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现代性语境下的道德问题,他两部著作中呈现出的成熟哲学体系牢牢坚持对此一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形成其仁学哲学思想。陈先生坚持,仁之本义为利他主义,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陈先生哲学是熊十力的体用不二和李泽厚的万物一体思想的综合与提升,既关心天地总体作为仁体的整体性,也特别关心利他主义的···
本文从唐文明先生讨论“天地之心”的三篇文章出发,探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地之心”究竟是否有宗教式的创生含义。《周易·复·彖传》中“复其见天地之心”强调的是生生,《礼记·礼运》中“人者天地之心”强调的是人的主宰意义。朱子哲学中虽有对“天地之心”之主宰义的强调,但天心并非直接生物,而是使万物生,更不会判别善恶,没有目的论和神···
相较于存在论传统的西方哲学,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哲学是性命论传统,民国以来易于接受唯物论,是因为其固有的气论传统。但气论唯物论并非心物二元的,因而其唯物论亦非机械唯物主义。本文尝试在身心一体的传统中建构性命论主体,并阐发与之密切相关的两个哲学命题:气论宇宙观和人为天地心,以展现性命论哲学的初步面貌。
缘在通生死六龙御天归中道,知几理孝慈一阳来复见我心。
这个深知有生必有死的缘在,面对最终极的边缘问题,仍然在以其思想中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为的不是虚幻的价值,不是不变的静止存在,而是永远活泼泼的生命力量,依然可以感受到“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的生命之美。在这精神的惊涛骇浪中,他经常引用的这句诗应该最能描述他的状态:“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我认为礼学本来就具有这样一种面向。历代的礼学研究,首先包含了与礼相关的经学讨论——这是完全学术化的。但在历史上,这些学术讨论其实也和各个朝代的礼制实践之间密不可分。可以说,在思想和制度的交融间,礼学在历代形成了一个很有现实性的学术传统。礼学在历史上的学术演进,不仅包含了对“礼”的道理的不断思考,同时也涵盖了历代实···
哲学应该讨论本源问题,但并不认为本源问题指的就是逻辑-语言的本源问题,而应该是生活经验的本源问题。无论在中西文明中,经学都不止是回答本源问题的范例,而且构成了生活经验的骨架。笔者将经典分为原始经典与创作经典两类,认为原始经典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往往溢出理论的解释;创作经典虽是理论体系的建构,却基于原始经典···
立善兄的文字水平非常高,他的文章虽然大多数是考据性的,但读起来并不让人感到乏味。其中不少是由小学入手、却能贯通大问题的典范,如《程门立雪的真相》《<礼序>作者考》《朱子门人丛考》《<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等。如果天假以年,相信立善兄一定能做出更多、更重要的研究来。
现代学者对三年丧何时成立,产生了种种争论,使之成为理解中国礼制史的一个核心问题。东夷人三年丧之服,却又经斩削而成,不缉边,初或无斩衰之名。经孔子及其弟子提倡之后,此种丧服被纳入周人原有之丧服体制。夷夏丧服制度的结合,不是一两个人的提倡导致的,而是一个长期就有的趋势,孔子只是更加大力推动这一趋势,并将它理论化而···
郑玄《礼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孔颖达《礼记正义》、贾公彦《周礼正义》均有引用,使之成为礼字的标准释义。以体和履训礼,皆为典型的声训,郑玄也解释了其因声求义之理据:统之于心和践而行之。一般认为,二训分别基于《小戴礼记》中的《礼器》和《祭义》等篇,但在汉代训诂学传统中,郑玄应是首···
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春秋学的文字与阴阳五行的文字大致上各占一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余治平先生的《唯天为大》与《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两书分别论述这两个方面,对此后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笔者以为,对阴阳五行体系之义理的综合,是董仲舒学说的哲学基础,虽已有不少研究,仍有必要深入其中,特别是其中的···
程瑶田置于《通艺录》之首的《论学小记》虽然不像他的考据学著作那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却是一部精心安排的著作,其思想关键在于否定宋儒理欲二分之说,阐发性善论,特别以诚意为功夫论的核心,而所有这些讨论都落实到人伦之礼上面,他所强调的恕、让、厚、和四德,都是礼学上强调接人待物之法的德性。
我相信中国智慧的力量,也相信六经是中国智慧最高的表现形态,其中有一个非常强大、非常系统,也有丰富的解释空间的思想体系。郑玄与朱子分别从自己的角度,诠释了这个体系,成为汉宋之学的两大高峰。现代人要讲出中国思想的意义,必须以现代方式重新阐释这一体系。
北大哲学系教授吴飞最新作品,从哲学角度解读刘慈欣的《三体》。全书围绕《三体》三部曲层层推进的情节设计,分别从生命与人性,死亡与不朽,社会契约与差序格局三个维度解析这部宏大史诗,认为《三体》诉诸的终极问题是“生命”,全书的关键词是“宇宙很大,生命更大”。
在清末民初的经学研究中,“汉宋兼采”是一股不可回避的风潮,这股风潮流行于晚清,却并非是对乾嘉汉学的反动,而是乾嘉经学的进一步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对清代学术研究的展开,以为清代“只有学术,没有思想”的论调已经逐渐被否定了。[1]而清代思想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礼理之辨。但究竟该如何看待礼理之辨,却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笔者认为,由黄薇香(式三)、黄元同(以周)及元同在南菁书院的诸弟子构成的儆居学派的思想史意义,就在于他们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
郑玄绝不是一个只知饾饤之学的书呆子,而是有着非常宏大的文明构想,汉魏之间经学与制度的演进,正是这一构想不断修正和落地而形成的。由中唐赵匡等人的新经学,到宋代经学体系的再造,以及清人向郑学的回归,郑学体系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底色。至于华喆所说的“经学的棱镜”如何形成和被误解,以后的经学形态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今日···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唐蔚芝先生师从经学家黄元同先生,而又以理学名家,他究竟如何处理黄先生那里的汉学传统与宋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对比唐著《中庸大义》与朱子《中庸章句》、黄元同《子思子辑解》之间的异同,指出,他对朱、黄二家之说均有采择,也均有批评。注重教育、人伦,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是唐先生思想最重要的特···
取消家庭,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点。虽然康有为仍然认为现实社会中的家族制度非常重要,但在他总体的理论体系中,家庭都不是必须存在的,当时中国之所以还需要家庭,仅仅是因为尚未进入太平世。本文从“人为天生”的哲学观和“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观入手,着重讨论了康有为在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上持有的观点,认为这样一种思···
在目前的学术界,康、郭那样的诠释方法已经基本被抛弃了,但究竟该如何理解《礼运》一篇,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笔者认为,《礼运》虽然并没有康、郭二先生所认为的那种乌托邦思想,但其中仍然体现出关于礼的演进的重要问题,这在礼学思想中非常重要,而且与汉唐礼学的历史性理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