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华伟】我眼中的问津书院掌门人

栏目:庙堂道场、民间儒行
发布时间:2022-08-04 16:44:31
标签:问津书院
杜华伟

作者简介:杜华伟,女,甘肃庆阳人,中南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

我眼中的问津书院掌门人

作者:杜华伟

来源:“书院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七月初六日戊子

          耶稣2022年8月3日

 

 

 

 

一个月前,又收到问津书院寄来的《问津》小册子,同时还有一封“问津书院十周年征稿启事”。尽管启事早已在书院公众号发布,但工作人员还是郑重其事地附上一份纸质文件。看着“十周年”这几个字,才突然想起上次去问津书院已是四年前的事了,今天且梳理出几个关键词,来说说我眼中的问津书院掌门人王振良先生。

 

一、随和

 

2018年8月30日,我的“书院研究”公众号创办不到一个月,在朋友圈看到崔文川老师分享王振良先生《天津问津书院与乡土阅读》这篇文章,觉得“乡土阅读”这个概念提得非常好——亲切温暖接地气,就想转载分享到公众号,但我不认识作者本人,于是委托崔老师征求意见,王振良先生很爽快地同意了。在崔老师的“牵线”下,我与王振良先生添加了微信,就算彼此认识了。

 

 

 

当年10月份,我到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参加中国书院学会第五届年会。拿到会议手册时,意外发现王振良先生和我分在同一小组,心想这次正式见面一定向他好好讨教一番。进会场后和王老师打招呼,他随即赠送我几本《问津》和一本《问津书院五周年纪念会议手册》,在网络上感受到的“随和”再次得到证实。这些小人书般大小的册子,每一本都印制得很精美,封底写着“在这里读懂天津”“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等字样,读来如同一位老朋友坐在对面,跟你慢慢叙说着“问津”的陈年往事。

 

 

 

12月初,王振良先生邀请我为问津书院“海河名家读书讲堂”做学术报告。经过反复沟通,我确定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的书院之旅》为题分享近几年的当代书院调查、研究成果。本来海报已经印制好,书院公众号也发布了通知,可学校期末考试时间突然有变,我只能忐忑不安又心怀愧疚地告诉王振良先生。随和的他没有表示半点不悦或抱怨,尽管年底他手头的事情比较多,书院的活动也比较密集,但他还是尽快根据书院活动安排调整了我的讲座时间。

 

 

 

讲座前一天,他又接受了我的专访——关于老建筑保护,关于乡土阅读,关于当代书院发展,内容洋洋洒洒,聊了两个多小时,随和而谦逊。此后,他又为我《养德经邦:当代书院学人访谈录》一书的出版提供了帮助,从创意到排版,从选题填报到插图设置,从联系出版社到参加新书发布会,一路走来,他都给予了热心支持,成为我学术路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二、严谨

 

2018年12月23日,我在问津书院开展学术讲座的前一天对王振良先生进行了专访,当时距离12月29日的“第六届问津学术年会”还有六天时间。于是,2019年1月23日文稿整理完成时,为了将文中的学术年会已举行“五届”变成“六届”,也为了不显得自己做事太拖沓(整理文稿用了一个月时间),我特意将访谈时间写成了“2019年1月”。但是稿子交由王振良先生审阅时,细心又严谨的他将实地调研及访谈时间重新改回到“2018年12月”,并且在文末标注——2018年12月23日访谈记录,2019年1月23日整理完稿。在他看来,哪怕是一段不太起眼的文字,哪怕是一点随手写就的流水帐,都应该严格准确地记录事实,而不能随意地篡改,这既是最基本的工作原则,也是最起码的学术规范。仅仅从这件小事就足以看出他的严谨,当然这是他一直以来为人为学的根本原则,更是他多年从事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养成的习惯。

 

 

 

他的严谨让我佩服,也让我进一步意识到无论是教学、科研都必须一丝不苟。于是,我不但按照他改定的题署模式投稿,还为此前完成的几篇访谈稿加注了访谈与完稿日期。同时,参照王振良先生所著《记忆的碎片:津沽文化研究的杂述与琐思》每篇文章末尾的小“纪事”,我也在每篇访谈稿后添加了“一点题外话”。其实那些带着温度的、有点啰嗦的题外话,就是写作当天的一些随手随心的随记,能够还原我与被访谈者之间最真实的交流状态,后来竟发现这些倒成了读者最先翻看的部分。

