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谢遐龄:传统复苏需抓住“天道”这个核心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21-03-22 09:01:34
标签:天道
谢遐龄

作者简介:谢遐龄,男,西元1945年生,出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温州,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哲学、社会学博士生导师,任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理事长。著有《文化:走向超逻辑的研究》《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文化:走向超逻辑的研究》等。

专访谢遐龄:传统复苏需抓住“天道”这个核心

作者:普庆龄

来源:凤凰网国学

西元2018年5月15日



谢遐龄教授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

 

【导言】

 

2018年4月28、29日,国内四十多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就“天命与上帝:中西比较与儒耶对话”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上海儒学院理事长谢遐龄先生做了题为《中华民族天命信仰神祇体系中上帝的位置》的精彩发言,围绕“天命”这一核心,分别就“天命是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的信仰”、“关于信仰天命的传统宗教的两个哲学问题”、“在中国社会的神祇体系中天与上帝之区别”及“中国神祇体系中的上帝与犹太教的耶和华是否有关联”等四方面深度解读。

 

5月3日,岳麓书院再邀谢遐龄教授登上岳麓书院讲坛,开讲“修身以俟命——儒家人生哲学的命运观”,讲座内容环环相扣、深入浅出,为听众带来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利用在岳麓书院访学间隙,这位儒雅谦逊的学者接受了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话题围绕“信仰”展开,他在采访时表示,天命是中华民族的底色,是中国人自古及今的共同信仰,并进一步强调:传统是活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复苏,是机遇更是使命,研究者不仅要研究好典籍,还必须按照现代语境对儒学重新阐释,即“创造性地转述”。对于儒家的信仰建设,国家行为是最大的助推力,学者应该还原历史真相做深入研究,而对媒体而言,需谨慎处之。

 

以下为整理后的访谈实录:

 

凤凰网国学: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相比于受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影响的国家和民族,中国人的信仰有什么特点?

 

谢遐龄:这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所以,要破除一个流传已久的误解——大部分中国人没有信仰。据一个调查显示,70%的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这个调查专业水平很高,但这个题目没有设置更深入地追问,是其不足。只要追问就可以明确,这部分中国人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传统的天命(或称为天道、天理、天帝、大帝或上帝等)。现在,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信仰有宗教归属吗?与什么宗教关联?很多中国人说自己没有信仰,主要是对这个信仰到底归属于什么宗教并不清楚。那么,天命信仰是不是与某一个宗教有关联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宗教学学者已经认定,从远古到清朝末年,中华民族存在着覆盖全民的宗教,是国教,按我国一些宗教学权威学者的说法,称之为“国家宗教”。 这个国家宗教以天命为其最高信仰。关于中国社会存在国教,西方经典名家早已确认,如黑格尔《历史哲学》、马克斯·韦伯《道教与儒教》。中国社会有一个庞杂的神祇体系,是不是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信仰不能确定为天命?民众有的信仰这个神,有的信仰那个神,能说他们的信仰是天命吗?实际上,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中,天命信仰和庞杂的神祇体系形成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个整合过程。不同来源的民族、部族整合在一起,他们的神与地方神、自然神、行业神等也整合在一起——这个庞杂的神祇体系是在上天(昊天、天命)统领下整合起来的。

 

中华民族的信仰和宗教生活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有很多重要区别。

 

