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辉】为什么说武王伐纣是“诛一夫”?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6-04-11 12: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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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辉

作者简介:罗辉,男,西历一九六八年生,江西吉安人,现供职于吉安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为什么说武王伐纣是“诛一夫”?

作者:罗辉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初五日

           耶稣2016年4月11日癸亥

 

 

 

孟津会盟之后,过了两年,武王听说商纣更加昏乱暴虐,杀了王子比干,囚禁箕子,而太师疵、少师彊抱着他们的乐器投奔周国。于是武王向所有诸侯宣告说:“殷纣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1]于是遵循文王的遗志,武王载着他父亲的木牌位,追尊谥号为文王,率领战车三百辆,虎贲猛士三千人,战士四万五千人,向东去讨伐商纣。伯夷、叔齐听说武王要率领各路诸侯进军讨伐商纣,连忙跑来武王军中,拉住武王的马缰绳劝谏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2]武王自然不为所动,继续进军。武王平定殷的祸乱后,天下人都归顺周国,而伯夷、叔齐认为这很可耻,坚守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采野菜果腹。将要饿死时,作了一首歌。歌辞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噬徂兮,命之衰矣!”[3]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伯夷、叔齐虽然是孔子所称许的仁人,他们却以为武王伐纣为不仁不孝、属于以暴易暴的行为。而孔子对此事则与伯夷、叔齐观点相反,夫子在周易革卦彖传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4]在《中庸》一书中孔子又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5]“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6]而孟子更是对于武王伐纣是大加称许的,认为武王伐纣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7]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大仁是大义是为天下人伸张正义。

 

按说这一历史事件的是非曲折已经由孔子和孟子下了定论,没有什么好议论的了,可是我们看到在汉景帝朝廷对中又出现了对此一历史事件性质的争论,最后以景帝很暖昧的心态结束讨论: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日:“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桀、纣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8]

 

“是非之心”为人的四端之一,武王伐纣为诛一残贼独夫已成历史定论自不必待言,并不会因为景帝或黄生等类人物的回避或强辩而其正义性发生改变,但为进一步澄清是非,笔者有意对此一历史事件的定论——武王伐纣为“诛一夫”加以论证。

 

一、什么是“王”?

 

对于有关“王”的含义,可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象国王、皇帝,他在中华文化中是有其规范、固定的意思。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9]这里面所讲的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天下所归往”之义,即指的是人心向背问题,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民意问题,指凡是得到了天下人的民心才能够称为王。比如在商朝之前时代,尧之所以拥有天下,是因为尧克明俊德——亲睦九族——昭明百姓,最后“协和万邦”;舜帝之有天下,也是以天下人心归往为标志:“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子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10]禹和夏启之有天下亦然。到商汤时的王天下,虽然动用了武力,也是天下民心所向:商汤“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11]之所以商汤以武力伐桀大得民心,是因为夏桀灭德作威,戮虐百姓,以至人们恨桀达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12]的地步。

 

王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参通天地人,即指作为王本身所具有的品德、能力必须能够参天两地,用《中庸》的话说就是其至诚通神,能尽人之性以至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3]体现在王者的身上,如尧帝“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14]舜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15]“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16]“禹闻善言,则拜。”[17]“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18]“汤执中,立贤无方。”[19]“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20]这都是讲夏商及之前参通天地人三才的王者的人格特征。

 

二、商朝进入纣的统治,纣已自动失去“王”的资格

 

历史到了商朝,商国的圣王及圣贤为了保持其治理天下的长治久安,制定了一系列祖宗法度。比如《汤诰》中汤王说:“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21]在这里商汤与诸侯立下规定:各诸侯谨守常法,不要追求安乐;诸侯有善行,王要予以奖赏;王者有罪过,不能自我宽恕;诸侯有过失,王者先要从自身找原因。《仲虺之诰》说:“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22]“佑贤辅德,显忠遂良。”[23]“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24]在这里则是师保对王的训词,要求王要做到:不能沉湎声色,不能追逐财物;要奖罚分明,要待人宽厚;要改过不吝,要彰信于民;要信用贤德之人,表彰忠贞之士;要日日进德修身,不能刚愎自用,时时把住中正之道,处处要用礼法来治理天下。等等。

 

