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辉纯】论王阳明心学之“心”的伦理内蕴及其现代价值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6-03-21 12: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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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辉纯

作者简介:欧阳辉纯,1976年2月生,男,湖南省永州市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现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贵州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广东肇庆学院厚德书院特聘教授、云南省道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广西伦理学会第五届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儒学和中国哲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厅级项目7项。在《孔子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齐鲁学刊》等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要著作有《传统儒家忠德思想研究》(2017年)《中国伦理思想的回顾与前瞻》(2017年)《理念与行为的统一:中国伦理思想论文集》(2015年)和《朱熹忠德思想研究》(2018年)等。

 

 

论王阳明心学之“心”的伦理内蕴及其现代价值

作者:欧阳辉纯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十三日壬寅

           耶稣2016年3月20日


 

摘要: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者,其心学的伦理内蕴主要有:“心”是道德本体,是“良知”;是自我呈现,是道德自觉;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是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反思王阳明的心学,对培养现代社会有“心”的公平、正义、良善之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心学内蕴;心学价值

 

王阳明(1472-1529),浙江余姚人,心学集大成者,是明代“自性之学”的真正创立者。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被称为儒学“第一完人”。他在心学上的贡献,为世人所称颂。本文意在探讨王阳明心学的主要伦理内蕴及其现代价值。

 

一、王阳明“心”的伦理内蕴

 

王阳明心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汲取和综合了传统儒家的“心”思、禅宗的“心”境和道家的“心”本等理论发展的结果,其心学伦理内蕴包括道德本体、道德自觉和道德境界三个方面。

 

(一)“心”是道德本体,是“良知”

 

著名学者赖永海教授认为,王阳明心学的产生,一方面是陆九渊“心学”的继续,另一方面是朱陆合流的产物[1]192。所以,在内容上,王阳明心学比陆九渊的心学要丰富,体系要完备。王阳明心学之“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心”是道德本体,是“良知”。这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心本论的思想。

 

“本体”一词并不是舶来品,在王阳明著作中曾经多次谈到[2]26。王阳明说:“至善是心之本体”[3]2,“意之本体便是知”[3]6。还说:“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3]109“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3]104这里的“本体”主要指道德本体,即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道德原则、道德秩序等都是由心之“本体”阐发和呈现出来的,是构成人类道德世界的“总目”。

 

那么,什么是“心”?首先,王阳明认为,“心”是道德本体,是万物的主宰。王阳明说:“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3]238“心”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总体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他说:“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苟尽吾心以求焉,则不中不远矣。学也者,求以尽吾心也。”[3]891除了“心”之外,外在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所以,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3]175

 

其次,王阳明认为,“心”即“理”。这是继承了宋代“理”学的思想。宋代理学家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4]30,“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4]33。朱熹也说:“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5]3126还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5]114王阳明沿着宋代理学的路径,将外在的“理”与内在的“心”联系起来,提出“心”就是“理”,“心”与“理”是统一的,都统归于“心”。王阳明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3]2还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3]2-3王阳明把“理”统摄在“心”的范畴之中,调和了“理”与“心”的二分说,彰显了“心”之道德本体的价值。

 

最后,王阳明还认为,“心”指道德主体的认识功能,不是指人身体具有生理功能的心脏器官。他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3]138人身体的主宰是“心”,不是人的“身”主宰人的“心”。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3]6-7人身体的运动,不是身体本身在支配自己,而是人的“心”在支配,是人“心”成为人“身”的主宰。王阳明说:“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3]101

 

但是,王阳明在谈到“心”的时候,有时不用“心”这个概念,而是用“良知”。通常情况下,王阳明是把“良知”和“心”等同起来[2]26。王阳明说:“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3]212“良知者,心之本体。”[3]69他曾经明确地指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3]5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心学”也可以说是“良知”之学。“心”同“良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两者可以互换。既然王阳明的“心”就是指“良知”,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良知”之外就“无物”、“无事”、“无理”、“无义”、“无善”。“良知”就够成了宇宙和自然秩序的根本特征和根本法则[6]26。

 

