期的文化断裂,人们对儒学依然充满了误解。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在儒学研究领域,一提到孔子的核心思想,以仁与礼二者为荦荦大端,大多对孔子儒学持肯定态度者多主张孔子思想的核心为仁;反之凡是对孔子儒学持批判或否定立场者则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在礼。显然,在大多数学者看来,礼代表了孔子思想中的落后、保守的部分,是应该予以扬弃的。这种认知,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也得到体现。其实,这种对礼的否定性认知,其实渊源于五四时期,乃至晚清末期。

 

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愤慨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7页。]随后,被胡适之称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发表《吃人与礼教》将礼教与吃人联系起来。他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能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 “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吴虞:《吃人与礼教》,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5页。]自兹而后,“礼教吃人”说便成了人们对中国礼乐文化的基本认知。尤其是在左翼作家那里,遵循“革命斗争”的理念,采取“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思维,以传统家庭为代表的旧秩序为主要攻击目标,以反封建、反专制为鹄的的文学创作,比比皆是。传统礼教在这种“暴风骤雨”般的新文学“塑造”下,几乎完全被“妖魔化”了。而民众在不断被这种观念一步步“形塑”的过程中,历史的真相就被淹没了。传统的礼教与吃人二者完全对等起来。虽然这是典型的化约式思维,但是很长时间内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思。当然,智者还是有的。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时过境迁,我们今天重温那些“异见”,似乎可以感受到“礼教吃人”说的偏僻了。现代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1897-1981)在其回忆录中对旧家庭“礼教”有如此评论:“五四运动的健将曾经对中国旧家庭极力攻击,不留余地。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至善至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1页。]虽然所论限于旧家庭,但其心态之平和,看法之公允,令人感佩!文中所揭示的旧家庭毫无“礼教吃人”的味道。于是,我们就应当推而广之地予以反思,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礼教吃人”的“印象”是可靠的吗?

 

礼教吃人吗?回答这一问题,既不能简单肯定,也不应简单否定,而须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予以分辨。不可否认,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不少类似的事件,现代作家和文艺家已经做了大量的考察,比如对寡妇改嫁问题、妇女贞节问题,到了明清两代尤其突出。由于日益严格的社会礼教思想,很多妇女竟然“自觉”地摧残甚至牺牲以博得礼教的赞誉,说来十分可叹亦复可悲。对于礼文化的负面认知,至今仍为学者所重视。如有学者对传统礼教的工具性与虚伪性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了传统礼教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当前礼仪教育存在的不足,自然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江净帆:《论传统礼教的工具性与虚伪性——兼论当前礼仪教育的价值取向》,《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2期。]不过,在对传统礼教的负面价值予以批判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去弘扬其正面意义。为此我们应该分辨几个问题。

 

第一,孔子儒家与后儒之间的区别。我们应该注意,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家所主张的礼教与后世尤其是明清礼教有非常大的不同。孔子关于“苛政猛于虎”的看法,关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说法;孟子关于“嫂溺于水”和“男女授受不亲”如何化解的态度,与所谓“吃人的礼教”风马牛不相及。今天我们继承礼乐文化的精华,就应该“反本开新”,回到儒家的源头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第二,任何事物、任何制度、任何文化都有两面性,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有利必有弊,关键要看何者为主。在过去两千多年中,礼教固有工具性与虚伪性甚至“吃人”之弊,但礼教在中国文化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消极作用。礼,实际上发挥着更重要的功能——成人,也就是使人摆脱野蛮进入文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末流之弊而废弃本源的意思”[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将儒家礼乐教化完全否定了事。

 