第一,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仰的特点是单一的,信仰唯一神(即“一神信仰”),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或者称为天命信仰)特点是多元性之统一。中国有个复杂的神祇体系,由最高的上天(有时称为昊天)统领诸神。如有的拜神,有的拜佛等各种各样分散性的信仰,底色都是天命信仰。为什么人们对自己信仰的宗教归属不是很清楚呢?传统宗教是从远古自然而然发展过来的。而基督教起源于民间宗教家掀起的与正统相背离的运动,是一种叛离行为、造反行为,具有分离性,形成的组织边界很清晰。传统宗教的信众一生下来就被看作信徒,无须人们提示就接受了上天信仰,自然而然成为该宗教的信徒。天主教社会,人们出生2个月就受洗成为教徒,但成年时有坚信礼,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这种宗教,有的学者称之为“自愿性宗教”,即皈依该宗教者是由其意志决定。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众,一出生就自然成为教徒,只是自己未必意识到,他人不会特意强调。如果将中国的宗教与西方作比,我们的传统宗教有点类似于犹太教,因为犹太教生下来就是教徒。在犹太人看来,基督教是邪教(民间兴起,叛离正统,得不到认可)。中国的宗教中,与基督教比较像的是道教。道教的起源也是背离正统的民间宗教运动。其来源同样复杂多样,而后有个整合过程;最开始也是反叛正统,被看作邪教。道教人物中,与耶稣相当的是于吉,还是后来的张角、张鲁?难以确定。或许于吉更像耶稣:于吉也用符水为民众治病,最后也被统治者(孙策)杀害。不过,于吉没有门徒为他的言论行动开展阐释活动。后来加入创教的领袖把重心转移到引进外来资源,比如将“老子”作为教主,将《道德经》、《庄子》、《淮南子》等作为经典。如此作比的理由是:二者都是从自身传统中离析出来的;二者都有创始人、有教会组织、有经典等“制度宗教”要素。不同之处在于,基督教在以色列未摆脱邪教身份,只好到外邦发展;道教在本土时起时伏,虽然未取传统国教地位而代之,终究站稳脚跟留存下来,在唐、宋等朝接近政权中枢。

 

第二,与某些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宗教不同,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以宽容为本,包容性是其鲜明特征。道教本来是叛离国教的,但后来都能容许其存在,外来的佛教也能宽容其存在。最后,佛教、道教,甚至基督教崇拜的神,都成了天命信仰统领的神祇体系中的成员。尤其道教、佛教信徒,同时信仰上天,而且其宗教信仰以天命信仰为底色。如《西游记》,玉皇大帝镇不住孙悟空,请如来前往收服。是不是佛祖比天还大呢?其实玉皇大帝也是上天统领下的一个神,上帝、佛祖都是神祇体系的成员,天比它们都高。这就体现了上天统领一切,无形大于有形。为什么说佛教、道教等宗教都体现了传统国教的宽容?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是传统的继承人,但自我意志要去加入一个非祖宗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等),这种行为就是数典忘祖。佛教、道教又称“自愿性宗教”,是信徒自由选择的。老天信仰是中国人自然而然继承的。中国人之为国教信徒,也是随着出生自然而然获得,成长后也没有坚信礼让他表达自己的意志。表达加入佛教、道教,是叛离祖宗和国教,但却得到容许与宽容,这在犹太教是不允许的。

 

第三,有些宗教具有强烈的斗争性,对外有与异教徒的斗争,对内有与异端的斗争。它们的风格是较真——唯有自己掌握真理,甚至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教派林立,争斗激烈。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注重和谐性,提倡“君子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团结共存比争出真理在谁手里更重要。

 

第四,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有专职人员向大众布教、阐释教义,古代中国的国教缺少面向民众的布道者。其原因大概是,比如基督教,要从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教——犹太教那里去争夺群众;而中国古代的国教,依传统自然而然地拥有全部民众为信徒,无需再费心思去发展成员。比如儒家,就没有专职向民众布道的部门,这也是儒家不被看作宗教的理由。儒家是培养君子的,不是面向大众布道的。儒家有宗教职能——为国教解释礼经、辨明、确定祭祀仪式诸项细节,培养国家宗教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儒家不是宗教。国教的教主——天子(《吕氏春秋》、《白虎通》等文献对此有清晰明确诠释),并不关心向民众布道,其关注点是将民众那些分散性的信仰(如鲁班、关羽、岳飞、妈祖、关公等)最终整合为同一个体系,由上天来统领。这就让老百姓明白,所有的信仰最终归到对天的信仰,但不是用言辞派专人去布道。国家宗教(即国教)允许民众崇拜各种与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的、民间的、行业的神祇,通过这些神祇的组织关系让民众知晓他们从属于上天,在民众心中深深植入“上天高于一切”的观念,并未打算通过理论阐述说教民众了解上天的至上地位。

 

凤凰网国学:儒家文化在当代复苏,但“大陆新儒家”的提法饱受争议,如何从社会层面正视这种争议?

