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丰腴的面孔——《孔子家语》中的孔子

栏目:钩沉考据
发布时间:2021-01-08 00:58:37
标签:《孔子家语》
宋立林

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社会兼职莱芜汶源书院院长,济宁仰圣书院执行院长。著有《出土简帛与孔门后学信探》《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孔子家语通解》《孔子家语探微》《孔子文化十五讲》《礼德诠解》《廉德诠解》《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等。

丰腴的面孔

——《孔子家语》中的孔子

作者: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来源:《中华瑰宝》2020年第12期

 

回望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孔老并峙,诸子蜂起,被誉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在这众多的伟大思想家群体之中,孔子可能是留下言行资料最丰富的一位。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我们除了《老子》五千言及《史记·老子列传》的一点事迹资料,几乎别无所知;其他如孟子、荀子、韩非等其他诸子也大体如此。墨子似乎更惨,以至清末大儒孙诒让愤愤不平:《史记》“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因此,诸子留在后世读者心目中的面目就相当朦胧相当模糊;相较之下,孔子就大为不同。除了有《孔子世家》的完整传记之外,另有《论语》近16000字,《孔子家语》57000余字;即使我们不认可孔子作《春秋》《易传》,其余散见于大小戴《礼记》、《孝经》《左传》《孟子》《荀子》《韩诗外传》《说苑》《孔丛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的言行资料也十分可观。这尚未加上出土文献中的大量孔子遗说。由此观之,孔子较之于其他诸子,其生平事迹、思想学说远为丰硕,在后人心中的形象就更加眉目清晰。这当然要归功于孔门弟子后学对孔子言行文献的记录、整理。

 

一、孔门文献的“双璧”

 

其实,欲了解孔子,除去其他散见资料不论,仅《论语》《家语》这“孔门文献双璧”,便足以窥见夫子那“丰腴的面孔”了。

 

了解孔子,最为大众熟知的首推《论语》。该书“正实而切事”,但毕竟字数少,且以“语录体”为主,于孔子言行,难免挂一漏万。何况还有“编者”的“选择”“塑造”问题。作为一部“精加工”的孔门文献,我们无法保证这些出于后人的编纂,在记录、选择、编纂、润色的过程中,没有忽略遗漏、走样变形。因此,如果要全面了解孔子,还不得不将《论语》与《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合观。

 

日本学者冢田虎在《冢注家语序》中说:“《家语》者何?《论语》之耦也。二《语》皆实录孔子之言行者,而七十子之所以升堂入室之门阶也。”然而《家语》的知名度远逊于《论语》,且命途多舛,经历了“藏在深闺”——“走向人间”——“打入冷宫”——“重见天日”的曲折过程,故鲜有“知音”。在我看来,与《论语》多“语录”不同,《家语》保存了大量的长篇对话,应该出于孔子弟子对师生对话的记录或者追记,而不像《论语》那样更多存在“精加工”的痕迹。如日本太宰纯所论,“仲尼门人录仲尼言语行事及门人问对论议之语,命之曰《家语》,琴张、原思等取《家语》中纯粹正实者而修其文,以为《论语》。是《论语》之与《家语》,犹《春秋》内外传也。”因此,《家语》中的孔子形象相较于《论语》,面孔更加丰腴。

 

二、“谈天”的孔子

 

在今人的一般印象里,孔子是一个黑格尔所说的“世间的智者”,好像他只关心人间之事,对于玄远的天道问题不会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其实,且不论《易传》是否孔子之作,仅从《家语》来看,就应该明白对于天道问题的探讨,是孔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必然需要,乃孔学的重要支柱。

 

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的君子、大人应当仿效圣人,上明天道,下察民故,以天道推衍并指导人道。如《哀公问政》篇记孔子说:“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者,犹蒲卢也,待化以成,故为政在于得人。”这段重见于《礼记•中庸》而无“天道敏生”,是不完整的。“天道敏生”,正符合《易传》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从天道出发,探求人道,落脚点放在“为政”,是孔子天道论的特点。

 

以天道来解释人道的思想,在《家语》的多处材料中都有表现。如《大婚解》中,当鲁哀公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时,孔子阐释道:“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很明显,孔子以天道法则作为人道的理论依据。

 

而在《礼运》中,孔子向弟子子游讲述礼的产生与运行,说:“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现实的伦理秩序与天地阴阳等天道绾合在一起。尤其“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一语,与《论语•泰伯》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同样的意思。人道,尤其是以礼为核心的为政之道,都是效法天道而来,具有天然合法性与合理性。

 

如此看来,焉能说我们的圣人只是“世间的智者”,只会说一些老到的道德箴言,而不谈天呢?

