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礼在古代属于吉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言:“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祇)。”即以吉礼祭祀天下各国的人鬼、天神、地神。“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充分说明了祭祀在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祭礼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不仅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严格的祀典制度,并在儒家的诠释阐发下构建了独特的人文体···
人类正处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华文明正在复兴,并极大地改变世界格局,圣人之道将渐行于天下。子曰:“人能弘道。”当此之际,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大批服膺圣人之道的士君子,担当弘道、行道之大任。为此,崇圣会兴起“大人之学”;虑及当世社会特征,重在养成政府官员、企业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教育和社会工作者等人士为士君子,···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在传统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传统礼仪形态丰富完整,是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古今中西的文化激荡中,如何传承优良的传统礼仪文化,如何保持中华礼仪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与吸收西方礼仪文化元素,传承与弘扬我们的礼仪文化,是必须面对与思考的现实问题。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在前几讲中,我们已经总结并分析了朱熹、流沙河、曲黎敏、李山等多位古今名家对于《关雎》这首诗的不同解读。而今天,我们将要谈一谈麒麟山書院自己的解读。
古时宴席“绿酒一杯歌一遍”,今日已不再有歌舞助兴的隆重感,但仍有不少传统礼仪保留至今。进餐时“食不语”,夹菜时“毋固获”,喝汤时“毋流歠(chuò)”。尽管对于不少人来说,这些名称听之陌生,但其实作为习惯早已不知不觉中被实践了很久。而这也正是中国式礼仪文化的美妙:润物细无声,成为每个人由内而外的修养。
在中国古代,老百姓常常将廉官称为清官。而在正式的官方称呼中,清官则被称为廉吏、良吏等。晏婴、张载、张鹏翮、李沆、司马光、包拯、赵抃、海瑞、于成龙等,都是中国古代清官典型代表,其彰显出的人格力量是百姓爱戴他们的重要原因,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形成,除了注重清官个体因素以外,更需要运用唯物史···
《禹贡》是《尚书·夏书》中的首篇,记载了“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的一系列故事,历来被视为与地理、疆域、贡赋等国家治理相关的重要文献。“禹贡图”也称禹迹图,不仅包括历代《禹贡》学著述中所载大禹治水,依山川、导江河、分九州、理贡道的地理图,还包括别贡赋、分夷夏、化荒服的政治治理一类的图。
山水令人神往。它或为桃源,自然而真切,夹岸数百步可至;却又可望不可即,处处志之仍旧失去方向。“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山水,亦是一种关于位置的想象。而现代科学无限空间的延伸,以褫夺的方式加剧了远离位置的恐慌。又或者,收藏与鉴赏之中的“古雅”,于审美之外开创出了一片精神空间。
“礼义之邦”之概念早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但其中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却有更早的渊源。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龙山时代中国已有了礼制的雏形。据《礼记·表记》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由此将夏、商两代的文化分别概括为“尊命文化”“尊神文化”,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
慈善信托既指慈善理念的信托实现方式,又指信托制度中以慈善为目的的形式,因此,慈善和信托是不可分割的。构成信托需要有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者之间存在伦理关系、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良好的慈善信托应是因道德而生发、因法规而完善、因互信而持久。一个诚信社会需要鼓励委托人的慈悲之心,促使受托人做好利他之举,培养受益···
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视音乐,所谓“诗、书、礼、乐、艺”,乐是其中之一,并且古人常常将“礼乐”并举,礼乐并重,乐在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周礼·春宫·宗伯》中有“以乐德教国子”“以乐语教国子”“以乐舞教国子”的内容,表明古人非常注重音乐的教化作用,音乐在教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作为孔子后裔,曲阜孔氏家族诗礼传家,能诗善文者代不乏人。即以清代言之,勤不废咏、有诗文集传世的孔氏族人不在少数。这其中,“衍圣公”群体的诗歌创作值得注意。“衍圣公”是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始于北宋至和二年(1055),终于1935年。有清一代,袭封“衍圣公”的有孔兴燮、孔毓圻、孔传铎、孔继濩(早卒,雍正十三年追赠“衍圣公”···
儒家对“礼”作综合阐述,形成中国礼文化系统。中国礼文化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礼义、礼节、礼仪。礼义,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要实现礼又需要做到的行为的节制与规范,这就产生了礼节的德目;而礼仪则是礼的行为表达与仪式表现。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阐扬与践行,而《礼记》一书所阐述的···
四为句碑巍然耸立于张载祠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照耀古今,震烁中外。1956年,以关学余脉自任的于右任为关中弟子严协和《孝经白话注释》作序时,愀然于文化承续,慨叹于精神不朽,挥毫题写“四为句”。尔后,题字被镌刻于张载祠东厢房壁上,后又勒石刻碑,立于碑廊之中。
“四书”自宋始,逐渐取代“五经”成为显学,并形塑此后800余年的学术格局和经学形态,尤其是成为宋明理学分支之一的关学赖以建构的经典依据。众所周知,关学乃由北宋张载始创,以其在思想上推崇气学、在学风上躬行礼教、在旨趣上注重践履、在学脉上条贯秩然而享誉学界,并在与思想史上不同学派融通交流中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且“独以醇正称···
时代在吐故纳新中不断前行,文学艺术也在踵事增华中不断丰盈,这其中不乏遵从、模仿、突破。在特定时代文化土壤中,学者在建构自身意识形态、价值尺度的同时,又可能成为被他人重新建构的对象。元代《诗经》学者用热情与笃定增益朱子学说,其又被稍晚于同时代的追随者不断丰富。不论是五经、九经还是十三经,《诗经》都是其中非常稳定···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刊”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与主流媒体《光明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报》联手打造的栏目,它旨在发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宣介优秀研究成果,团结凝聚广大专家学者,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刊”主要面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的承担者进行征稿,对所登文章具有较高的要求:除···
根据传统记载,《诗经》流传到汉代,产生了四个流派,即《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这四家对于《诗经》有不同的解释,依据的《诗经》本文也略有不同。前三个流派很早就失传了,流传至今的唯有《毛诗》。因此一直以来,当我们谈及《诗经》,其实谈论的始终是《毛诗》。无论我们去西安碑林博物馆瞻仰唐代的“开成石经”,还是我···
安大简《诗经》就是近年来发现的简帛古书之一,2015年初入藏安徽大学,编号从1到117,中间缺失编号为18、19、56、57、58、60-71、95、96、97号的20支简,实际存简97支。简文内容为《诗经》国风部分,共存《诗》58篇(含残篇)。安大简《诗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先秦《诗经》抄本。虽然安大简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抄本,但其文本价值尤显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