 

谢遐龄:首先,我要对“传统”做一点说明。在我看来,传统是不会死的;“活着的”是其根本性质。传统是精神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主干。因而它是一直活着的,不可能中断。在历史中可能会有低潮时期,或者说处于晦暗状态。儒家作为学派来说或许会断,而儒学则从未断。再说儒教,历史上有过,有的民间宗教打着儒教旗号至今存在。但孔孟及其弟子不能看作儒教。儒家的地位,更像犹太教的“拉比”——基督教初起时就是遭到拉比打压。新宗教的发生都是从民间开始的,它需要“拉资源”、争取群众、标榜自己、阐述教义。儒学复活,意思是:过去被官方定为负值,现在地位颠倒为正值,儒学研究却从未中断。过去被官方认为负值时,官方机构仍有专人研究,民间也有不少人研究。

 

国学热和儒学复兴证明:在外来文明的长久冲击之下,中华民族自身传统重新抬头,再受重视。说的透一些,按照外来文明对中华民族发展起到好作用的方面用得差不多了,而外来文明带来的坏作用越来越明显。这就提醒人们认清一个道理:中国还须遵循祖先一直奉行的大道。我国领导人已经认清传统是国家民族的根本、社会发展的真正依仗。

 

为什么儒家在国学热中凸显出来?按说道家应该比儒家更占优势。中华民族信仰和思想,最高概念是“天道”、“大道”,道家正是以“天道”为旗号,“道”这个关键词被道家占了,却输给了儒家?我认为关键在一个字——仁。儒家认为,“仁”是天道与圣人的本性,道家却反之,主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下百姓企盼“仁政”,因而儒家胜出。

 

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复苏,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作为研究者,不仅要研究好典籍,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还必须按照现代的语境对儒学重新阐释,即“创造性地转述”。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比如,宋儒解释的“天命之性”是否有必要推翻,重新建立理论?原先,天命之性就是气质之性——所谓天命,不就是气禀吗?宋儒主张天命之性是天理,与气质之性是两回事。这就是说,天赋予人的存在的,既有气禀,又有天理,这就成了二本。这学说背离了孔孟,也与现代的知识不合,使得儒学传播有很大障碍。我们的使命就是,提出既与孔孟相合、又与现代知识相合的新解释。

 

尽管有过一段时期的低落,大陆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却从未中断。确实,一批港台学者在儒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杰出贡献,但终归只是某些方面,不是全体。工作是做不完的,需要大家一起做,已经做出的成绩还会要求重新评估。“大陆新儒家”这个提法过于简单化。其实每个研究者都有其独特性,不宜归类。近年儒学研究领域确实出了一些人物,有的可谓光彩夺目;用力方向并不单一,谈不上学派,粗有端倪的也未成形,至多算是初期。我认为贴标签不好,易生争端。既然研究儒学,就要有儒者风格,做一名君子。有学派之分、观点有异,均是正常现象。对于传统的复苏,我们要关注核心问题,中华传统的核心是天道。对天道既要做理论的阐述,又要唤醒民众对它的信仰。阐扬天道是所有儒学研究者的共同事业,同样是国学研究者的事业。所以要求同存异、共同弘扬大道、激扬对天道的信仰。

 

