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大陆新儒家”的目标绝非只是文化中国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6-11-08 0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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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

作者简介:曾亦,男,西元一九六九年生,湖南新化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春秋公羊学史》《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主编《何谓普世?谁之价值?》等。

“大陆新儒家”的目标绝非只是文化中国

受访者:曾亦

来源:红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廿五日庚辰

          耶稣2016年10月25日

 

 

 

“大陆新儒家”,一度是备受学界争议的概念,而随着争鸣不断,这一领域的理论渐渐成熟。在岳麓书院创建1040周年暨湖南大学定名90周年之际,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明教授、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亦教授,应邀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儒学的宗教维度与古代礼仪”,同时有唐文明、郭晓东、陈壁生等诸位大儒讲学于岳麓书院。

  

 因缘际会,借这场被称为献给岳麓书院1040周年生日大礼的学术盛宴的机会,青年学者、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等人对话了曾亦教授。此文据对话实录编辑整理。尽管本文不代表红网论道湖南的立场,但对于有益于促进各界形成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学术观点、动态,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并为观点交流提供表达平台。

 

  


(同济大学曾亦教授,岳麓书院肖永明院长,首都师范大学陈明教授)

 

一、公羊学与新康有为主义

 

孔子的改制是一种折中的保守主义

 

问:曾先生,一些人误以为公羊学家都是“激进主义者”,没想到《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出版后,网上评价您是“保守主义者”。这种立场对于当下有何意义?

 

曾亦:左派一般没有保守的面向,但是右派还是有的,譬如,英国的埃德蒙·伯克,就有尊重传统的保守主义倾向。至于儒家,保守主义的色彩更浓,这样一个基调就是从孔子那里确定下来的。我们看世界上这么多文明,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绵延几千年?这与儒家的保守主义面向有很大关系。因为历代儒者在大变革的时代,从来没有试图斩断传统,彻底推倒过去,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和完善,以此建立一套新的观念和制度。可以说,公羊家讲孔子改制,就包含了对传统的尊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旧制度的改良和完善。我想,今天的儒者应该有这样一个自我意识,应该自居保守主义的立场。

 

我们再回头来看公羊家这方面的具体论述。汉代公羊家认为孔子改制是“损周文用殷质”,意思是说,周人讲文或尊尊之义过头了,必须要稍加减损,而益以殷人的质或亲亲之情。所以,一代一代之间制度方面的变化,其实是文质之间的平衡。可见,每朝每代之间的政治措施都是为了实施文质之间的平衡而已。正因如此,新朝对前朝都必须保持充分的尊重。

 

公羊家讲“通三统”,其基本精神就是承认前朝那些旧制度都是圣人所作,既然如此,就不会简单否定旧制度,至于前朝之所以被新朝取代,只是因为出了不肖子孙,而没有谨守创业圣人的法度,后来才丢了天下。所以,新朝的圣人在制订法度时,一定要取法前朝,“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这就是说,历代王朝的制度在精神上是可以相通的,都不过是文质之间的某种平衡,这就是所谓保守主义的精神。

 

至于康有为,他作为清代公羊学的代表人物,自然是要效法孔子改制的精神。当年孔子改制是损文益质,即折衷虞、夏、殷、周四代之制,而进行新的制度上的创造。康有为也是这样,只不过他不是折衷古今,而是折衷中西。因为不论是对于康有为这种先觉者,还是对于二十世纪的后继者,都在走同一条道路,即把西方文明的先进因素引入中国

 

现代各派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康有为

 

问:现在有一个“回到康有为”的口号,这似乎是相当部分大陆新儒家的向度。康有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何意义?

 

曾亦:最近几年来,康有为研究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即由康有为前期思想的研究转到了后期思想。具体来说,康有为晚期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虚君共和。其二,孔教论。

 

戊戌前后,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是“君主立宪”。即在君主制的框架里面,通过宪法和相关的制度安排,对君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从而给民权以更大的空间。如果当时清末新政能够成功,后来的中国也许会走得更稳,付出的代价也更少,绝对不会有那么多的曲折道路。不可否认,康有为是有先见之明的,所以,他在民国前后写了大量文章,呼吁国人警惕中国有落入拉美陷阱的危险。可惜,康有为这些预言,都不幸而言中了,然而,亲历其祸的国人却义无反顾地走在反传统的道路上,直到今天才有些觉醒。

 

 

辛亥革命以后,君主制被推翻了,康有为不得不在共和的框架内思考中国的前途,对此,他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不同,君主不再握有实际的权力。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几点:其一,实现民权的要求。其二,消弥各派政治纷争,或者说,使各派之间的政争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至少不致兵戎相见。其三,防止民族分裂。