 

 

 

王振良先生的严谨还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每次讲座、每份海报、每本著作、每场研讨会,他总是以精益求精的标准来要求,没有因为经验充足而敷衍,也不会因为追求效率而应付,他的这种工作态度与工作习惯自然也影响着同道好友与他的学生,周围的很多人都能因之而有所收获,有所改变。

 

三、好玩

 

王振良先生有一句口头禅,那就是“做事一定要好玩”。第一次听他这么说时,我的确有点诧异,因为学者最常讲的就是“严谨、规范、系统”,而“好玩”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散漫、随意、不专业”。带着好奇与不解,我请他说说“好玩”的具体含义。他解释道:“所谓好玩,于个体应当有趣,于他人应当有益,于社会应当有用。”听了他的一番解释,我才知道他所谓的“好玩”,其实是个不低的标准。是的,他的工作,他的爱好,总是因好玩而开始,因好玩而坚持,因好玩而结出硕果。

 

 

 

他当年关注城市建筑保护是因为“好玩”,挖掘天津历史文化是因为“好玩”,编书刊搞出版是因为“好玩”,写小洋楼的故事也是因为“好玩”……现在,除了担任学校的教学工作之外,他花很多精力在问津书院的发展上,他依然觉得这是“好玩”的事儿。

 

 

 

也许,正是这份乐趣与坚持,才让他之前的所有积累都为问津书院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使问津书院在十年时间硕果累累——除了为周边居民提供公益阅读、讲座、交流的平台,还培育出了《问津文库》及“问津讲坛”“问津学术年会”“问津学术沙龙”等公益品牌。十年来,书院入选首届全国优秀阅读推广机构,被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授予“华夏书香地标”称号,问津讲坛入选天津市优秀阅读品牌,其巷肆书吧(又称双槐树屋)入选天津市首批示范津城书吧,《问津文库》荣获天津地方文化读物评选普及类优秀奖,他本人和家庭也荣获“全国全民阅读优秀推广人”和首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可以说,问津书院已成为天津的重要学术品牌和文化地标。

 

 

 

其实,王振良先生的读书求学过程也可以用“好玩”二字来形容。在访谈时他讲过这样一段经历:上小学时,他嗜书如命但却无书可读,所以但凡有文字的纸片,都要认真地从头读到尾,包括街边的小广告(那时还不多)、药品的说明书等。到最后,甚至什么病要吃什么药、剂量如何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了。每年春节前,母亲会从集市上买几斤旧报纸糊墙,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一下子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可看。为了不影响糊墙进度,他就每张报纸只看一面,等母亲贴到墙上后再看另一面。

 

 

 

从小学开始他就渴望有很多书,可以随时随地阅读,小学到高中阶段他断断续续买过一些书,但终因经济拮据无法满足藏书的愿望,到天津上大学后每月有了固定生活费,他终于可以稍微多买点书了,但还是经常捉襟见肘。于是为了节省开支,他经常会把头发理得很短很短然后再留得很长很长,这样就可以少理几次发而多买几本书。比如《说郛三种》这部大型影印古籍丛刊,当时标价280元,他虽然喜欢已久,但苦于没钱无法收入囊中。有一次周末因身体不适而卧床休息,屋外下着蒙蒙细雨,他却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总惦记着那套书。于是一狠心,翻身下床向同学借了300元钱,冒着小雨骑车直奔书店,购得那套惦念了太久的大书,又一路兴高采烈地载书而归。回到宿舍迫不及待地打开捧读,身体的不适瞬间烟消云散,只剩下了收藏的喜悦与阅读的快乐。

 

四、执着

 

王振良先生是一位凡事都特别执着的人,在购书、藏书、读书、著书、编书方面尤其如此。高中毕业时他的藏书已有三四百册,这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已相当可观。到天津读大学后,他在这条路上更加痴迷与执着。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前两年,每到周末他就和同学骑上自行车,去逛天津的各大书店。南开大学东门的高等教育书店、和平路的新华书店、烟台道的古籍书店、古文化街的文林阁等,他都是那里的常客。有的书会当场买下,但总有更多的书无法收入囊中,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藏书情结。