而商朝的帝位传到武乙时就脱离了祖宗法度,不施德政,行为邪僻无常。史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25]殷商本是非常重视天帝信仰的朝代,而到了武乙手上,居然如此放僻邪侈,行为乖张,简直莫名其妙,为朝廷百官和国人唾弃。果然帝武乙恶报来了,在其游猎于黄河和渭水之间时,天上打暴雷,将其击毙。“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26]

 

商政权传到纣王手上后,更是与祖宗的法度背道而驰,真正进入暴虐的统治时代。商纣王自恃“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27]随心所欲,肆无忌惮。

 

生活荒淫无度。“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28]为了满足其无穷的欲望,“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29]

 

残酷滥用刑法。“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30]

 

迫害宗室大臣。西伯昌、九侯、鄂侯作为三公之尊,稍不顺其意就残忍对待。“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31]微子启是商纣的庶兄,比干、箕子纣受的叔叔,纣受对他们是剖心、是放逐、是囚禁。“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32]比干强谏,“剖比干,观其心。”[32]“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33]

 

大肆任用佞臣和邪恶之徒。“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34]“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35]这样一来,商纣的朝廷成了邪恶的会聚之所,成为罪恶的策源中心。

 

中国在商朝及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天道信仰,商朝还重视着鬼神信仰。商汤在其率军讨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36]其后又曾发布诰命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祗。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37]在《尚书•商书》其他篇章中如《仲虺之诰》、《伊训》、《太甲》等几乎每个篇章中都说到关于天道和鬼神的信仰。而商朝至武乙就抛弃了信仰,僇辱射杀天神,这也就以自己的世俗权威取代了对于天道和鬼神的信仰。到了纣在位时,这种狂妄达到了无以复加地步。“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38]“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郊社不修,宗庙不享。”[39]贤臣祖乙以天命劝谏商纣,商纣妄言说:“我生不有命在天?”[40]以其荒淫无度的放诞行为当作是天命,等于是将其世俗的权力、肉欲的追求当作其所谓的天命信仰,进而与其祖宗规定的天道信仰和鬼神信仰背道而驰,所以自然而然地商纣也就完全抛弃了各种祭祀活动,包括对祖宗的祭祀活动。这种观念和行为也加剧其追逐个人物质性的欲望。我们也看到,商纣纵然是到了临死的时候,还不忘把宝玉都盖在身上,自焚而死,简直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显然,在商纣的观念里,只有物质和物欲,而没有其他,更没有任何人,应该也是导致其无限追求物欲和统治残暴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41]这就是王,商纣与此观念彻底相反,完全成了一个唯欲唯得是图的民贼独夫,此种人何以能称王,何以能为臣之君上?事实也是如此,天下各诸侯纷纷与商纣远离而去,商纣的亲戚大臣为保性命也不得不纷纷逃离,商国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西方的周国在诞生新王

 

远在西方的周国即西歧早已经不断地强大起来,周的始祖是后稷,与舜禹是同时代人,教民播种百榖,功业差堪与大禹相比,帝舜时封为诸侯。传位传到商朝时代的季历时,季历遵循他父亲古公亶父遗留下的治国之道,忠实地施行仁义之德,四方诸侯都来顺从他的德教,隐然有天下共主的气象。《毛诗正义》说:“(周)始祖后稷,由神气而生,有播种之功于民。公刘至于大王、王季,历及千载,越异代,而别世载其功业,为天下所归。”[42]由于王季在诸侯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商帝乙封季历为西伯侯。《诗经》所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就是讲述大王、王季之事,“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德受此赐。”并认为《尚书》中说到时文王称之为西伯,应该是继承了父亲的功业。[43]

 

西伯侯王季传位给儿子姬昌后,姬昌成为新王,是为周文王。古公亶父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季历生下儿子姬昌,古公认为此子有圣瑞,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44]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知道古公想传位于季历,这样就可以让季历顺利传位给姬昌,于是兄弟两人逃亡到南方荆蛮一带,文身断发,以让国于季历。这就是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称赞泰伯“三以天下让”的故事。季历逝世后,姬昌正式继位,人称为西伯,后称之为文王。文王继位后,果然不负历代先君所望,“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45]

 