 

至于孔教论,早在戊戌前,康有为就有孔教的主张。到了民国以后,康有为更是主张将孔教上升为国教。不过,康有为在不同时期的孔教主张,其实有不同的考虑,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寻求为孔子思想做最后的制度保障,从而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

 

最近几年来,国内儒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新康有为主义”的提出。“新康有为主义”的学术基础是经学,这与国内其他新儒家不同。这表明,大陆新儒家是要上接清儒的学术,其研究范围从“四书”延伸到了“五经”,并主要依据“五经”来从事其理论建构。

 

这一百多年来的革命道路早就该重新反省了,康有为的方案则提供了这种反省的最好角度。如果说二千五百年前,孔子通过对旧制度的改造,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从一百年前开始,康有为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为西方思想的传入开启了方便之门,并主动借鉴西方思想来改造两千余年的旧制度。应该说,这条道路才开始不久,远未完成,而康有为当年的思考,不过指明了一个大方向而已。以后将有无数儒家学者前赴后继,效法孔子、康有为的改制方案,真正完成儒学现代发展的任务。

 

在康有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各派思想的源头。既然各派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康有为,足见康有为在今天还没有过时,依然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康有为“太平世”有“同性恋”的内容

 

:公羊家有“张三世”的理论,其中未来的“太平世”是一个什么图景?

 

曾亦:汉代公羊家关于“太平世”的很简单。但到了康有为,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此时西方进来了,给他展示了另一副图景,康有为觉得这就是“太平世”。所以,康有为基于对西方的了解,重新勾勒了“太平世”的图景。譬如,他认为“太平世”在政治上实施民主共和,在物质上实现了极大富裕,在社会上实现了男女间的平等和自由。康有为这方面的著述也不少,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大同书》。《大同书》有些说法,譬如同性恋,当时似乎太激进了,不过,那也只是远景而已,不料现在竟成了现实,成为某种“政治正确”的内容了。可见,康有为当时关于“太平世”的许多论述是非常超前的。

 

二、契入社会与修养工夫

 

儒家的复兴关键在于能解决现实问题

 

问:曾先生兰居书斋,却心忧天下,如关注婚姻问题,寻找儒家经义进入当代社会的契入点。那么,您认为契入点在哪里?

 

曾亦:我一直认为,传统儒家要在现代复活,而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肯定要进行现代转型。现在有很多学者是主张简单的复古,尤其是像“皇汉”这样的民间学者,一心要回到先秦时候的儒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孔子。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儒家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历来是与时俱进的,每当时代有重大变化,就有儒学转型的问题。

 

儒学在现代要实现转型,首先面临的最大变化就是君主制度的崩溃,这需要儒家以一种新的方式介入现实,寻找一个新的契入点。譬如,我为什么研究婚姻法,因为儒家在汉代的时代,就是通过类似的方式介入到现实中来的。汉代公羊家讲《春秋》决狱,即是主张将儒家经典中那套经义跟当时的司法实践结合起来,进而影响到现实领域中的其他方面。尤其就今天来说,法律与现实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对现实的影响力也是很强大的。儒家完全可以建设性地做一些事情,而不是抽象地道德说教。

 

目前儒家需要政治智慧,如果我们反观汉儒的做法,这方面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汉景帝时,其母窦太后要求景帝百年之后传位给他弟弟,景帝迫于母命,没办法就答应了。但大臣们都反对,就举了《公羊传》中“君子大居正”的道理,说汉家采用的是周道,故父死传子,而殷道才是兄终弟及,因此,景帝百年之后只能传子,而不能传给景帝的弟弟。这番理由就可以堵住窦太后的口,对景帝来说,自然觉得儒家讲的那套道理有用了。可见,当时公羊家能够兴起,就是用儒家经义解决了大量类似的现实问题,受到了朝廷及学者的普遍认可。

 

现在很多民间儒家学者主张儒家最重要的是要养成君子人格,这固然重要,但却非当务之急,且无助于目前儒家的复兴。我一直认为,关键还是要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今天的儒者要像汉儒那样,有足够的智慧使儒家经义面对现实的困难和问题。

 

儒家在自然之情中找到义理之性

 

问:曾先生在《工夫于本体——湖湘学派研究》中提到性、情的分离,宋明理学中也主张有心、性、情合一的。我们要怎么样理解这些关系?

