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息事避讼,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表达过类似的态度。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体现了儒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尚“和”的主张。道家表达了谦和不争、不争而善胜的处世态度。法家虽然主张严刑重罚,但究其根本是希望通过法令滋彰来定分止争,并不希望天下纷扰不断。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古代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智慧,构建起一系列法律制度,以保障社会安全、应对风险灾害等,展现出强大的制度建设能力。这些法律制度成果不仅有效应对了当时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也蕴含着许多值得学习的思想和理念。
《典籍里的中国》运用电视化、通俗化表达,让“遥不可及”的文化典籍变得“触手可得”,让“高冷”的历史故事在电视里变得“活”了起来,加深了人民群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从《尚书》到《天工开物》,从《史记》到《本草纲目》,再到新近播出的《论语》,一本本典籍不仅关乎科技、医药、历史和文化等方方面面,更是老祖宗心血与智慧的结晶···
关于《论语》中的君子、小人,学界多认为有两种含义:一是地位义,地位高贵者为君子,如诸侯、大夫,身份低贱者为小人,如农圃工商;二是道德义,道德高尚者为君子,品行低劣者为小人。对此,熟察《论语》中关于君子、小人的章句,可知君子、小人概念另有第三种含义,即器量义。拘囿于具体器用而器量浅狭闭塞者为小人,超越具体器用而···
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地并非一个,但最早兴盛起来的地方是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被称为诸夏。早期文明阶段,人们自发形成聚落性质的城市,而从城市向外延伸的范围,叫做“域”,到了文书行政统治领土国家的时代,“域”被周边疆域包围,就产生了“國”(国)。从文字学角度看,域和國是相关联的,从域到···
孔子对弟子是因材施教的。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评议说,那七十多位大弟子“皆异能之士也”。并列举四科的十位代表人物:“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中的四科顺序则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中“言语”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办外交,“文学”的内涵大···
“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是大家比较熟悉和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哲学中“知止”这个观念,涉及到“文化认同”的问题。因此,我想从“知止”这个观念,引申出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讨论。谈认同,就要先对“认同”这个概念作一个界定。认同,是“我”在一种共在的形式中实现并认出自己。个体自我的认同,必然与父母、血缘、家族、社群、职业、民族、···
葛兰言(1884—1940),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汉学家。著有《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国古代之媵制》《中国宗教史概论》《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与亲族关系》等。其中,《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经出版,立刻在海内外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是西方学者首次运用西方社会学的···
在荷马的竖琴吟诵中,古代的英雄们纵酒战斗,充满了原始生命力。但到了柏拉图的笔下,理想城邦的护卫者就成了必须戒除纵酒之人。歌颂纵酒迷醉,在上古先民那里并不鲜见,古埃及人往往通过献酒,向神明表达虔诚,也藉此获取来自神灵的狂喜与亲切关系(蒲慕州:《酒与古埃及宗教》);希腊的酒神狄奥尼索斯,不但是著名的古代文化现象
“经世”与“致用”合为“经世致用”一词,广为使用是在晚明时期。但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或者说精神旨趣却由来已久,源远流长。“经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成玄英对此疏解道:“夫祖述轩顼,宪章尧舜,记录时代,以为典谟,轨辙苍生,流传人世。”对于“经”字的本义
我们一直说,中国历史道路是与众不同的,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具有独特性,其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但以下五个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它们分别是商周易代的特殊性、中华文明的早熟和高度发达、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
作为一种纪念和哀悼,它也能够成为一种补偿的行为:虽然有些温和和缺乏力度,不过,这是真实情感的流露。通过参加抗议活动,人们能够展示自我,让别人看见人们可能忘记或忽略的东西。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微不足道之事,当然不是我们能做的一切。
作者在文中简要回顾了美国英语系从繁盛到衰败的演变过程,不仅谈及20世纪60年代坚定相信文学真理,70年代受到法国理论家德里达、福柯的影响而热衷解读文本,20世纪最后几年第二代理论家喜欢“表演性”概念而热衷没完没了地阐释文本而陷入颓废衰败的变化,而且分析了英语系陷入当今困境的多样理由。
本文探讨了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与精神分析学家菲历克斯·伽塔利(Felix Guattari1930-1992)在其有机体现实认识中令人好奇的众多概念集。
哲学似乎丝毫没有成功的机会。在西方2500年的历史中广泛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老前问题。有一些问题涉及存在什么和我们知道什么,比如我们有自由意志吗?存在外部世界吗?有上帝吗?等等。也有一些问题涉及分析和定义,比如什么令句子为真?什么令行为正义?什么是因果关系?人是什么?这是很小的样本。对几乎任何抽象概念,哲学家都想知···
胖子或许是我们社会中最公然遭到污名化的个体了:有数据显示,体重羞辱可能比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更广泛更强烈。尤其是在工作场所、医疗领域和媒体上,当然存在针对肥胖者的社会和文化偏见,这些都记录完备不容抵赖。
如果公共性将事情搞砸了,如果它携带了错误识别的风险,如果它似乎将一切都拉低到赤裸裸的工具主义水平,它也确定了偶然发生的交流条件。为了获得好东西,你可能面临遇到坏东西的风险。所以面对读者的思考,我袒露自身的想法,希望他们理解我的意图,然后以我想象不到的方式解读我的想法。
在“论愤怒”中,塞涅卡呼吁我们“让我们培养人性。”这是斯多葛派持久不断的承诺:共同的人性为我们赋能。它不是自我帮助而是群体帮助。如果斯多葛派著作值得阅读,那是因为它们常常激励我们依靠理性、合作和无私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机器是否值得我们进行道德方面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那些试图说服我们认识到此类议题紧迫性的论证是动物权利道德话语的乏味延伸。这类话语的问题并不是动物或机器不值得我们进行道德方面的考虑,相反,问题在于学界进行这方面研究时通常使用的方式。
古人当然知道儿童与成人在心智、体力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古代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将儿童视为在心智、体力方面比成年人更低的“小成年人”,而不是像现代人这样专门划分出一个和成人迥然不同的生命类型。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到,西方近代意识中的童年,是近代以来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