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因提供了所谓“弃儒就贾”的典型以及“四民异业而同道”论而被视为“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然而《墓表》实则是一“乌龙”之作,墓表主人公“未尝一日从商”。《墓表》的写作时间既非传统所系的嘉靖四年,亦非当今学者认定的正德五年,而是正德十一年,故称其为“晚年定见”并不确切。
政治是儒家的志业,在中国传统社会脉络之中,政治基本上局限在“学而优则仕”进路,儒者透过取得政府职位展现德能以实现政治理想。不过,在现代社会,政治的意义不限于狭义的从政为官,而应该从广义的观点,只要关心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论是从政为官或知识分子论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就此而言,儒家的政治思···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全书共二十篇,篇内分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表述了孔子在思想政治、哲学文化、伦理道德、教育修身等领域的主张和学说。《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本版《论语》精编精校,将古典···
言论自由和言论资格有别。例如,任何人都有责备贤者的自由,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责备的资格。关于《春秋》责备贤者,须注意三点:一、责备是指出贤者的不足,前提是肯定贤者之贤;二、《春秋》责备的贤者非中道之贤;三、《春秋》是圣经,圣人所造。《春秋》责备贤者,即圣人责备贤者。
孩子们不会说“最晦涩难懂的话”。他们喜欢玩儿,喜欢刨根问底,因此,能更接近人生的某些最深刻问题。
但我们可能从中世纪思想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焦点不是集中在命运之箭射向自身,而是他们如何顽强地生活下去。这是波爱修斯在其人生最黑暗时刻的安慰,在命运罗盘再次旋转之时,如果我们抽时间理性反思自我,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
在焦虑和自杀——令人窒息的无限的可能性和永远消除可能性的有限意义——的紧张关系中,人生的确应该继续下去。
这位启蒙天才显示,在观念世界中可敬的怀疑怎么就变成了现实政治世界中可怕的反动立场。
西方文化和哲学普遍性的神话,是建立在将普遍与特殊概念截然二分的知性思维方式上的。如果我们接受黑格尔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将普遍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有差异的同一的概念,同时吸收中国传统对普遍性问题思考的积极成果,我们就不但能够以超越现代性思维的方式证明中国哲学的普遍性,而且还能对普遍性概念本身作出中国···
继武帝致汉全盛之后,宣帝又为中兴之主,为政多修武帝故事[1]。武帝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宣帝亦欲广其学。且自武帝之后,经学为利禄之途,家法分析,章句兴起。故平议同异,增设学官已成必然之势。甘露三年(前51),汉廷召开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中国俗谚,表达了中国人一个很清楚的观点,那就是“识时务”最多只能算是“为俊杰”之事,惟独读书学习“做圣贤”才称得上是做天下第一等事。[1]然而,处境尴尬的是,在一个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不仅学做圣贤已经很难做为现代公民的理想,凡事都要求应依一种“全面性的学说”,来做为政策决定的依据,更难免会被批判干犯···
本文将沿着继承山崎暗斋(1618—1682)思想流派的崎门派儒学者之思路,对近世后期的日本儒学者怎样定位《家礼》一书的殡葬仪式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来说本文将以在近世后期各自开创了尾张崎门派和上总道学的两位儒学者、中村习斋(1719—1799)和稻叶默斋(1732—1799)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至于为何要将此二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一源于···
马王堆《系辞》篇的内容及其成书年代、马王堆《系辞》篇和今本《系辞传》之间的异同、马王堆《系辞》篇的主要思想,是马王堆《系辞》研究的三大课题。中日先贤已经指出今本《系辞传》与《礼记·中庸》篇有着深厚关系,由此不难推测马王堆《系辞》篇同样和《中庸》有着深厚关系,这些文献最早原型的形成当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马王堆···
《儒家邮报》系公益性非赢利的电子出版物,编辑人员亦系义工,刊登、转载任何作品皆不提供稿费及其它版权数据,著作权、出版权事宜完全归作者自行处理。投稿邮箱:rujiayoubao@126.com;订阅《儒家邮报》请发一封空白电邮至rujiayoubao@126.com,标题为“订阅”;退订《儒家邮报》请发一封空白电邮到:rujiayoubao@126.com,标题为“退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