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古人为何如此重视风俗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20-05-02 23:13:20
标签:风俗

古人为何如此重视风俗

作者:彭林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初三日戊戌

          耶稣2020年4月25日

 

演讲人:彭林

演讲地点:人文清华讲坛

演讲时间:2020年3月

 

 

 

游人在江苏省昆山市千灯古镇内参观顾炎武故居(2019年摄)。新华社发

 

 

 

《吕氏乡约》资料图片

 

 

 

班固像资料图片

 

 

 

《汉书·地理志》资料图片

 

 

 

彭林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全国政协“人民政协讲坛”特聘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法国人文之家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首席专家;曾获北京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清华大学首届“十佳教师”,清华大学“良师益友”特别奖,首届清华大学新百年教学成就奖等。

 

风俗之于古代国家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词——“风俗”。生活中,同一个词在不同时候,大家的理解可能会相差很大。在我谈到“风俗”这个词的时候,大家脑子里反映出来的也许就是月饼、粽子、舞龙、舞狮、兔儿爷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风俗里面比较浅表的东西。

 

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化里面,“风俗”是极大的事情。它是由一个国家民众的文化追求、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总体风气。古人认为,这个风气正不正,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宋代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叫楼钥,他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如果风俗败坏那离亡国就不远了,风俗好了就好像一个人元气充盈,非常强劲,这个国家就有前途。清代学者黄中坚说过这样一段话:“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天下万世万物,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无关重轻,实际上却是一个国家的安危存亡所寄托的地方,这就是风俗。所以古人关注的是风俗的精神、文化层面。

 

不同地理的风俗

 

在古代“风”跟“俗”意思差不多,古人的解释比较强调地域性:“风,土地风俗也”,既讲了“风”也讲了“俗”。陕西的风俗跟广东的风俗、山东的风俗跟云南的风俗不一样,不同的地理环境里形成的风俗是不同的。

 

风俗来源相当古老,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向我们展示的文化面貌很不一样。比如在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墓葬里出土的遗骸,几乎所有人的侧门齿都是拔掉的,很是奇怪,当时没有麻药,没有拔牙工具,怎么拔的牙?为什么非拔不可?另外枕骨都经过了人工调整,变得畸形。死者的嘴里都含小石球,由于长期在嘴里放着,牙床上都磨出非常深的凹槽,甚至连牙根、牙髓都能看到。这种古风蛮俗,在我们今天看来都觉得很奇怪。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风俗慢慢就没有了,今天我们到大汶口、到整个山东,已经看不到这种风俗了。

 

国外也是一样,比如古代埃及,贵族女性有一种审美观念,后脑勺往后拔得越长就越美。所以那时候孩子从幼小的时候开始,就要对她的前额、后脑勺进行种种人工干预。今天我们到埃及去,已经看不到这种现象了。说明这种古老的风俗都随着文明的发展慢慢被淘汰了。

 

当然也有一些很古老的风俗一直流传至今,比如泰国和缅甸交界的地方有个“长颈族”,女孩子以脖子长为美,女孩子的颈部戴着一圈又一圈的金属环,以便把脖子拉长,据说最长的可以有好几十厘米。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四方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所以习俗也不一样。我们有句古话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过许许多多地方,发现各地风俗有很大差异。他在《史记》中说,这些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历史因素之外,还与教育有关,他用了“风教”这个词,他更多地看到后天的因素。

 

古代统治者对风俗的影响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风俗依然在不断发展变化,总体而言,古人认为,一国之民的风俗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上下之间的影响,二是周围的影响。

 

在古代,上层贵族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往往起主要作用,所以,人们通常都说“上行下效”,《韩非子》说“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周人灭了商之后,他们研究商朝灭亡的原因,发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商俗靡靡”。商纣王刚愎自用,不听劝告,所以下面大臣们都说好话,拍马屁,效果如同靡靡之音,让纣王听起来非常舒服,最后导致商朝灭亡,因为他无法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所以《尚书》提到“政由俗革”,治理国政,要从改革殷人的陋俗开始。

 

