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保释案裁决体现了香港司法哲学的某种“国家法”转向,这是其制度理性与政治成熟性的体现,是对香港司法独立更高层次的理解与坚守,具有香港司法及“一国两制”实施的里程碑意义。
BNO已成为历史陈迹,是大英帝国“殖民遗产”与“殖民情分”的谢幕礼。中英从1984年外交备忘录的妥协到2021年最终分道扬镳,折射出“一国两制”国际政治环境与条件的激烈变迁。国籍法与法律身份的清晰化,表面上是中英法律斗争及香港部分居民旅行权利的减损,实质上是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与基础立法者宪制角色的理性展现。
特朗普只是药方,对药方的政治批判与清理,无法取代对美国真实问题与矛盾的诊断和回应。美国民主重建不是以批判特朗普结束,而恰恰是以其为负面典型和反思开端,并有勇气直面特朗普主义所捕捉和提出的相关问题,相应设计和提出具有真正科学性与民主建设性的制度化解决方案。
2020,新冠之年,全球受虐,至今未解,不得安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人类理性与欲望的狂飙突进,在这个似乎“历史终结”的全球化“深度”时代,招致了自然的反向平衡与神秘调整。人类以意识形态画地为牢,以科学技术追捕毒踪,以疫苗竞赛安抚人心,以权力和资本的扭结控制市场与生命。真正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竟然不是世界大战,而是一···
对港精细治理已入正轨,也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部分。其前景如何同样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社会和特区政府的政治成熟、国家认同及自治能力的实际增长。这在香港治理进程中构成了某种“二次回归”及香港自治能力的“二次发育”。香港到底如何能够适应和发育好,是“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关键。国家只能提供基础条件与环···
当代中国复归中华文化本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时代的深度和解与整合阶段,迫切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创造”,使得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正确理解和认同的自身文明基础之上。
“港版国安法”是中央直接立法,所以它在国家安全的标准与执行力度上,其实都要高于基本法第23条。“港版国安法”不取代23条,但是它在23条立法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可以紧急堵住香港的国家安全的漏洞。所以中央直接立法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在为香港23条立法的困境进行解套。
反修例运动的后期治理与香港繁荣稳定的重建,考验国家治理智慧与香港自身的高度自治能力。“一国两制”由此决定性地转入了中央权力合法进场、香港管治改革及社会重建的“下半场”。本书从香港内外双重视角,以法学与政治学方法,对这一场反体制的社会运动加以深度剖析,对“一国两制”宪制原理予以反思重构,并提出运动后期治理与新时代“一···
来自20世纪历史尘埃中的旧式启蒙话语固然日益浅陋而可能遭遇“爱国青年”的鄙弃,那些抱残守缺于旧式话语而无视当代中国进步性及爱国青年之精神自觉的人固然可能呈现“遗老”状而愤懑幽怨,甚至诋毁封杀新生力量,但新时代真正的价值缔造任务是否就可以通过何冰式的正能量演讲而得到解决呢?
但香港的黑暴行为已带有恐怖主义特征,仅仅依靠被“柔化”的反蒙面法是不够的,特首应当会同行政会议做好研究和立法的准备,以订立更为严厉且在法律依据上更为直接(如直接依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中的“紧急状态”条款而不是“公共威胁”条款)的紧急规例。当然,这一判决给出了香港法院的司法复核立场与基准,政府立法应当充分研究如何使···
美国涉台立法有可能进一步向“台湾安全”议题升级以及出现“类似建交”的高度迷惑与极限挑战行为,中国对台战略研究与维护主权行动必须转换思维,凝聚人心,申明利害,果敢突破。
垄断信息与屏蔽哨声,不仅压抑了表达自由,也挫伤了社会成员相互预警及官民互动合作的信任基础,总体上增加了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及治理体系的控制成本。寻求善治,不是僵化的“消声”,而是保护哨声预警机制,官民互信互动,社会合作治理。期待疫情过后,吹哨者不再恐惧而有荣耀,当政者不惧哨音而有敬畏。
无论是西方的主动带节奏、脱钩还是对国内民众情绪的精准煽动,抑或国内“反建制”力量的有意政治引导和重新聚集对新时代改革的幽怨敌意,都需要国家治理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有效展开包括信息治理、央地治理、文化治理、法律治理和共同体治理在内的观念与制度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不是有些分析文章指明的、模仿西方的颠覆性政治变革,而···
从广场退回家中的每一个香港人,除了真正的一小部分极端派之外,必然面临反复的家庭内部谈判、个人生涯抉择与理性上的重新考量,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与个人未来?笔者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反思与调整,香港人的内心真实答案恐怕不会简单顺从“完全自治”路线的魔法指引。
2020之春是全球化和人类文明史最关键的一个春天,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历史开端。别忘了我们是新世界的中国青年,别忘了中国对自身的文明期许和复兴使命,别忘了时代进步是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而当责任传递到你们身上时,你们今日的所思所行就是关键的起点与基础。更关键的是,这是你们青春生命难以再遇的重大历史时刻,也是你们从稚···
在充分理解各国自主管制的政治与利益正当性的同时,我们也应思考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如何理解和建构。武汉肺炎新型危机对中国进取型的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是一次重要的意义挫折和挑战,中国必须在抗疫周期中展现其制度协调力、技术攻关力、价值渗透力与全球合作力,否则必然产生“国民信任危机”和“全球信任危机”,掏空新时代进取···
从武汉肺炎危机早期的“警察维稳”表现到中央决策介入后以中央媒体监督、最高司法非正式发声及公众聚焦商谈的共识取向来看,新治理模式的基本价值已经扎根并在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具有初步的传导、教育和制度矫正功能,而社会层面则通过这一治理模式的内部拉锯与反弹调整看到了一种新的治理知识与制度模式的成长印记。
2020,庚子之年,武汉肺炎危机无疑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合作治理的一次关键性考验。通过了考验,中国的治理与全球合作都会进步。港台如果只是想着“小确幸”和“独善其身”,甚至隐含幽怨与仇恨,就很难看到真正的前途。
2020及之后的历史时段是2019所界定之基本问题与基本矛盾的展开、应对与结构性解决周期。没有永恒的霸权,没有单一的权力中心,没有不可取代的任何国家或城市,也没有真正留守得住的旧日荣光,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竞争、创新与正义。
2019香港变局,反修例延烧,中美超限角力,“一国两制”香港平台经受严峻考验。与香港相比,同为“一国两制”实验田的澳门则展现出政治稳定、法治权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融入国家体系有序推进的良好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