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先生对张岱年先生的文化实相和综合创新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使得这一具有重要的文化理论重光于世,并对其内涵进行丰富发展以适应当代需要,使之超越传统的天下文化观而成为一种现代文化观。他以这种文化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儒家思想史中一些重大问题,解析儒家文化常道之内涵,展望儒家文化的当代新命,并就三纲五常、民本与民主···
著名学者张祥龙先生去世,学界一片悲声。记起多年前,曾邀张先生到下乡考察乡村儒学,往事历历在目,先生已然作古。
钱穆先生早就指出,理学以“性即理也”解读《中庸》的“天命之谓性”,进而“分割性情为对立之两橛”,并非《中庸》原义。郭店楚简的出土,打开了孔孟之间人性论发展的历史维度,表明孔孟之间流行的儒家人性论的主导思想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情论的视域使得回归《中庸》人性论的本义成为可能。
这种对于中华文化的思考,既包含着执着的应然的价值追寻,又包含对于实然层面的文化发展路径的深长思虑,系统、高远而富有现实意义。余先生生前曾多次感慨,过于表面、浮躁而功利化的所谓文化热,既不能深入文化精神深处,也无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整体性反思把握,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则是对于这两方面的有力推进和重大突破。
探易经究易传,为文化精神立根本;说何晏道王弼,为个体自由寻出路。
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以探索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为己任,他的哲学与他的为人处世没有必然联系,他所建立的是知识论系统;另一种哲学家则要通过哲学探索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之道,他们的人生就是他们哲学的写照,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讲,他们是求道者,余敦康先生就是这样的求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