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马一浮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特点——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栏目:往圣先贤、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6-05-12 23:08:53
标签:马一浮
郭齐勇

作者简介:郭齐勇,男,西历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长为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守先待后》《文化学概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等。

马一浮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特点

———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作者:郭齐勇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初六日甲午

           耶稣2016年5月12日

 

大家晚上好!今天很荣幸到贵校“马一浮国学讲座”来讲马先生。贵校最有名的一位校长是竺可桢先生,竺校长曾在抗战军兴期间聘马一浮先生做国学讲习,马先生那个时候才出山讲学,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跟老师们、同学们汇报一下个人学习《马一浮全集》的一点心得。

 

马一浮先生是1883年出生的,1967年文革期间去世。他是浙江会稽人,他的字号大家都知道了——湛翁、蠲叟、蠲戏老人。应该说梁漱溟先生给马先生的挽词“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八个字,盖棺定论了,高度概括了马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风范。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先生即推崇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


学界对马先生的评价很多,我们只举了梁先生和贺先生的评价,约略可见学界对马先生的道德、学问、文章的推崇。

 

 

 

马一浮

 

一、马先生的人品与诗品

 

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大儒,我们看《马一浮全集》、《梁漱溟全集》、《熊十力全集》,会发现其中有些人,是相互都出现的。基本上他们三位老师和他们的学生,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所以这个特殊的文化群落,支撑着吾华道统,赓续着往圣绝学,孕育了现代儒学思潮。


三先生所当担的历史使命,所弘扬的道义精神,所表现的气节操守,所坚持的终极信念,所缠绕的思想情结,所遭逢的坎坷际遇和悲剧结局,使他们有共通的一面;当然同时他们又是个性十分突出的人物,他们个人的学术修养,都有他们一些独特的风格,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性格体验都不一样,他们的情调、致思趋向、思想表达、生存体验、待人接物、涵泳程度也都不一样。当年马先生的弟子就笑“熊十力,马一浮”,好像一副对子。到楼外楼去吃鱼,马先生的做派和熊先生的做派就完全不一样。

 

马先生是一个翛然独往、自甘枯淡、绝意仕进、远谢时缘的真正的“士”人,就像一个“今世的颜回”,“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不是说马先生没有现实关怀,其实马先生有很多现实关怀。

 

但是我们觉得最有趣的是,他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的呼应,可以说他是一个远谢时缘,在山林里面讲学的人物,但是他有他现实的关怀。我们看他最早的诗。


他11岁的时候,奉他母亲的命令在庭前咏菊花的一首五言律诗:“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我们再看他85岁临终时,在“文革”那样一种背景之下,他的诀别诗《拟告别亲友》:“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我们看他11岁作的诗非常稚嫩,孤傲高洁之情溢于言表;85岁临终前写的诗非常圆融,冷峻飘逸之机深藏不露。这两首诗我觉得是可以互作注脚的。由于马先生独立不苟、孤高超脱,因此他即使身受其害、斯文扫地,也能举重若轻地嘲讽、蔑视那威威赫赫的所谓“全面专政”的时代——当他被赶出家门,又听说李叔同的学生潘天寿遭到非人待遇时,他的回应是“斯文扫地”。


他以生死为平常之事,在庄生看来,生死不过就是气聚气散之事,在佛教看来就是“沤灭全归海”的海沤隐喻,表明他回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故乡的心迹,神态自若地面对崦嵫山。这是何等的气概!

 

在我看来,马先生一生确实做到了如陶诗所说的“心远地自偏”,与车马喧腾的俗情世界,与功名利禄,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我们知道,没有距离就没有审美,没有距离就没有求真的可能,没有距离也谈不上性善。趋善、审美、求真,要求我们对于流行的文化,对于政治结构,还是要有所距离。没有距离,也不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这是“士”人的一种节操。

 

1940年,他在给老友谢无量的一首长诗及其序言中表达了他一生的志趣。而且两个人是:“四十年前两狂客,浮玉峰头读道书。雪埋酣卧焦处士,鹤冢篆铭陶隐居。今狂古狂日相遇……”交往较密的马一浮先生和谢无量先生,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种隐逸之士。隐逸之士不是不关心政治,不是不关心时局,隐逸之士是逃避一些东西,逃避本身也是批判,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精神关怀。所以他们把世俗执着的一些东西超越了。青年马一浮,在他的诗里面就有一种忧乐圆融、狂狷交至、儒道互补,当然还有佛禅的精神。

 

