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礼容程式,是指以周代为时间范围,以程式为特征,社会中不同层级的人在各种礼仪活动中,对应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行礼对象,在仪容、辞令、举止方面程式化的表现。礼容在周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式化的、针对不同层级的,用辞令、容色及肢体动作表意的系统,实现了载礼以容、示道以容,使周人生活富有一定超越性、艺术性,同时也成为···
有周一代,礼乐不断被建构和完善,朝野上下呈现出一派文质彬彬与颂声洋洋的景象。周人对待礼乐,一方面继承前代之遗风,另一方面也创构了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此期,礼乐被重新规定,不仅成为美和艺术的象征,还是政治的一种诗性表达。由此,西周进入了礼乐美学时代。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君子的人格”内容。仿效冯友兰的“照着讲”和“接着讲”,我们可以照着中国古代先贤有关君子的论述,接着梁启超1914年在清华大学的题为“君子”的演说接着讲。梁启超的“君子”演说代表了一种面向新世界的观念和希望,这就是提升道德、修己成人,融合古今、汇聚文明。
强恕近仁,出自《孟子·尽心上》:“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思是,尽力按照恕道去行事,追求仁德的道路没有比这更近的了。孔子的学生颜渊也说:“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可见,恕是成就仁德的途径和方式,也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精髓和要核。
泰山岩岩。孔子删定《诗经》,其中《鲁颂·閟宫》有“泰山岩岩,鲁邦所詹”之句,是历史典籍记载中最早吟咏泰山的诗句,可见孔子对泰山的尊崇。
今天,笔者想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原初孔学”与论语学。这些年,笔者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写一本关于《论语》解读的书,解释清楚什么是原初孔学和新孔学,解释清楚原初孔学和论语学的关系。
从社会化的进路审视明代心学,是对心学经世实践的哲学抽象和创新建构,也是对心学当代价值和作用范式的哲学回应。明代心学社会化是一个系统性研究,具有发展史建构、理论体系阐发的两重性,异于以往仅关注实践活动的研究,它探求以“心”为主体性、以心学与政治、秩序、学术、生活一体化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当遇到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人时,常称之为“儒雅”,把历史上能“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的将领常称之为“儒将”,把靠读书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常称之为“儒吏”,把以宣扬孔孟思想为研学使命的人常称之为“儒家人物”。
儒商,是伴随着儒学发展与商业经济发展逐步融合而形成的一个特有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把儒家思想融入企业经营,在商业经营的实践中践行“仁义礼智信”的社会伦理道德,是“儒”与“商”的有机统一,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十分璀璨的儒商文化。
马作为六畜之首,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动物之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赵宋不问出身的科举政策引导下,教育在民间受到了远超前代的重视。由于官学或数量有限,或设置兴废不定,其覆盖多有不及之处,“今家塾党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县虽有学,而士之耕养于田里者,远不能至,独城阙之子,得以家居廪食,而出入以嬉焉”。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式管理,其组织基因是仁爱甚至博爱,这要求组织不要只思考个体视角下的利润最大化,而要以整合、系统、全局思维思考组织嵌入的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多重系统的综合价值最大化,在谋一域的基础上谋全局,谋全局但不伤害一域,追求整体式的“帕累托改进”。
战国时代,分封制日渐瓦解,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老百姓苦不堪言。孟子赓续孔子的君子“仁”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仁政思想,引导人们成就美德,成为向善向上之人,最终实现“天下定于一”“万物归于仁”的理想社会。
20世纪初,梁启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以后,研究王安石的热潮持续到今天而未见消退。王安石在政治、经济、文学和学术思想等领域都有建树。但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熙丰时期的变法为主,而对其文学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仍处于较为薄弱的境况。
在现代语境下,重新思考孔子诗教的文化内涵,对于新礼乐文化的建构具有启示性意义。孔子诗教是在周代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下重建礼乐文化的重要环节,其文化内涵的核心在于文化生命的自觉。
黄宗羲(1610—1695)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著述颇丰,其中《明夷待访录》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且特殊的一部著作,集中体现了黄宗羲的实学思想。
“宋明理学”简称“理学”,也称“道学”或“宋学”,是精准化的儒家哲学;以传统道德伦理为核心,吸收了佛道精华,是时代下儒释道的共同产物。九江是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第二故乡,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亲手兴办的白鹿洞书院成为理学重地,延续了中国三千年的传统文脉,并影响至今……
《论语·学而》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乃儒家学说思想核心,而孝悌为其本,是中国文化之起点与基石。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是先秦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随着战国儒学的发展,出现不同类型的儒者。在众多儒者类别当中,荀子最推崇的是大儒,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之一。荀子认为周公和孔子是大儒典范,他们内圣外王、知行合一,有着时不我待的进取精神。
中国古代的读书法类著作,依据文体,大致可归为四种。一是读书故事类,如明人陈继儒的《读书十六观》,收古人读书掌故、佳话,旨在倡明读书之趣,然某些篇章荒古要渺,所辑缺乏系统;继之者颇不乏,仅明代就有屠本畯的《演读书十六观》、吴恺的《读书十六观补》、吴应箕的《读书止观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