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生卒及师承考述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人文论丛》2018年第1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廿一日丁巳

          耶稣2019年1月15日

子思是孔子裔孙，位列儒家道统，被尊为“述圣”，但是由于文献缺略有间，有关子思的很多问题，也因此存在众多争议，故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儒学史著述之中，子思并没有占有应有的地位。随着简帛文献尤其是郭店楚简和上博竹书的问世而逐渐为学界所重视。一些儒学史著述，也开始改变过去的“孔-孟-荀”的先秦儒学三段论叙述，将子思纳入儒学史。为厘清有关问题，本文希望能够在前人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考述。

一、子思之生卒年考

因为子思之生卒年，关涉子思事迹甚夥，如子思是否曾亲受教于孔子，子思是否曾为鲁穆公师等，所以历来争议颇大。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子思生卒考》条分缕析，辨正旧说，推测子思生于西元前483年，其卒不晚于前402年，享年八十二。而蒋伯潜《诸子通考》亦同意子思寿八十二，[①]而卒于鲁穆公二年，其推定穆公元年为前407年，则子思之卒当前406年；其推定伯鱼卒于鲁哀公二年，而“孔伋适生于此年”，当前495年。[②]则不止八十二，竟有九十岁矣，蒋氏所谓“以哀公二年，孔子年五十九推之，至穆公二年而卒，恰为八十二岁”，不知如何推算得之？蒋氏之说前后矛盾，十分显然。

因太史公未提及子思之生年，故其卒年亦未能确定，且所记子思年寿可能有误，这需要通过排比史料，找出合理的答案。

蒋伯潜与孔德立等在考证子思生年时，同时否定了《史记》的另一记载，即关于孔伋之父伯鱼的年寿。《史记·孔子世家》云：“伯鱼年五十。”二氏皆以为“五十”当为“四十”之误。[③]若果如此，则子思之生年至少可以提前十年。而孔德立又据颜子之卒年以推测伯鱼之卒年，认为颜子当卒于孔子周游途中的鲁哀公四年，即西元前491年，则伯鱼卒年当早于或同于颜子卒年，故至少不晚于前491年，那么子思之生年亦当不晚于此年。

我们认为，蒋、孔二位的论证存在问题。其论证有个前提观点，即伯鱼当卒于鲁哀公四年，享年四十岁。我们认为，这两点都值得重新思考。《史记》所记“伯鱼年五十”，为“四十”之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战国秦汉古文字中，“五”与“四”写法差别甚大，二者相混或相讹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此，《史记》所载伯鱼年龄，不能轻易否定。[④]

通过综合比较各种记载，我们认为，子思之生年当在西元前493-486年之间。因为《孔丛子·记问》篇，记载了子思与孔子的对话：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除了这一则材料之外，还有三、四条子思与孔子的问答。从这些对话来看，子思之年龄当在七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因为如果太小，自然不会说出这样富有深意的话来；如果年龄太大，孔子则不会称之为“孺子”。《孔丛子·居卫》亦有乐朔称子思“孺子”之语，其时“子思年十六”，或其时乃祖去世不久。也就是说，在西元前479年孔子卒年，子思之年龄当在7-15岁之间。

据《礼记·檀弓》：“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则知子思有嫂，既有嫂，必有兄长。又《檀弓》：“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记：“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⑤]据此，子思则非嫡出。伯鱼之嫡子或已早卒且无后，惟馀孔伋一子，孔子支脉由斯而传，故《史记》记之。有人以为如果伯鱼有二子，《史记》当有所记载，可司马迁未载，说明伯鱼当只有一子，此处之“嫂”，或指孔子之兄子孔忠子之妻。我们以为，古人所记世系乃至师承谱系，多数为自后往前之追溯，因此往往出现单线传承现象。司马迁所记孔子世系，亦当如此。他可能根据孔安国等所上溯之世系，故未及伯鱼之另子。

另有一种看法，因史籍只载子思葬母，未见葬父，而疑其为遗腹子。钱宾四即持此说，并指出子思既然有兄，而伯鱼早卒，则子思之生年不能甚前，因此不可能亲受夫子之教。[⑥]我们认为，以载籍未见孔伋葬父来推断其乃伯鱼之遗腹子，有些失当。伯鱼卒时已五十岁，若其嫡子即子思之兄生于其二十岁时，则二子年龄不当相差如此之大。更为重要的是，伯鱼卒于孔子六十九岁时，越四年而孔子卒。从上述分析可知，孔子晚年子思当至少有七八岁以上之年纪。[⑦]

