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 著《石破天惊：儒家经典文本的重现》出版暨序言

书名：《石破天惊：儒家经典文本的重现》

作者：虞万里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7月

【作者简介】

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敦和讲席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经学与文献、传统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等研究，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主持整理《马一浮集》、《明经世文编》等，主编《经学文献研究集刊》。

【内容简介】

本书为虞万里先生“石经学”相关研究成果的汇编，内容包括利用石经对于《尚书》《诗经》等经典今古文本的考订与复原、二十世纪七朝石经的研究状况、“石经学”之成立与近代大家的石经研究等，体现了当前石经与儒家经典文本研究的最高水平。本书尤其强调，以汉魏石经残石与传世古文本对勘，并援据文献异文异句，参证清人的考证意见，揭示或印证今古文经本中重要的文字、词汇、段落差异和颠倒错舛的文句，以求最大限度地复原汉魏今古文经本的多个侧面，使我们能够真正走近两汉经学藩篱，看清两汉经学的样貌。

【目录】

自序1

《尚书·无逸》篇今古文异同与错简1

从熹平残石和竹简《缁衣》看清人四家《诗》研究82

《汉石经鲁诗残碑校史一则》辨证并论《辞通》之误145

蜀石经所见《周礼·考工记》文本管窥149

蜀石经集存序186

再论蜀石经与大和旧本关系198

赵明诚所记《汉石经遗字》之价值231

洪适《隶释》《隶续》对汉魏石经之着録与研究244

《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解析：溯源与寻流264

二十世纪熹平石经研究鸟瞰311

二十世纪正始至乾隆六朝石经研究鸟瞰397

第一块三体石经发现地点与时间辨正488

王国维之魏石经研究505

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考》撰作年月指实549

王国维与马衡的石经之缘——以三体石经考释、复原爲中心571

马衡与汉石经研究615

罗振玉之熹平石经研究655

章太炎对三体石经之认识与其《尚书》研究690

王献唐与汉魏石经研究718

后记766

【自序】

用“石破天惊”作爲书名，对素以“语不惊人亦便休”的我而言，似有给人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显得有些声势夺人，所以不得不“八股”一下，先作一个破题。李贺《箜篌引》“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诗句，原以形容箜篌弹奏出激越高亢的乐声，刺破女娲补天的五色彩石，直达天穹。我借用此辞，则是一种还归词汇本义的表述：沉埋一千多年的汉魏石经残石破土而出，真正的汉魏今古文经本重现天日，使之与传世本的各种异同，历历呈现在目。天是否惊？天意从来高难问！但至少大贤如王静安、罗雪堂、张石公、马无咎、屈翼鹏着实惊讶，且不仅是惊讶，还爲此殚精竭虑，作出了不朽的功绩，不才如我，当然有“石破天惊”的感觉了。

“文本”之名，近数十年来早已习用爲常，多见不怪。中国古代有文本之实，却少用“文本”一词来描述。西方的文本学舶来之后，大多围绕思想、风格、情节以及创造性解释等方面来阐释、研究，所以歧出的认识也随之産生。但在出土文献和文献学领域内所用的“文本”，仍限定在汉字的本义，即用汉字书写而成的简牍、帛书、纸张以及雕版印刷上的诗文篇章。若要严格区分，雕版以前种种应称爲写本，雕版始是名副其实的版本，而文本则是写本和版本的统称。石刻经典如果称爲石本，容易和拓本混同，姑就其文字内容而亦称爲“文本”。

“重现”的含义，是因爲刊刻今文经本的熹平石经和刻古文经本的三体石经原都矗立在洛阳太学，今古分明。因迁徙、战乱等各种原因，沉埋地下达千余年之久，宋嘉祐间和民国初年间先后出土两批残石，上世纪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偶有零星出土，八十年代考古发掘亦有所得。经学者研究，真正的今古文经本的文字和部分文本内容样貌纔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