马一浮先生在近世居士佛学思潮之中的地位是有口皆碑的,苏曼殊先生对他的人品最为佩服,另外李叔同先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弃道学佛,终而皈依佛门的。马先生在40年代诗作中亦有不少痕迹:“穷年栖隐迹,壁观近沙门……心生缘有取,佛在但无求”。总之他对佛的境界追求,对佛教的哲理是心心相印的。“默随大化运,已悟浮云空”,他对佛教的精神特别能理解。

 

马先生之为马先生,第一,他始终与热闹非凡的政界或学界保持着空间距离;第二,他始终与科技发达的现代工商潮流保持着时间距离。因此,他总是显得格外的冷静从容,潜光含章,远离荣利,保持己性,深心以传统批判现代。而健康的现代化是非常需要这种批判的。

 

以马一浮的中西学养和声望,特别是精通诸种外文,游学欧美日本有年,还翻译过不少西方的作品,所以蔡元培先生任民国教育总长时,曾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马先生供职不到半月,就以不善官场酬酢为由辞归。他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而深层骨子里则是对“废止读经”的抗议,他根本不能容忍民国和蔡先生“绌儒术、废六经”的教育方针。


蔡先生在当北京大学校长时,首先诚邀马先生任文科学长,而再次遭到马的谢绝。马先生致蔡书曰:“承欲以浮备讲太学,窃揽手书,申喻之笃,良不敢以虚词逊谢。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申,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他是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原因辞谢了蔡先生和陈百年先生的邀请。


实际上我们看到马先生对新学制、新潮流是有所抵制的。他的这种立异,并非与时下有的无聊文人,以立异邀宠,以立异博取浮名,而是从学问中,从心性中自然流出的。1930年,陈百年先生欲聘马先生为北京大学研究院导师,马先生举熊十力先生代,熊先生也坚辞。

 

马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穷居陋巷,埋首儒释道典籍之中,自得其乐,除与极少数友朋弟子论学外,决不肯出山讲学,屡辞邀聘。只是到了抗战军兴,避寇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在颠沛流离之际,才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公开讲学,他出山讲学是因为抗战,是因为要唤醒中国精神,彰显民族气节。


竺校长命他担任国学讲习,所以他以复兴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抗敌复国之本。他独标张载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诸生“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中国今方遭夷狄侵陵,举国之人动心忍性,乃是多难兴邦之会。若曰图存之道,期跂及于现代国家而止,则亦是自己菲薄。今举横渠此言,欲为青年更进一解,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须信实有是理,非是姑为鼓舞之言也。”“……如是则富贵贫贱不足以挠其志,推而至于夷狄患难,皆有以自处而不失其所守,由是而进于道术,以益臻乎美善之域不难矣。”

 

他批评“现实主义”这种说法。他说:“近来有一种流行语,名为现实主义,其实即是乡原之典型。乡原之人生哲学曰:‘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他只是人云亦云,于现在事实盲目的予以承认,更不加以辨别。此种人是无思想的,其唯一心理就是崇拜势力。势力高于一切,遂使正义公理无复存在,于是言正义公理者便成为理想主义。若人类良知未泯,正义公理终不可亡。不为何等势力所屈服,则必自不承认现实主义,而努力于理想主义始。因现实主义即是势力主义,而理想主义乃理性主义也。所以要‘审其所由’,就是行为要从理性出发,判断是非,不稍假借,不依违两可,方有刚明气分,不堕柔暗。宁可被人目为理想主义,不可一味承认现实,为势力所屈。”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知识分子的职份就是坚持理想,批评现实中一切负面,而决不与它们同流合污。正如马先生所说,乡原,人云亦云,屈从迷失于一时、有尽的势力、权力、潮流和眼前利益,舍弃长远的正义公理,舍弃理想与理性主义,流荡失守,眩目移神,乃立己、立国的大敌。不能疏离、批判现实,即不能创造未来。对现代化,对汹涌澎湃之商潮,我们也持这种看法。

 

 

 

1942年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留影,前排中间持拐杖者为马一浮。

 

1939年至1941年间,马先生在乐山(嘉定)的乌尤寺内创设复性书院,他担任主讲而不愿为院长。他重申的是:“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乃所以显常。……今中国遭夷狄侵陵,事之至变也;力战不屈,理之至常也。当此蹇难之时,而有书院之设置,非今学制所摄,此亦是变;书院所讲求者在经术义理,此乃是常。”


因此不要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掉常道,常道正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民族复兴的根本为造就刚大贞固之才,寻找并安立吾人与吾族的精神资源与终极根据。学者贵在持守自立之道,不为风会所诱、淫威所移。在变与常、物与己之间,马一浮找到了守常应变、坚持自主性、反对被物欲宰制的正道。

 