凤凰网国学:推动儒家信仰建设,在官方、民间有什么途径可实现?现代媒体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谢遐龄:我想,推动力最大的还是国家行为。国家也确实做了很多事。如国家领导人曾向小布什和布莱尔引用孔子的话“君子和而不同”,提出不同文明之间不必冲突,而要和谐共存。这就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提升为今日世界的最高政治哲学。国家还在各国广设孔子学院。这个行为透露一个信息,即国家认为孔子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当今领导人明确宣称,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定位为国家发展的根本。总而言之,对于传统,国家的方针确定而清晰。重大举措如去年年初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包含很多具体措施。我要讲的是这个《意见》里未提到的。对于信仰,我认为天道信仰是民众分散到繁多神祇的信仰之共同底色,是中国56个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的共同信仰。天道信仰应该得到国家承认,至少是默认;不要打击。我认为这是国家应采取的行动。

 

学术界面临着重大使命:

 

第一,对信仰问题的重要性应有更多了解,要关注这个问题。我所接触的学术圈,长久以来,忽视信仰几乎是思维定势。我本人关注信仰问题,也是在现实中得到的启发。近年邪教与其他宗教的大幅度发展使我得出判断:文革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信仰空间有待填补;民众有信仰需求,渴望得到满足。由此认定一个事实——信仰是与生俱来的深藏于人的本性中的生命冲动。信仰需求会引发宗教格局变化。

 

第二,国学研究要关注各学派与信仰的关系。自从“哲学”一词成为学科名称,就引导研究者忽视诸子的信仰维度、引导儒学研究忽视经学的信仰维度。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宗教史相互隔离为两股道。忽略信仰的儒学研究,遮蔽了灵魂;致使不少学者认为,孔子的积极贡献是远离宗教、把儒家引向人文主义。我们应该全面、完整地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历程,关注长久忽视甚至遗忘的信仰方面。研究道家和墨家,较容易关注其宗教方面。研究儒学,忽视其宗教方面的倾向较为严重。这种情况与先儒的研究重点相关。宋明时期,理学家专事讲学,不参与国家级祭祀工作,故而研究重心放在义理方面。但他们并未轻视信仰,只是很少论述。天命信仰及国家宗教,于他们是生活世界,健全灵动地生存着,无须成为话题。今日恰逢其缺失,使社会生活产生诸多问题,故而凸显为话题。我们研究儒学,就应补上这一维,恢复其完整面貌。

 

民间的事,学者不宜干预。民众的天命信仰处于晦暗状态,有待唤醒、激扬。学者的责任是指出,中华民族以天命(上天、天道)为信仰;由于占人口总数70%的国民上天信仰处于晦暗状态,成为“信仰空间”中的空白地带,致使成为邪教的争夺对象。目前以科学抵制邪教的思路是错误的。康德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划清科学与信仰的界限。误译为“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地盘”的名言,实际义涵是科学知识无益于信仰。民众的本己信仰苏醒了,邪教就找不到发展空间了。信仰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民众甚多,民间潜存着强大的觉醒动力,但不排除被诱引到邪教方面去的可能性。民间信仰中往往杂有一些“淫祀”,在遏制之列。把淫祀与归属于天命信仰体系的神祇区别清楚,不要一律作为“封建迷信”打击,有关职能部门的官员要提高专业水平。学者的使命是研究,处理实际事务则有司存。

 

当代媒体影响力日益强大,提供的推动力隐隐有与国家相比之势。处于崛起之初,水准远逊于国家也属当然。我们一方面看重媒体,另一方面盼望媒体较快地提升自身水平。“天步维艰”,船大了转弯必缓。潮流涌来,挟泥沙而倶下,信仰觉醒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夹杂一些不良现象。辨识准确、处置轻重得当,都不容易把握。无疑,媒体应发挥重要作用——起到指引作用。可见,情势要求媒体有高水准。要多高才行?影响力多大,水准就应该多高。既然人们旧称媒体为“无冕之王”,你媒体的水准就要以国家水平为目标。所以,我希望媒体要自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重要。不轻易发声;一旦发声就恰到好处。换句话说,媒体要努力提高自身水平,积极而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