因涉及简牍和石经，我想不妨划清这样一个概念：立足于战国秦汉儒家经典的传承、发展而言，儒家简帛的价值明显优于汉魏石经；而若立足于博士制度建立、今古文经本形成后的形态而言，汉魏石经的价值远远在简帛之上。这个看似人人明白的历史观念，一旦进入具体的研究中，往往混淆界限，将简牍中不同于传世本的文字、词汇乃至一切异同，多说成或推测爲古文或古文本，殊不知其间互相纠葛的线索之繁复与混杂，远远超出我们想象之外。先秦战国简牍儒家经典文本中纷繁的异体、譌别之字，祇有少部分被汉代经师承袭、保留下来，而汉代经师又择取其他子书训诂代入经典，因理解不同而汉读不同，因汉读不同而形成不同文本。若不加别择，不从它们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祇能治丝益棼，徒劳精神。

本书所收纠缠历史最长、问题最复杂也最能帮助今古文经本文字舛譌、简支错乱的应该就是《尚书·无逸》。两种文本个别的文字异同姑且不论，传世《古文尚书·无逸》篇的殷三宗排列是中宗、高宗、祖甲，但爲古文本作注的孔传和王肃却将祖甲指爲商汤的孙子，与三宗顺序颠倒。宋代出土的今文经本熹平残石经复原，顺序是祖甲、中宗、高宗，与古文经孔、王说相应；但祇选注伏生二十八篇的古文学家马融、郑玄却将祖甲指爲武丁之子，与孔传、王注不同。经本和注释颠倒舛乱，使人莫知所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洛阳三体石经《无逸》巨块残石出土，顺序与传世古文本一致，至少证明欲恢复古文本《尚书》又亲见熹平石经《尚书》的曹魏经师知道两汉今古文经文本确实不同，未予更动。对这一复杂问题，我几乎查遍了所有的《尚书》注本（除沉睡在图书馆不公开者外），魏晋以下的经师，大多凭个人的理解左袒右袒，至清代因爲崇郑玄，抑王肃而黜孔传，群起认定孔、王之说爲僞，所以置三宗次序不论，肯定郑玄的祖甲爲武丁次子说，殊不知这仍未解决三宗次序的文本是非。清人实事求是的考证态度影响深远，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仍然用郑说，致使晚商积年与传世本、卜辞周祭祀谱等矛盾。我从《汉志》所载的《古文尚书》校勘本爲二十五字左右一简的信息切入，结合大量出土简牍的书写形制，经推排演绎，得出古文《无逸》叙述祖甲一段文字，确系错简，其错乱年代在先秦。祖甲是汤孙，在卜辞中找到实例，与今文本《无逸》祖甲、中宗、高宗顺序可互证。梳理秦汉今古文《尚书》传授脉络，揭示将错乱后的祖甲解释爲武丁之子的说法産生于西汉中后期《尚书》古文经学的传授者，很可能是王璜、涂恽等人。再上征《孔丛子》和《晏子春秋》所载，确证春秋时代孔子传《书》时，《无逸》中祖甲、中宗、高宗先后相次，与今文《尚书》一致，再次证明今文《尚书》顺序是夫子春秋时传《书》的原序，与孔传和王肃的解释相应，马融、郑玄之说则是西汉后期《古文尚书》经师爲争立博士的创说。祖甲的身份一旦确证并上移，晚商帝王的积年也就顺理成章地和周公所说“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相应。这团乱麻困扰我多年，总算有了较爲圆满的解释。更值得欣慰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取郑玄的祖甲爲武丁之子说，而近年出版的总报告已修改前说，取孔传、王肃说爲商汤之孙说，与我的考证一致。