此时已是到了商纣统治时期,西伯侯在商的朝廷中也已经是三公之尊了。由于西伯侯在诸侯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天下人心越来越向着周国,崇侯虎于是在殷纣面前煽动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46]于是商纣借西伯不满其醢脯其他二公九侯、鄂侯之事,将西伯囚禁在羑里。此时,西伯与商纣的君臣之恩义已经彻底断绝。到了战国时代的孟子都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47]更何况是在分封建国的封建时期,做为天下共主之王治理天下依靠的是王者“参通天地人”的伟大品格,以及使“天下所归往”的心悦臣服的民意。然后我们看到西伯侯确实有着一颗伟大的仁爱之心,他被他的部众营救出羑里后。为了能请求纣废去炮烙等酷刑,将洛水以西之地的封地献上。同时,西伯出被羑里后,也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即商纣王赐给了西伯弓箭斧鉞,使他从此有了征伐之权。

 

西伯回到西岐以后,天下诸侯更加归心于周国,《史记》继续记述道:“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48]同时对暴虐无道的外族犬戎、诸侯如密须、耆国、邘等进行征讨,并讨伐崇侯虎。接着在丰邑营建新都,将都城从岐下迁徙至新都丰。从《史记》记述到这里来看,西伯应该迁入到新都后已成为了事实上的新王。“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49]西伯在位时应该没有自称为王,孔子也曾经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50]应该就是讲文王之事。包咸说:“殷纣淫乱,文王为西伯而有圣德,天下归周者三分有二,而犹以服事殷,故谓之至德。”[51]然后从事实的角度,文王虽然没直接称王,但事实上天

 

下诸侯以王视之。

 

西伯的逝世,司马迁以“崩”称之,肯定了西伯这事实上的王。从司马迁记述的顺序来看,是西伯崩逝,太子发立,是为武王,谥西伯为文王,接着“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52]至少以此为标志,天下至此明确诞生了新王,故《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

 

四、武王伐纣是诛一夫而并没有灭掉商国

 

如果说文王曾经在商纣朝廷还做过三公,存在着君臣式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话,那“文王三分天下有二犹以服事殷”则是因为人家文王有着至仁之德;而周国到武王继位时,武王则与商纣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相反商纣于武王还有辱父之仇。所以,武王继承文王之位后,就彻底与商纣的所谓君臣关系决裂,是大仁大义,是仁者能好仁能恶仁的表现。史书上说武王继续遵循文王的遗业,则武王讨伐商纣,也是继承文王的遗愿。在《尚书》中,武王这样说:“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53]

 

然而并不是说武王继承了文王之位,继续光大文王的德业,武王就能成为天下共主,因为这还需要天下各诸侯国的认可。怎么办呢?由此我们来看孟津之会。武王即位后第九年,率领军队,用车子载着文王的木主牌位,自称为太子发,向东方进军,作出向商纣讨伐的姿态。武王的这一举动,天下诸侯纷纷响应,史载率军到达孟津来追随武王讨伐商纣的诸侯有八百位。孟津会盟,诸侯们都认为此时正可以攻打商纣,然而武王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54]随即班师回去。

 

孟津会盟,诸侯们都认为此时正可以讨伐商纣,《史记》中记载武王一句话回应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然而事情难道就在这么简单?我想应该不是的。这样一个大盟会,我想武王自然要作一番场面宏大的演说,也一定召开了各诸侯王的大会,对此时讨伐商纣的利弊得失以及可行性作了一番深入的讨论。因此,武王的认为此时暂不可伐纣一定给了让各诸侯们心悦臣服的理由,而不是一句简单的“女未知天命”所能涵盖,“女未知天命”应该仅是一句相对于广大兵士和民众的一句浓缩的结论性回答。那么展开来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八百诸侯会师盟津,这个时侯要讨伐商纣应该有足够的力量,但是不是仅仅靠着力量就意谓着可以称王呢?显然对于武王来说关注点不能仅仅于此,不能说谁的力量强就可以讨伐谁。那么武王此时考虑的应该是此时该不该讨伐商纣的问题。我们知道,要作为王者之师,要讨伐敌人,必须要做到以至仁伐至不仁,“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应该是当时人们的共识。由此我们来看,此时是否可以向商纣开战呢?答案对武王来说是否定的。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此时在商纣的朝廷还有不少仁人贤士,有被孔子称为“三仁”的比干、箕子、微子,还有太师疵、少师彊等贤人在朝。如果武王此时率领八百诸侯联军攻打商国,就很有可能遭到这些仁人贤士组织商国民众的顽强抵抗,这样一来,商国在很大程度上其抵抗就具有了很大的正义性,战况也可能非常残酷,结果这场战争对武王他们来说纵然是赢了,赢得也不是堂而皇之,商国志士们也只能是个玉石俱焚的下场,这必然是仁义之师所不为的。我想,这也是当时武王能够让天下诸侯心悦臣服的最大理由,也为以后能够更好地召集天下诸侯讨伐商纣奠定基础。所以依此说来,盟津观兵,给武王带来最大的收获,是武王成为天下共主得到天下各诸侯国明确认可。

