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三纲”思想的法理构成

作者：乔飞（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载加拿大国际学刊《文化中国》2025年第2期

内容摘要：学界一度认为，董仲舒的“三纲”受法家影响，体现的是绝对的支配与服从关系，这是对董仲舒思想的误解。揆诸典籍，董仲舒的“三纲”以天道阴阳为其法理基础，主张人伦关系以“合”为前提，也以“合”为目的，其人伦之“分”是“和合”前提下的“分”，其人伦之“合”是在“分”基础上的“合”。在司法实践中，董仲舒也注重对卑幼权利的保护。“天道阴阳”“象天受命”“分合和兼”“关注卑幼”是董仲舒“三纲”思想不可分割的法理构成。学界之所以对董仲舒的“三纲”产生误解，是因为忽视了董仲舒思想的天学维度。

关键词：董仲舒；三纲；阴阳；天道

乔飞教授

“三纲”是传统中国重要的伦理准则，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与法律思想史中的重要遗产。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广受诟病。冯天瑜教授关于“三纲”的论述，在近几十年来的学界堪为主流观点：“酝酿于战国、定形于秦汉的‘三纲’说是皇权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君主集权制下的垂直式独断，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威权以及下对上的无条件服从。”[1]学界普遍认为，“三纲”是汉儒受法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韩非子·忠孝》）。这里的人伦关系是单向性的，先秦儒家人伦关系的对等性、交互性不再出现。作为“群儒之首”，“董仲舒提出‘三纲’之说，应视为儒家思想对汉所继承的‘秦制’即君主集权制度的一种适应。”[2]而且，“这一政治化的转向，深刻地影响到了‘为汉制法’的汉代儒生们，‘五伦’的德性含义由此逐渐地减退，而‘三纲’之说最终得到了确立。”[3]在当代学者看来，董仲舒的“三纲”学说，“历史局限性、道德不完全性十分突出。主要是偏向在上者，奴役在下者，缺乏人性平等意识，暴露出反人道性”，[4]因此不能被现代社会接受，必须加以抛弃。[5]

然而，本文认为，这一主流观点是对董仲舒思想的误解。揆诸董仲舒的著述，其人伦“三纲”具有系统的法理构成。申言之，董仲舒的“三纲”以“天道阴阳”为其法理基础，以“象天受命”为其王道之纬，以“分合和兼”为其重要内容，以“关注卑幼”为其司法原则。

一、天道阴阳：董仲舒“三纲”思想的天学根基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周易·说卦传》），天道阴阳理论是董仲舒人伦法理的天学基础。与先秦儒家相比，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之名，并对其进行了具体论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天”是有位格[6]、具有神圣德性的，“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有“仁爱”之伦理属性，其通过“阴阳之道”彰显其秩序法则。《周易》对天道进行过概括：“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周易・说卦传》），“阴阳之道”就是上天之道。作为汉代大儒，董仲舒继承了这一思想，其“三纲”学说的理论基础，就是上天的“阴阳之道”。

阴、阳二者是既有张力、又相互依存的。“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周易・系辞下》）；阴和阳需要相互配合，阳刚阴柔各有本体。董仲舒对此有很深的理解：“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春秋繁露・基义》）。“独阴不生，独阳不生”（《春秋繁露・顺命》）；无论是阴是阳，离开对方孤立存在是不可能的，阴阳之间是相互依存、无法分割的。但阴阳是两类不同的本体，彼此会相互矛盾。《周易》云：“分阴分阳，迭用刚柔”（《周易・说卦传》）；董仲舒云：“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春秋繁露·天道无二》），阴阳彼此的本质、功能都不一样。

阴、阳二者之间，是“阳尊阴卑”“阳主阴辅”的关系。对此，董仲舒多有论述。“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始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相对于阳，阴处于辅助地位：“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概言之，阴阳的关系是“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阴阳二者必须和谐，是天道的要求。“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周易・泰卦·彖》）；董仲舒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董仲舒意识到，“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阴阳不和，会引起一系列自然现象的错乱甚至社会的动荡。对此，董仲舒论述到：“故其治乱之故，动静顺逆之气，乃损益阴阳之化，而摇荡四海之内”（《春秋繁露·天地阴阳》）。阴阳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是有因果关联的；阴阳之间的关系顺逆，决定着人们的吉凶祸福。这一思想在汉代被普遍接受；《白虎通》也认为：“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白虎通·封禅》）。只有阴阳相和，万物才能井然有序。汉代官员也认为：“天失阴阳则乱其道，地失阴阳则乱其财，人失阴阳则绝其后，君臣失阴阳则道不理，五行四时失阴阳则为灾”（《后汉书·襄楷传》注引《太平经》）。阴阳是否相和，涉及到社会生活能否正常有序。

