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国文化主体与孔子纪年制度(皮介行)

栏目:十博士关于慎对耶诞节《看法》书
发布时间:2010-05-06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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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介行

皮介行,西历一九五五年生于台北,父祖为浙江人,百多年前为湖北省随州市皮家湾人士。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系。曾任《大学杂志》主编、《前进周刊》编辑、《南洋周报》主编、《民主报》编辑、《民众日报》记者、《在野杂志》总编辑、环球通讯社副总编(一九八七年十月,以此名义采访中共十三大,为首次公开接触中共中央之记者。返台后遭开除)、三极高工教务主任、台商广东龙眼焊材厂副总经理。致力于推动“大爱中华”社群活动,强化文化中国之互爱互信,以壮大中华民族之光明愿景。

 


之一


近日在网上看到葛剑雄教授〔今日中国该如何纪年〕一文,意在批评十位博士生联名发表抵制圣诞节的宣言,其宣言结尾的纪年,用的是: 

  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 

  公历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葛剑雄教授说: 

  「博士生们提倡爱国,我完全赞成。但须知爱国不是一句空话,应该从守法做起。在中国,用什么方法纪年可是一件大事。以往皇帝登基后,立即要颁布新的年号,一般从下一年开始就得使用新年号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宣布采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其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公历纪年”。也就是说,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定纪年是公历。博士生们在个人活动中采用什么纪年,完全有他们的自由,旁人不必干涉,但向公众发表一个正式的宣言,难道不应该遵守国家法令?至少应该将公历纪年放在前面才是! 」

 「当然,这也怪不得博士生们,因为连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有时也不知道,在纪年问题上应该遵守国家法令。十几年前,一位领导在发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会上公然鼓吹以黄帝纪年,声称现在采用公历纪年“乏味”。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你个人完全可以感到“乏味”,但作为领导,你的公开、正式言论必须遵守《宪法》和相关的法令,岂能根据个人好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


之二


葛剑雄教授当然是现代大学者,他能如此细致的注意纪年问题,的确别具只眼,不过我却对其论说所搬弄的理据,颇不以为然,遂借此机缘谈点看法 。此处想谈两个问题:其一.守法与爱国问题。其二.纪年问题。


法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此处无从深入展开,只提个人所认识的基本观念。1.法是什么:法是社会统治集团的命令体系,是维护当时当地整体社会秩序.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命令,由统治集团的武力为保证。于此同时,法也综合凝结着当时当地社会的基本信仰.学术主张.道德观念.风俗民情.行事惯例…等,有利于该社会成员生活生命的诸多追求,因而也为该社会多数成员所接受与执行。以此观点来说,法不是以统治者为唯一主体,而以被统治者为客体的专断命令,而是互为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共成的。法不是永恒的,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统治集团 ,不同的时期,都可以有不同的法。


2.法的位阶问题:人间的利益.权力.需求.秩序.位格都不是平面的,而是参差多层多面体。因此,法有大大小小.粗粗细细.强强弱弱,既有统治集团所框定的轻重序列,也有各级执行人员,各社群,各家各人所判定与执守的轻重序列。中央层级所定之法令既多且层出不穷,实不可能集中所有力量,贯彻一切法令,所以一定得分轻重强弱。有些被认为重大而紧要的事项,当然要求集中资源强力执行;有些被认为无关大事,自可以官样文章,等因奉此,放牛吃草,随人短长。地方执法当局,同样会在其中添加自己的信念.利益与意志。当然其它社会人等也是如此。这样看来 ,法是一场竞争与博奕,充满动态活性,法也不是那一人,那一方说了算的问题,法需多方参与,共同竞合,形成辩证合力的问题。