《汉书·地理志》不仅记载各地的山川,而且提到各个地方的风俗,颇有人文地理的色彩。比如提到,商纣王统治集团的腐败就深深影响了相关地区的民众,尤其是河北赵、中山这些地方,虽然商纣王统治集团早就灭亡了,可是他们留下的东西仍旧在影响社会风气。《汉书·地理志》说道,在他们当年长期经营的那些地区,男人至今喜欢“相聚游戏”,不务正业,靠“掘冢盗墓”为业。女子更是糟糕,“游媚富贵”,“富”是有钱,“贵”是有权,女子以谄媚有钱有权的人为荣耀。上层社会的腐败,使得下层社会的风俗也出现了很大问题。

 

周边环境对风俗的影响

 

人的生活环境不是封闭的,时时会受到周边各种风俗的影响。

 

比如《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像邯郸这样的地方,跟郑、卫这些历史上常常被批评风俗不太正的地区接壤。所以,人们作奸犯科,而且不当回事,因为这个地方世世代代就是这样。再如在当时的晋北,由于靠近胡地,民众耳濡目染,浸淫成风,好为奸诈,不事农商,成为一种风俗。所以,东汉班固就很感慨,说:“痛乎,风俗之移人也。”

 

《荀子·劝学》里有一句话“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麻是笔直长的,蓬很软、很飘,假如把蓬放在麻的中间长,由于环境影响它,它也就跟着长直了。所以,一个地方的风俗每每会受到周边风气的影响。

 

“道一风同”的目标

 

对于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土地辽阔的国家而言,各地的风俗都不一样,想有真正的统一很困难。古人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要把风俗逐步统一,这就需要有相同的道德标准,用超越时空的正确的道德观把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同时,应该仿效中原地区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让大家走到一起,即实现“道一风同”。

 

所以,《礼记》里说:“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一”就是统一,“同俗”就是相同风俗。在古代,历代儒者都有这个理想,并不断努力,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人口再多、地方再大,对“道”是认同的,风俗能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逐步走向统一。

 

古人广教化、美风俗的途径

 

古人认为,要想做到道一风同,有好几方面的功课要做,第一是读书学礼。人要懂道理,一定要通过后天的学习,连孔子都说他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很多道理要靠自己学习消化,然后通过礼来展示。所以《礼记·学记》里提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第一步一定要让大家读书,知书达礼。《礼记·乐记》又说:“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古代先王要移风易俗,就一定要推行教育。

 

古人认为,治理一国之民要靠道德引领。《礼记·礼运》中说:“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刑肃”,即刑法非常苛烦、非常严厉,而风俗又非常凋敝,这个国家民心是不会归向的,出了毛病的国家,叫“疵国”,这种统治方式不能长久。西汉初期,民风凋敝,社会混乱,一些精英阶层非常忧虑,贾谊曾经上书,说“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他认为西汉继承了秦帝败俗,因为秦人治国,是不考虑风俗正气的,施行暴政,而西汉初创,在扭转风气上没有建树,所以老百姓把礼义廉耻都丢了,去盗取宗庙的祭器。官风也都很坏,国家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懈怠,没有气象。当时有一个郡国,发生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恶性犯罪,这种连畜生都做不出来的事情,一年当中竟然有220多起。这种败俗如果不纠正、改变,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有了统一的道德标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教化”。汉武帝意识到,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要把老百姓的良知提升起来,所以他提出要“广教化”,通过弘扬“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的举措,最终达到“美风俗”的治国理念。把“仁”和“义”当作做人的根本、立国的根本,此外,朝廷还要有是非观,褒奖德行高尚的人,录用贤能之士,劝善刑暴。目标很清楚,就是美风俗,要让这个国家的人都懂仁义,都有德行,都羡慕贤良。

 

学问与德行兼优的官员对风俗建设的价值

 

在古代,要把好的教化推广开,是个很艰苦的工作,要到各个州、各个县、各个村子里去深耕。两汉时期朝廷有一个很明确的理念,一定要选学问和德行兼优的人来做,这些人要有人格魅力,是社会风俗的引领者,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是万民仰望与追随的楷模。

 

为了摸清全国风俗的情况,两汉朝廷曾经多次派风俗使循行天下,“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包括考察吏治、平反冤狱。比如元康四年,汉宣帝派了十二位官员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初元元年,汉元帝也派了十二人,“览风俗之化”。汉元帝建昭四年又派二十一位“观教化之流”。汉平帝元始四年又派了太仆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如此等等,通过考察各地风俗,掌握一手的情况。