1941年,因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教材,以备查核。这在一般人看来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然而马先生却十分愤慨,认为这是士人的奇耻之辱,乃致书教育部,责以侵凌师道尊严,违背当年以宾礼相待的诺言,当即辞去讲席,停止讲学,遣散书院诸生,遂以刻书为业。为筹集经费,马先生决定“鬻字刻书”,不接受官方一粟一帀。在他亲自主持下,先后精刻精校木版“群经统类”、“儒林典要”计28种38样。

 

 

 

《群经统类》

 

马先生是风骨嶙峋之人,早在20年代曾断然拒绝了盘踞江浙、窃取“东南五省统帅”之职的孙传芳的登门造访。抗战初期,先生入川创办复性书院前夕曾受到蒋介石接见,那是因为蒋当时是所谓“抗战领袖”。马先生见蒋一定要表明王者之师的姿势,他对蒋讲了“诚”和“虚”两个字,要“虚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


据说蒋先生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及对蒋之印象,马的评价很有意趣,亦很确当:“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糅。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方之古人,属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我们知道,刘裕是刘宋开国皇帝,即宋武帝,而陈霸先是陈朝开国皇帝,即陈武帝。南朝宋齐梁陈这些帝王都没有能够统一中原,所以马先生还是看得非常准的。

 

1950年春,马先生致云颂天。云是刚才我讲过的三先生的弟子之一,也就是说云先生与三位老师都有来往。马先生说:“仆智浅业深,无心住世。所欠者,坐化尚未有日耳……”这是50年代初期的背景下,他有这样一个念头。


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为农民生活等问题顿起冲突,周恩来着急了,打电话到上海找沈尹默,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去京婉劝梁漱溟自我检讨,以缓和气氛,避免僵局。马一浮坚决拒绝去京劝梁,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周恩来和陈毅对马一浮很是敬重、关怀。陈毅以后学的态度尊重马先生,马陈之间有过书信往还和诗词唱和。尽管如此,马平日与友人言谈中绝不提及这些事。马赠毛的诗联为:“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赠周的诗联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赠陈的诗中有“能成天下务”和“要使斯民安衽席”等句。


不难看出,其中仍隐含有士人对政治家的规劝和期盼之意。

 

我们知道马先生晚年受到极大的精神创伤的一件事,是他的弥甥、供职于浙江省图书馆的丁慰长,大姐与姐丈的孙子,因被错划为右派,不堪凌辱,1959年偕妻携幼儿投太湖自沉。马一浮先生自从21岁遭丧妻之痛后,终身未续娶,没有子嗣,对丁慰长兄妹尤为钟爱,长期生活在一起。关于慰长的随屈原游,虽家人对一浮老人一再封锁,告诉他慰长是因为犯错误到西北劳动,但老人心中已明白一切,在临终前仍在呼唤慰长回杭。这个打击是致命的,震荡是惨烈的。


反观马先生的暮年,不能以偶然之热闹场面和表面应酬文章为据,其深心是孤独和寂寞的。熊先生、梁先生也未尝不是这样。马先生曾自比幽花:“三月心斋学坐忘,不知行路长春芳。绿荫几日深如许,尚有幽花冉冉香。”他早已达到不将不迎,不知“悦生”“恶死”的那种庄生所谓的“撄宁”状态,也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本体境界。这也是钱钟书先生讲的,终其身在荒江白屋之中与古人、与二三素心人为伍,遗世独立,自成一格,翛然独往。

 

最能表达马一浮心迹的,是他修改数次才定稿的用楚辞写的《自题碑文》:“孰宴息此山陬兮?昔有人曰马浮。老而安其惸独兮,知分定以忘忧。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为茍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他期望平静地委形而去、乘化而游。这种洒脱,反映了掉背孤行、独立不苟的人格。

 

关于马先生的学术定位,你说他是佛吗?他是道吗?他是儒吗?他是程朱吗?他是陆王吗?学界众说纷纭,各执一端。


我看马先生非佛非道,亦佛亦道;非程朱非陆王,亦程朱亦陆王。他是大师级的人物,弘通百家,不会偏于一隅。所以马先生思想虽然宗主在儒,重视经学和理学,是经学和理学的大师,但是,他是一位博大的儒者。他决不排斥诸子百家,力图综会融通。他推崇儒家六艺,而通过他的诠译,六艺论已绝非原本。且看他的诗作里面,大量地有儒释道三教和程朱陆王的融通。

 

他说:“未许全生学《马蹄》,每因《齐物》问王倪。”以下讲到他的儒家的情结,然后转而抒发他的佛教的情结:“相逢莫话曹溪月,但乞新诗石上题。”“少室山前雪正深,栖栖鲁叟尚援琴。纵教吸尽西江水,难觅当年断臂心。”“百年信须臾,何事求神仙。……墨者急世用,老氏任自然。二途俱不涉,宴卧秋山巅。”