3.法的活性:法规条令是每日生产,纷至沓来的文字条款,界定与执守某种秩序.利益与善的观念。其界定的依托来自人性的需要,统治权力的需要,来自文化体系的形塑,来自观念体系的信念,因为人是活的,天地人间是不断变迁的,而所谓的“善”.“好”.“应当” 也是会不断变迁。如何追寻.认识.诠定复杂社会里,法令所该持守的种种善与好,这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本上也是难以统一的。正因为社会有这样多元主体,多元利益,多种信念立场的争论,社会才是活的,才具生态互补性 ,才能有弹性空间,满足万类生命的万类追求,也才能避免法令的僵化与死亡,社会的崩溃与瓦解。


4.法的矛盾性:由于法令太多,经手非一人,制定非一时。新法与旧法,地方法规与中央律令,甲法的乙条文与乙法的丙条文。都很难保持逻辑一贯,意志一贯,义理一贯。


所以所谓“守法问题”只能人性.弹性.外加活性的处理,要求对所有法令,所有人,所有事项一体执行,都是不可能的,也是荒唐而悖理悖情的。所以中国的宪法多有变迁,法令多有变迁,而许多宪法与法令,经常也都只是具文,既不可能执行,也不会因为不执行而造成“违宪”问题,而许多法令更会因人而异,选择执行,法的威信经常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的意志。这既是社会真实.历史真实.也是法律与人性真实,对此不理解.不接受.坚持纸面条文上的全面执行,那真是蛋头加八股的空想了!


在此认识背景下,葛剑雄教授:爱国应该从守法做起。博士生应该遵守中国当前采行的公元年号,公开的、正式言论必须遵守《宪法》和相关的法令等言说。要不说他愚蠢,至少是别有居心,虚伪而假大空的。要照葛剑雄教授这样的论说逻辑,中国法令多如山海,上至中央党国领导人,下至街头小贩,既没有一个人全面遵守过,那么中国将没有一个人爱国了!这既不合事实,也是荒谬的!儒学有谓“君子言之必能行,行之必能言”。 葛剑雄教授自己也不能全面守法,如何以“守法”责人? 再说,所谓“爱国”.所谓“守法”,尽可以有许多条件.许多情况与人情事理之分疏,未可一概而论!堂堂教授,更不可以学文革之光杆无赖,将守法问题用作“革命词语”一般的随便乱扣帽子!更何况十博士生之所以要排斥圣诞节,要用中国纪年法,正是他们强烈爱国心的表现,葛剑雄教授对他们的爱国心不领情,反过来要求他们推崇公元才爱国。“我本将心向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十博士生的十片热心肠贴上了一片冷屁股! 真也伤哉!痛也!


之三


关于纪年问题,诚如葛剑雄教授所说:「在中国,用什么方法纪年可是一件大事。」,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与讨论。为此我也写过〔建立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主体的孔子纪年制度〕等几篇文章,现特借葛教授之机缘,再予论说。 


最近北大楼宇烈教授,在一场〔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 〕演讲中谈到:〔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每一种文化里面都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文化凝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信仰习俗等。一个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都通过文化传达出来。而文化又是历史的载体。〕〔“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也就是说,后人不知道他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认同这个民族、不了解这个国家。〕〔鸦片战争使我们开始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我们反思这种否定。〕〔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盲目追求别人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 〕〔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多元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在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让大家有一种主体意识,我想这一点最根本。〕〔只有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养料,来滋润本国的文化、发展本国的文化。 〕〔文化传统凝聚着一种精神,也可以说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我的一个直接感觉,就是中华文化的整体根基越来越浅薄了。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稀少,而我们广大的传媒中间,西方文化的内容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并且一代一代地递减。〕〔一个对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了解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是很难让他生起爱国心的。〕


我想楼宇烈教授的演说可以用做我们讨论纪年问题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本来是个天下,是天下的核心国家,是天下秩序的持守者,各国交往规则的制定者,国际纠纷的裁处者。但自西力东渐以来,中国从天下之首脑,逐渐掉落成为列强鱼肉与“次殖民地”。这样严重的跌落与反差,使中国人伤了心,断了国魂,忘了我是谁,表现之一是,中国子孙责备满清天下首脑的架势与心态是“妄自尊大”,中国人在洋大人面前应该学龟儿子,毕恭毕敬,言听计从才正当。 表现之二是,中国子孙说中国文字是野蛮文字,中国人不该读中国书,于是我们有了中文拉丁化运动,使素以悠久历史.渊深文化自傲的中国人,只能先学拉丁字母再学中文,中文发音只能用拉丁文母来诠释。表现之三是:中国子孙轻易的拋弃,中国中央朝廷正朔所关的纪年体系,而接受公元纪年,以西方基督教的历史表尺,来表现,来框视,来统合中国人的中国史及其世界史之视野。表现之四….。