《无逸》三宗次序确实是一桩曲折离奇的《尚书》公案，它表面是文字句子的不同，却涉及经学、经学史、古书真僞、简牍书写形制和历史年代学等复杂背景。在考释论证时，祇要你的思想稍稍受到今文经与古文经、郑玄与王肃、真与僞等观念的束缚，祇要你的脚步在某一种历史成说上稍作胶着停留，你的眼睛就会受蒙蔽，就不可能看清真相，从而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这篇文章动笔时间长，思考时间更长，对自己的啓发也最多：当一种思潮瀰漫到整个区域，占据了一个时代，正确而不同的观点就很难産生，即使産生，微弱的声音也很可能被訇豗的时代思潮淹没，难被认可。清人推崇许慎、郑玄，厌弃王肃、杜预，无形中已经形成一种集体意识，祇有到甲骨文、金文研究到一定阶段，《说文》的缺点纔敢被大胆指正；祇有到《家语》等类似的简牍出土，王肃部分的罪名纔稍稍被清洗；而郑玄至今仍披着完美无缺的体系性外衣，杜预至今还背着窃取贾、服之注的恶名。客观的经学历史表明，郑玄和杜预的学术地位无容替代，所以我丝毫没有贬郑褒杜的意思，祇是要表明：这些经师和著作的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经学史和学术史背景。郑玄转益多师，故能囊括大典，但融合今古文，源于贾逵、马融，并非始自康成；杜预师承不明，东汉传《左传》者数十家，所采未必定属贾、服。不深入研究、理解这些背景而轻言轻发，就不免虚誉誉人、利口伤人。也是因爲这次的探案，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研究理念，即决不沉浸在前人不完善的结论中作简单盲目的左袒右袒，既不以爲前人已经解决而安于因袭，也不爲逞胸臆、好争胜而有意翻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写《段玉裁〈诗经小学〉研究》时，曾细读《诗经小学》，对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诗经四家异文考》和《三家诗遗说考》多所利用，包括《清经解》中马瑞辰、胡承珙、李黼平、陈奂等著作，后更是将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书脊也翻脱，但都祇在文字的异体、通假上用功，未尝思索段玉裁在《诗经小学》后去订定《毛诗故训传》的深意。本世纪初以唐石经校出土简牍《缁衣》后，思想有所转变。汉代从五经博士到十四博士的师法家法异同，在于文本和经说的差异，文字仅是经典文本的一个方面，真正与经典文本有直接关系的是七朝石经，尤其是代表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汉魏石经，所以在二八年写了《从熹平石经和竹简〈缁衣〉看清人四家〈诗〉研究》一文。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洪适《隶释》所録的《鲁诗》残石祇有一百七十三字，而二十世纪洛阳出土的《鲁诗》文字积至一千多字，清人未见那麽多《鲁诗》文字，无法在诸多《诗经》名著中考证体现，尤其是陈氏父子归派三家《诗》，也祇能利用《隶释》所録少量文字。今人取《汉石经集存》考释异文，多循因声求义以求通假本字，无视四家《诗》的文本异同，可谓识小遗大，未尽其用，而我则想利用残石文字来判定陈氏父子和王先谦归派的是和非。在写此文之前，我花了大量时间去疏证《鲁诗》石经的异文，在声韵异同之外，更援引二陈一王的归派以定是非。有了具体疏证的成果，我纔可以在文章中分析指出二陈一王在归派三家《诗》中的成绩与错误。当然，后来我进而研究《经典释文》中的《毛诗》异文，又有了新的认识，即同一诗派中有不同的异文，不同的诗派也可以共享一对异文。又研究经师的汉读，知今古文之间也可以互相借鉴。用这样的客观事实来检验十七八年前的文章结论，恐怕又要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这篇文章写成，我就以“从石经鲁诗异文看清人四家诗研究”申请国家课题，并获准立项。首先想真切地了解一下石经研究的历史，于是写了《罗振玉熹平石经研究》和《王国维与魏石经研究》两篇。爲写这两篇文章，我将王国维与罗振玉往来书信中有关石经的文字全部摘録出来，按年月排列，围绕汉魏石经残石，将王国维定位到魏石经，罗振玉定位到汉石经，分别撰文。其实罗、王两人研究汉魏石经是错互交融的，这样分写，主要是以两人各自撰辑的《魏石经考》和《汉熹平石经残字集録》爲立足点，容易描述各自的贡献与特点。两文是二○一○年八月至十月先后所写，因我想表达一种观点，就是汉魏石经被沉埋之后，宋代曾有出土，虽有人记録、校勘、传拓，但大多偏于收藏玩赏，清人虽在搜辑文献、考订文字方面不遗余力，所能利用者仅《隶释》所载有限的文字。至王国维撰《魏石经考》，分石经经数、经本、拓本、经文、篇题、古文、书法七个方面，最后附复原图，清晰地构建了石经学科的框架。复撰《魏石经残石考》，对前文作了修订补充。罗振玉继作《汉熹平石经残字集録》，在王国维构建的框架中填充砖瓦、配置门窗。我认爲，石经学由王国维创建，到罗振玉而初具规模，至张国淦复原汉石经碑图，一门完整的石经学学科纔算成立。我一直在筹措，准备影印张国淦《碑图》，写一篇他复原汉石经碑图的经历和价值，完善我阐发王、罗、张三人建立石经学的一个闭环。三人之后，马衡汇集《汉石经集存》的历程，我已撰文总结，附于《汉石经集存》前，俾读者了解他的成就和《集存》的价值。关于《集存》，我的夙愿是将他遗漏的残石和之后续出的残石合在一起，重新编一本完整的汉石经“集存”。如果有可能，最好将原石照片附上，那就完美了，这要看是否有机缘。马衡之后，大陆石经学沉寂，台湾屈万里率领其学生在罗、张、马著作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这些文字留待后续。

