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作于抗战时期,是他在完成《国史大纲》后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部纵论中国文化史的代表作,也可称之为《国史大纲》的姊妹篇。对于这部作品,钱穆先生甚为珍视,曾自言:“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近日,商务印书馆首次推出该书的简···
商务印书馆“春日书香汇芳华·月度新书发布会”8日晚在线举办,发布了2023年3月“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分别为《中国文化史导论》《什么是科学(第二版)》《欧洲文明的现代历程》《法律与人类学手册》《编结茅香:来自印第安文明的古老智慧与植物的启迪》《实用青年心理学:从自我探索到心理调适(第11版)》《特伦托1475:一场血祭谋杀审判···
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评介了三十余部史学名著,从先秦到明清,为读者展示了中国治史修史之途。书中对中国史学史上“记言”与“记事”的分别有深入阐述。本文以此作为视点,梳理、辨析记言与记事在历代分与合的流转变迁,进一步分析、探讨史学与政治间相生相克的独特关系。
自1990年8月30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钱穆强调“一统”和“多统”是中西政治传统的基本差异,主张在通史基础上透过历史政治传统的实践性阐释来揭示大一统的系统涵义。钱穆的研究揭示出,秦汉以前与之后两大时期历史代表了大一统的两个形态,各自包含国家形态与政教机制两个层面。文化地理、经济生活方式透过族群聚合而形成的国族认同表现出强韧的传统延续性,而政制文教在因承···
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是钱穆在品评现代学人时提出的一个基本区分,意在强调历史人物的时代贡献需要放在更为长远的立国传统中加以衡定。受此启发,我们对于钱穆的理解,应该兼顾传统性与时代性两面。只有建立起钱穆思考与时代问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领会其思想的先知性启示。
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早年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晚年则逐渐转向温和的认同,这反映了他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基于经学与理学是朱子学的两个面向之独特认识,钱穆提出了“会通博综”的治学理念,主张考据、义理兼尽,融汉宋之学于一罏,最终回归于儒学的大传统···
为钱穆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做些“背景重建”工作是这几年笔者的一个持续兴趣。随着工作开展,发现其中确实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更细致的讨论,推进方式除了钱穆本身史料的拓展外,另一个方式是“对看”。钱穆回忆录里出现了大量人物,大多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他们的史料经过了细致梳理,但仍留存有不少史料可以继续找和···
本书收录了湖北省博物馆藏钱穆致徐复观私人信札108通,其中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这批信札的写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948—1957这十年间,话题则涉及新亚书院早期的日常运作特别是新亚书院台湾分校的筹建,《民主评论》的经费筹措和编辑出版,学术问题的交流切磋,以及钱穆与胡美琦从相识相知到结为夫妇所经历的风波等。
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此期间,由于经世情怀的驱使,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
无锡荡口古镇,是学者钱穆的故乡。粉墙黛瓦的街区,恰如两片青色衣襟覆盖在河道两侧。一座座石拱桥、石梁桥似纽襻,把它们紧紧相连。苍颜斑驳的卖鱼桥,是从前进行鱼鲜交易的地方。天明时分,渔民们摇着小木船,陆续从湖荡那边进镇,浅舱里水花四溅,银光闪烁。刚刚在桥堍缆好船,手挽竹篮的主妇就围拢来了。
“钱门”是从教育方面说,有意义。在学术上,其实并无所谓“钱门”这件事。它并不是成立一个学派,坚持一套既定的说法,亦不是固守一种主张。钱先生的重要,是开出当代思潮主脉之外,另一种风气。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学界而言,启示是深远的。
新文化运动代表的旧启蒙主义,激励并启发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大转型。众所周知,梁启超是这一大转型的中心人物,深刻影响了晚清以来的思想界和知识界。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梁启超与历史政治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关性?对于这一问题的领会,也蕴涵了对于历史政治学这一学术构想的自我理解。
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
在真正理解儒家的人看来,钱穆先生,无论著作,还是教育,其生平,其声望,都出乎自然,肇起良知,没有半点造作扭曲、可惊可怪之处。
这篇钱穆的毕业典礼致辞,《校刊》原题《本届毕业典礼演讲辞》,刊登在1946年5月30日出版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刊》复刊第三卷第八期《三十二级毕业纪念专号》上。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九州版《钱穆先生全集》均失收此文,近年对钱穆佚文的辑补研究亦未利用此篇。而刊登钱穆致辞的这一期校刊适为“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所缺,可能也···
讲到中国文化,便会联想到儒家学术。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谁也会承认。但现有两个问题须讨论者,其一为儒学之内容,即儒家学术究竟是什么;其二为中国文化中其地位之比重究竟如何。
钱穆在抗战末期的《政学私言》中专文论述元首问题,直指民国初年来数次制宪时刻民主心智的一大迷思,呼吁正视元首的独立价值与复杂性。在政体革命之后,如何确保国家政治体的稳定团结与持续发展,这是钱穆论元首制度所触及的根本秩序问题。思考现代中国的政制构造需要将其内置于以立国之道为中心的文化与政治大传统。的元首论开辟出一···
钱穆先生是我敬佩、并且影响了我历史观的一位前辈大家。但有意思的是,我是一名宋朝文明的鼓吹者,钱先生则对宋朝评价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