 

 

 

在藏书的同时,他也在不断地读书写作。2011年8月,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稗谈书影录》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融辑录、叙录、传录于一体的工具书,著录了1949年以前问世的有关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研究论著单行本72种,包括木刻本、石印本、油印本等,还附有序跋、书影及考证,成为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学术史的重要著作。2014年8月,在汇集多年实地走访调研、梳理取证的基础上,他又出版了《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该书共收录文章25篇,附录4篇,将天津小洋楼与其主人的故事图文并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将近半数洋楼主人的身份是他首先考定确认的,给天津城市文化增添了底蕴和色彩。这些著作的问世正是他多年来执着读书、钻研的成果。

 

 

 

在问津书院的定位与发展方面,再次体现了王振良先生的执着。书院以“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为宗旨,以“读懂天津,留住乡愁”为目标,积极推动天津历史文化资源的抢救、保护、挖掘与宣传。无论史料收藏还是图书出版,无论学术讲座还是书院年会,无论大部头著作还是内部交流小册子,始终围绕天津历史文化这一主题展开。

 

 

 

书院成立之前,他主编的《天津记忆》已经做了将近五年,最后总计印行130期,这可以看作其后“问津文化”的滥觞。《天津记忆》是以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名义编印的交流资料,旨在实践团队“保护建筑遗产,记录历史变迁;探求地域文化,留住天津记忆;倡导城市美学,推动公众参与”的行动准则。正是那五年多的执着努力和经验积累,使问津书院能在十年内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成功举办“问津讲坛”将近100期,“海河名家读书讲堂”50多期,问津学术年会9届,编印了《问津》《开卷》《参差》《品报》四种内部交流资料以及《问津文库》《天津文献集成》等大型丛书,其中《问津》作为书院内部资料的代表编印已近120期。同时,还举办了数十场天津历史人物学术讨论会及座谈会、纪念会等。

 

五、创新

 

王振良先生做事执着但并不墨守陈规,“乡土阅读”这一概念最早就是由他提出的。他说乡土阅读其实就是阅读乡土,对于天津来说就是阅读天津。乡土阅读首先是阅读推广,对于他和问津书院而言,推广的内容全部是天津地方文化;乡土阅读必须有阅读的对象,这就离不开对天津地方文化的挖掘,既能帮助人们“留住乡愁”,也可促进“讲好天津故事”;乡土阅读所涉及的天津传统文化,自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乃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乡土阅读与目前国家层面推动的三大文化政策——全民阅读、留住乡愁(保护文化遗产)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紧密相关的。因此,“乡土阅读”概念的提出、推广和实践,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乡土、植根乡土,从而建立起对乡土的热爱,最终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和坚定文化自信的目标。

 

 

 

在写作《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时,王振良先生探索总结的“三重证据”法也可谓是创新之举。在找寻小洋楼主人的过程中,他几乎跑遍了整个天津,查阅了大量史料,遍访知情人士,相互叠加,相互参照,相互印证,最后提出“三重证据”法,即一幢名人故居的确认,要经过相关联者的指认、文献资料的定位和实地考察的补充,亦即人证、书证和旁证的结合。该书所记述的二十多个案例,很多就是“三重证据”叠加产生的结果,这既对天津历史建筑文化探索做出了一定贡献,也为建筑史爱好者及业内人士提供了一定的考据成果。

 

 

 

问津书院的学术活动也有它的独特之处,不只看重学院派研究,同样注重民间学人的力量。书院既有为专家学者举办的主题研讨会、读书会和签售会等,也有为普通市民专门举办的学术研讨会——2016年就为潜心研究汉沽文化的市民李瑞林举办专场讨论会,这可以说是对民间学人的一种特殊认可与支持,能够鼓励和带动更多民间力量加入热爱天津文化、研究天津文化和传播天津文化的行列。住在书院附近的天津文化爱好者张振东就是受益者之一,他经常来书院听讲座或看书,偶尔也在报纸上发些小文章。后来在王振良先生的鼓励支持下,他花了整整两年时间采访书院附近居民,完成《巷肆前尘:民间语境下的军民、团结、抗震、胜天四里巷》一书,2018年列入《问津文库》公开出版。因为民间学者多是依靠个人兴趣做事,他们不求物质回报,进行学术研究会更加纯粹和自然。而且这种民间研究更具独特视角和真实体验,所积累的口述史料多是具有抢救性质的,已成为将来研究天津文化不可多得的参照。