而据各种文献，包括出土文献《鲁穆公问子思》证明，子思确曾为鲁穆公师。当然此处所谓“师”不必拘泥理解。最起码可知鲁穆公对子思十分礼敬。而鲁穆公元年，按《史记·六国年表》及《鲁国史》当西元前407年[⑧]，或依钱宾四、杨泽波、梁涛等推断为前415年，同时据《孔丛子·杂训》，鲁穆公即位三年曾向子思请教问题，可知此年子思仍健在。从多种信息看，子思与穆公当有多年之共事交往。显然，《史记》六十二岁之说存在问题，应当是后世传抄致误或司马迁所据材料有误。

子思当享高寿，《史记》六十二岁之说当有误，自清代学者毛奇龄《四书賸言》引王草堂《复礼》、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以来，以至近人钱宾四，都主张当为“八十二”之误。从战国、汉代出土文献可见，“六”字与“八”字确实相近，“六”仅比“八”多上方的一点和一弯横画，下部的一撇一捺完全一致，易于因字形残缺而致讹。故此说可从。

另外，郭沂认为“六十二”当是“九十二”之误，但是检核战国及汉代简帛，可以发现，大部分情况下，“六”与“九”字形差别较大，但是有个别字形确实相近，容易因为墨迹的漫漶而造成讹误。故此说只能存疑，留待参考。因为此说较之“八十二”说尤能使各种矛盾之处得以消融。[⑨]

综合以上，我们认为，子思之生卒年因史料不足，不能遽以论断。不过，可以大体推测一个范围：其生年当在西元前493-486年之间，其卒年当在西元前412-405年之间。

二、子思的师承

子思的师承问题，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自从宋儒提出“孔—曾—思—孟”的“道统说”之后，子思师承曾子的说法便成为一种共识。不过，随着“道统说”的式微，人们对此一成说表示了怀疑。子思师承再次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们认为，子思从辈分上来说，属于孔子裔孙，当为孔门再传。不过，子思曾经亲受业于孔子。只是年限不长，随着孔子的去世，子思也只能就学于孔子的诸位弟子。[⑩]而在孔子弟子中，曾子与子游可能对子思的影响较大。

关于曾子与子思的关系，较早提到的是唐代韩愈。他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11]彼用一“盖”字，显系推测之辞。不过，这一说法，得到宋儒的大力表彰，并形成儒家“道统说”，影响深远。近代以来，这一说法虽然遭到多数学者的否定，但如果细致分析，二人存在师承是有可能的，宋儒的说法恐怕亦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对曾子与子思的师承关系予以了重新的考察，并加以肯定，认为“曾子与思、孟的思想的确是在一条线上发展的”[12]，李耀仙也肯定“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远源出于曾子”[13]。与侯说一致。但侯外庐对曾子与思孟为儒门正统的说法则予以否定，他说：“曾子为孔子之正传之说，则绝非事实”，曾子“在思想实质上，则抛弃了孔学的积极成分，而片面地承继了并且扩大了孔学的消极的成分”，因此他对宋儒叶适的“孟子本于子思，子思本于曾子”而以为曾子对于孔子之道“独受而传之，大不可也”的说法表示赞同，以为是“不易的至论”。[14]这就表明，侯外庐承认曾子与思孟一系，是为了反对宋儒的“道统说”的。李学勤也一直肯定曾子与子思的师承关系，认为宋儒的说法有其根据。[15]业师杨朝明对此也进行了考察，肯定了传统的说法。[16]

尽管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曾子和子思之间的师承，但是从《孟子》所谓“曾子、子思同道”的说法可见二人关系之非同寻常。加之，在子思与孔子弟子同时出现的史料中，以曾子与子思同时出现居多，亦可从侧面佐证二人之师承的可能性。而从性格气质上看，曾子之“士不可以不弘毅”之说与子思的性格十分相近。另外《大学》与《中庸》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承继关系，如论慎独、论诚等，皆可见思想的联系。[17]《孝经》[18]论孝与子思所传《中庸》、《坊记》等重孝，皆有一致性。《曾子》十篇的思想与《子思》数篇进行比较，亦可见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二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思想的发展，必然导致师徒之间的思想差异，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学生与老师的思想完全一致，那就没有思想的进步和发展可言了。[19]