 

曾亦:这个问题涉及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包括对心、性、情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张载有个“心统性情”的说法,朱熹和湖湘学者都有过讨论,我在书里讲得很清楚。而在汉儒那里,性与情的内涵有很多相近的地方。譬如,儒家最初也讲“生之谓性”,还有“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甚至“饮食男女”也可以是性,只是到了宋儒那里,性才落实到只指五常之性。至于汉人讲的情,也与宋儒不同,绝非是一种完全消极的东西。

可见,宋人一般是在义理层面理解“性”,而在气质层面理解“情”。“性”是纯然善的,而“情”则是无善无恶,甚至常常是有些恶的,对于“性”的表现来说,常常是有阻碍作用的。因为“情”在宋人那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四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义理之性在情感上的表现,故孟子称为“善之端”。善本来作为义理之性,它是一种社会的要求,更多好像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儒家就在每个人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情感中找到了某种义理的东西。其二是“七情”,即喜怒哀乐爱恶欲。这种情是每个人都有的,而且是无善无恶的,对于儒家来说,就是要使七情的表达符合义理之性的要求,这就是宋人讲的“性其情”。

 

   


(岳麓书院。图/红网)

 

宋明理学的重心是工夫论

 

问:那么,今人怎么去做身心修炼的工夫?

 

曾亦:宋明儒家确实有一套工夫论,但较诸佛、道二家,论述没有这么完整细致,尤其没有一套针对心性的可操作性修炼步骤。譬如,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儒家都主张静坐,但并没有留下一整套法门。而且,儒家的静坐只是收摄心神、默坐澄心而已,从而彻底排除胸中那些私心杂念。

 

其实,儒家讲的工夫,主要还是在事上磨炼,不像佛、道二家那么重视静坐。所谓事上磨炼,要求从小就从事洒扫应对、待人接物的训练,尤其包括遵循传统的礼仪要求,诸如事君、孝父、敬兄之类,都是工夫所在。至于长大以后,如朱熹讲的“主敬涵养”和“致知省察”,陆象山讲的“发明本心”,王阳明讲的“知仁合一”和“致良知”等,都是儒家的心性修养工夫,目的就是要屏除私心杂念,使心中纯乎天理。而且,从整个宋明理学来看,儒家讲下学、上达,犹如佛家讲顿、渐,都在试图寻找一条有效的通达圣贤的道路,因此,从根本上说,宋明理学的重心就是工夫论。

 

三、圣人气象与孔子“新王”

 

汉儒宋儒心中的孔圣气象不同

 

问:请问您怎么理解“圣者气象”?

 

曾亦:不同文化系统的人,心目中的圣者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儒家来说,汉人心目中的孔子跟宋人心目中的孔子也不一样,因为汉人讲的孔子,尤其是公羊家强调孔子为万世立法的一面,就是要重新建立一套“垂法万世”的制度。但孔子有德无位,是不能创制立法的,否则就是僭越了。所以,公羊家推崇孔子是“素王”,就是因为孔子在《春秋》中那套构想确实在汉代得到了朝廷的尊重和实行。但在宋儒那里,孔子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表现,而只是道德上人格完美的圣人。

 

所以,到底什么是圣者气象,不仅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圣人的标准不一样,而且,即便对于儒家来说,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圣者气象,一个是汉人的,一个是宋人的。汉儒更多强调圣人外王事功的一面,而宋儒则强调圣人内在心性修养的一面。

 

孔子是创制立法的文王

 

问:汉代人心中的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王”?

 

曾亦:《春秋·隐公元年》第一条经文:“元年,春,王正月。”这个“王”到底指是什么?公羊家那里有不同的说法,而《左传》学者的说法也不同。《左传》学者认为这个“王”指时王,即周平王。但是公羊家认为,这个“王”指文王,即周代创制立法之王,也就是周文王。到了晋代公羊学者王接那里,则认为文王指孔子,到了清代公羊学者那里,大都接受了这种说法,即孔子就是创制立法的文王。

 

公羊学家认为孔子是素王,但孔子在政治上并没有那样一个创制立法的地位,但他通过作《春秋》而偏偏干了创制立法的事情,故汉人尊孔子为素王。而且,汉人认为既然有素王,就有素相或素臣,也就是把辅佐孔子创制立法的那些学者,譬如左丘明,给予某个称谓。因此,公羊家视作《春秋》的孔子为“新王”,本来“王”应该指“时王”,或者历史上的某个王,即只有真正掌握了世俗权力的人,才有资格称为“王”。但是公羊家比较特别,把《春秋》这部经典推崇为一代王者,因为公羊家有一套“通三统”理论,即认为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按照这种循环,跟在周之后的王朝必然尚黑。历史上,秦朝自认以水德王,故尚黑,但汉人不承认秦为一统,故假《春秋》为黑统,而孔子作《春秋》,因此被推为黑帝或玄圣。可见,中国人相信天道的,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论证也借助了黑白赤循环的这套理论,既然汉人不自居黑统,就只能推许《春秋》为黑统了。

 

四、大陆新儒家的使命

 

大陆新儒学的使命是重建世界秩序

 

问:相对港台新儒家,您认为大陆新儒家的使命是什么?

