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历史而开显未来

——姚中秋先生新著《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推荐

作者：罗辉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六月初七日辛未

          耶稣2020年7月27日

《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一部通过分析历史而开显未来的著作，书中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紧扣其最核心最显著的历史发展特质，提醒世人，尤其是中国人，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即中国作为强大的主体性力量，正在从方方面面改变着人类。

本书出版于2019年12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作者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著名儒家学者，本书酝酿于2012年，成书于2019年，书中的《后记》交代了此信息。

按照当前仍然在流行的全球历史叙述稿本，作者把四五千年来的世界文明总括为两大类型：中国，从中国往西的广义的西方，而于过去二百年来支配世界的欧美，则称之为狭义的西方。

所谓中国，亦可称之为中道之国，以地理位置则是位于欧亚大陆东端，按远古的大九州概念，仍是神州，为地球中央之地。中央之地属黄，居于此处之民则为黄种人，即中国人也。历史进入近5000年来，中国人在这块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土地上，“向来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从而塑造了中国人明显的‘生产偏好’”，人口自然繁衍、聚集，后来凭借其广阔地域和庞大人口，建立了生产型国家，开创了这连绵不绝的5000多年的文明史。

“5000多年中国文明演进的历史，可谓之中国成长的历史，其中有两个相互支撑的维度：规模周期性扩大，凝聚力持续增强。沟通这两点的就是中国政教所具有的涵化能力。”其中，“历史上确有周期性分裂现象，但总会再度实现统一，并每次统一总会带来规模的扩大、凝聚力的增强。”中国也因此缔造了历史中的西域天下秩序、东亚天下秩序、郑和下西洋与中国经济全球化、印太天下秩序与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

而西方受其地理条件限制，他们生活方式倾向于“从事游牧业，重视商业，重视金融业，只要可能，就进行掠夺、征服，以暴力获取利益，这构成了广义西方之基本经济、政治传统。由于这一经济形态，中国以西存在大量商业民族和商业国家，存在擅长劫掠、征服的民族，其国家也经常呈现为两种形态：居于支配地位的宗主国，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殖民地邦国。通过大规模征服所建立的大帝国也常控制商贸通道、收取商税作为其主要税收来源。交错运用商业、暴力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做法，在近世欧美各国身上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产生所谓‘战争资本主义’”。

因而西方的这种国家及文明形态，它是断裂的、散落的，一会儿看是强大无比，更多的时候是脆弱不坚。在欧洲，“在古希腊，希腊半岛分布数百个城邦，最大的雅典在鼎盛时期人口也只有30万人，面对波斯入侵，也只是建立军事联盟。中世纪在统一的罗马教会之下，世俗统治权同样是破碎的，直至近世欧洲也如此。其结果是国家间战争不断。1500年以来欧洲跟中国战国时代非常相似，其战争频率则更高。”“当然，在西方历史上某个时期会有某个城邦或民族拥有强大武力，乃向外征服，并通过征服强化其军事力量，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征服，最终统治广阔众多民族，即为‘帝国’，最著名为罗马帝国。以武力建立以武力维持。”

由此，作者在书中“把中国置于世界格局之中，以中国视野观察世界，由世界格局考察中国。通过文明的历史对比，探究中国文明保持其持久生命力、创造辉煌绩效之因素，揭示中国于清明中期开始丧失发展动力、逐渐落后于欧美之原因，探讨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艰难探索、走向复兴之机理，进而阐明中国可以更化世界、引领人类走向美善生活之大道。”

作者认为，中国给这个世界可以贡献的最为珍贵的中道智慧和能力，就是保持国家统一和超大规模之道。其中有四大比较重要因素：一是敬天，形成“一个天，多个神，诸神统于天”的格局，这是众多族群共同生活的人心基础。二是王政的大一统，王政“柔远能迩”“近者悦远者来”。西方各邦国普遍有明显的种族、神教之别，中国之王看天下只分远、近，所谓近就是已接受王者政教者，远就是未接受王者政教者。因此中国没有种族歧视、宗教压迫，各族群都可以被公平对待，也就可以融入中国。三是文教，即孔子删述的六经之教，张大敬天、仁爱、尊王、平天下之道。孔子文教不是神教，可涵容各种神教，从而形成“一个文教，多种神教，诸神教统于文教”的格局。四是“书同文”，基于敬天的信仰，中国文字以本是观乎天文而构造的象形文字发展成形意文字体系，文字与言语分离，不受言语之多样性和多变的影响，从而长期保持统一和稳定。而西方式帝国则放纵多元，一体化力量不足，缺乏中道的一体化力量。其一体化力量主要是一神教，难以兼容其他神教。西方的文明中心在历史上呈现明显的迁移趋势，即西方文明似乎一直在寻找“新大陆”，征服、殖民“新大陆”，以获得新资源，实现新发展，旧大陆则被抛弃。但现世界已无“新大陆”可征服了，其文明还有生机吗？