 

盟津观兵后两年,微子离开了商都,箕子被纣囚禁为奴,比干因劝谏被商纣剖心而死,太师疵、少师彊抱着他们的乐器逃离商都投奔来到周国,朝廷已经没有任何正人了,商国上下完成陷入罪恶与混乱之中。正如父师与微子的对话所云:“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牷牲用以诏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乂雠敛,召敌雠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55]商纣至此可谓恶贯满盈,武王已知此时天命已到,不得已而奉天讨伐,于是遍告诸侯,于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再次会师盟津。十二年二月甲子日清晨,诸侯联军达到商都郊外的牧野,武王举行誓师大会,历数商纣罪行,发动牧野会战。商纣虽临时纠集了七十万乌合之众,但都没有与联军作战的心思,与武王军队一触即溃,并且纷纷掉转武器来攻向商纣。商纣仓皇逃遁,逃回商都城中,登上鹿台,把宝玉都盖在身上,自焚而死。

 

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看到,双方真正的作战仅仅持续了一天,“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56]即第二天,就开始打扫战场。由此可知,武王伐纣,双方牺牲的人员并不是很多,是真正实现了以至仁伐至不仁,“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然而我们在《尚书》中看到:“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57]这个记载似乎自相矛盾:既然商纣的军队没有作什么抵抗,又哪来的“血流漂杵”呢?以至于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58]于此,余东海先生以为,此处所言“血流漂杵”是文学性描写语言,因为血具有凝固性质,不可能形成漂杵情况。因此我们也可以如此理解,《尚书》以“血流漂杵”来描写战争,是告诫人们要慎重对待战争,不能轻启战端。

 

牧野之战,商纣自杀,然而武王并没有灭掉商国,而是作如下处理:“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59]不但如此,武王还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60]就是到后来商纣之子武庚叛乱,周公东征后,也没有绝灭商国,而是“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61]直到战国时期,因为宋王君偃无道,才被齐、魏、楚三国一起攻伐而亡。

 

由此可知,武王之仁之圣如此!武王之诛商纣,乃是奉天之罚,以天下共主身份讨伐无道的独裁者,实乃诛一民贼独夫;伯夷、叔齐以为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以暴易暴,实乃不识时务的判断,属于邪知邪见!

 

【注释】

 

[1][44][45][46] [48][49] [52] [54] [56] [59][60][61]《史记•周本纪》

 

[2] [3]《史记•伯夷列传》

 

[4]《易经•革卦第四十九》

 

[5][6] [13]《中庸》

 

[7]《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8]《史记•儒林列传》

 

[9]《说文解字》

 

[10]《孟子•万章上)

 

[11] [22][23][24]《尚书•仲虺之诰》

 

[12] [36]《尚书•汤誓》

 

[14]《尚书•尧典》

 

[15]《尚书•舜典》

 

[16] [17]《孟子•公孙丑上》

 

[18] [19] [47]《孟子•离娄下》

 

[20]《孟子•尽心上》

 

[21] [37]《尚书•汤诰》

 

[25] [26] [27][28][29][30][31][32][33][34][35]《史记•殷本纪》

 

[38]《周书•泰誓上》

 

[39]《周书•泰誓下》

 

[40]《商书•西伯戡黎》

 

[41]《周书•泰誓中》

 

[42]《毛诗正义•小雅•鹿鸣之什•小大雅谱》

 

[43]《毛诗正义•大雅•文王之什•旱麓》

 

[50] [51]《论语注疏•泰伯第八》

 

[53] [57]《尚书•武成》)

 

[55]《尚书•微子》

 

[58]《孟子•尽心下》

 

另:本文写到有关《史记》记载的内容时,参考了《二十四史全译》之《史记》第一册。

 

罗 辉

时间:丙申年三月初四日

西历2016年4月10日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