从他的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修养非常博大,儒释道、程朱陆王都是兼通。儒墨两家,他对墨家有相当的同情了解,而且也指出墨家的不足,另外他对名家也是这样,在他的著作和演讲里都有种种的评价,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细讲了。

 

细品马先生的诗,足见他于儒墨杨道法名各家及佛教的天台、华严、禅宗等各宗派,均有所取也有所破。一方面批评夸大各家之异者,未能观其同;另一方面又超拔于诸家之上,既不取于白象,又不取于青牛。他反对支离褊狭、局而不通,深悟各家精义,会通默识,在破除宗派门户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力主破门户与学有宗主不是相矛盾的。马先生有一种隐逸的心怀,他也有现实的关怀。前面我们介绍了马先生的生平与情怀,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他的学术。

 

 

 

复性书院讲录

 

二、以性德为中心的心性论

 

第一点,他的学术思想的中心还是心性论。


心性论是现代新儒学比较主流的思想立场,马先生的学问也是以心性论为主。如果说熊十力先生的心性论是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那么马先生的心性论则是以“性德”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所以无论是熊十力所强调的乾元、本体、本心,还是马一浮的性德、性理、性分,都显示出心性论是熊、马二先生思想的根源、基石。


不过,两先生的心性论各有侧重。熊先生关怀的是宇宙大化流行的证立,阐扬生生不已、创进不息的宇宙与人生哲学;马先生的心性论则侧重在穷理尽性、复归性德,揭示心性、性德自身的丰富义涵,由此展示出人之成德所必需的工夫论、修养论。


在工夫和本体论上,马先生的工夫论(修养论)和他的心性本体的追求,还是源自宋明理学,特别是刘蕺山到黄宗羲,浙东学派之学来讲的。所以,熊、马两先生的思想可谓同根同源、和而不同、互动互补、适成双璧。

 

 

 

熊十力

 

马先生以本体言心。在他看来,此心就是性、就是天、就是命、就是理、就是性德或德性。这是一系列等值等价的范畴。马先生从朱子注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之说入手,综合《大学》《中庸》《易传》思想,指出:“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性来言,我们讲它就是天;就其禀赋而言,它给我们的是命,天命;就其体用之全而言,它是心;就其纯乎理者而言,它是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而言,它是理;就其发用而言,它是事;就其变化流形而言,它是物。所以格物就是穷理,穷理就是知性,知性就是尽心,尽心就是致知,知天就是知命。”


整个这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贯通的看法,看似传统,其实很有新意。因为这不仅统摄了程朱陆王两派,而且尤其突出了超越性、宗教性、普遍性的存在本体,也就是内在性、道德性、能动性的活动主体的思想。也就是即本体,即主体,就超越了宗教的本体而言,这就是天;就内在而言,它就是心性,就是即存有即活动的活动主体。它既静止、超时空、如如不动,同时又运动、在时空中具体纷陈。它既是常,又是变;既是不易,又是变易;既是主宰,又是流行。马一浮把它总括为所谓“性德”,本性之德。

 

关于“性德”的义涵,马先生指出:“德是自性所具之实理,道即人伦日常所当行。德是人人本有的良知,道是人人共有的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所以我们知道,德当然是天赋给我们的,每个人都有道德的禀赋,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开发出来。天赋予的善性就是我们的性德。


《中庸》里面说“率性之谓道”,就是循性而行,就是展开,这就是仁道。成德就是成性,行道就是由仁为仁。德就是性,这就是性德,也是德性。所以马一浮所讲的“性德”,是比较“道德”一语更能展示出心性的丰富深入的义涵。他认为性德就是仁体,就是本善。


性德是天道与人道之共同根源。性德的超越面就是“天”“帝”。“帝”“上帝”都是中国经学中原有的词汇,西方基督教传入以后,利玛窦等传教士借用了这些“帝”“上帝”等概念。性外无天,人外无帝,是内在具足的心体和性体。我们知道马先生继承宋明理学的精神,他强调的是性德,德就是性,德性是天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的种子,道德的良知,我们要把它彰显、开发出来。

 

马一浮先生对于性德本身的结构有着丰富微妙的揭示。他说:“性具万德,统之以仁”。仁德可以包仁、义、礼、智、信诸德,是一个大的仁德。他说性德本身是洁净精微的,但它不是完全静止不动的,所以性德本身是仁、义、礼、智、中、和……等等无量无尽的德目相涵相摄所构成的,“万德”摄归于“仁”德。仁德是总的,用佛教里的话说呢,就是讲别不离总、总不离别、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然后,再讲性德蕴涵着的丰富性与生成性。