第三,人类社会及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系统,思想观念在现实中的具体落实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历史的演变中有可能走样、变形、异化。因此,我们应该将思想观念与制度落实、现实影响作一适当的区隔,而不能等同起来。以礼教为例,由于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必然要落实到社会中去,尤其是在传统等级社会、皇权帝制时代,更是被纳入到维护皇权的制度设计之中,必然会逐渐工具化,产生各种弊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负面作用的批判,反而给儒家文化的新发展提供了契机。正如贺麟先生所说:“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因此“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随着皇权的终结和等级的废弃,社会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条件为礼乐发挥积极作用,减少其工具化与虚伪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可以想见,礼乐文化的“成人”的功能在今后将会有更好的发挥的空间。

 

 

礼(广义的礼包涵乐)是儒家也是中国文化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在儒家看来,礼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标志,也是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只有有了礼,才能算是一个文明人、文明社会。因此,孔子和儒家格外重视礼。儒家认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礼(包括乐)构成了孔子思想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坏乐崩”的无道之世,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要恢复周公所奠定的礼乐文明秩序。而周公所开创的礼乐文明格局也并非向壁虚造,而是渊源有自,“损益”夏商之礼而来。而再往前追溯,礼的起源可谓十分久远。

 

礼,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由野蛮到文明转变的标志。它可能起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表现在确立秩序,防止争乱,后来又用于祭祀,其中的诚敬的内心要求更为突出。最后,宗教色彩日益淡化,人文精神愈发凸显。周公和孔子,是中国礼乐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关键人物。西周初年,周公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在继承唐虞夏商文明的基础上,因革损益,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礼具有核心地位。它包罗甚广,可以看作文化的代名词。有人说,中国文化就是礼文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礼,这个字在西方字典里没有对应的词。把“礼”翻译为礼貌、礼节、礼制都不够全面和准确。周公之礼被孔子所继承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提出了“礼乐教化”的思想。

 

如今一提到“礼教”,人们往往会报以厌恶的目光。但如果我们回到源头,去看看孔子的礼教思想,就会发现其本来面目和永恒价值。礼教,作为一个成词,似乎最早为孔子提出。他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经典都有极为深厚的修养,提出了“六经之教”的深刻看法。他说:“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礼记·经解》)礼教,即以礼为教,用礼来进行教育、教化的意思,经常与“乐教”并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人焉,身通六艺者者七十有二人”。

 

“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记·曲礼》)。孔子“礼乐教化”的目的正是在于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和治世才能的君子,希望他们能够通过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实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理想。因此,孔子之道就是成人之道,孔子之教就是君子之教。而孔子用以培养君子的正是《诗》、《书》、礼、乐。在孔子儒家看来,礼实际上包涵着礼仪、礼制和礼义等互相支撑、互相依存的三个层面,而其中最为根本的是礼义。因此,林放问“礼之本”,孔子十分欣慰,连称之曰“大哉问”(《论语·八佾》)。礼义与礼仪既密切相关,又存在根本区别。《左传》昭公五年记载,有一次鲁昭公去晋国访问,“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称赞其“善于礼”,而晋国大臣女叔齐则认为“鲁侯焉知礼”?他指出,鲁昭公虽然“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但是这些“是仪也,不可谓礼”。在女叔齐看来,所谓“礼”,是“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而鲁昭公则不懂这些大道,仅仅“屑屑焉习仪以亟”,执着于细微的礼仪末节,实在是背道而驰的愚蠢做法。而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也记载“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子大叔也认为,简子所问的所谓“揖让周旋之礼”只不过“是仪也,非礼也”。礼是什么呢?“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由此看来,在孔子之前,很多贤人已经注意到礼与仪的区别。这正是春秋时代“礼坏乐崩”的徵象。春秋以降,周代礼乐文化趋于衰微,出现所谓“礼坏乐崩”的局面。而所谓“礼坏乐崩”的内涵,一方面是指大量僭越礼制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则是指人们大多只注意于礼仪而忽视了礼义,徒具形式而失去了礼的本质。

 