子游与子思有师承关系的记载，最早见于《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在批评了思孟五行之后，说“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这是子思、孟子之罪。不过，这里的“子游”，据清儒郭嵩焘等考辨，应系“子弓”之讹。[20]理由是：《荀子》书中多次以仲尼、子弓并提，极尽尊崇。子游是被荀子批评为“贱儒”的，此处不应将子游与孔子并提。我们认为，郭氏这种推断可能有误。荀子推崇孔子、子弓固然属实，但不影响此处作“子游”，因为这里之所以连言“仲尼、子游”就子思、孟子的思想谱系而言的，而并不表示子思、孟子代表他所推崇的儒家正统“仲尼—子弓”的思想谱系。[21]

关于子思师承子游的说法，由康有为正式提出。他说：“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22]“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23]“子思、孟子之学传子游、有子之学者也。”[24]梁任公也认为，“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而以受于孔子也。”[25]到了郭沫若进一步肯定了这一关系。他说：“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孟氏自然就是孟轲，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乐正氏当即孟子弟子乐正克。但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26]

随着郭店简的问世，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考察。姜广辉不仅肯认了子游与子思具有师承关系，而且还认为子游、子思、孟子一脉相承，秉承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君宜公举”，“民可废君”，在早期儒家之中，最富有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27]我们认为，子游能否属于孔门嫡系，尚值得讨论，不过，子游与子思之间的师承关系，是可以认可的。

林乐昌曾指出：“子思之学，远源于孔子，近源为曾子和子游。”[28]蒙培元也认为，“子游很可能是思孟学派形成中的重要人物”[29]，梁涛对此表示赞同，他并且指出，不应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曾子与子游之间取舍，实际上，曾子、子游等人都可能对子思有所教育，有所影响。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比较正确的，因此是可取的。

子思作为孔子的裔孙，地位特殊。而孔门弟子与孔子之关系，有“拟血缘”性[30]，情同父子。孔子去世后，子思年幼，而伯鱼又先孔子卒，在这种情况下，孔门弟子担当起教育、培养子思的任务，实属自然之举。尤其是在孔子刚刚去世的数年中，孔子的弟子大多在鲁为孔子服丧，他们教育年幼的子思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那么，除了曾子、子游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弟子对子思施加过教育和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除了学者较为公认的曾子、子游之外，我们上面还提到了有子。其实，据《孔丛子·居卫》有子思“吾闻之子夏”的说法，而且子思学派善于诗学，则子夏对子思有所传授，亦属可能。另外，饶宗颐曾揭示简本《五行》有“重无”的思想，而据《礼记·孔子闲居》有孔子对子夏言“三无”之事，[31]二者相通，则孔子这一思想当是子夏传于子思。蒙文通曾经指出：“然寻诸儒分为八之事，其一为子思氏之儒，儒之兼取法家，莫著于此。”又云：“子思氏之儒，固援法而入于儒者也。”而子夏又是公认的法家学派的源头之一，则子思与子夏之思想间存在巨大关联，又得一旁证。

另外，子张与子思之间也应当存在着师承关系。这一点通过《忠信之道》、《从政》等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可以看出，对此我们有专文详细考述。[32]

子思生卒年及其师承的考证，正如诸多其他历史问题的考证一样，并没有足够的铁的证据来定谳，不过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对已有的各种说法进行梳理，综合考辨，以便得出一个相对接近历史真相的看法。这就是这篇小文的用心所在。

注释：
 
[①]蒋伯潜：《诸子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4页。
 
[②]蒋伯潜：《诸子通考》，第284-285页。
 
[③]蒋伯潜：《诸子通考》，第122-123页。
 
[④]戚福康、施建平二位亦是以颜子之死定伯鱼卒年，而同样认为伯鱼卒时为四十岁。但同样不能解答《史记》所记之“五十”何以是“四十”之讹。他们考察后认为，子思之生年当为西元前490年左右，卒年当在西元前405年左右，享年86岁。参氏著《子思学源辨正》，《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9页。
 