他融合了佛教华严宗的法界流行义,他把儒家的心性论讲成可以展开的丰富的性德论。比如说:“举一个全面的东西,它包含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就是一个仁德。把这样一个仁德开展为二,就是仁和知(智),或者仁和义。把它开而为三,则为智、仁、勇,把它开而为四是仁、义、礼、智,开而为五是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就是智、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性德”首先是一个完备的,包括诸德的仁德,然后可以开出二、三、四、五、六德等等,各种各样的德目,以至六德,乃至于万德。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统摄的过程中,创造的、展开的过程中,也就是我们真善美的一个生发的过程,文化的创造过程。


当然这个性德的学说有点形而上,有点抽象,因为我们去古甚远嘛,因此对性德这个概念可能不一定能立马理解。但是马先生还是详细地讲了性德这个概念,而且他把六艺学,把《诗》《书》《礼》《乐》《易》《春秋》,与今天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文化活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等贯通起来。


“性德”就是心性的本体与主体,本体展开成各种表现形式。性德的主体也可以展开成现象的世界,性德是主宰性的东西,以下有六艺论的文化哲学思想,下面我们再讲。

 

总之,我们可以说马先生的性德是一个全体,这个全体它创造出来的是六艺的世界,文化的世界,生活的世界。如果我们以体用来分的话,熊先生讲体用论,性德是体,六艺是用。但是性德和六艺也是一体两面的,所以马先生用的是佛教的《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一个是心真如门,一个是心生灭门,以此来诠释张载的“心统性情”之说。他把理气二元和心性情三分,以心、性、理的层次分疏,来展开一些宋明理学的讨论。

 

这里我们简单化地介绍了他的“性德”的理论。我们说这是马先生的一大创举。他其实是想回应当代科技文明、商业文明,他强调了要把道德的主体和道德的本体的这个性德,把它把握住,可以展开来包括科技商业在内的文化各层面。他把“三易说”和“一心二门”之说来展开,包容现代化和现代的工商社会。这是马先生的心性论的这样一个方面。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马先生心性论里面的另一方面,即工夫论。


他强调主敬。主敬是一种修养论,工夫论。主敬就是要灭掉一些习气。从周敦颐开始,宋明理学都强调主敬,朱子也强调主敬的工夫论。如何涵养我们呢?我们每个人随时都要严肃认真地反省自己,检点自己,止灭妄心妄念,养育我们的德性。马先生是强调以主敬复性的工夫论作为一个基础。

 

以主敬复性的工夫论为基础,马先生援引了佛教特别是天台宗的学说,进而提出了“性修不二”之说。前面他讲本体论,讲性德的学说,由本体论展开出他的六艺论、文化论等等,来应对现代的世界。下面他讲到了工夫论,工夫论是一种修养论。修养论是讲修养的方法步骤。我们的本性如何保有呢?那取决于我们如何地反省修养。


他指出:“全提云者,乃明性修不二,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方是简易之教。”“性修不二”是佛教的讲法,和宋明理学“理气合一”的讲法可以相互发明。性就是理,修是以气来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气,我们要调制自己的情气,要用礼,要用德,修养自己的情气,这样才符合社会的大义,符合社会的公共道德。


我们要怎样来修养自己,我们有性德,要修德。性德是我们本有的,我们还要有笃行进德的工夫。工夫就是修养自己的步骤。工夫和本体的追求是统一的,所以思修交养,这一点是性修不二。所以马先生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楷定为学、修养有四条原则:(一)主敬为涵养之要;(二)穷理为致知之要;(三)博文为立事之要;(四)笃行为进德之要。

 

所以在工夫论上,马先生以性修不二为出发点,对整个宋明理学工夫论作了简略但十分深刻的批评。他批评一些主张顿修路线的陆王学派有“执性废修”的偏向,“单提直指”,但是这是根器比较高的人容易做得到,对于普遍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同情和主张小程、朱子的主敬涵养和格物致知,这是他对渐修的一路的支持。但他对渐修一路也有批评。


从性修不二的立场看,修养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工夫论以本体论为依归,所以我们还是在实践中修养自己。马先生主张的修养工夫论,修养工夫是儒家的重要传统,每个儒者都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这个修养和他追求的一个本体境界能够结合在一起。上面我们讲的是他学术的第一个方面,即心性论。

 

三、六艺论的文化哲学观

 

