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政治智慧。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作为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为政以德”深刻影响了历代执政者的治国理政实践。
晚清“春秋国际法”范式可按思想文本和历史实践予以区划,宋育仁是罕见地对国际法原理及其理想世界方案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他反对伦理与政治的“脱嵌”,提倡家国天下一体的礼法秩序,并主张不同于“世界主权”构想的以民本—治理权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宋育仁春秋公法学所体现的“古典的现代性”方案至今仍有其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
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要处理的三大重要关系之一。梁漱溟曾论及关于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但现代生态危机暴发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有汉一代,被誉为一代之文学者,舍“赋”其谁?有汉一代,学术最为昌明而隆盛者,舍“经”其谁?汉代是经学时代,大量当世文本创作“依经立义”;汉赋是汉一代之文学代表,其铺张扬厉的风格特征,在表彰经学、承载经义方面尤为瞩目。
当代教育需要适应此快捷的、技术化的时代,但教育的根本乃是育人,育人的根本在于育心,育心的根本在于文化的传承,亦即以文化人。今日教育在适应时代特征的同时还需要超越时代,以人的整全发展来引领时代。这意味着经典研读在今天,甚至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对普遍者(恒转—本心)和最高者(一元实体)的阐明以及二者如何共属一“体”构成了熊十力形而上学建构的核心,前者指向了“摄用归体”,后者指向了“摄体归用”,而起始处在于以“用”或者“行”言“相”,并经由“用”的不同样态而获得对两种“体”的把握。“摄用归体”和“摄体归用”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步骤,前者提出了最高者和普遍者的问题,后者则表明···
与熊十力,徐复观强调孔孟孝道与《孝经》所陈孝道绝然不同,孔孟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家都不是所谓孝治派,历史上所谓的孝治派实由《孝经》开其端。《孝经》“中于事君”的观念,混同了事亲与事君,从而造成了对孝道思想的歪曲。徐复观回应了“五四”时期的非孝思潮,肯定了孝道和家庭在现代生活中的伦理和政治意义。
该著以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王道思想作为核心范畴和基本线索,通过分析二程理学王道思想产生的原因、脉络和基本内涵,重点对理学王道论的形上依据、理学王道论的价值标准、理学王道论的实现机制等内容加以阐述和分析,重估理学王道论在构建政治秩序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彰显理学王道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船山对双峰的批判解析上溯朱子及元代朱子学,体现了对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视与吸收,显示出双峰对船山思想的积极影响,表明船山学同样建立在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基础上,而具有浓厚的朱子学底色。研究补充了对《读四书大全说》核心内容朱子后学之评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把握朱子学传承发展的思想脉络。
经在成书过程中,尽量避免了历史化,以确保其义理最大程度的跨时空通用性,或者说确保流传得尽量广、远。由于这个缘故,经有超越于史、区别于史的特点。
《易经》之“天”是至上神,即超凡存在者。《易经》之“帝”亦然,与“天”同义,同位同格。《易经》“天”“帝”不仅是至上神,而且是唯一神。《易经》蓍筮不是超凡的,而是超验的,即人的一种超越经验世界而通达超凡者的努力。《易经》的超越观念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肯定帝王的超验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解构帝王的超验性,否定帝王的神圣···
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思想的形成,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政治体制建立、宗教的社会功能偏弱、信奉人性善理论等有关。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在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加强个人心灵自治、家庭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的功能,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章太炎晚年“粹然成为儒宗”,积极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学,其对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的诠释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具体可以总结为三种面向:一是历史的面向,即从奠定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角度,肯定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的历史合法性;一是世界的面向,即在中外文化、中外文明比较的视野中,确认儒家“修己治人”之学构成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
本文首先基于相论视角,区分了人类知识体系中几种对现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从熊十力、海德格尔两条线索追问出德性易象学的基本思维方式。进而通过《周易》卦序的诠解揭示出易象学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学对传统中国学术的奠基意义。论文最后从易象学角度初步探讨了时间的意义以及历史本身的先天结构,并对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历史···
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