二、象天受命：董仲舒“三纲”思想的王道之纬

董仲舒的“三纲”思想，就是在上述“阴阳之道”基础上展开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三纲”是治理天下“王道”的重要内容，其内容、原则都是来源于上天的法则。“三纲”是人伦关系的基本准则，属于“礼”的范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以德多为象”（《春秋繁露·奉本》）；在董仲舒看来，“圣人所制定的礼也是因缘于阴阳之道”，[7]“三纲”作为“礼”的集中体现，理所当然也是因缘于上天的“阴阳之道”。

关于君臣关系，按照董仲舒的“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春秋繁露·基义》），即君尊臣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君尊臣卑的前提，是君主要受“天”的节制，君主的行为，要受天道的约束与规范。“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为人臣者，法地之道”（《春秋繁露·离合根》），君臣之间的差异，如同天地之间的自然差别一样。“《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臣子侍奉君主，应该如同地侍奉天一样；好处都归给君主，坏处都归给臣子自己。董仲舒认为，《春秋》是大义之所本，“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春秋繁露·正贯》）。《春秋》大义也是主张君臣之间就是尊卑关系，臣子应将自己定位在卑下的地位。《春秋》强调“屈君伸天”，君主遵守的是天意，因此，臣子顺从君主就是顺从了上天。

关于父子关系，在“阴阳之道”中“父为阳，子为阴”（《春秋繁露·基义》）。“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春秋繁露·顺命》）。父尊子卑的前提，是为父者要遵守天意，受天道约束和规范。为父者遵守天道，“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五行对》）。子女对父亲有顺从、孝敬的义务，但顺从、孝敬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父亲遵守了天意、天道，父亲的所作所为就是天道的要求，子女顺从父亲就是顺从了天意、天道。“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臣子卑贱，君父尊贵，人伦关系就是通过阴阳之道体现出来。

夫妇关系隶属于男女关系；董仲舒认为，男女关系就是阴阳关系。“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男女之法，法阴与阳……此天地之道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男女这种关系格局，是天道阴阳最直接的体现。其中，夫妇之道，董仲舒认为，“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即夫尊妻卑。这种关系定位，不会因为夫妻的社会地位变化而变化，“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夫妻之间有身份及角色的差异，需要“谨夫妇之别”（《春秋繁露·五行顺逆》）。“妻者，夫之合”（《春秋繁露·基义》）；如同阴阳相互依存，妻子离不开丈夫，夫妻相互依赖，相互共存，在彼此共存的关系中以妻随夫。“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春秋繁露·顺命》）；丈夫需要遵守天意、天道，因此丈夫就是妻子的“天”；妻子遵从丈夫的命令，就遵守“天”的命令。“妻不奉夫之命，则绝”（《春秋繁露·顺命》）；如果妻子不能遵从丈夫的命令，就与其断绝关系。

三、分合和兼：董仲舒“三纲”思想的对立统一

董仲舒的“三纲”思想，具有“分”“合”和兼、对立统一的特点。先秦儒家的人伦关系着重于交互、对等，但董仲舒发现，若不能清晰界定关系主体彼此的不同，仅仅强调关系的双向、对等，极易导致关系本身的紊乱；因此，与先秦儒家相比，董仲舒主张人伦关系有“分”。董仲舒看到了身份、位份之不同而产生的必然差异，这种差异、不同是客观存在，道德、伦理、法律应该尊重这些差异。只有明确关系主体彼此的主次、先后等秩序上的差异，才能大大增强人伦关系的稳定性。《春秋繁露·基义》云：

阴阳二物，终岁各壹出。壹其出，远近同度而不同意。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清人苏舆对此有评价：

《春秋繁露·基义》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阴阳有别，故君臣、父子、夫妇便有差等，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前主动、后顺从。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8]

模糊的对等关系，并不能清晰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董仲舒从“阴阳之道”受到启发，认为天道的阴、阳二者有“别”，由“阴阳之道”而来的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也需要界定彼此的身份差异，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9]荀子所说的“制礼义以分之”。[10]先秦儒家没有对人伦关系主体的身份之“别”作出清晰界定，董仲舒则借助“阴阳之道”对其进行了区分，认为人伦关系的主体具有前后、主次等不同，使得人伦关系在先秦儒家“对等”关系的基础上增加了“差等”内涵，并认为这是出自天意。

正是基于对人伦关系差等化的论述，有学者认为，董仲舒将“阴阳互动”变成了“一阳独动”，[11]其“三纲”将原本“双向性的伦理关系绝对化为单向性的伦理关系”。[12]今天看来，这类观点有失偏颇，因为他们“理解董仲舒的三纲仅看到了‘相分’的一面——君、父、夫为臣、子、妇之纲，而忽略了‘相合’的一面——君臣、父子、夫妇各自互为一体。”[13]事实上，董仲舒自己就有明确论述：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相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