学术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文化哲学观。前面我们说到,马一浮的本体——工夫论,是以性德为中心、根源而展开的。以性德为出发点,他融会了儒佛“全体大用”“一心二门”“心统性情”“不易”“变易”“简易”之论,所以他继承和超越了宋明理学,而且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整体方向;这个是我们讲他强调的全体大用,特别是落实到主敬的工夫,来达到性修不二,自我修养和提升,这是他最主要的方面,是他的本体——工夫论,是他的本体——心性论的一个重要的向度。

 

前面我们提到,性德流出真善美的意义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生命世界、价值世界。马一浮将这视为“六艺”的世界,他通过传统《诗》《书》《礼》《乐》《易》《春秋》诸教作出阐发,形成其“六艺论”。在现代新儒家里面,只有马先生是原汁原味地强调六艺,强调六经之学的。

 

因此,尽管马一浮先生批评熊十力先生,不主张熊十力先生借助西洋哲学搞本体论、宇宙论之类的东西,梁先生、马先生都对熊先生有批评,尽管马先生生前并没有建立庞大的思想体系,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我认为主要是本体宇宙论的系统,它开出了两支,一支是工夫论的系统,道德实践修养的工夫,还有一支是六艺论的文化哲学的系统。马先生还是以“一心开二门”的《大乘起信论》这个模式,这个思想系统展开了。


我们知道心性论,它的根源是天,这是形而上的基础;然后再是工夫论,再是六艺论,就是本体的展开、表现、功用,是形而下方面的一种展开。这个形而下方面的展开有两面:一面是修养的工夫和道德的实践,另一面就是文化的活动、文化的现象、文化的系统的建构。上层是体,下层是用,当然是即体即用。然后我们看文化活动的开展、开出来,它的动力还在于性德。

 

所以六艺论的文化哲学是从“性德”而生发出来的。以仁为总德的性德流出智、仁、圣、义、中、和……诸德,前面我们讲到,马先生“以一德言之,皆归于仁;以二德言之,《诗》《乐》为阳是仁,《书》《礼》为阴是智,亦是义;以三德言之,则《易》是圣人之大仁,《诗》《书》《礼》《乐》并是圣人之大智,而《春秋》则是圣人之大勇;以四德言之,《诗》《书》《礼》《乐》即是仁、义、礼、智。”他把性德所开发出来的二德、三德、四德以至六德,配以六经。


他据此指出,性德流出诸德。六艺之德、六经之德开发出六艺之学,六艺之学展开出道德价值的一些具体内容。六经中的每一经其实都和每一德相近,然后再通过六艺、六经、六德的展开,有了他的一种“经典诠释”,而且还是“本体诠释”。就其作为“本体诠释”来说,马先生要通过六艺论融合儒佛,展示出本真丰富的本体世界、价值世界、生活世界。他的“经典诠释”是通过六艺楷定国学为六艺之学,为经典、经学、经术的研究提供指引。

 

我们看看他“本体诠释”的向度。我们知道,六艺之学在马先生看来,他特别强调六艺的兴发流行,他要实行性德的通透、酝酿、流行、彰显、发用。为落实这个道理,他在《复性书院讲录》中吸收了《礼记·孔子闲居》篇中的“五至”与“三无”。“五至”呢是讲,意志到了、诗的修养到了、礼的修养到了、乐的修养到了、然后丧礼的时候哀痛到了,这五种心理状况都到了。“三无”的境界呢,他讲有有声之乐、有无声之乐,有有体之礼、有无体之礼,有有服之丧,有无服之丧。他肯定无声之乐、无体之礼和无服之丧。也就是在孔子思想里面有一些面向超越的体悟。这也是从王阳明到马一浮的体悟。


这些思想展现出性德流出六艺的一个动态过程,所以这个六艺的兴发过程,展开出来是非常全面的。我们讲诗歌,读《诗经》。《诗经》是“诗以道志”,把志向抒发出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乃至于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都是《诗》的修养的事情。所以,《诗》以道志,发而为言。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描摹了世界万物的情感,但是内心的至诚恻怛之心、仁德之心不是浮泛的,不是伪饰的,这个就是诗教培养我们的一种修养的工夫。所以诗歌能道出我们的志向,诗言志,歌咏言。


他接着说“《书》以道事”,这个“事”是历史的大事件,经纶一国之政,推之天下。凡施于有政,本诸身、加诸庶民者,皆是《书》的事情。我们研究《书》经,研究这些文告,然后讨论这些经国大事,本身也有治政者的修养在内。


《礼》也是这样的,“《礼》以道行”,“《诗》以道志,《书》以道事”,凡是日用之间,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开车,怎么生活,怎么符合公共安全秩序,这都是礼。不违其节,一些细微末节的具体化规定,这都是礼。