总之,王阳明将“心”提高到道德本体论的高度,一切外在的“理”和身体的“视、听、言、动”等行为都是受“心”的控制和支配。他用“心”调和了外在的“理”(“天理”),使得宋代程朱理学之“理”和陆九渊心学之“心”综合成王阳明新的形态的“心学”。这种综合使得王阳明心学体系变得异常缜密和严谨,从而构建了其庞大而影响深远的心学体系。

 

(二)“心”是自我呈现,是道德自觉

 

王阳明心学之“心”不仅仅指一个包括宇宙万物和人本身的道德本体,而且具有道德主体和道德自觉的伦理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心”表现在人性的觉醒方面。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3]85“心”是道德主体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和尺度。如果道德主体之“心”认为不对,就算是孔子这样的圣人说的话也应该怀疑。他通过对人“心”的张扬,“大胆否定权威的思想,对当时冲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局面,营造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6]176后来的泰州学派李贽等人思想的产生,无不与此有关。因此,从这里我们看出王阳明是通过“心”学的展现,来彰显人的道德主体和人性的觉醒。

 

其次,王阳明心学之“心”表现在对职业的觉醒方面。中国古代认为,士、农、工、商“四民”中,士排在第一位,最受压制的是商人。尽管商人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商业贸易,获得了财富,但是在王阳明之前,中国的商人一直处于受压制的地位。重农抑商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思维习惯和政治手段。商人尽管在财富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在“四民”之末。例如,在科举考试中,凡是商人的子弟就没有资格参加。王阳明心学认为,每一个人只要寻找到自己的“良知”之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所以王阳明说“满街人是圣人”[3]132。既然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现自己的“良知”之心,那么每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应当是正义、善意和平等的。自然,作为商人也与其它的士、农、工等“三民”一样,应当得到社会和广大民众的认可。正如王阳明说的,这四民虽异业,但“道”是相通的。他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3]1036-1037王阳明曾经还主动为商人写墓志铭。这些说明,王阳明心学之“心”彰显了人的职业道德主体和职业道德自觉。

 

最后,“心”的自我呈现和道德自觉还表现为,人对外在世界的把握和掌控,人成为自己和自然的道德主体。王阳明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3]13还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3]238王阳明把“心”作为人把握世界的主体,外在的世界因为人“心”的存在而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

 

《传习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3]122“花”作为外在事物,“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并不与人相干。但是此时“在深山中自开自落”的“花”并没有意义和价值。只有人的“心”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才彰显“花”的价值,这种价值自然是人“心”的价值。在王阳明心学看来,世界是因为人“心”的存在才显得有意义和有价值。所以,他说:“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然后知斯道之本无方体形象,而不可以方体形象求之也;本无穷尽止极,而不可以穷尽止极求之也。”[3]298

 

总之,王阳明的心学之“心”体现了人的道德自觉和人的道德的自我呈现。无论是人本身、人类社会,还是人的职业或外在的物理世界,都是因为人“心”的存在而显得有价值和有意义。

 

(三)“心”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是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

 

王阳明认为“心”是“吾性自足”,这是从朱熹的理学和佛学与道家发展而来。这里我们通过对这三者的比较来展开阐释。

 

朱熹理学之“理”和王阳明的“心即理”之“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一脉相承的。朱熹认为,“理”是万物存在的起源和总体法则。他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5]114还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5]114这里“理”成了人文自然界的创造者。不过,学术界一些人在理解朱熹把“理”作为自然界的创造者的时候,往往将朱熹的“理”理解为纯自然的创造者。其实,朱熹说“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这“发育万物”即自然界,不是指我们生活在“自然”界中纯自然的自然界,不是指太阳东升西落、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自然循环的那种“纯自然”的“自然”。朱熹说“理”创造的自然界是具有人文精神的自然界,是人类经过主体精神参与的自然世界,是人文精神和物质自然界的混合物。这些才构成朱熹所说的人文自然的天理世界。这是我们在理解朱熹“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天理观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的。朱熹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会愚蠢到会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理”,去解释和创造一个纯自然的自然界。这种用今人的观点去任意解读先人的做法,值得商榷。

 

朱熹不仅认为“理”构建了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自然世界,而且“理”还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即人类社会的“三纲”、仁、义、理、智、信等道德法则也是“理”的呈现。他说:“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7]4618还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5]867他概括说:“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7]633-634因此,朱熹的“理”是包括了一切人文自然、人类社会道德秩序和社会运动的道德法则。它体现的是人的内在本质和主体对自然、社会和生命的把握[8]12。总之,王阳明在谈到“心”作为人文自然现象的内在本质的时候,与朱熹讲的“理”两者是指同一个对象,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时,在人性的追求上,两者都是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这也是两者相通的地方。

