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随着其思想体系的不断拓展、社会价值的不断发掘,逐渐形成了博大深邃的易学文化。
2019年12月12日下午15时,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大伦理学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500会议室顺利举行。
“华夷之辨”一直是关乎中国乃至东亚在历史转折时期自我定位、价值认同与秩序安顿的重要议题。2019年11月8号至11号,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和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华夷之辨问题再反思”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西樵山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举行,来自海内外的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切磋讨论。
一定文化或教养的建立一定是“人惟求旧”,即回向历史源头的差异化实现;但人类的普遍之“爱”的一般性价值,乃由此而奠基。科学义的“器”世界的“求新”,亦将由此而获得其合宜的方向性及无穷的动源。
新民族主义就应当以儒学为中心。为了使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相容相洽,两者都须经重新阐释。儒家民族主义并不是对传统儒教的简单回归,它是兼容并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政府政绩等其他元素后的产物。但儒学对所有这些元素的整合作用却不可或缺,并与它们共同创建出一种新的、有效的民族主义。
本书以人伦问题为思考主轴,重新刻画了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以及在中西古今的张力中展开的中国现代性的相关理念、主张与道路等思想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清晰地呈现了儒教传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遭遇的重大问题和巨大张力,详细地分析了现代儒学的思想方向与理论困境。
作为训诂与义理并存的大系统,新的经学建构首先要冲破“以小学为经学”的狭窄观念和“即经学史以为经学”的无奈之举,将经学放到中国文化历史的宏阔视野中来理解,由经典诠释入手阐明其意义,使之从纯粹材料化的身份中解放出来。
经由考察“权利”概念起源的两种不同理解尤其是人类学的理解,以及从概念分析厘定“权利”概念之要旨与分类的基础上,运用权利思想与话语对古典儒学的相关思想进行重构,可以有效地阐释儒家思想中的权利观念,有力地回应不相容论者的主要论据,并推进相容论者的观点。儒家思想的权利重构将有益于儒学与权利双方的发展,并为权利的合理性和···
孟子通过不忍、恻隐、羞恶、愉悦等情感体验来指示人心中的善端,又通过类比推理来阐明人心之所同然,并由此论定人性善。朱子倒转了孟子道性善的理路,一变而从天理之善论定人性之善。其实,天理之善归根究底是吾人对宇宙万象之观察、体验与体悟而来的,换言之,先验实得自于经验。由于道性善之理路不同,孟子与朱子性善论与伦理学之间···
本书通过对《礼记》及相关礼乐文献的梳理,分析了儒家传统中的交往礼仪、生活规范和礼治信念,特别是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阐释了礼乐文明中所具有的“生活政治”特质。
宋仁宗是一位宅心仁厚、性情温和的君主,也比较能够克制自己的激情与欲望,比较注意克己复礼。但他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也喜欢美色。可以说,仁宗实际上是相当好色的。
12月12日,春秋讲坛2019年第九讲(总第九十六讲)在孔子研究院举行。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刘光胜主讲《时王资政与殷周之际的思想维新》。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刘续兵副研究员、院科研人员和曲阜师范大学、济宁学院师生代表及社会各界国学爱好者聆听了讲座。济宁市尼山学者、孔子研究院路则权副研究员主持讲座。
“中庸”是儒家思想中一个至为关键的词汇,但其内涵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已经模糊不清,甚至备受误解,这大概与自古及今中国社会变迁中人们的处世观念变化有关。尤其在近现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更是经历了十分复杂的社会变迁,普通大众群体心中的一些观念与先秦抑或汉唐时代相差不啻天壤之别,以至于现如今凡初次见到“中庸”一···
黄宗羲解释孟子的道德哲学,尽管总体上处于宋明理学的框架之内,但在具体诠释中,有着将伦理之境与自然世界相区隔的自觉,并对本体-宇宙论的诠释进路有相当反思。
故乡是现代人的永久牵挂,书院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乡村书院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乡贤回馈家乡的珍贵礼物,也是教化一方民众、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平台。由上海申行健压缩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宏兄妹四人创办的福建枫下书院,是他们找寻儿时记忆、享受田园乐趣的一方净土,也是他们致力家乡发展、推进乡村书院建设的实验基地。
笔者于2018年8月前往韩国训蒙斋,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留学交流。
2019年9月21日,《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通称“安大简”)第1辑正式发布。这一辑整理报告,包含了58篇《诗经·国风》的内容,作为战国早中期的抄本,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版本。
2019年12月7日晚,由湖北省国学研究会、武汉大学国学院主办的第十一届湖北省高校国学知识竞赛决赛在武汉大学振华楼哲学院一楼报告厅圆满落下帷幕。
钱穆的《师友杂忆》是一部既可以做史料用,又可从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慰藉的经典民国学人回忆录。但所谓“孤证不立”,《师友杂忆》中的历史叙述也一样需要经过仔细的检视和考订,其中有相当多的细节需要参以其他史料作进一步考辨析,比如钱穆为亡友朱怀天编“纪念集”一事。
信息是历朝历代决策的依据,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如此。对于信息的搜集、处理、掌控、传布,统治者从来不曾掉以轻心。在历代史料中,我们都会注意到相关的制度化举措,以及君臣之间长期持续的若干“热点”议题。其中,有关防范壅蔽、穷尽实情、言路通塞等话题,始终处于聚焦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