“《乐》以道和”,音乐是养育我们的,从声音的相感中养育我们的一种和谐性。《礼》有分别性,《乐》有和合性。从声音的感通中,从心灵的感通中,我们来会悟这种和合的心态,一种欢欣鼓舞或者悲哀的心态,我们用《乐》把它表达出来。“《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些都经过他的诠释,六艺就成为真善美的生活世界中内在相通的方方面面。


所以马一浮先生把六艺普遍化了,“六艺”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典、经学形态、学术研究,它更是中西人类性德中所本具的生命义涵、文化脉络。只是在他看来,西方思想因为缺乏“性德”的向度,所以对于普遍的六艺之道,尚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因此需要国人自尊自重,对自身传统所孕育出来的六艺之教有深切理解。


所以,他指出阐扬六艺并不仅仅是“保存国粹”,而是要“使六艺和六艺之教这种文化普遍的推动到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的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这对于国民来说,对于全球来说,为全人类的意义危机贡献出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学问、修养。

 

 

 

马一浮书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只知道向西走,不知道我们自己文化内在的宝藏。马一浮先生从六经里面发现了六艺之教,发现了很多丰富的、有内涵的东西,这些东西推广出去,可以贡献给世界,它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礼教,《礼记》里面讲开门、关门都有礼。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年轻人,他开门关门的时候,不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人,外面有没有人,如果有人,帮后面的人把门支一下。我们古代的礼仪怎么讲呢?当你到别人家里去的时候,门如果是开的,那你离开的时候门也要是开的;若门是关的,在离开的时候门也是关的;如果后面的人要进来,不要把门关死,你要考虑到后面的人还要进来,我们看这就是一个普遍的道理。


这虽然是《礼记》里面讲到的我国古代开门关门的礼节,但是萧公权先生认为,这是全世界普世的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到西方去,西方的开门关门也有道理,我们有干部的参观团到美国去,他们不懂得美国的风俗,一位黑人看见我们的人来了,他很有礼貌地把门扶一下,示意下一位。我们这一队人的第一个人应上前一步,有礼貌地谢谢别人,继续把门扶一下,就这样一个一个跟着走。但是我们这一队人却鱼贯而入,这位黑兄弟一直扶门到我们的人走完,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古人的礼太啰嗦,太繁琐,其实古人的礼很普通,你在《礼记》里可以读到吃饭怎么吃,抟饭怎么抟,咀嚼的时候不出声,喝汤怎么喝,坐应怎么坐……小孩子从三、四岁的时候就要学这些基本的规范,这就是礼。马一浮先生讲,我们六经里面有大量的精华的东西,只是国人不识宝,一味地去学习西方。西方也有礼俗,我们也要尊重。

 

所以马先生的“经典诠释”“本体诠释”,不只是他这样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在小范围内,所谓精英阶层里面讲的东西,也是对大众的对话。所以他对生命的安顿,经学的讨论,也有对普通人有意义的内容。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叫国学讲座,那马先生讲什么是国学呢?今天有算命的“国学”,有赚钱的“国学”,今天国学这个名称在国内的名声也不太好听,因为什么人都讲国学,那就是有问题的。那国学是什么呢?这是前修不得已,在近代从日本借用的一个名词,就是旅日的那些如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化人因为不得已,面对西学的冲击之下,国人之学没有办法讲了,他们只有借助于日本人讲的“国学”这个名词,来讲我们中国的学问。


后来就有人讲,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这种解释,在学科上没有办法把它定义清楚,所以这个“国学”,现在教育部还没给我们“户口”。


但我们之所以要讲国学,是因为在学习西方的肢解性的学科体系中,在今天的大学结构中,没有国学、经学的地位,没有中国本土学说的地位。你说文史哲,文史哲把我们的经学怎么放呢?你说《春秋左传》、《史记》只是历史系的吗?《诗经》只是文学系的吗?当然不是,《诗经》、《左传》、《史记》是文史哲都必须要学的东西。所以现在的学科,按照西方分化的学科分类,按照现在的学科制度,对我们本土的学说是十分有害的。


近现代学界对国学是缺乏脉络清晰的,义理圆融的界说,导致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隔阂。在抗战军兴的时候,马一浮先生出山讲学,《泰和会语》,《复性书院讲录》,讲国学。他说:“为诸生指示一个途径,使诸生知所趋向,不致错了路头”。针对“科学保存国故”的说法,他强调“活泼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国学大方向。因此,他认为要楷定国学的范围。世人要么以国学为传统一切学术,这就难免笼统之嫌;要么依四部为名,又缺乏义理导向,因为四部只是图书分类法。因此他重新“楷定”国学,非常有意思。