如同上天让阴阳不能分开，“三纲”人伦也是“合”“兼”的关系。而且，董仲舒还特别强调“阴阳之和”；“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基义》）。“和”是上天之道，“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阴阳之间只有“平”才能“和”。董仲舒的“平”，“并不是阴阳比例的对分和等同，而应该是阴阳之间一种协调、均衡、稳定的关系或状态。”[14]可见，尽管“阳主阴辅”，阴、阳在位份上有差异，但必须“阴阳相合”，也必须“阴阳相和”。也就是说，董仲舒的“三纲”以人伦关系之“合”为前提，也以人伦关系之“合”为目的。其“分”是“和合”前提下的“分”，其“合”是在“分”基础上的“合”，这样，“三纲”的主体双方才能“和”，关系才能和谐稳定。

董仲舒主张的“协调、均衡、稳定”的人伦关系模式，在《白虎通》中也有印证。众所周知，《白虎通》深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从《白虎通》关于“三纲”人伦关系的论述，能从另一个角度厘清董仲舒“三纲”的思想脉络。《白虎通·总论纲纪》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三纲六纪”的观念：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三纲”也好，“六纪”也好，都是为了“整齐人道”，实现正当的社会秩序。“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己助也”（《白虎通·纲纪所法》）。“六纪”就是“三纲”的拓展和应用，“三纲”始终是所有人伦关系的准则和规范。特别重要的是，《白虎通・六纪之义》对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中各个关系主体的所要遵守的“义”进行了区分：

君臣者，何谓也？君，群也，下之所归心；臣者，缠坚也，厉志自坚固也。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

君的本分是带领众人齐心跟随自己，臣的本分是顺从君主的带领。父亲的本分，是给子女立下规矩，将法度、规则教导子女；子的本分成全父母，没有自己的私利。夫的本分是以道帮扶妻子，妇的本分是按照礼的要求服从于丈夫。显然，“三纲”关系中，君、父、夫的地位较高，权利较大；臣、子、妇的地位较低，义务较重。这是“三纲”关系中“分”的一面。

然而，和董仲舒一样，《白虎通》的“三纲”总体而言仍是以关系的和谐、稳定为目的：“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白虎通・三纲之义》）。阴和阳是相互依赖、彼此相成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也是如此；这一论述与董仲舒的观点几乎相同。“三纲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化端也”（《白虎通·纲纪所法》）。日月、五行、阴阳均有相生相合的关系向度，彼此之间并不是一方绝对主宰另一方的关系。很明显，董仲舒及受其影响的汉儒，都是既主张人伦关系中的“分”，又主张人伦关系的“合”，而且是通过区分人伦主体的“分”，进一步强化人伦关系总体的“合”。

概言之，学界认为董仲舒的“三纲”受法家影响实为误解，因为董仲舒的“三纲”并非主张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的绝对主宰、支配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并不是单向、绝对的支配与服从关系。对此，贺麟的观点非常正确：董仲舒的“三纲”是对先秦“五伦”的必然发展，“三纲”弥补了“五伦”关系之相对性、无常性所带来的不稳定，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15]在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思想中，“三纲”人伦关系是协作性的关系，而非对抗性的关系。后来之所以在“实然”现实中形成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绝对化、单向化，与人伦关系的简单“法律化”有关。这也是苏亦工教授所批评的，古代中国存在着道德话语与法律话语的错置，[16]这种错置“将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降格为死板僵硬的契约关系”。[17]

四、关注卑幼：董仲舒“三纲”思想的司法原则

董仲舒“三纲”的“阴阳之道”，以阳为主、以阴顺阳，并不意味着无视“阴”的存在，更不意味着漠视“阴”的权利。事实上，董仲舒主张在司法实践中关注并保护卑幼一方的正当权利，这在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案例判决中，充分得到证明。如关于“君臣”关系的案例：

君猎得麑，使大夫持以归。大夫道见其母随而鸣，感而纵之。君愠，议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乃觉之，“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况人乎！”乃释之，以为子傅。于议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麝不卵，大夫不谏，使持归，非义也。然而中感母恩，虽废君命，徙之可也。”[18]

董仲舒在评析该案时认为，君主捕猎小鹿是错误的行为，大夫应该劝谏阻止，而该大夫未能及时劝谏，是为“非义”。也就是说，臣对君并非只能盲从，顺从君命需要以合乎道义为前提。大夫在归途中见到母鹿小鹿互相哀鸣，心生怜悯就放了小鹿，此举违背了君命，面临惩罚。但董仲舒认为，大夫此举完全正确。可见，董仲舒主张的“君臣”关系，并不是君对臣绝对、单向、支配的关系。如果君主的行为不正确，臣子不但可以劝谏阻止，而且可以违背君命，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君为臣纲”并不意味着君主独断专行，也不意味着臣子对君主百依百顺。又如，关于“父子”关系的案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19]