 

三、“为政”的孔子

 

孔子“谈天”,不像古希腊哲学家出于纯粹思辨的兴趣,其目的归根结底在于“为政”,即“推天道以明人道”。记得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曾直言,自己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干家”。其实,先秦诸子几乎都是实干型人物,用司马谈的话说,就是“此务为治者也”。面对天下无道、礼乐崩坏的乱世之局,有救世之志的诸子们,纷纷思考并擘画各自的救世之道,不仅“坐而言”,更是“起而行”,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那种实践的本色。尤其是儒家,不论是孔、孟、荀,无不弘道行道、周游列国。说到底孔子儒学首先是一套“政治哲学”。他们所关心的是作为人类的群体的伦理社会、家国天下,而孔子的方案,就是王道思想。在王道思想的框架之中,包含着礼乐刑政的统一。

 

《论语》中孔子谈礼、谈政,但无疑谈仁最多,而在《家语》中涉及礼乐刑政的内容偏多。仅从《相鲁》《始诛》《王言解》到《曲礼问》等篇题来看,与礼乐刑政相关的占到全书44篇的一多半。若从正文内容来看比重则更为突出。可以说,《论语》中的孔子偏重于内圣的一面,《家语》中的孔子则更突出外王的一面。所以,若强加区分两部“孔门文献双璧”的话,可以说,《论语》乃是孔门的内圣之典,《家语》则是孔门的外王之书。

 

其实,关于《家语》对孔子“政治思想家”一面的凸显,仅从“第一卷”的前七篇,就能得到验证。在这七篇之中,《家语》的编纂者,着力“塑造”的孔子,是一位有理论,有实践的政治思想家。

 

《家语》以《相鲁》作首篇有着编者的“编纂理念”,即突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一面。我们知道在孔子73年人生历程中,一辈子关心政治的孔子真正从政时间并不长。当然时间短暂不意味着不重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孔子从政且官至司寇,与“三桓”并驾齐驱,是世卿世禄制度逐渐瓦解,新生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反映。从孔子思想形成来看,这一经历是孔子为政思想的实践与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一次理论效应的验证。《相鲁》从“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开启,讲治理方法也谈为政效应——“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成了样板;随后讲孔子作“司空”、“大司寇”。作为司法之官,“设法而不用,无奸民”等记载,与《论语》中“必也使无讼乎”的说法相一致,且更具体生动。这是孔子德治礼序之施政理念的体现。接下来,就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夹谷之会”。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观念及实际行动,孔子击败了齐国的阴谋,展示了高超的外交智慧。随后写“隳三都”及“政化大行”的情况,以说明孔子“相鲁”成效。此下的“始诛”篇,前半讲“诛少正卯”,后半讲孔子处理“父子讼”,对当政者的失道予以谴责,宣扬“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的德治主张。第三篇《王言》则通过向曾子讲“王言”来阐述“王道”思想:“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进而提出“七教”“三至”的治理理念,使得儒家王道政治直接揭示出来。接下来《大婚解》借助“哀公问大婚”,孔子阐述“礼治”观。而第五篇《儒行》向鲁哀公谈儒者之行,阐述作为“士人”的儒者操守,为后世儒生的出处之道作出明确指引。第六篇《问礼》,不论是孔子与鲁哀公还是与子游对话,话题都集中在“礼”。第七篇《五仪解》中孔子向哀公讲述“人有五仪”即五种境界,阐明如何“识人”的问题,自在政治范畴之内。如此,在我们读者心目中,一位深谙政治的思想家形象就清晰呈现出来了。

 

四、“重礼”的孔子

 

学界曾有过孔子思想核心是“仁”还是“礼”的漫长争论,到目前为止也并未获得绝对共识。当然,在近代以降“反传统”的传统之中,一般而言,尊孔的学者倾向于“仁为核心”,反孔的学者则主张“礼为核心”,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八十年代,匡亚明与蔡尚思两位老前辈的“笔战”了。在相当多的学者看来,孔子思想中“礼”的部分代表保守落后的一面,而“仁”的部分则代表了先进创新的一面。这种认识,显然需要重估。

 

毫无疑问,礼并非孔子的发明,而礼乐文明则是孔子儒学的母体。其实,孔子思想中,仁与礼是阴阳两面,“一阴一阳之谓道”,缺一不可。近代学者谢幼伟先生说:“孔孟教人,亦首重礼。”陈独秀也曾明确指出:“儒家之言社会道德和生活,莫大于礼。”“孔教之核心为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可以说,孔子重礼的一面,乃是孔子外王思想的体现。这一点,在《论语》中有所反映,但《家语》的论说则更为集中繁富。

 

举凡礼的起源、发展、功能、效用等,在《家语》中孔子都有所论及,当然论述的关键还是礼对于伦理、政治的教化功能。举几个关键例子。《大婚解》中孔子强调“人道政为大”,“古之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这当然是将仁政与礼治统一起来的说法。《问礼》篇孔子讲“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突出礼与民生之间的关联。《论礼》篇更是提出“夫礼,所以制中也”,“夫礼,理也”等关键诠释,极大丰富了礼的内涵。孔子以“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伥伥乎何所之?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以见?”(《论礼》)为喻突出强调了礼的治国功能。以“礼之于人,犹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为喻强调礼的修身功能(《礼运》)。最后三篇“曲礼问”,以“曲礼”为主,内容十分庞杂,可与《礼记》的《曲礼》《檀弓》等篇合观,展现的是孔子“通情达理”的“中庸”境界。这些都足以显示孔子“与时偕行”的礼学大师形象。

 

以上从“谈天”“为政”“重礼”三个维度,择要指出《家语》对于理解孔子的重要价值。诸君若能在品读《论语》同时,细绎《家语》,孔子的面孔自会更为丰腴且倍感亲切。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