 

受命担任风俗使的,都是学识广博、品德端正的儒者。比如谷永,“博学经书”;再如韦彪“好学洽闻,雅称儒宗”,皇帝曾经多次召见他,向他请教礼仪风俗。这样的例子,我们打开两《汉书》,可以说不胜枚举。

 

当时是如何通过道德礼义的教化善化民俗的?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韩延寿治颍,是汉代在中原地区扭转秦之陋俗的典型案例。颍川,在今天河南禹州一带,地方非常大,人口多,汉代治安问题非常严重,一些豪门大族通过联姻、跟官府勾结,在地方上形成了很大势力,他们还结成帮派,彼此恶斗,地方上不得安宁。需要派精明强干的官员去治理。一开始朝廷派赵广汉去做太守,这个人行事作风非常果断,到那里之后,鼓励民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采用一些权术挑动当地权贵之间的矛盾,然后快刀斩乱麻,抓一批、杀一批,很快把局面搞定了。但这种治理是单向的,是上对下的,没有下面民众自发配合的过程。此外,这种完全靠刑法治国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是这种治国方法给不了的。后来,颍川果然又出了不少问题。最后朝廷又派韩延寿过去,韩延寿是饱读经典的儒生,他到颍川之后,挑了20多名德高望重的长者,请他们吃饭,向他们了解情况,做沟通,讨论如何通过道德教化把颍川引导到和谐、温情的境界,与他们取得了共识。然后,在这里办学校,学习礼仪,敦厚伦常。例如,行成年礼,旨在让每个成年男子明白自己对家庭、社会负什么样的责任。再如婚礼,让大家明白家庭如何建设,才能“合二姓之好”。这些礼仪形式非常温和,非常典雅,为民众喜闻乐见,推行多年之后,这个地方风气完全改观了,好到连坏人都不敢进去。

 

另一个例子是在岭南边陲地区,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那里设置了九真、交阯和日南三个郡。最早到九真去做太守的是任延,他对儒家经典与治国之道非常精通。他一上任,发现九真郡里的人还生活在氏族部落时代,没有婚姻、家庭,靠渔猎为生,跟中原好像是两个世界。于是他教他们学习牛耕,制造生产工具,推行中原的文化。由于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民众丰衣足食,而且还有了家庭,为了纪念任延,当地人给孩子起名时都把“延”字加进去。九真跟汉代中央朝廷曾经一度关系比较紧张,经过教化,九真之民的生活与内地完全一样,对朝廷也完全认同了,边境上原有的防御措施全部撤除,真正融入了中原大家庭。

 

到交阯郡做太守的是锡光,他也是用礼义来教化,将之作为治理的主轴,“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多年之后,民风为之丕变。他在当地的声望,与任延等同。二位太守的功绩,一是安定了边境,二是使中原文化在那里深深扎根,所以《汉书》上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

 

古代民间的自发移风易俗

 

移风易俗,是古代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推动的文化建设工程。宋代是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最多,文化最繁荣的朝代之一,很多读书人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真正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当时不少知识精英意识到,要做到天下大治,就要在乡村移风易俗,做文化深耕的工作。陕西蓝田县吕氏四兄弟,为敦化民俗,订立《吕氏乡约》,规定“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意思是在道德上,在从事的行业上,要互相鼓励;发现对方有过失要及时互相规劝,别让它恶化;以礼俗相交,出现患难时要互相体恤。《吕氏乡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中国民间开始自发地移风易俗,标志着古代中国乡村自治正式开始。

 

《吕氏乡约》出来后,全国各地的响应,可谓此起彼伏,史不绝书,许多家族的族谱里也都有类似的内容,甚至影响到了海外。十多年前,我到访韩国庆尚南道,发现那里有一个县也叫蓝田县,原因是他们在朝鲜时代就接受了《吕氏乡约》,出于向慕之情,就将原有的地名改为“蓝田”,并且世世代代按照《吕氏乡约》的要求生活,至今犹然。

 

