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有着悠久的九曲文化,不过韩国九曲文化的根源却在中国的武夷山。已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名录的武夷山,山峰林立,峰下的溪水蜿蜒环绕,形成三弯九曲,九曲溪因此而得名。但九曲溪之名远播朝鲜半岛并非因其景色秀美,而在于它们与朱子的深厚渊源。朱子辞官归隐武夷山,于淳熙十年(1183)四月建成武夷精舍,武夷精舍正是修建···
周敦颐与牟宗三均将诚看作创生世界的实体,却对诚在具体体验中的独特性着墨不多。更有学者将诚理解为抽象、孤悬之体,与其“体在用中”“存有在活动中”的特色南辕北辙。立足于《中庸》以澄清诚是如何创生万物的,遂成为重要的课题。诚表示维持本然状态,即上天所赋予的人与物之本性。人具有的诸种禀赋为萌芽之诚,天道的本然状态则是生生···
牟宗三对“德福一致”问题的解决,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说明“德福一致”的可能性,而在于借此问题反驳康德人的道德是有限的判断,证成“无限智心”与“天地万物一体”二者的无限性乃是“一致”的,继而使儒家良知本心所具备的价值性与物自体的价值意味可因此无限性的确认而得到“一致”的落实,最终兑现为儒家“新外王”理想的责无旁贷。
今天许多人对于传统司法的想象,大概都是以“包青天”之类的民间文艺作品为基准。在明代弋阳腔包公戏《高文举珍珠记》中,包青天是带着一身法宝上场的:“(皇上)赐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条御棍,……赐我黄木枷梢黄木杖,要断皇亲国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专判人间事不平。”一件法宝对应一项御赐的权力:···
6月15日上午,由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方朝晖教授发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和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春秋左传》读书班在清华大学开班。方朝晖主持开班仪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仲伟民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孔子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米怀勇分别致辞。
晚明越中士人祁彪佳,为阳明学讲会证人社之重要成员,常与社中白马山会诸友举“七日静参之会”,还在寓山园或云门寺进行静坐实践,故《祁彪佳日记》成为考察其本人及越中士人静坐修习的难得个案。祁彪佳等人的静坐,受晚明阳明学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故在静坐的形式上多采用佛、道的方法,其目的则与修身日记或举放生社、参与赈灾···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拿下白玉兰最佳电视综艺节目奖。6月13日,《典籍里的中国》播出第五期《论语》,特别邀来四位读书人,不仅精妙解读了《论语》的核心思想和后世传播,还特别从孔子及其弟子关系的角度品读《论语》,带领观众感受孔子弟子响应老师召唤、凝聚在孔子周围,共同追求仁爱理想世界的生命···
“前一天出现在辽宁高考政治考卷,后一天荣获白玉兰最佳电视综艺节目,‘宝藏节目’实至名归!”6月10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摘得“白玉兰”的消息传来,“典迷”一片沸腾。适逢端午假期,《典籍里的中国》于6月13日晚8点播出第五期《论语》。
李之才以卦变名家,其相生卦变与反对卦变以专言象数、不释文辞为原则,对此前致力于解说卦爻辞的卦变传统作了根本改造,对旧有传统辗转相生、两爻相易的卦变方法也有调整。李之才传人邵雍罕言卦变,前人对邵雍易学中所谓卦变内容的认识多出误解。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在黄州一呆就是四年多。元丰七年正月,神宗给三省发手札,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决定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不久又应苏轼的申请,许于常州居住。常州恰好在江宁府之邻。四月,苏轼离开黄州赴常州,沿途拜访朋友、游览山水,所以走得很慢,七月份才抵达金陵。在金陵,苏轼拜会···
冲着悬疑烧脑的准备看豆瓣高分剧《东城梦魇》,却没想到看了一部如此写实的电视剧。在一个十分普通的小镇上,住着一群十分普通的人。剧中女主的身份是一名警探,没有什么超凡的能力,反而在平庸而琐屑的生活中艰难地挣扎着。女主作为一名中年女性,上有老母亲住一起,下有一儿一女共同生活,儿子已婚育有一子。听起来是儿女双全、四世···
目前一些儒者呼吁回归中国传统家庭,以为这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并且优越于西方文化之处,这其实是夸大了家庭的中西之异,遮蔽了中西家庭形态的古今之变。事实上,无论中西,家庭构成方式是基本一致的,即若干核心家庭组成较大的家族家庭,若干家族家庭组成更大的宗族家庭。
东汉班固所撰《白虎通义》(下简称《白虎通》)是现存最早的经学通义类文献,也是汉代经学的综合表述,但是其研究一直未能深入。一些有关《白虎通》研究的综述文章都有这样的判断。[1]一个关键的原因可能是:传统经学的主体性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已经消亡,因此,传统经学研究《白虎通》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脉络,特别是清代经学的研究方法···
二十等爵的法律特权是法家为了贯彻农战政策而将爵的尊贵性与刑罚的严酷性、威慑力协调起来的产物,具有非贵族化、扁平化、工具化和受法家国家本位思想影响等特征。随着二十等爵向五等爵过渡,爵的法律特权经历了一个由慢到快的贵族化历程,最终在魏晋时期因世家大族的壮大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彻底成为官僚贵族的专属物。
湘西永顺,自古以来就是土家族的聚居地,摆手堂是土司制度的标志,是土家族集习俗、教化、祭祀、娱乐于一身的宗教性建筑,不但历史悠久,且分布广泛。但受清朝时期“改土归流”政策影响,永顺地区盛行的土司制度被废除。清政府为教化土民,大力推动湘西社会“儒化”,颁令禁止苗民土民诸多宗教祭祀活动及风俗习惯,因此土家族传统人文风俗···
李竞恒博士撰文《儿童在古代被视为“小成年人”,“童年”乃是近代人为发明》。深有同感。中国向来儿童教育,一开始即教其老成之学。不像现在,花花草草、猫猫狗狗的,就是不学人。教育,教就教文言。白话,还用教吗?古人说:文风卑下,皆由书理不明。士习不端,亦因书理太浅。
从神宗逝世未久元祐党人即几乎尽废新法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可以说“失败”了。但是,按同样的逻辑,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绍述父志,恢复新法;徽宗以“崇宁”(尊崇熙宁)为年号,接过父兄薪火,是不是又说明变法并没有“失败”呢?
宋儒始以汉儒说诗《诗》多穿凿附会,欧阳修作《诗本义》,斥汉儒之说“非《诗》之本义”[1];朱子称《小序》“可信处绝少”、“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2],然推阐诗之本义又谈何容易?四库馆臣论欧阳修《诗本义》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
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家”与家庭关系一直背负着一定的思想史骂名。当代中国学者,比如张祥龙与孙向晨,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恢复“家”的名誉,强调“家”与“亲亲”意识对于中华文化复兴的根本作用及其对于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可以说,“家”意识与“亲亲”思想在当代中国已呈强烈复兴之势,其中儒“家”的复兴尤为突出。儒“家”之复兴从本体论、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