[⑤]对于《檀弓》中关于子思的这几条记载，清儒简朝亮认为，这个“子思”并非孔伋，而是孔子弟子原宪。孔德立亦曾引证这一说法。我们认为，这一看法之误十分明显。《檀弓》上明言子思乃“圣人之后”，“哭于孔氏之庙”，则为孔子裔孙孔伋十分显然。见简朝亮：《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孔德立：《早期儒家人道思想的形成与演变——以子思为中心》，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49页。
 
[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9-202页。
 
[⑦]明代焦竑《焦氏笔乘》卷三“孟子非受业子思”条云：“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鱼，伯鱼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实为丧主，四方来观礼焉。子思生年虽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既长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2页。）周广业《孟子四考四·孟子出处时地考》引詹氏小辨《子思孟子考》云：“伯鱼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子思为丧主，知其年已长矣。”（《清经解续编》第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092页。）林按：二人所论皆以孔子卒时，子思为丧主，故其年已长。但孔子卒，子思是否为丧主，未见于载籍，而即使为丧主，亦与其年龄无关。见于《礼记·檀弓》者有一条：“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所记者乃子思之母死，非孔子卒。虽然我们认为，孔子卒时，子思年龄绝非甚小，但焦氏、詹氏之说却不足为据。而高专诚等以为“圣人之后”的说法，明显是汉人的表述。因此他认为《礼记》所载多为汉人之说，不可信据。我们认为，在先秦时期，甚至在孔子在世时，目孔子为圣人之说已经出现，绝非至汉代方兴。而近来对《礼记》之研究已经表明，该书所载多为先秦儒家诸子之说，虽经汉人编辑整理，但是并不能据此将之视为汉人之作，而否定其记载的可信性。
 
[⑧]参见郭克煜等著《鲁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3-277所载“战国时期鲁史系年”及第468页“鲁国大事年表”。孔德立从此说。而钱宾四之说，见《先秦诸子系年》，第178-179页。杨泽波《孟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从之，见该书第24页。梁涛、刘宝才等《中国学术编年·先秦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出版社，2005年）亦从之。见该书第280页。对于鲁穆公元年之考辨，此两说孰是孰非，不敢遽下论断。
 
[⑨]李健胜不同意“六十二”有误说。但学者多已指出，如果子思年六十二，即使其为伯鱼之遗腹子，亦不能为鲁穆公师。但李健胜指出，子思为鲁穆公师当是鲁穆公为世子时事。但典籍中明确有鲁穆公说“寡人不德，嗣于先君之业三年矣”之语，则该说之误可知。当然，《孔丛子·杂训》之记载，可以“伪书”不足据为由否定之。但综合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尽管《孔丛子》书中可能有诸多伪托之处，但没有理由否定这一记载。李说见氏著《子思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页。笔者曾就此求教于精于古文字的侯乃峰博士，他认为六与九字形相差较大，出现讹误的可能不大。
 
[⑩]李健胜认为，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子思之学出于曾子或子游，但都没有确证，且说法并不统一。利用上博简《孔子诗论》和《论语》中的有关史料，并结合先秦仁学谱系的知识背景，可推知子思可能从学于孔子门人，但其学并不出于曾子或子游，而是继承了孔子的晚年思想。见其《子思从学考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57页。我们认为，李氏之排斥曾子、子游对子思之影响的成说，是不妥当的。不过，他指出孔子晚年思想对子思的影响则是正确的。但他对孔子晚年思想的有些把握则可能存在问题。如他将《论语•先进》“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中包含的“情性主张”看作孔子晚年思想，便明显有误。我们知道，“四子侍坐章”中所展现的主要是孔子早期弟子与孔子的思想交流场景。
 
[11][唐]韩愈：《送王秀才序》，余冠英等主编：《唐宋八大家全集·韩愈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392页。
 
[12]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4页。
 
[13]李耀仙：《辟韩非“儒分为八”说》，《先秦儒学新论》，第88页。
 
[14]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360—369页。
 
[15]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16]杨朝明：《曾子与思孟学派学术关联申说》，杨朝明、修建军主编：《孔子与孔子弟子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第429-440页。
 