他楷定国学其实就是六艺之学,其实就是经学。我们今天希望恢复国学,也就是恢复经学。因为经学在现在的学科分类中没有地位,而经学又是国学的源头。所以马先生解释我们两千多年来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经之学。他楷定国学为六艺之学,还讲清楚了六艺与先秦诸子之学、后世四部之学的关系等等。

 

 

 

《马一浮全集》

 

四、哲理诗与诗性人生

 

最后我们简单地说一下马一浮先生的哲理诗和他的诗性人生。他海纳百川,气象博大。他的最高成就,我们认为还是诗歌,尤其是他的哲理诗。他是本世纪中国最大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被方东美先生、徐复观先生称赞为“醇而雅”“意味深纯”。程千帆先生说他的诗非常了不起,比之于谢灵运、杜甫等等。

 

 

 

马一浮在读书

 

马先生一生读书刻书,嗜书如命。苏曼殊先生说他“无书不读”,丰子恺先生说他“把《四库全书》都看完了”,朱惠清先生说他是“近代中国的读书种子”。当然他有他独特的书观,他认为书的文字、语言其实都是可以随说随扫的,“吾生非我有,更何有于书。收之似留惑,此惑与生俱。书亡惑亦尽,今乃入无余。”书籍、文字、语言乃至思辨,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圣人语默,不在言语文字上纠缠。因此,他常说要走出哲学家的理论窠臼。


哲学家爱辩说,爱著书立说,但其实这些语言文字本身常常束缚了我们灵动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语言来表达自己,但是思想、生活、本真不是能完全用语言和书籍能表达出来。所以无限的宇宙情调,人生的本真状态,无法用有限的知性和言辞加以表达。所以叶燮先生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所以诗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义、最高境界,呈露出来。

 

马先生一生写了很多哲理诗,我们认为是他的最高成就。宇宙、社会、人生,沧海桑田,变幻无穷。这都是无常。


马一浮曾对画师说过:“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六经所述的就是中国人的常道,世界人的常道。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很难体悟,我们在安静的地方去观群动,我们在微细的地方去默察流动不息的外在境界,所以这样我们能够看到世界的真常。因此马先生认为张横渠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些东西还是要我们去体验的。中国的诗学,一讲空灵,二讲充实。儒家讲“充实之谓美”,儒家道家佛家也讲“空灵的意境”。马先生的诗并不限于就诗论诗,而是透豁出诗歌这种微言妙语,它植根于性德的感通、存在的觉悟、生命的畅发,因此他特别注重融会儒释道三教来说诗与作诗。


他继承孔子诗教的“温柔敦厚”之风,提出“诗以感为体”“诗教主仁”的观点,性德、心体之感通,自在无碍,丰富微妙,可谓“诗如风雨至,感是海潮生”。同时,他又融会了中土佛教思想,如通过华严宗“一真法界”之说,显出“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诗与法界互出互入的道理;他还消化了天台宗的一些思想,也消化了禅宗的思想,特别是禅宗的“截断众流”“随波逐流”“涵盖乾坤”三句,也用禅宗的讲法来讲诗论。


综合言之,马先生已然参透、融通儒佛道之思理境界,所以他的诗歌博大深纯,精微畅朗,不是一般世俗诗人可以比的。他是真正的诗人,一代诗哲。

 

总之,人们向往一种诗意的境界。本真的生存乃是诗意的。马一浮的诗,不仅儒雅、豪迈、悲壮,而且他是以崇高的“仁”德为向度的,同时又有道禅的逍遥、机趣、空灵、澄明。他曾经为熊十力题了一副堂联:“毗耶座客难酬对,函谷逢人强著书。”三十年代挂在北平沙滩银闸胡同熊氏寓所。《维摩诘经》和《道德经》之后,佛典道藏浩如烟海,哲学的不可言说的境界,仍然要借助于言说而达成。诗的哲学与思的哲学之间的挑战和应战,还将永远继续下去。


马一浮怀抱着以理想之美改正现实之恶的志向,希望众生转烦恼为菩提,飘逸之中又有入世关怀。所以在马先生的诗中我们读到了不可言说与言说之间、出世与入世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烦恼与菩提之间的矛盾。人生及其哲学总是处在无穷的矛盾之中。马先生的学问、马先生的一生、马先生的诗歌,大概可以帮助我们来解读并超越这些矛盾。


我们知道马先生高洁的人品、醇而雅的诗歌、他的博大的学问,不是我们一次讲座就能说完的。我们细读马先生的书,它是灵动的,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很多做人做事之道!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请各位批评指正。

 

(这是郭齐勇应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浙江省文史馆邀请,于2015年6月12日晚在浙大紫金港校区所作的演讲。此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