在这里，中国的天道信仰王政王制和礼乐教化、文字等等，都是中国圣人和圣王依天心、王心而建立，这也就是中国的六经之教——儒教，这在中国是独一份的。西方历史上也有圣人有先知，他们为世人也留下了成圣之道的圣经，也留下有治世的教诫，但却没有哪一个圣人成为圣王为世人制作系统的礼乐之制，其诸国治世之道，乃是各方势力争持之结果，属于不明之制度。中国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圣王开出的这种明觉制度——儒教，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无论如何变化，都一直受圣王明觉制度影响，这一点，唯是上天钟情于中国（神州）及中国人的地方，这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唯独特质。

世界历史已进入中国时刻，中国已在重塑世界。可是，很多人却至今未能看到这一点，委实是他们仍沉浸在近二百年来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泥淖之中，不愿中国正在悄悄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要日新其德。

我们确实是要承认，如今，或说二战以来的西方确实是发达的、文明的。但凡事皆有因果，西方二百年来的发达、文明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作者在书中也是明确说明了，是建立在以强政府武力加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这段历史不是久远，想来人人都可以查证。西方之所以有今天的所谓文明和发达，其基础是杀人、灭国、灭族无数、毁坏全球生态而获得资本积累进而宰制世界的结果，才得以它们表现出它那个“文质彬彬”的自由、民主、富强、文明。依因果而论，这种文明决定难以长久，那明显是一种有“原罪”文明，“文质彬彬”、“含情脉脉”的面纱一揭开，丑恶必定全面彰现。当然，谁来、谁在以何种方式揭开其面纱，天道自有其神妙，不是凡情能思议。

近世以来，与其说中国是在学习西方，不如说中国是在走向自我涅槃和新生之路。中国秦汉以后，已经不是圣王当位治理天下，儒教则成为了俗王家天下的意识形态，圣王留下的明觉制度也大打折扣，变得趋向于无明。俗王家天下利用儒教意识形态到后来越来越成为其私欲的工具，尤其到了满清一朝更是如此。晚清中国不断遭遇外来列强侵凌，致使越来越多士人提出并且向西方学习，以致提出儒教要“转轮”的口号，这其实也就是说明中国作为一个整全生命体本身是到了要走向自我涅槃和新生之路了。

此后中国作为原以儒教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虽然越来越衰落，以致形式上被知识界太多的人士所抛弃，但中国作为其生命机体本身并没有完全改变，无论是在晚清没落之时，民国军阀混战之时，经地缘为范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的中国躯体仍然坚持在风雨飘摇之中。

1949年以后，中国继续学习西方，也走向了西方强政府之路，以实现全面工业化，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以立足于世界战国之林。诚然，这其中的代价是巨大的，是在全国人民承受巨大压力、自然环境遭受巨大破坏的条件下而获得的，但相比西方诸强国建立在侵夺它国它民族的条件下而言，中国的强大则是自助自主而成。尽管中国在这学习西方过程中形式上进行了大力破坏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但实际内在于中国这块大地上及大地上的人民的文化特质并没有完全抛弃掉，而且这也不可能会抛弃掉的。甚至在社会制度的许多方面也不自觉地暗合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要求，比如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的土地制度，从封建时代的井田制到郡县制君主的授田制（均田制），到如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一脉相承。这就是所谓的自助者天助，更何况中国在随改革开放之时传统的主体文化已开始悄然复兴，近二十年来显在复兴的形势已是不可言喻。

世界历史已进入中国时刻，中国已在重塑世界。学界很多人不承认不认为这一点，就是不能将中国本身作为一个由古至今的生命体来看待，总是以分解的理性来差别地审视着正在“涅槃和新生”过程中的中国，自然就对这个过程中的中国有着诸多不满意的看法。而本书作者正以超迈的眼光总揽全球历史来回应这个问题，以期中国更多有识之士能放下滞留于时代的认知，从而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作出更好的努力。

2020年7月8日罗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