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民间化比官方弘扬更活力(邵建)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0-04-04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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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作者简介:邵建,男,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任教。著有《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等。 <BR>


自2004年以来,中国在世界各地已建立近三百所孔子学院,问题是,为什么不止一家的西方媒体认为这些学院是要给他们“洗脑”。

自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把孔儒作为批判对象以来,孔子在百年中国的命运,一会儿抬之于天,一会儿贬之于地,但都和官方结下不解之缘。我固然不希望看到官府为了政治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批儒;同样也不希望看到由政府出面来弘扬儒学,甚至搞祭孔(包括祭祖)那一套。反儒或弘儒,只要是民间,两者都可以;如果是官府,两者俱不该。“政教分离”早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公识。儒学属于“教”或“教化”,官府的职责是为政而非为教。在儒学面前,它的最好的作法就是放手。

因此,你可以说洗脑是西方的无稽、偏见和心怀叵测;但,这么多的孔子学院如果没有政府背景,而是民间所为;那么,以上的指责只有统统闭嘴。毕竟,政教分离在西方是制度性的铁律,西方媒体习惯了它,因而不了解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习惯的是政府包办一切,当然也可以包办孔子学院。

笔者并非单一地针对孔子学院,而是觉得儒学在今天,固然已经走出往昔被批判的阴影;但,弘扬儒学的声音,不仅有官方的分贝,也有民间的吁请。但,无论前者和后者,俱不合当年原始儒学产生的情形。孔子的儒学在东周是民间私学,那个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民间讲学,纷然兴起。这就是我们常常称道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最自由的一个时代。秦汉之际,一经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棒杀”),二经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为“捧杀”),好不容易形成的“学在民间”传统又为“学在官府”所取代。看起来,儒家由春秋战国时的“子学”摇身一变为汉和汉以后的“经学”,地位至尊。但,受其伤害最大的,除学术而外,还是儒学本身。后世儒学,除了成为意识形态,无论汉宋,都不再具有原始儒学那样的原创力;反而被鼓吹专制的法家恶意侵入,乃至鹊占鸠巢。

根据先秦儒学到后世的嬗变,对儒学今天的命运当有足够的启示。儒学民间化比官方弘扬更具生命力。有学者主张用儒学整合社会,问题是谁具有如此整合的能力,答曰权力,只有权力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权力介入儒学,或儒学权力化,对权力和儒学双方都不是好事。权力援儒,是权力越界,而且权力援儒,从来都是把它当做统治工具,甚至用它来统一思想。儒学的长处不是政治哲学,除了个人修为上的道德哲学,更是一种有关社会共同体的伦理学。与其让它经由权力之手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毋宁让其功能更充分地发挥在个人和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让权力远离儒学,正如让儒学远离权力。此二者合则两害,分则双利,这是我的观点。

儒学在民间,意味着儒学周转于个人和社会(要防止它往国家层面跃升的冲动,而它也本有这方面的冲动)。在德性普遍荒漠化的今天,“礼失求诸野”,来自民间的传统遗泽,会让人倍加感动。最近,因某种因缘,我接触到一个带有游学性质的书院,它由某商学院的一些校友构成,人数不多,但他们给自己的书院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字,叫“能近书院”。所谓“能近”,来自《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做人的境界是仁,它并非可望不可即,而是有一定的方法,要义就在从我做起。自己要立起来,也要让人家立起来;自己通达了,也要让人家能通达。“能近取譬”,亦即在仁的努力上,就近不就远,能够以自己为例,从自我做起。这些校友,毕业有年,在工商业界,各有所成。他们不但每年抽出固定时间,各地游学;而且其中几位,还发起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会,定向资助西北某省因地缘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用他们的话说:“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便是实现仁义的方法。”仁,在他们那里,不是抽象的名词,不是遥不可及的理念,而是由己体道的现身说法,非常具体和实在。从这个书院身上,我看到儒学不死,它活在民间,很有生命力。

海外有那么多孔子学院,可是海内有多少能近书院。前者政府推进,后者民间自为。前者花钱数以亿计,后者无需政府一文,却反而向社会友爱输送。孔子学院不要成了国际化的烧钱工程,其实效如何,还需考察。但,可以肯定,民间的能近书院却越多越好,越有利于个人修德和社会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