孔子对当时人们片面追求礼仪而忽视礼义的现象,感叹道:“礼云礼云,钟鼓云乎哉!乐云乐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又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实际上,重视礼仪而忽视礼义,正是所谓礼教“虚伪性”的根源,而这正是孔子早已注意到并极力反对的。对于“虚伪”之恶,孔子早已有所察觉和批评。他说:“乡愿,德之贼也。”根据后世的训释,所谓乡愿就是那种好好先生,这种人表面上彬彬有礼,但是却毫无原则性和真诚的情感,是虚伪的表现。孔子认为,这种人是道德修养的蠹虫。《论语·公冶长》记载:“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这种虚伪实际上就是在破坏道德。因此孔子对那种“巧言、令色、足恭”(《论语·公冶长》)者十分不满,以为是“可耻”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孔子不重视礼仪,只不过他更强调礼的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他指出,“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虽然并不是针对礼而发,但是却可见其对礼仪与礼义之完美结合的追求。

 

与此同时,孔子本着“时中”的中庸主义立场,对礼也主张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和地域的特点进行“因革损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虽然是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但是对于古代文化也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根据时代需要而有所取舍,所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是也。他更反对泥古不化地遵循古礼,因此他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礼记·中庸》)

 

孔子对礼乐文化的认识,对礼教的重视,尤其是对礼仪与礼义即礼乐的形式与内涵统一的追求,对礼乐进行因革损益的思想,都给今天的我们以启发。如何能够发挥礼乐的教化功能,促进人的道德的提升,使当下的中国人的教养有所改善和提升,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正是我们所应该思考的。

 

 

儒家的礼乐教化首先在培养一个人的教养,进而促进社会的有序化,最终达致社会的和谐。在这一方面,孔子就是典范。礼乐教化之价值,完全可以从孔子身上体现出来。孔子完全是礼乐文化熏陶出来的人物,他身上无时无刻不表现出礼乐的精神。孔子的弟子这样描绘老师的形象:“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论语·子张》)“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而《乡党》一篇更是可见孔子身上散发着浓郁的礼乐气质馨香,其一举手、一投足,都符合礼乐的精神。

 

公民是社会的细胞,个人的素养问题关涉到整个国家、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对于当下公民的教养问题,或曰素质修养,人们大都会表示一种担忧或不满。一个“礼仪之邦”居然成了令人讨厌的没有文明教养的国度。正如《诗经》所讥讽的那样:“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而孔子早就说过:“不学礼,无以立。”人们在缺失礼乐教化的条件下,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了道德修养,从而使“富裕”与“文明”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张力。人们呼唤一个“富裕的中国”更要进一步发展为“文明的中国”。其实,之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与百余年来对传统礼乐文化的打击有关,尤其与“文革”的破坏有关,更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

 

文革时期,把传统礼乐文化都当作复古、倒退、反动的东西打碎了。而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大量传入,此后,以“个性”、“自由”为名,将礼貌、礼节视为“虚伪”、“束缚”、“枷锁”,一切礼仪、一切文明都被认为虚伪,而粗俗、无礼成为一种追求。同时,正如《管子·牧民》上所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教养的缺失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不过,人们所重视的还大多限于礼仪层面,而对于礼的内涵和精神则往往疏于理解和把握。

 

针对当下的国民教养问题,可以发现儒家传统的礼乐教化思想依然可以发挥作用。今天固然需要“新礼”来适应现代社会,礼乐文化在形式上自然需要“因革损益”,根据时代特点予以扬弃和革新。不过“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7页。],因此新礼乐的确立,也必须从传统礼乐所蕴含的深邃精神中汲取营养,因为其于塑造国民的民族认同,提升国民的个人教养,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皆具重要价值。

 

我们知道,儒家礼乐教化的根本精神,可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如果没有了敬作为灵魂,则礼乐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其流于虚伪则是必然的。因此,礼仪的教育固然需要,但我们应该更强调和重视礼义的培养。

 

