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在教育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对此,我们应始终保持必要的温情与敬意,善于汲取其中的智慧,让教育“归于自然”,回归教育真谛。
《春秋》原为上古史书的通称,《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现在大陆的态度很明确:香港既然要闹,就让它闹,结果自己承受;受制于“一国两制”,大陆对此也无能为力。香港的命运掌握在港人自己手中:是继续被人忽悠、利用,以香港萧条、衰退为代价替居心叵测者火中取栗;还是幡然醒悟,脚踏实地地争取相对可能的目标?
朱子理学以程颐为宗,虽遍解诸经,却无《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其先,胡安国本于程颐《春秋传》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贬”之书法。朱子则不然,而颇攻胡氏之学,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且不信条例之学,而于《春秋》三传中独重《左传》,则纯粹以史书视《春秋》也。
传统儒学语境中的“不忘其初”一语更强调对理想信念、历史使命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这显然更接近于今天政治话语中“不忘初心”一词。由上可知,无论从语义上还是从文献上,都可以判断《孟子》书中的“不忘其初”才是“不忘初心”一词的最早汉语辞源。
“中原文献之传”内涵嬗递的内在理路,不仅折射出宋元时期儒学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由学统到道统的转变过程,同时也表明了推动儒学发展的动因,除了外部动因外,更多的还是儒学内部自我更新与发展的诉求占主导地位。
在世界政治局势与社会科学理论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探寻一条适合中国的政治学范式,既是解释中国古今政治变革的迫切需求,也是对世界政治学学科的重大挑战。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发展历史政治学这条新的却并不陌生的研究路径,也获得了学界的积极回应。
在中国的“乡治”传统中,乡规民约占据重要的地位。北宋时就有蓝田《吕氏乡约》,重道德教化,后经大儒朱熹编考增损,为此后历代沿袭。明代时,出现了乡约讲读制度,不只讲枯燥的国家律令条文,而是辅之以道德事迹、格言谚语,使得乡村民众能喜闻乐见。清代乡村治理继续沿用乡约讲读的方式,虽然基层推行中不免形式化,但仍有不少村民受···
本书分“日本古代的儒学”“儒学与日本的现代化”“前近代日本社会及其变化”“儒学与近代思想”“中日儒学比较”“中日思想文化研究观察与思考”六个专题。
本书对西方权利思想有较为细致的梳理,对儒学吸收、融合权利观念做了积极的探讨,提出有效的方案。由于作者均是生活于权利制度较为完备、发达的西方社会之中,故在立论上多侧重儒家伦理对权利观念的有效补充,对西方过分突出权利观念、个人主义盛行的现实提出一定的批评。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赴华,带来了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术体系,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便是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汉文并且进行了富有创意的诠释。
在儒家古典乐教中,琴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透过琴,我们有机会可以认识、体会乃至实践儒家乐教。本文拟从琴的角度入手,考察儒家古典乐教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教育实践可能具有的启发意义。
孔子言“庶富教”、孟子主“善政不如善教”、荀子倡“美教化”、汉儒“明教化”、魏晋“自然与名教”之辩、宋元理学教化、明代良知教化、清代礼教兴起,直到近现代,梁漱溟依然强调“宁在教化”,牟宗三着力辩护“教化之大防”,徐复观亟亟提点“教化精神”乃儒家精神性格最伟大的一面……
英国无成文宪法,却不乏宪法精神(老友夏彦才翻译白芝浩《英国宪法》指的就是宪法精神)。犹如吾土,虽无成文宪法,但却不乏宪法精神,至与英国一样,也多以往日经验行宪法之实,如“祖宗法”,如“誓碑”等。
尽管“慈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每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其不变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利他”。所谓“利他”,即为了他人的福祉,自愿地、不求回报地、贡献出自己的宝贵而稀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