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彭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9-06-14 23:02:08
标签:士大夫精神

原标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专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

受访者:彭林

采访者:王霞 张树军(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十二日壬午

          耶稣2019年6月14日

 

 

 

彭林,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出版《〈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等专著,点校出版《礼经释例》《周礼注疏》《仪礼注疏》《观堂集林》等古籍。

 

在中国历史中,士大夫是社会的精英人群,他们主导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士大夫精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路上,长期涵养而成的高贵品质。什么样的人叫士大夫?士大夫精神始于何时?士大夫的基本品格是什么?士大夫精神有哪些历史贡献?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

 

中华文化关注人的修身进德

 

记者:什么样的人叫士大夫?什么是士大夫精神?

 

彭林:与世界所有古代国家一样,古代中国分为贵族与平民两大阶层。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大夫、士。大夫有上大夫和下大夫之分,上大夫又叫卿,人们常常以“卿大夫”连称。士是贵族社会中最低的一级,再往下就是平民。

 

中国与古印度、古希腊是被称为“轴心时代”世界的三大古典文明中心。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是以人作为中心,是将人如何通过修身进德成长为君子,如何从动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理性意义上的完人,作为社会发展最核心、最基础的命题,这是中国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士大夫群体之花盛开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根本原因就是在这里。

 

钱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中指出:“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所谓“流品”,不是指一个阶级或者集团,他们不是集中存在的,而是分散在社会各个层面,无论你是大官、小官,还是普通平民,只要具备了它的条件,就是士大夫。

 

记者:士大夫精神始于何时?

 

彭林:早在西周立国之初,中国的人本主义就开始觉醒,这是士大夫精神的发端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不仅物质生产发达,还最早提出精神文明应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理念,《周易》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彰显了上古时代中国人的人文觉醒。牧野之战,使周人清楚地看到了殷纣失德亡国的教训,为此,周公“制礼作乐”,进行道德制度的建设,倡导“德治”理念。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而其谋虑“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周人将道德建设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之一,希冀把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民纳成一个道德之团体,稳步推进整个国家道德建设的水准,达到天下大治。

 

周公的德治思想影响很大,响应者相当多。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中涌现出很多德行高尚的贤者,如鲁国的柳下惠、臧文仲,齐国的管仲、晏婴,卫国的遽伯玉,宋国的子罕、向戍,晋国的赵衰、叔向,楚国的孙叔敖、令尹子文,郑国的子产,吴国的季札,秦国的百里奚等,都是非常杰出的代表。

 

孔子最崇拜周公,孔子思想的源头是在周公。孔子晚年著书立说,对尧舜以来的文化进行整理,流传至今的《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其中《乐》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就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堪称是中华典籍文化的源头。孔子创立的儒家,把周公的德治、礼治思想理论化、体系化,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国人的人生取径。修身是立身之本,本立而道生,《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治,才能去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培植了中国社会道德理性文化的深厚沃土,有德之士,代有其人。

 

战国时期,列国兼并,彼此攻伐,诸侯都意识到人才是克敌制胜的核心要素,所以彼此争夺。有一句成语叫“楚才晋用”,楚国人才虽多,可都被晋国吸引去了。这一时期,在平民阶层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学问、有才干的学者,他们打破了往昔“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成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新鲜血液。

 

经过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与融汇,秦汉以后,人们把一生为社稷江山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知识精英,统称为“士大夫”。

 

士大夫在公言公绝不营私

 

记者:士大夫的基本品格有哪些?

 

彭林:历史上“士大夫”很多,如宋代的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清初的顾炎武等。他们身上体现的士大夫精神,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

 

有学识。学问与知识是力量,是软实力。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列宁也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古代,人们同样懂得知识是服务于社会的重要工具。古人定义“士”,不仅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闻一知十为士”,要能够举一反三,标准很高。古代中国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士不种地、不做工、不经商,是靠学问立足于社会的,所以《汉书》说:“学以居位曰士。”士是靠学问居于官位的。《礼记》说士“夙夜强学以待问”,夙夜强学,是指刻苦学习的态度;待,是等待明君的顾问,而不是用知识换取官爵。真正的士,淡泊名利,清高以待问。

 

有德行。士大夫不仅有学问,而且立志追求“道”。“志于道者之谓士。”“朝闻道,夕死可矣。”德行高尚,是他们的重要特征,所以古人说:“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有道德之称。”就像今天的社会,不缺有学问的人,而是缺道德、文章都好的人。《礼记》说士“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士所怀抱的不仅是知识,还怀有忠信这样的美德,并且始终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他们努力做好自己,等待社会和国家的举荐与任用。

 

有操守。操,是操持;守,是固守。操守,是指有正确的理念与德目,终身执持,牢牢固守之。士大夫有正确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判断,无论面对何种艰难困苦,都能保持本真。孔子的弟子颜回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却能“不改其乐”。士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绝不会为了物质利益而变节。

 

历史上清廉自守的人很多,如王球是东晋宰相王导的曾孙,司徒左长史、丹阳尹王劭之孙,司徒王谧之子,太常王惠的堂兄弟,出身名门望族,家世显赫,但王球没有官宦之家的坏习气,日常生活,“简贵,素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当时的尚书仆射殷景仁和领军刘湛“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王球与他们是通家姻戚,但极少与之来往,绝不借用私亲关系牟利。王球负责铨选官员,而接客甚希,凡是为求官者说情的书信一律不看,勤于职守,清廉公正,做到“铨衡有序”,所以“朝野称之”。

 

不营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广泛团结大众,不朋比为奸。《荀子·强国》赞美古代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士大夫在公言公,在朝言朝,出了家门入公门,出了公门回家门,绝不到处串门,拉关系。小人结党营私,搞人身依附关系。

 

有抱负。士大夫以身许国,或发誓“不破楼兰终不还”,或豪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立志为天下万民奉献终身,诚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有担当。士大夫有抱负,更有担当、敢于牺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舍生取义,决不当叛徒。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都是掷地有金石声的豪言壮语。

 

士大夫精神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记者: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士大夫精神有哪些重要的历史贡献?

 

彭林:首先是树立了中华民族的人格标杆。士大夫修身进德,淡泊名利,清廉自守,一心为公,品行高洁,为中国社会大众树立了高尚的人格标杆,引领社会进步。

 

“学统”成为国家的稳定器。中华文化是独立形成的文明体系,经过历代知识精英不懈奋斗,不断完善提升,逐步形成了举国认同的“学统”。其后,无论是蒙元、还是满清入主中原,政统易于上,而学统存于下,中国依然是中国,成为维系中华大家庭的稳定器。

 

天下情怀。士大夫精神最突出的亮点,是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每当国难临头之际,他们都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激励万民起而救亡图存。中华民族历尽劫难而始终没有被灭亡,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历史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是由于外敌入侵等原因,他们的固有文化出现了断裂,他们今天的文化是在外来文化基础上重新开始的。只有中国文化始终没有断,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文化的传承,具有强大的惯性,时至今日,“士”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有其特殊地位:大学本科毕业获得的学位叫学士,高一层级的学位叫硕士,最高级别的学位叫博士,最高学衔叫院士,都是“士”。但是不少拿了这些学位的年轻人,很少静心细想:我除了学习专业,还要追求“道”,内心还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顾炎武等传统士大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天的我们,如何继承他们的伟大胸怀与格局,做无愧于时代的典范,恐怕是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认真作答的人生大课题。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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