之四


我们知道人对世界万物的测量与标定,需要多种多样的工具,工具对人类文明与科技之创造,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工具不是完全中性的,不同工具常代表不同的方法,对世界做不同的框定与解读,不同的工具也限定人的视野与想象,对人的心识与世界之样貌,具有形构能力。在不同工具的观照下,世界也会呈现不同面貌。


而将流变不断的自然时间,加以年月日.时分秒的分隔与标定,从而形成人文时间,用于人际交流.人文创造.生产生活与历史纪录,这个时间表尺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角落.所有方面,可谓事关重大,钜细靡遗。所以,如何测量天文地文在时节上的变化,以指导人民生产以及国家军国大政之安排,是一件国家重要大事。我们甚至可以说,纪时纪年法在中华文明创造历程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至于后来演变成中央政府政治统系合法性的标志,也成为天下臣民与籓国,叛逆与否的判别标准之一。凡归顺之国邦,都必须颁赐中央历法及年号,所有文件都必须依此规定使用,否则就会是一种叛离行为。


当然这样的纪年用法,过度政治化,过度以一朝一帝为中心,框视天下古今。而事实上朝廷与帝王经常改换,遂使中国历史纪年经常断裂而无法条贯共通。难以用一个表尺纵观中国全史,带来子孙历史视野的框限与正统与否的争执。如果有一个总成天下古今,贯穿全史的共同纪年法,则其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连结,正朔朝代纷扰之理解与统贯,必会有很大帮助的。


之五


当清末辛亥革命发生之后,革命党人以革命的立场,不愿奉满清宣统正朔,又不愿用西方之基督纪年,遂选用了一个黄帝纪年,以代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五千年历史。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又采用了朝代纪年法,称“中华*民国元年”。而当民国38年,共产党做为革命者取得政权后,我想是基于不愿奉前朝正朔的心理,也是革命政权革旧布新的需要,遂废除“民国”纪年。而采用西方纪年做为中国人自己的纪年 。〔眼下台湾民进党政府,虽以选举上台,但他们要挥别中国,故也以革命者自居,要废除“民国纪年”改采公元,以标榜其紧跟西方,美国附庸的角色〕。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初步结论:1.纪年有很深的政治意义,中国的改朝换代,必定改变纪年方式,即使到现代,纪年之表尺,也不被视为无关实际的中性工具。因此十博士生要采用中国干支纪年,而葛剑雄教授则将之联系到不爱国的问题上。2.中国没有民族共认共守的纪年轴,遂致换了统治者,就改用自己中意的纪年方式。3.每个统治者都从自我中心的立场,搞自我正朔的名堂,把中国历史纪年表尺,弄得五花八门,零乱不堪,遂使西方纪年法相对来说,更简单方便。而在民族自我否定.全盘西化的心理投射里,”宁与外人,勿与家奴”就成了买办心态下,自以为高贵聪明选择。而此自我否定的可悲心灵,又在葛剑雄教授身上展示了一次: 中国自己的纪年法,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当,不爱国,不合法的,只有坚持西方纪年,才先进.也才合法而爱国。