[17]郭沂曾论证《大学》与《中庸》思想的密切关系，但他得出子思作《大学》的结论，则显得过于草率。见其《〈大学〉新论――兼评新儒家的有关论述》（《新儒家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与《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等文的论述。梁涛撰文《<大学>早出新证》，考证认为《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他也认为《大学》与《中庸》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他说：“《中庸》的思想比《大学》更为成熟，故《大学》应在《中庸》之前。”“《大学》与《中庸》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联系，表现出前后的承接关系。”这可以成立，但他举的例证则不恰当。他说：“《中庸》重视‘修身’，并由此推向‘治天下国家’，显然是受了《大学》‘修、齐、治、平’的影响。”他又举《中庸》所引“子曰”的“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及“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为例，将“子曰”部分看作子思之思想，显然有误。我们毋宁说是曾子受到了孔子的影响，更为合理。
 
[18]彭林曾撰文考证《孝经》为子思所作，很有启发性。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有一定道理，可成一家之言。不过，他同时也承认，子思作《孝经》是将孔子与曾子论孝的对话编撰而成。由此可见，曾子与子思之师承关系。见氏著《子思作<孝经>说新论》，《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第66页。
 
[19]刘光胜认为，子思早年受曾子影响较大，但曾子晚年由重仁义转变为重孝，对子思的影响日渐式微。见氏著《子思与曾子师承关系新证——兼谈荀子批判思孟“五行”的深层根源》，载陈伟主编：《简帛》第5辑。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基本是认可的。不过，刘兄的论证却存在问题。他认为，子思的思想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緇衣》、《表记》、《坊记》为代表的语录体，主要是以“子曰”的形式阐发自己的思想，为子思思想的准备和酝酿期；第二个阶段是以《五行》、《中庸》、《魯穆公问子思》為代表，用独立论著的形式进行自己学派的理论构建，为子思思想的成熟期。我们承认子思思想必然存在一个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但是如将《表记》等三篇作为子思早年思想资料，忽视了其为“孔子遗说”的性质，则可能将孔子的思想安置到子思的身上。这一观点显然是受到梁涛的影响。对此，我们存在不同意见。如果将“子曰”判断为子思的思想，必须有坚实的证据和有力的论证，否则便属于冒险。
 
[20]郭嵩焘云：“荀子屡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讥，则此‘子游’必‘子弓’之误。”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5页）引。
 
[21]当然，我们也不能排斥此处“子游”为“子弓”之讹的可能。如果是作“子弓”的话，那么子思当与子弓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了。关于子弓，我们专文有考，兹不赘述。此子弓当是孔子弟子仲弓，即冉雍。冉雍名列孔门四科之“德行”科，深受孔子推重，其能教育子思，亦属可能。只是材料阙如，我们无法确定二者之间的思想关联。
 
[22]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康有为全集》第2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页。
 
[23]康有为：《孟子微·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24]康有为：《孟子微》，第168页。
 
[2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26]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1页。
 
[27]姜广辉：《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21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15页。
 
[28]韩旭晖：《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新拓展》，《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第124页。
 
[29]蒙培元：《<性自命出>的思想特征及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儒家思孟学派论集》第16页。
 
[30]孔子与七十子之间的“拟血缘性”关系的说法是受到台湾佛光大学李纪祥老师的点拨和启发的。
 
[31]饶宗颐：《楚简与诗乐》，《饶宗颐新出土文献新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32]戚福康、施建平二位之《子思学源辨正》一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考证。他们认为，子思的启蒙教育得益于家人，儿童时期则得到孔子及其某些弟子的教诲，少年时期受到子游的影响较大，青年时期曾子成了他亦师亦友的导师与密友，而中年起与曾子、子游及其他孔子弟子共同总结孔子的儒家学说，使儒学成为一个更有系统的学术派别。而子思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学的主要传人，正是源于他多种学术继承和总结的结果。这与我们的看法有相当的一致性。不过，曾子、子游等与子思之关系因为资料缺乏，尚不能做过多的推论。而二位所据推论的很多根据尚有待论证，因此其结论越是具体，偏离事实的危险也就越大。关于子张与子思之间的关系，详参宋立林：《由新出简帛<忠信之道>、<从政>看子思与子张之师承关系》，《哲学研究》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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