王、罗、张三人是石经学创立、构建的主要人物，围绕创立、构建的中心，还有不少学者、诸多成果需要专题研究介绍，而我祇写出章太炎与王献唐，所需续补的还很多。

任何学术研究，总有旨趣相同、地域相近的人在相互切磋中形成小圈子，石经研究也不例外。当时北方清华、北大和天津的王国维、马衡和罗振玉是一圈，南方上海、苏州则有章太炎及弟子与胡朴安等爲一圈。章太炎有《新出三体石经攷》一篇，在石经学中有重要地位。更需要表揭的是，他在研究三体石经时，适有学生吴承仕来函询问《尧典释文》的异文，他藉助三体石经残石古文、篆文、隶书的体式，忽发奇想，提出一种新的文本思路。尽管从汉代传经和经师汉读的实际状况而言，是否如其所说，需要证实，但作爲《古文尚书》研究中的一种思考，应该重视。我在写此文时，未见上海图书馆所藏《新出三体石经攷》稿本，去年稿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勘稿本和钱玄同钞本，可以看出太炎撰写此书的前后思路和发展。

我写王献唐的石经研究，不仅是因爲上世纪八十年代閲读他的《山东古国考》《春秋邾分三国考》和《炎黄氏族文化考》等书，对我古方音观念和理论提供了氏族语言型范。还因爲他虽在石经研究圈之外，却深知石经价值，并亲自到洛阳访古，购回残石，嘱屈万里校録；且所写《石经残字叙》和《春秋校记》两篇石经文章，眼光犀利，分析深刻，道人所未道，是石经研究史上不容忽略的文字。王氏作爲一代学问大家，山东和台湾已有很多学者撰文、著书进行研究，学术研讨会也开过几次，竟然没有一篇文章探讨他的石经研究，这也是我一定要著文表彰的动因之一。

开元间流传到宋初的三体石经拓本，经王文康、郭忠恕、夏竦、苏望等人的摹勒翻刻，到洪适録入《隶续》时，古文字形变得奇形古怪，加之古文、篆文、隶书夹杂，使人莫辨其内容。清代一位一直在人们视野的边缘，但学术水平不在阎若璩之下的臧琳，因积有一百多卷《尚书集解》丛稿，熟悉《尚书》，所以将《隶续·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离析出《大诰》《文侯之命》《吕刑》三篇残文，开啓了清人研究三体石经的先河，功不可没。但清代石经著作中却很少提及，故我着专文表而出之。