 

 

 

另外,问津书院五周年庆典活动王振良先生也做得别出心裁,津味十足,看起来不像学术会议那么正规但又很有特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南京大学教授徐雁等专家发言过程中,由天津爱书人杨仲达、杨仲凯孪生兄弟担任主持串场,一位名家发言结束后,紧跟着会有一位津门爱书人的小节目,相声、评书、昆曲、京剧,形式各异,活泼有趣又不失文化品位。

 

 

 

当然,王振良的创新之举还体现在问津书院的多次传播效应。每次讲座前会在报纸、书院公众号等媒体发布消息,这是第一次传播。正式讲座时,听众或在现场听讲或之后通过网络收看,这是第二次传播,也是最关键的传播手段。现场听讲者还能获赠精心制作的带有讲座信息及书院LOGO的入场券,可以请主讲人签名留念,也可与主讲者互动交流。讲座之后的“问津学术沙龙”冷餐会上,主讲者还可以与天津学人就当天的主题做深度交流。因为主讲者都是专家学者或民间学人,他们多有自己的公众号或者微博、微信、博客,拥有各自的粉丝,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平台记录、转载讲座情况,这又形成第三次传播。

 

 

 

讲座结束后,问津书院公众号会刊发讲座时的照片,纸媒还会深度采访主讲人,对论坛内容及主讲专家进行整版报道,放大讲课影响力,这是第四次传播。每年十场“问津讲坛”都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比如“天津民俗”“天津租界”“郊区文化世家”等,转年十篇讲稿会结集出版,同时附上十篇专家采访稿,再请专业人士写一篇万字左右的“综述”,书名定为《三津谭往》,每年12月开年会时,大家都会收到上一年的讲稿集,这应该是第五次传播了。每年的“问津学术年会”论文,转年也会结集成一本书,叫做《九河寻真》。每年开年会时,大家也能收到上一年的论文集。问津书院的这种多次传播模式,对于推广天津文化、培育良好的全民阅读氛围可谓意义重大。

 

 

 

问津书院成立以来,逐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民营企业赞助,志愿者组织策划,参与者无偿付出,每一方角色都是在发展中通过自觉“遴选”出来的,因此动力机制很足,大家都在用心合作而不过分计较利益得失。

 

 

 

以《问津文库》出版为例,王振良先生特别谈到:从公益角度讲,四个合作方都是奉献者:书院提供排版和印刷经费,出版社提供统一书号和三级审校,作者提供稿件放弃稿费,主编无偿组织协调和编校稿件。而从世俗角度讲,四个合作方又都是受益者:书院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既营建了企业文化氛围,也提升了社会认知度;出版社快速打造出文化品牌,短期内经济效益可能不高,但社会效益乃至政治效益极好;天津地方文化类书稿,长时间以来备受冷落,要出版大都要走自费渠道,纳入文库能不花钱就公开出版,同时作者还获赠100部样书,实际上相当于以书代酬;而作为主编者,又可以通过策划组织大型丛书出版来提升社会影响力。这种四方合作模式,不但解决了作者出版难的问题,而且“问津文库”的整体包装推广(如每年正月初五集体签售,正式报刊发表书评,各类书展的海报广告,部分图书还与讲座、研讨会等配合)对作者的社会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提升都大有好处。《问津文库》的成功运作模式,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六、结语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里,王振良先生坚持走在文化普及与阅读推广的路上,问津书院始终坚定地为讲好天津故事、传播天津文化而努力,实在是件令人敬佩和欣慰的好事。套用一句当下的时髦话来说,我和王振良先生应该属于“无需回应型朋友”吧。平时几乎不联系,朋友圈几乎不点赞,即使逢年过节也几乎不发问候信息。但只要有事就可以直接给他发微信或打电话,他也总是竭尽全力提供帮助。学者的儒雅、谦和与公益事业热心人的执着、勤奋,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相信接下来的又一个十年,问津书院会在他不改初心的努力下取得更好成绩……

 

2022年7月17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