敬是礼的最根本的要求。《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礼记·曲礼》开篇即云:“毋不敬。”范祖禹解释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打开《论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敬之重视。子张向孔子问“行”,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季氏》)言行是人内在德性的外在表现。言之“忠信”、行之“笃敬”,其实都来自于内心的“敬”。需要注意的是,在孔子、儒家那里,敬包涵两层意思,一是外在的恭敬之行;一是内在的敬畏之心。故训有云:“恭在貌,敬在心。”内在的敬畏之心是外在恭敬之行的根基所在。即以孝为例,《论语·为政》上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今天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孝,所行的孝便仅仅停留在“能养”的层次。缺乏敬意的孝道,又怎会带给父母幸福快乐?

 

敬的观念,源于古人的“忧患意识”。郭沫若说:“敬者警也,本意是要人时常努力,不可有丝毫的放松。”[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6页。]那么,为何要警惕?警惕什么呢?我们知道礼起源于祭祀,因此礼首先表现为对神灵的警惕和敬畏。这种敬神的观念逐渐发展演变,在西周初期出现“敬天命”、“敬德”等观念。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正是古时传统的延续。此处所谓“畏”,非畏惧、惧怕之义,而是敬畏之义,是指由敬重而生发的“惶恐”、“怵惕”之感。这种“惶恐、怵惕”之敬畏感,即是人类自觉己身之微渺而生的谦卑之心,自觉德业之重大而有的责任之感。人知谦卑,而能自尊尊人;人知责任,方可自弘弘道。儒家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在这一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因此,“敬”一直是儒家所强调修身之本。敬,与恭、畏等义近,可导出谦、让、谨、慎、勤、俭之德;与忠、信等义通,可引入真、诚、和、谐、美、善之境。因此,敬之于修身,其义大矣哉!

 

敬畏是一种心态、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一种信仰。古人祭祀社稷,是对天地的敬畏;祭祀山川,是对自然的敬畏;祭祀祖先,是对生命的敬畏;祭祀孔子,是对圣哲的敬畏。在古代民间,还有一种“敬惜字纸”的风俗信仰。古人认为,糟蹋字纸,就是对圣人和文化的亵渎。据《燕京旧俗志》记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表现了人们对文化的虔诚与尊重。正是这种处处心存敬畏的传统所铸就的文化命脉,成就了中华文明之屡经磨难而绵延不绝。

 

礼虽然源自祭祀的敬神敬祖,但更主要的在于人际交往,其原则就是“自卑而尊人”,对交往对象的尊敬。《礼记·曲礼》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自卑不是卑躬屈膝的意思,是一种谦和、谦恭、谦让。比如我们提倡公交车或地铁上为老弱病残幼让座,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个人付了车票自然应当有座,这是权利;但是礼却要求尊敬长辈,爱护弱势群体,应当让座。这是人类道德的要求,是一种美德,体现了人的生命高贵。

 

“敬畏之心”不可无!宋儒说,敬之一字,聪明睿智皆由此出。现代人之虚妄、放肆、怠慢、鄙诈,必待“敬”而后去,真实、谦卑、勤俭、宽和,必待“敬”而后至。重新唤醒早已失落的“敬畏之心”,“言忠信,行笃敬”,才是我们通向美好未来的康庄通衢。而这都需要我们重温儒家礼乐文化的真精神、真内涵。

 

参考文献:

 

[1] 鲁迅.狂人日记[A].鲁迅全集[C].(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7.

 

[2] 吴虞.吃人与礼教[A].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孔[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4、85.

 

[3]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8:11.

 

[4] 江净帆.论传统礼教的工具性与虚伪性——兼论当前礼仪教育的价值取向[J].道德与文明,2011(2).

 

[5] 贺麟.文化与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 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4-15.

 

[7]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A].郭沫若全集·历史编[C].(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36.

 

[8]邹平林.道德滑坡还是范式转换?——论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困境及其出路[J].道德与文明,2011(2).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