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门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或者课程的中国哲学史则是20世纪早期的产物。
在首批“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余敦康先生解读的《周易》,赫然居首。此书是余先生在易学上厚积薄发的成果,也是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点睛之作。
《论语·述而》载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关于“束脩”的含义,历来说解纷歧。宋代以前,主流观点认为,束脩为束脯之义,俗称十条干肉,是拜见老师的礼物。但也有学者把束脩解释为束带修饰或年龄标志,这两种解释被认为出自孔安国、郑玄,在汉代文献中也有实际用例,故自宋代以来渐有学者信从,并在清代和近现代产生重要···
“贱丈夫”并非孟子对商人的定性,乃是贱人心之贪婪。教玉人雕琢成为妨碍治国任贤的代名词,但治国任贤并非如玉人雕琢那样只是一个专业问题。士君子之尚志不似梓匠轮舆之事,其所为可谓功在千秋。孟子论孔子为委吏或乘田,表明家贫亲老之时不择官而仕。最后通过矢人与函人之论显示慎择其业之意,又由“君子远庖厨”论出慎养其心之义,全面···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场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的。在东西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在现代性的冲击、裹挟下,现代新儒学思潮以阐释儒家精神在当代社会合法性、并力求使儒家精神在当代社会固守自己思想家园为使命。
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
儒家邮报
今人往往认为民国是一个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时代,其实此论大可商榷。在笔者看来,今人所推崇的民国“大师”们大多可疑(按:此处所说的大师,是指国学方面的大师),实在说,民国并没有几位真正的国学大师。
尝闻人言,圣人无情或忘情。《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仁自然无情。《三国志·钟会传》裴注曰:“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世说新语·伤逝》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本文从《春秋》学的现世主义和未来主义进行分析,认为高拱的理论是取消了未来主义面向,将《春秋》降为一代之史,时王与新王合一,使得《春秋》的批判性大为减弱。
当阳明学遭遇寒冬时,“真孤”不仅传承阳明学法脉,而且推进阳明学理论的发展,践行阳明学的真精神,甚至培养更多的阳明后学传人。方以智以真孤担当,晚年在青原山疗教救学,烹炮诸子,建药树堂,为阳明学的“核仁”提供庇护。
本次会讲成果不仅在于“继往”,更重要的还在于“开来”。可以展望,通过这次“会通朱陆传承理学”会讲,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宋明理学研究,为中国特色哲学知识体系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包含了几次改朝换代、改造社会的革命。当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得到快速成长之际,整个社会氛围转向重新检视革命的缺失和代价。
9月12日上午,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主办的“儒学名家高校行”活动首场报告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中央党校王杰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的专题报告。
10月22日上午,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主办、青岛大学承办的“儒学名家高校行”报告会在国际学术交流博学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罗安宪教授作了“《周易》与中国文化”的专题报告。报告会由青岛大学副校长孔伟金主持。全校师生代表400余人现场聆听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