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法律体系中的“故事”具有多重属性,“详练故事”“力行故事”是对君臣的高度政治褒奖,熟练掌握与遵行故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素养。皇帝和官僚集团在处理政务时常常会检校与参详故事,从故事中寻找施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故事因而具有实质性的宪法、行政法意义。
从这些批注对诸儒学术的判断及对诸儒学术思想文献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孙氏自身的学术立场及其在本体与工夫问题上的基本见解。孙奇逢不只程朱陆王之间并无分轩轾,而且还在儒家道统的演进中给自己编排了位置,表明了自己要做新时代儒家道统完成者的学术志向。
万物与人处于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之中,人一方面要领会万物与人的浑然一体,另一方面又需要积极的“制器尚象”来干涉自然界,以获取人类生存的必需品。船山通过对道体的深切领会,提出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方法,这对于生活在现代技术大行其道,自然环境极度破坏的现代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船山认为君臣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制约与负责的平等关系。臣子并不是君主可以任意驱遣的家奴,与君主是宾友的关系。君主的德性对国家的治理是难以始终依赖的因素,而相位的设置以至于制度的建设才是国家治理最可靠的保障。这是船山对政治统治过度倚重统治者德性的一种纠偏。
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儒家思想,在政治生活尽心竭力地实践儒家治理之道,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数民族身份的儒者、儒臣,在以儒为主,多元文化交流融汇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值得我们重视,加强研究,积极传播。
经术治国以回向三代,是北宋中期新型儒学士大夫的共同追求。“学术、政事见称于时”的陈舜俞,曾先后师承胡瑗、欧阳修,是建言君主“大有为”,推动朝廷进行全方位政治革新的新型儒学士大夫群体中的佼佼者,也是传承“明体达用”的“湖学”的中坚。
从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学到其经筵讲学之际的32年间,朱熹从未放弃过对“帝学”的思索与建构,力图以《大学》“正心诚意”之学,正君心立纲纪,塑造理想帝王,成就尧舜之治。格物致知以明理是正君心之前提,诚意正心以修身是正君心之关键,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的实施是君心正而后纲纪立的自然延伸,体现了朱熹以理学原则规范帝王及政治的···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法治的建立与完善无法单纯依靠国家公权力的实践,它必然要求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建构,这便是法治的“社会面向”。
罗光的生命哲学,一方面是对儒家哲学的改造,用经院哲学的创造观注入其中;另一方面也是对经院哲学的改造,使之融入中国哲学传统,以“生生”观念描述受造物之存在方式。然而,当罗光要将经院哲学“移植到”儒家传统中的时候,则注定了会存在诸多张力,这是重构某种异质哲学体系所必然面对的问题。
当前,西方现代性暴露的种种弊端,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启蒙以来种种价值观念的缺陷,古典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顺势而起。这种思潮对现代中国如何审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重启中国古今之争的意涵就在于,如何使现代社会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纳入到儒家道统大叙事的格局中,以实现当代的通三统,并复归王道的···
儒家孝式社会控制中的积极因素,例如统治者与基层民众之间具备相似价值追求会有利于治国理政,可对当代国家治理提供借鉴。对于儒家孝道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如孝义文化包含的长辈享有绝对权威理念要是渗透到政府机构中,可能会形成家长制与极端崇拜权力的现象,这是当代国家治理所竭力规避的。
作为工商业组织的公所继承了牙行、会馆的一些职能,也发展出自身独特的公益职能。公所的公益职能表现为以供奉祭祀为精神纽带,生养死葬为保障、开办私塾义学为传继,兼之以庙宇之修缮捐赠。
《六经》去古甚远,其义难求。荆公知难而进,籍《六经》以成务,托古改制;朱子反之,依《四书》修己,以身心之理,而代经世之道,二人学说呈互斥之势,其实质是由二人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地偏执,所产生的张力。
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规模弘大,人体造型优美,是亚欧草原独一无二的青铜时代大规模摩崖石刻岩画。该摩崖岩刻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王炳华先生已有两部学术著作出版,此外学界研究关注的论文较多,研究多侧重于生殖崇拜。
本辑开辟“社会科学视域中的先秦经典”专题,以先秦经典为基础,从社会科学视角考察儒家思想、制度与人物,旨在发掘儒家治道的恢弘气象与时代价值。“儒学研究”既训诂经义,又广涉苏轼、陈舜臣、朱熹、廉希宪、王船山、孙奇逢等人的思想与实践。“百家论道”论及宋代“故事”、明清“三教合一”、清末“礼法之争”等。“处士横议”综议密尔自由论与···
“中原文献之传”内涵嬗递的内在理路,不仅折射出宋元时期儒学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由学统到道统的转变过程,同时也表明了推动儒学发展的动因,除了外部动因外,更多的还是儒学内部自我更新与发展的诉求占主导地位。
在儒家古典乐教中,琴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透过琴,我们有机会可以认识、体会乃至实践儒家乐教。本文拟从琴的角度入手,考察儒家古典乐教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教育实践可能具有的启发意义。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标志。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际,早期儒家从自然天道与人之性情两个维度展开了对礼乐本原的探索,发掘了礼产生、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传统礼文化提供了思想支撑和哲学依据。
以井田为基础可以形成社区,乃至于扩大至邦畿,不同的行政区划从基础层面形成了乡学与国学的第等。社会教育的内容是“明人伦”,应当达到的效果是“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进一步可引出教育与养老、祭祀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以长沙为个案,探究民初长沙祭孔的演变及其原因,检视民国初年长沙祭孔的实际情形及其所遭遇的困境,并藉此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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