 

曾亦:首先,我们主张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这一点跟儒家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此而言,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后者更关心的只是儒家学说的接续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而大陆儒家则以大国的崛起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港台新儒家,最初处于国共相争的夹缝中,后来又孤悬海外瓢泊,因此,对于中华民族如何面对欧美列强,他们的工作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我们应当理解港台新儒家,但对于大陆新儒家来说,我们需要的绝不只是一个“文化中国”,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这是大陆新儒家的首要目标。此后,儒家才致力于接续中国几千年的道统,“为往圣继绝学”,进而面对人类的困境,提出普遍的问题和方案,“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大陆新儒家的担当,也是策略。

 

此外,港台新儒家只是关心建立人内心的秩序,至于大陆新儒家,还要建立外在现实的秩序,即包括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各方面的秩序。就此而言,传统公羊学在这方面有着最充分、最完整的论述。

 

   


(湖南大学。图/红网)

 

五、经世致用的湖湘之学

 

湖湘学派一直注重经世致用

 

问:您如何评价湖湘学派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及当今的意义?

 

曾亦:关于湖湘之学,历史上表现出几个不同的阶段,或者说有几个不同的面向。

 

最初在南宋时,湖湘之学主要表现为胡宏、张栻一派的心性之学,这个面向比较受到后来学者的重视。譬如,胡宏及其子弟,还有张轼,他们两、三代人关于心性问题的讨论,就构成了最早的湖湘之学。后来,朱熹正是通过对湖湘学派的批评,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心性理论。

 

其实,当时湖湘学者还有另一个面向,就是胡宏父亲胡安国的《春秋》研究。元末以后,其《春秋传》甚至成了科举考试的定本,可见这一脉学术的巨大影响。《春秋》是最讲经世致用的,当胡安国写完《春秋传》后,就上承给宋高宗,高宗对此书大加赞赏。《春秋》讲攘夷,宋人把这个道理讲得更激切,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有宋一朝,不断受到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欺负,所以,民族意识就被激发得越加强烈和高昂。通常人越是被欺负狠了,心里那口气就越是郁结,越是想要发作出来。其实,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正因如此,胡安国在阐释《春秋》时,就把攘夷抬得比较高。但是,在汉代公羊家的夷夏学说那里,攘夷只是一方面,至于另外一面,则是讲夷夏进退,即夷狄最终与诸夏成为一家。但宋人不会这么讲,因为宋与契丹、女真、蒙古人不可能成为一家,所以必须攘夷。可以说,胡安国《春秋传》对攘夷学说的发挥,与汉代公羊家是不大一样的。

 

此外,宋人喜欢讲尊王,而且讲得比较过分,胡安国也是如此。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尊王就成了宋人最基本的政治设计理念。譬如,作为理学开山之一的孙复,同时也是《春秋》学者,其最著名的著作是《春秋尊王发微》,里面就把尊王讲得很高。胡安国接着讲,也讲得很高。正因如此,王船山就把岳飞被杀归因于胡安国,认为正是胡安国这套理论,才在宋高宗心里烙了这么一个阴影,让他时刻提防权力落到臣下手里,最后才把岳飞给杀了。

 

可见,正因湖湘学派有《春秋》学的传统,我们还可看到湖湘学派另外一个源流,即经世致用的一面。只不过后人讲经世致用,大多是从曾国藩开始讲,其实可以追溯到宋代。

 

到了元、明、清前期,湖湘之学并不突出。直到晚清,湖湘学者又来到了全国思想舞台的中心。其中的关键人物,一个就是魏源。魏源本身是公羊学者,他的那套经世致用理论,其实就源于公羊学。后来,曾国藩以军功起家,并把一大批湖南人带了出来,其“汉宋兼容”的学术主张,背后显然有经世致用的倾向。到了戊戌间,维新党人来到了湖南,使整个湖南陷入了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的争论。但是,无论保守派还是维新派,他们之间的思想冲突,都是出于对大清国运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关切,这背后都有着深厚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

 

问:在大陆新儒家之外,也有湖南的学者朋友提出了“湖湘新儒家”,认为湖湘新儒家对应了古代秉持湖湘精神延续华夏道统的湖湘学派,并称陈明、杜钢建、朱汉民、曾亦为当今湖湘新儒家四大家,也当仁不让地是大陆新儒家的四大代表。您同意吗?

 

曾亦:不反对。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