 

但是,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王阳明指出朱熹最致命的理论弱点就是他将“心”和“理”完全隔离起来。即“心”不等于“理”。朱熹认为,“理”是纯善的道心精神的体现。朱熹认为,“心”分为“人心”和“道心”。“人心”成就人的私心,“生于形气之私”[5]2012。“道心”是“性命之正,然后使那万物各正性命来”[5]984。“道心”才是纯善的。

 

王阳明不满朱熹将“心”分为“人心”和“道心”,因此,他改造了朱熹对“心”的理解,直接认为“理”就是“心”。“心”本身就是纯善的、正义的和公正的。世界万物的一切都无法摆脱人的主体之“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心”就是自我满足、自我圆融、自我呈现、自我超越。这是“心”之“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一个重要体现。

 

王阳明“心”指“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从修正佛老的观念得来的。佛教是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至隋唐蔚为大观,出现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三论宗、密宗等众多的派别,可谓是佛教的“百家争鸣”时代。但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是禅宗。禅宗强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和其它宗教一样,他们“并不关注如何认识世界,以满足外在需要的问题,不关心世界观、宇宙论的问题,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较小。唯有对禅修的方法极为重视,探讨、辩论和创造甚多,棒喝、机锋、公案、古则、话头、默照,甚至呵祖骂佛等教学方法和参禅法门,令人目不暇接,而这形形色色的禅法,都是从心性思想发挥出来的种种机用。”[9]295这种修身的方法,其实是为了自我道德修养的提高,是自我修持的体现,是一种自我道德圆融的方法。

 

王阳明心学“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汲取了佛学修身养性的一面,批判了佛教放弃人伦的社会担当。王阳明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3]112但是儒学的修身养性是为了社会的担当,王阳明说:“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3]112因此,王阳明心学中的“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追求是人的主体在社会担当中的自我修持和修行。这是王阳明心学与佛学相区别的地方,也是王阳明心学引起人们斥之为“阳儒阴禅”的原因所在。

 

老子的学说,追求“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主张人应当摒弃外在一切的物欲和人欲,“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则无不治。”[10]14-16老子的这种“无欲”说,其实“并非要彻底灭除人欲”[11]194,而是要人们回归人的本身,按照自然法则,顺应自然法则生活,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10]309。同时,老子还主张人们应该放弃一切仁义道德和功利之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0]75,回到澄明透彻的“赤子”状态。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0]72-73还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10]152这种“见素抱朴”和“绝仁弃义”的修养观放弃了人对外在世界的探究,是人性内在修养的一种体现。所以,王阳明说“至于老子,则以知礼闻”[3]950,但是毕竟是“独其专于为己而无意于天下国家”[3]950,与“夫子之格致诚正而达之于修齐治平者之不同耳”[3]950。与其这样一心“为己”,不如“遗弃声名,清心寡欲,一意圣贤”[3]209。

 

总之,无论是佛教还是老子都主张自我修养的圆善,但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放弃了人应该在社会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王阳明的“心”学之“心”追求“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这是一种极高境界的道德修养。它汲取了佛教和老子的思想,其伦理内蕴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是追求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自我圆满。在王阳明看来,道德主体的自我圆满和自我修持,不是依靠外在的道德体验,而是道德主体自我提升。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的追求,是道德主体回归道德主体内心的一种体验。前文提到,他有一次和友人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3]122他这样回答,不是说花不存在于人的外在世界,而是在表达人的主体世界是否已经把握了外在的客观世界。很多人在谈论王阳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心学观时,往往认为王阳明是忘却了外在客观世界,只是纯然地回归人的本心,自我追求,自我满足、自我圆善。如果是这样,就很难理解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观点。因此,这就涉及到了王阳明心学“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第二个方面,即人“心”对外在世界的把握。

 

