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孟子》升格运动”,尤其是《孟子》被列入“四书”,具有了“经”的地位,这与宋代理学的兴起有着决定性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孟子思想是宋代理学的思想中坚,宋儒的“内圣”和“外王”都与孟子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此予以说明:一、性善论与理学家的判教;二、工夫论与高尚的道德境界;三、民本思想与“格君心之非”。
丧失自己独立的中医思维,是中医话语权缺失的主要原因。中西医思维之争,主要是“以西律中”,即要求中医思维全面接受西医思维标准的检测、证明,因此中医思维处于完全不对等的、绝对的弱势位置。
中华文化守望者与与回归者的坦诚交流,世界环保达人的家风情结,百姓家风与企业家风的交融互动!2020年6月11日晚,博鳌儒商论坛研究院主办的新儒商学堂,推出“新儒商论道公益直播系列”,由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与世界环保奖“苏菲奖”得主、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廖晓义老师对话“新儒商企业的家风建设”。
南宋爱国诗人谢枋得,号“叠山”,以其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儒家风范而震古烁今,因其而建的叠山书院如同智慧的灯塔,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宝库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谢叠山与文天祥同科进士,同殿为臣,文天祥号“文山”,他俩并誉为南宋爱国志士的“二山”,被视为我国历史上两座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
我认为我的这一部仁宗皇帝的传记呢,能够让你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地去了解宋朝的这么一个帝王。
深入发掘新乡贤文化内涵,需要更多关注其在乡村振兴新时期乡村治理中的具体运作方式,注重阶段性、类别化归纳总结。其中,功能性、便利性、情感性、社会性和教育性等内容均值得在实践中予以探索。多方位认知乡贤文化在历史新时期的潜在功能发挥。
本文在概述牟宗三“道德形上学”主要思想的基础上,就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方法论、灵知主义特征及其对儒家思想传统的遮蔽与扭曲展开批判。
作为一种儒学的新兴形态,社会儒学须顾及源远流长的儒学历史形态,从而建构一种贯通古今、中外的儒学形态。社会儒学的建构何以可能?意义何在?其基本意蕴、方法论路径是什么?掀开本书,全面了解“多元一体的社会儒学”。
书稿收录了颜炳罡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的思考方面的代表性文章,系统梳理自明中晚期以来的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求索历程,以及中国儒学的“三期发展”,深刻阐明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并未完成、处在不断新生和完善过程中,并提出未来发展和转化应该关注的问题。
如果一个民族国家的真正复兴必定蕴含着该民族国家之文化传统的复兴,那么,作为一种前现代的观念形态的儒学,怎样才能有效地切入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黄玉顺先生创建了“生活儒学”思想体系。 本书从生活儒学总论、生活儒学的方法论、生活儒学的本源论等几大方面展开论述,意在呈现作者创建的“生活儒学”思想系统的整···
本书从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治政文化中汲取重要精神滋养,即将儒家的德治主张、民本关怀、伦理精神(政德观念)、贵和理念等优秀治政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落实于当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时代重拾。
儒学的仁爱、忠恕、通和之道,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通和模式的文明生态。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儒学通过正本清源、开拓创新,与中华民族一起走向复兴之路,并为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重要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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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重视地摊生活,就是要让中国底层百姓的苦痛连着全中国人的心,并且每一次苦痛都有人牵挂,每一种不幸都有人看护,而不能只是将这种苦痛化约为抽象的权利观念。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巨变,虽不能完全从这个角度来看,但相比权利观念所起的作用,则与苦痛的关怀显得更为接近一些,也是与两千多年的传统更多一些关联。过去几个月中国···
先秦儒家讲“仁”,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与人为善、和谐相处,所谓“仁者爱人”,同时又尊崇天地,并对自然有所研究,尤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宋代大儒朱熹上接孔孟儒学,又集宋代儒学之大成,不仅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仁学,而且弘扬了先秦儒家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由此可以开发出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百余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但庶民在何时受到礼教影响,其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礼教的支配,仍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儒家“孝悌”和“仁义”两种观念间相互支持而又相互限制的二重性关系,本是对现实领域客观存在的社会—宗法二重属性进行理论提升的结果,也是儒学实践生命力的根本保障,偏执于话语形式层面的所谓逻辑“批判”,无助于揭示儒家思想张力的实践根源,也不利于呈现儒家思想传统的内在丰富性,反而可能会对阐释主体自身思想的深化造成消极性限制。
七大弟子的编排,既可反映出对孔子“素王”的体认,更可与当年“争臣七人”的争辩相呼应。而子张、曾子、澹台灭明三大弟子进入图文之中,则依稀可以看到与刘贺遭际的相似性,其内在旨趣直通“孝悌忠信”的自我认知,及对水边圣贤的追慕。也由此,在弟子选配中,分明有着“《春秋》笔法”散于其间。
《群书治要》以历代“立功树惠,贞心直道”和“立德立言,作训垂范”作为选材之依据,以儒经为基础,引史实为证,广纳众家之善言,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治学宝典。时至今日,其编撰体例及书中关于治学的深刻论述对我们今人读书、做学问仍极具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和治国理论有自己的范畴、逻辑体系和发展规律。学者在研究中需要注意这些内容,避免简单以现代的概念和范畴来加以裁剪、比附,努力使研究更为全面准确。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继续在传统法律文化这个园地中辛勤耕耘,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多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