董仲舒认为，甲窝藏养子乙的行为，是“父慈”之举；即在父子关系中，为父者是应该遵守“慈”的伦理规范。为子一方，有得到“父慈”的权利，这是天经地义的，法律必须予以尊重。父子人伦关系仍具有双向、交互的维度。又如：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20]

该案中，甲把儿子乙送给了别人，没有尽到“父慈”义务，因此董仲舒认为父子关系已经断绝，不能要求乙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甲。也就是说，由于甲“父不父”，乙就有权“子不子”，“子”的权利在该案中的判决中得到了保护。再如，针对“夫妇”关系的案例：

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21]

按照汉代法律，丈夫尚未埋葬而遗孀改嫁会被判处死刑。但在本案中，董仲舒认为女子改嫁并无淫行之心，不构成犯罪，妻子的权利得到了认可。也就是说，“夫为妻纲”并不意味着妻子没有正常生活的权利。

结 语

“天道阴阳”“象天受命”“分合和兼”“关注卑幼”是董仲舒的“三纲”思想不可分割的法理构成。这些法理思想，究其根源与“天”有关。“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不若于言者，人绝之”（《春秋繁露·顺命》）。人对天、对人都负有义务；人首先通过道义接受天的命令，其次通过语言接受人的命令。天的命令在先，人的命令居后。不顺从天道的人，天就弃绝他；不顺从命令的人，人就弃绝他。所有人在世上都要受命；“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春秋繁露·顺命》）。“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春秋繁露·顺命》）；所有人伦关系中的受命者，其所服从尊敬的人都是他的天，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是从上天那里接受命令的。任何人伦关系的主体，如果不顺从命令，都会有负面后果。“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子不奉父命，则有伯讨之罪”；“妻不奉夫之命，则绝”（《春秋繁露·顺命》）。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强调人伦关系中“阴”对“阳”的顺从，都是以“阳”自身的命令是来源于天道或者符合天道为前提，君、父、夫发出的命令是“天”的命令，而不是自己的私意，这样，臣、子、妇才有顺从的义务。如果君、父、夫不顾天道、恣意妄为，臣、子、妇有权拒绝顺从，因为遵守天道是所有人的义务和责任。学界之所以对董仲舒的“三纲”产生误解，是因为忽略了董仲舒思想的“天学”维度和背景，以至于只见其“分”，不见其“合”。董子并非近现代的“启蒙之子”，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家，至高之“天”是其思想得以产生的原点，在其思想中几乎无处不在。了然于此，我们才能对先哲的思想有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1]冯天瑜：《儒家“五伦”说辨析》，《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第7版。
 
[2]李存山：《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
 
[3]景海峰：《“五伦”观念再认识》，《国际儒学研究》2008年第十六辑。
 
[4]李旭：《“三纲五常”再认识》，《武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5]持类似观点的其他研究成果，如阳作华：《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批判》，《黄石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湖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邹顺康：《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评析》，《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6期；韩进军：《王道三纲：董仲舒对社会等级结构的搭建》，《中国儒学》第十一辑；何俊华：《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论封建统治思想不等同于孔孟儒学》，《史坛纵论》2015年第3期。
 
[6] “位格”是指具有理性、情感和意志的生命存在体，儒家思想史中的“天”，“位格之天”是其重要的内涵。参见乔飞：《作为儒家法律思想基础的“天”》，《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7]郑济洲：《董仲舒公羊学的阴阳之道》，《衡水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8]（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第351页。
 
[9]《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如果人的“名分”不能得到确认，社会治理的一切工作都不能顺利开展。界定、确定人际之间的“名分”，是社会治理的首要工作。
 
[10]《荀子·礼论》：“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制定礼制是为了“度量分界”，消除人际之间的行为混乱，使社会有序运转。参见范忠信、郑定、詹学农：《情理法与中国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0页。
 
[11]刘明武：《是“阴阳合和”还是“阳为阴纲”?——评董仲舒的阴阳观》，《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秋之卷。
 
[12]邹顺康：《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评析》，《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6期。
 
[13]吴杰：《“五伦”与“三纲”观念的再检讨》，《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第2辑。
 
[14]余治平：《董仲舒阴阳思想论》，《衡水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15]参见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载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63页。
 
[16]参见苏亦工：《有我无我之际：漫说法律与道德语境的差别》，《北方法学》2009年第3期。
 
[17]吴杰：《“五伦”与“三纲”观念的再检讨》，《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第2辑。
 
[18]（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帖册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第74页。
 
[19]（唐）杜佑：《通典》卷69，王文錦等点校，中华书局，2016，第1893页。
 
[20]（唐）杜佑：《通典》卷69，王文錦等点校，中华书局，2016，第1893页。
 
[21]（宋）李昉：《太平御览》卷640，中华书籍出版，1995，第三册，第2868页下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