说到《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的摹勒翻刻，绕不过王文康其人。但宋初有两位王姓大官謚文康，一位是《唐会要》《五代会要》作者王溥（922—982），另一位是寇准女婿王曙（963—1034）。两位文康公一前一后，皆任高官，都有机会接触唐代文物。一时无法确定爲谁，所以我在《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解析：溯源与寻流》中倾向爲王曙，主要考虑是苏望在皇祐五年（1053）说“近于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传》”，皇祐五年上距王曙逝世约二十年，相切“近于”一词，也符合人亡文物散出的规律。但在《洪适〈隶释〉对汉魏石经之着録与研究》中又倾向于王溥，原因是洪迈《容斋续笔》引晁以道说王文康相周世宗，多有唐旧书，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说王文康与历阳沈氏、庐山李氏等皆“号藏书之富”。现在重新综合文献，洪说见《景迂生集》卷十六《刘氏藏书记》所载，说王文康多得唐室旧书，“今其子孙不知何在，宁论其书之存亡，而所有者书目一编而已”，后文即说“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辟学馆以延学士大夫”云云。又魏鹤山《眉山孙氏书楼记》说：“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唐旧书，李文正所藏亦爲一时之冠，而子孙皆不克守也。”其在《跋尤氏遂初堂藏书目録序后》亦有同样的叙述，皆将王文康置于李文正之前。李文正爲宋初主持编纂《太平御览》的李昉（925—996）謚号，所以至少在宋代藏书家的心目中，能藏弆唐代书物者还是推王溥爲最。再从郭忠恕（？—977）在广顺年间（951—953）召爲宗正丞、书学博士，编纂《汗简》，钞録三体石经古文，可推测后周广顺、显德年间，李唐古物确实可能爲好书法、爱古物的臣下目睹甚至收藏。更直接的证据，是郭忠恕在《汗简叙録》中所说，开元十三纸上有“锺绍京”和“翰林院”印，证明确是魏征编《隋志》时古物。“至建中二年（781），知书楼直官贺幽奇、刘逸己等，捡挍内寺伯宋游瓌、掖庭令茹兰芳跋状尾焉。其真本即太子宾客致仕马胤孙家藏之，周显德中，嗣太子借其本，传写在焉”。贺、刘等人跋尾，可见曾在高层流转。“三不开宰相”马胤孙在后唐末帝时爲翰林学士，转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完全可能拿到真本。入晋，以太子宾客致仕，后周广顺三年（953）卒于洛阳。郭说“周显德中，嗣太子借其本”，嗣太子即柴荣，广顺三年，入朝任开封府尹，进封晋王。时忠恕正被召爲宗正丞、书学博士，或正辅导嗣太子书法，故应是亲历其事。而且可推想《汗简》中古文或即此时所迻録。“借其本”是从马胤孙借，还是马已死问家属借，未可知。旋则马去世而荣登基，真本便可能由此入后周。广顺四年（954），世宗柴荣擢王溥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加授礼部尚书，监修国史，所以史传王溥多得唐旧书，非空穴来风，而三体石经十三纸，或即其一。

溥逝世至苏望翻刻，相距有七十年之久。重读洪氏《隶续》转録苏望于皇祐五年翻刻其字，而云：“兹者近于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传》搨本数纸，其石断剥，字多亡缺，取其完者摹刻，凡八百一十九。”知苏望所得时必在皇祐五年之前，且搨本原字数超过八百一十九字。所以我现在还是倾向于王溥。但两篇文章中的引证阐述我一仍其旧，不作修改，以存作两文时未及深考，犹豫不一的心理。