其二,“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修正了佛教和老子放弃了人在世界中的担当和责任的不足,强调了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强调人在追求道德价值和道德境界时就应当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做到“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才能“得本心”,才能达到人积极主动把握和达到外在的物理世界、人伦社会世界和人内心道德世界三者合一的道德境界。因此,著名学者赖永海教授在《中国佛教文化论》一书中说,王阳明“致力于‘格物穷理’,因不满于朱子的析心、理为二,转而出入佛老,又以佛老之弃人伦物理不足道,转而向自身心性,创立心学。”[1]191

 

总之,王阳明心学“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体现为道德主体自我内心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完善。这种“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心学内容,既不是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为两端,也不是像佛学和老子那样将人伦物理世界抛于脑后,而是在“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中,由道德主体自身来把握人伦的外在世界和人心的道德世界。这两种世界始终必须要道德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是人内在的道德之“心”和道德世界的黏合体。因此,在表面看来,王阳明的心学追求的是内心的道德修养与道德境界,其实却是对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双重把握”。在这种“双重把握”中,王阳明一直在力挺道德主体之“心”的存在和道德主体之“心”的弘扬。

 

二、王阳明“心”的现代价值

 

如前文所说,我们知道王阳明心学之“心”的主要内容,不仅体现在“心”是道德本体,是“良知”、是自我呈现和道德自觉,而且体现在“心”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是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在现代社会中,反思王阳明心学之“心”,我们就会问现代社会人“心”在何处?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一些失“心”之人处无处不在。反思作为传统的王阳明心学,对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升我们人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一些人在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拜金主义的影响下,在金钱、权力、名利等面前丧失了作为普通公民起码的道德良知和道德正义,甚至对自己制造的麻烦或犯下的罪恶无动于衷。有的暴力犯罪嫌疑人,在被审判的时候居然毫无悔意地说:“我喜欢杀人。”犯罪分子的邪恶是社会非正义一个典型的缩影。这些人无疑是丧失了道德良知之心,是对自我和他人生命的漠视和残忍。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3]6犯罪分子之所以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道德之心、良知之心、恻隐之心的缺失。这种缺失与其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家庭的稳定性、自我的意志力等有关。王阳明曾经非常自信地认为,“满街人是圣人”[3]132。这是儒家思想对人性、人心成贤成圣的一种自信。但是,现代文明发展至今,我们的科技水平可以将人送上月球,甚至可以克隆出我们期待的动物,如克隆羊,还可以对人的心脏进行移植。但是,人的犯罪程度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变得比冷兵器时代的古代更加嚣张、邪恶和恐怖。现代文明造成的现代灾难,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深思,而加强传统道德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尤其是优秀儒家道德文化(自然包括王阳明的心学),无疑对我们建设现代社会的道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处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应当摒弃对传统文明的自负和傲慢,要摘下“极左”和“极右”的文化有色眼镜,认真对待经历过几千年历史长河洗礼而流传至今的一点点传统文明和传统道德。美国著名学者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生动而严谨地论述了传统对现代的价值。他认为,传统是现代文明的保证,也是现代人们生活质量的保证。王阳明心学之“心”的价值,让我们感到人性的自信和崇高。其整个心学体系用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让人成为一个善人,成为一个人自己应当成为的那种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心学之所以是心学,就是让人懂得‘正人心’、‘明学术’和‘破心中贼’”。“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是明伦之学,孩提之童亦无不能,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3]282-283

 

要达到学为圣贤,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要成为公平的、正义的、有良知之心的善人,王阳明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方法,如“致良知”、“省察克治”和“知行合一”等。但是,最根本一点还是要一个人立志成为圣贤之人。他说:“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3]290有了成为圣贤之志,人就能克服成长过程中的困苦和艰难。王阳明说:“怠心生,责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责此志,即不懆;妒心生,责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责此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志,即不吝。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3]290这样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能成为自己应当成为的那样的善人,如此则“人人自有,个个圆成”[3]36。

 

总之,文明发展至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王阳明心学跳动的“命脉”和活生生的画面。今天是过去的延续,现代道德文明是过去道德文明的发展。我们从王阳明心学的考察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其在现代社会中鲜活的价值和意义。一言以蔽之,失去道德之“心”的现代人,将会陷入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甚至有的人不愿自拔,甘愿自我沉沦,而拯救那些失去道德之“心”的现代人,王阳明的“心”学无疑是一剂道德文化良药,值得我们长久地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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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