4.当西方帝国列强打垮中国中央朝廷威信后,连带也打垮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以致中国知识文化精英,毫不羞愧,毫无不安的以打倒自己的文化,羞辱践踏自己的先知与圣人为荣。中国文字成了野蛮的代表,中国文化只是封建专制的帮凶与奴才。而受欺凌的中华子民以义和团来抗击侵略,方法固然可悲,但其与汝偕亡,不共戴天的悲愤心灵,却完全不被某些子孙理解。在此背景下,西方纪年遂取得中国国家大经大法之地位,外人成了主子, “汉人学得胡儿语,站在墙头骂汉人”。现在台湾民进党又要跟进用基督纪年法,其意义不是向中央归顺,而正是要与中国背离,盖因此套纪年法是西方历史文化之象征,是西方正朔的表征。选用西方纪年法,正表现民进党认同西方,依附西方的台独心态。


之六


台湾的龚鹏程教授在其〔思想与文化〕一书中说:公元「这种纪年,无论其观念及实际运用,都内在于西方历史之中,只对西方有意义。」他并综合评论说:公元的提出,代表基督教思想对西方的支配,其意义是:1.历史是上帝旨意的实现。2.寻找历史规则以彰明上帝。3.以耶稣出生前后来划分历史,史观中充满宗教狂热,并挟带进化论世界观去教育,去拯救,异教徒[落后民族]。


西方神意决定说的信仰,发展出基督教世界史的编年法,认为文明的历程,就是完成上帝意旨的历程。1.以基督生命做为文化历史基线,耶稣出生后代表文明开启,耶稣出生之前,代表蒙昧黑暗。2.以上帝意旨在地界完成为线索,认为文化发展必须经过上帝掌权.基督掌权.圣灵掌权各阶段。3.以教会文化发展为线索,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


之七


许多人可能认为:即使公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纪年表尺,有基督教赋予的价值与旨意。但我们只借用其数字的方便与统贯,并不引进与赞成基督教信仰及观念,实际上不会对我们构成负面影响。但我却对此见解表示怀疑。既然物理表尺影响物理实相的认识,语言的表尺,影响人的文化内函及精神之表现。地理的投影表尺,影响地图之曲度。为什么历史纪年表尺,对人的历史视野与叙述架构毫无影响呢?何况此纪年的意义与象征,都来自西方历史文化与基督信仰。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人文与价值信念都没关系,有志气的中国人,为什么要拿此外来的纪年表尺,来纪叙.框定中国的历史?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自有其深邃.广大的意象与价值在,而中华民族也曾长期占有人类文明的高峰,又岂可以因为近代以来的低迷不振,就以文化虚无主义来自轻自贱呢?更有何道理把一时的虚无轻贱,置入历史纪年的表尺上,让子子孙孙永远以基督教纪年,来叙述及定位自己的历史呢?,,,

  

 文字与历史都是一个民族特殊性本质性的表现,为什么要竞相拉丁化.西方化.基督化呢?这样肤浅不自重不自爱的干法,有助于中国识字率的提升吗?有助中国人的历史自信吗?有助于中国声望与国家软实力的壮大吗?人文与历史的西方化.附庸化,将使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心灵寄寓何方?又如何营建全球华人共有的心灵家园,以团结全球华人,吸引远方殊俗之学习与归心呢?历史文化的符号与象征,看似无关紧要,却可能意义重大。所谓“一念之功德”可以“深广无边际”,通过数千年君子豪杰与匹夫匹妇,所共同营造出来,承载与表现中国心灵的符号,难道真的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记号与表尺吗?读者不妨试思:就当代历史而言,离开了公元,我们还能诉说中国历史,还能记录中国事吗?而西方耶稣出生之元年,究竟与中国历史何干?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国第一圣人的孔子;以及朔造中国历史第一个统一帝国──〔秦〕,都不包括在公元表尺中。谈孔子出生只能是公元前551年.或鲁襄公22年;谈秦国之统一,只能说公元前221年,而不能说孔子330年。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历史人物, 及其所思所行;历史事件,及其意义.位格与方向都是相关联的。儒学是贯穿中国历史的道统,孔子又是儒学之基点,从而拥有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的位置,足以穿贯起中国历史人文之主结构,因此以孔子纪年为轴线,可以衡定中国历史人物与事件前后关联性,价值与意义。而用西方文化与信仰象征之耶稣,如何能定位中国历史人.事之关联与方向呢? 用耶稣来定位中国历史人物生命之前后左右,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中国历史人物之定位,需要拆解开来,放入耶稣的定位轴中来定位?为什么中国历史的时间框架,必须用西方耶稣纪年法来框视?