我们再谈谈明代。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家,他提倡“知行合一”,知了一定要行,一定要付诸实施,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对于儒家经典,一定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且用自己模范的形象去移风易俗。王阳明曾经在江西南部,南安县、赣州以及福建的汀州、漳州这一带做巡抚,他非常重视社会教育,所到之处,他都热心创办书院。当时赣南的民风很差,王阳明认为民风不好是由于缺乏教育,老百姓出现了问题没有及时纠正,一出问题就抓人,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受蓝田《吕氏乡约》的启发,他制定了《南赣乡约》,非常有名,提了16条移风易俗的措施,原文非常具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南赣乡约》的序言里阐明宗旨,说:“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诉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他在序言所讲,都是怎么做人,以及与修身、齐家最为相关紧要的内容,把这些都做到了,就能实现齐家、治国。王阳明深知,自己作为地方长官,一定要为民表率,要求民众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他在衙门前面放了两个箱子,一个上面写着“求通民情”四字,老百姓有什么想说的话,请你写好放在箱子里,我每天会来收看、处理;有些事情可能我没有注意到,你们发现了请随时告诉我。另外一个箱子写着“愿闻己过”四字,意思是我对诸位提了这么多要求,如果发现有我没做到的,请你告诉我,写好了投进箱子里,我一定改。当地的乡风民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改善的。

 

此外,其他地方也有不少乡约,比如广东增城《沙堤乡约》、山西潞州《仇氏乡约》、山西解州《解州乡约》、广西《泰泉乡约》等。这些乡约在不同地方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即把民风民俗搞正了,使其整体提升。

 

历代学者,对乡约所起的作用都给予高度评价。比如清代贺瑞麟就说,“乡约法最关风化,务各力行”,意思是乡约意义重大,大家要力行。明代耿定向说“导俗维风,莫善于乡约”,建设与维护好的乡风民俗,没有比制定与践行乡约更好的了。清代牛兆濂说“乡约为善俗之要”。古人意识到,要想有好的风俗,就需要从基层扎扎实实做起。

 

风俗是古代评价君王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明亡之后,当时的学者顾炎武非常痛心,就反思其中的原因。在他的代表作《日知录》里面,他对从周到明,历代风俗的善恶,都有深刻论述,其中谈道:“汉自孝武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他说,汉代从汉武帝开始表彰孔子的六经,老师带学生,儒学一时勃兴,可惜六经的大义未明,没有把六经的思想真正弄清楚,结果王莽篡权的时候,不仅没有人站出来跟他斗争,相反,遍天下的儒者都对他歌功颂德,甚至向他献符,可谓悲剧。东汉光武帝有鉴于此,一方面尊崇节义,另一方面敦厉名实,是不是真正的儒者,是否只有儒者之名而没有儒者之实,要看实际表现。因此,光武帝所举用的人,都是把经义弄得很清楚,而且自己的行为得到修正的人,所以举国的风俗为之一变。变到什么程度?在顾炎武看来,“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东京就是东汉,夏商周之后的风俗,没有比东汉更高的了。政府起用了一批道德跟修身都做得非常好的人,靠这些人去移风易俗,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顾炎武又说:“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他非常感慨,认为评价一位王朝君主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不看他治理之下的世风好不好,就没有办法弄清楚他的功劳究竟是大还是小。顾炎武批评东周末年(战国末期)的天下大乱,而特地表扬东汉,他说这样表达是含有孔子做《春秋》的深意,寄托了他的社会治理理念。

 

顾炎武的这一观点在其他史料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前些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尊德义》,对禹和桀两个君王进行了对比。大禹是夏的开国君王,桀是末代君王,商朝汤是开国君王,纣是末代君王。竹简上说“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同样的人民在大禹的领导之下民风非常好,可是换了桀,老百姓风气全部变坏了,天下大乱。商汤继位,他原封不动地接过了这些乱民,结果又治好了。正如顾炎武讲的,“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

 

小结

 

我最后稍微小结一下以上所讲的内容:在古代,风俗最早的时候是地方性的一种生活习惯,由于风俗各异,所以古代的中国人很早就提出来要移风易俗,要走向道一风同的境界。

 

古人认为,要达到这个境界首先要让老百姓读书明礼,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低限度是不给社会添乱,不给人添堵;最高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君子人。我认为,这也是古代人眼中社会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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