之八


就后现代的观点看,符号是文化与记忆的媒介,传递着社会意识与价值。人的心灵与精神需要创造出它的符号,而此类符号又形塑着该族群成员的精神与心灵世界,为形成该族群共同记忆,提供素材.意义与价值引导。历史文化之符号介入个人记忆之选择及安排,个人集而成群,又形成人群的集体记忆,成为社会人群判断与认识的基础,从而具有政治认同与排斥的重大作用。古帝王之所以争取历史正统,所以改元建历史本纪,都是一种塑造集体记忆的工作,有本朝的集体记忆,就形成认同与效忠的道德力量,使中央朝廷的统治得到民心归向与道德正当性的拱卫,变得强大而不可挑战。古人没有提出后现代论说,但他们对符号与象征在心理认同与权力汇聚上的作用,却有清楚而深刻的理解,绝不会对纪年大事掉以轻心。


近代以来,西方基本控制了世界,决定国际体系的格局与秩序,决定那个国家是邪恶或是文明,西方创造了一系列启蒙与理性论说,中国人就用这套词语认识自己,与谈论世界。而基督纪年正是西方创造的事物之一,中国人不但视为先进,更成为律法,审视编列着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人以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并且是与国际接轨的必要。却没有放长胸襟看世界,当今世界是个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一个崛起的中国,必须预先规划及审视,他在全球的地位与角色,这涉及面至广,难以一概而论。但就历史的论说与视野来说,中国人的历史需要西方基督纪年才能论说,这样说出来的历史,只能是西方视野下的历史,是西方上帝在中国历史叙述上掌权的象征。崛起的中国必须进入世界史的领域,必须以自己的立场.思想.观点,论说及诠释世界历史之何所是。然而,中国人以基督纪年之表尺写出来的世界史,究竟会是中国人的世界史,还是以西方基督视野为轴心的世界史,这样的世界史是在赞美与彰显上帝,还是彰显中国?这样的世界史会是西方世界史的一部份,还是代表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解读?为什么中国人对其本国历史与世界全史的论说,却用的是西方基督的文化符号?


之九


我们知道在近代跨国连锁企业的声威及价值炼上,企业的标志与符号,经常价值连城,代表该企业的核心精神.核心价值之所在,绝非无足轻重。以彼喻此,为什么历史纪年的符号与表尺,会无足轻重?为什么竟可以如此轻率的归顺西方!


我们应该知道:看得见的是东西,看不见的是原理。中国古人特重看不见的太极.阴阳与道论,从而形构出中华文明的特殊才情。而近代企业商场竞争日益深广化,有形商品及其生产的竞争力,已经不具核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信誉.企业精神与文化.相关之软件知识的生产与管理。有形商品的竞争,困难重重而利润较薄。而无形知识与价值之竞争,厂家少而利润丰厚。中国近年来的经济繁荣,大多建立在有形商品上,建立在民工的廉价劳力上,其风险大而可持续性差。于此相对,中国经济应该重视企业信誉.企业精神与文化.以及相关知识的生产与管理上。


而就国家威望与实力而言,无形符号与思想.文化之竞争,也同样事关重大。可是在全民盼望中国崛起的愿望声中,中国社会却表现出文化主体的背离:英文优越于中文.中文注音只能用拉丁文.中国历史只能用基督纪年。这就好象商品在中国生产,但商品的智能财产与品牌,却用的是跨国企业的。此类商品生产越多,只会更增加西方帝国之威势与力量。而更消耗自己的精力与智能,更增加自己的依附性,使自己永远只能在权力的世界分工中,屈于劣势。因此,用西方文化产品及符号,随便框限及改造自己的文化符号,这等于对西方文化优越性无偿的降服与愚蠢的支撑。我以为,对西方基督纪年的随意采用,就是一种降服与归顺的表征,欲图崛起的中国,首先应该削弱西方文化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才有走向分廷抗礼与崛起的可能。

  

〔论语〕 子路篇有“为政奚先”的问题,孔子答以“必也正名乎!” 


“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这可以理解为命名与调整名号,在形构礼乐秩序上具有优先性。


西方列强也很懂得正名的重要性,西方对一地的占领与殖民统治,常优先进行时空再造。在人文与历史时间上,否定当地时间序列,而将他们整合进西方时间的框架里。在地理上则对各地名进行重新命名,以暗示西方的发现,或者表示该地域由西方赐名认可,而进入基督世界。在这样日积月累的正名运动中,西方文明成了普世文明,在西方文明笼罩下,其它文明的子民渐成自己土地上的边缘人。比如不会英文的中国人,在与国际接轨的潮流里,逐步边缘化。但孔子的中国子孙们却忘记了孔子的圣言,不但乐于取用西方名与言,更自动退让,将中文的注音领域.以及历史纪年表尺都让了出来。使中国小孩第一本语文课本,全都是a.b.c.d.,让他们从小开始亲近西方,将西方文化符号视为自己文字的核心基础。

  

之十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走向富裕,而有了”和平崛起”的愿景与想望,这当然使中国人有了扬眉吐气,再创汉唐的希望。但是一个国家的复兴,及其在全球体系里的地位,涉及其文化号召力.创造力.国民素质.国家法政建设,国家统治群体的战略眼光,军事威慑力….等等多种因素,不仅仅依赖经济力。而如果我们以文化与心理的观点看中国的崛起,其评分恐怕还是非常低的。中国人普通缺乏大国心态,缺乏大国的自信与宽容,甚至在文化上,中国人还依然持守着被殖民心态。视西方文化.思想为先进,视西方为现代化之典范,以西方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视英语为高级语言.正统语言, 全社会各行各业,疯狂学英语,会英文等同于有学问。洋节日.洋信仰就是吸引人,中国节日及儒道禅之学,反而受到岐视与冷落。


此次十博士生联名抵制圣诞节,是乎?否乎?尽可以见仁见智。但他们至少透显出一种心灵渴望:中华民族之复兴,必须以维护其文化主体性为依托。如果在这方面麻木不仁,任令媚俗的及买办的文化心性恶性膨胀。将可能断送民族复兴的重要机会。所以他们要联合疾呼,强化自己的民俗庆典。


我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非一党一派之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事不可全部期之于肉食者,也不可你看我我看你的,没人管,应该学这些博士生,以国家安富尊荣为己任,万众同心,关心国家的现在与未来。我借此呼吁:有志气的中国人都来做自己历史的创造者,从自己的日常行事开始,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孔子纪年制度。所谓“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虽然起动时有些吃力与不方便,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我在此诚挚呼吁:「两岸学术界、出版界、教育界的朋友门!….只要你们坚持中华民族主体性,推广孔子纪年制度,以中华主体性来看历史、写历史、教历史。历史的眼界,历史的样态将会有绝大改变。于是中国的纪年有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中国的尊严与气魄。凭借中国人的努力与壮大,孔子纪年,亦可以过江过海,为全球人类所共知矣!」[注]


并且我们可以借此契机,重构中国近代史论说,挥别民族虚无与自残心态,迎来开扩朗畅的中华万岁交响曲───


二万公里海岸, 一千万方公里土地, 大河大江大湖泊, 高山平原大沙漠, 无数人间美景,众多璀璨族群。大家同携手, 共耕耘, 一起歌, 一起舞, 一起开拓人生! 胸怀山川大地, 眼界历史古今, 人生的千载难逢, 梦想的伟大动人, 不正是一个龙族的梦,英雄的梦!不正是中国梦应该有! 可以有的图像么? 


孔子2558年元月18日[07] 皮介行 写于汉口

[注].引自笔者〔建立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主体的孔子纪年制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