七朝石经都有一个所据文本问题，孟蜀石经是七种石经中唯一经注兼刻之物，它的底本，也即所据文本更是一个值得推究明白的事。我在二一六年编著《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写叙论时，对这个问题关注不够，没有明确点明。在《蜀石经集存》出版前夕写序言时，正局居杭州，缺少书籍，祇是凭自己的印象阐述了看法，认爲是大和旧本，即郑覃据以校勘上石的大和年间经注合一的写本。因爲这个看法与前贤时论相左，所以回沪后写《再论蜀石经与大和旧本关系》一文，重申己见。宋人对唐代写本和唐石经称谓的不一，是造成后世对蜀石经所据本认识歧出的主要原因。我首先辨别：大和旧本、雍都旧本、大和本，是指大和写本，即郑覃据以校勘后上石的底本。大和是年号，雍都指长安，旧者，指刻石前的旧本。大和石本、雍京石本，是指唐石经。雍京即雍都，石本即石经。这些名称在宋人笔下厘然不混。宋人之所以要将“旧本”和“石本”分别，是因爲石本是无注的经文本，而旧本则是六朝以来相传的经、注合编本。从陆德明《释文》所参考的文本考察，基本都是经注合编本，这种形态既适合于读书人对经典的閲读理解，更适合隋唐科举制度下的考试之用。尤其是孔颖达、贾公彦等人的“正义”“注疏”选定汉魏各经注家之注后，既注“经”，又疏“注”，更是将经和注合编的文本固定下来，这也是唐代经学统一政策的需要。唐石经各经大题后都刊汉魏注家姓名，如《周易》王弼、韩康伯注，《三礼》郑玄注，《左传》杜预注等，这既是标示此经经文源于某家经注合编本，也表明科举考试中的帖经、策论必须以某家经注本爲准，所以在没有注文的唐石经下标识汉魏注家姓名，不是虚设的赘辞，这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国家用统一的经注文本，方便科举政策的推行；士子也祇有用这种文本，纔有可能进身官僚阶层。故唐宋时代凡是有志参加科举的士人，对科举所用文本意识的深刻，非我们现在简单读经的人所能想象。

回溯历史，郑覃取大和写本校勘后，将经文刊石。刊出之后，议者谓“授写非精，时人弗之许”，故后唐长兴年间雕版，要召集专业博士“更令详勘，贵必精研”，然后“谨楷写出”，“付匠人雕刻”。宋初又在长兴版上复加校勘，自以爲更精准，所以下令“收民间写本不用”。时推世移，民间写本零落殆尽。而晁公武发现“石经固脱错，而监本亦难尽从”，但已无处取写本参校，于是利用“守三荣”的机会，取蜀石经校勘。公武自己校勘经文，而令属下校勘注文，推其原因，自己公务繁忙，时间紧张，而经文关系到科举试题，同时也可以验证传说开成石经“授写非精”之说究竟是否属实？要验证此说，校勘对象必须是与开成石经有差异的文本，假如蜀石经经文就是唐石经，长兴本、景德本也源于唐石经，对校就失去意义。要证明蜀石经据大和旧本上石，必须证明孟蜀时蜀地有此写本，所以略征玄宗、僖宗、昭宗在蜀地驻跸和开科的史迹，以证实孟蜀拥有大和写本的可能。文本的考定从文字开始，但不能仅仅限于文字的点画异同，应该放眼整个历史，去追溯文本流传的痕迹，作综合的考察。若我所认爲蜀石经根据大和写本校勘上石的观点符合客观历史，那蜀石经就有唐代写本的样貌，它在文本学上的价值就更值得重视。

二〇一六年七月我客座台湾大学回沪，集中精力将所收集的二十世纪重要石经论文整理分类，汇编成百余万字的《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并写了一篇十多万字的前言。《二十世纪熹平石经研究鸟瞰》和《二十世纪正始至乾隆六朝石经研究鸟瞰》二文，本是一篇，即爲《专论》所写的叙论。我喜欢先做专人专书专题研究，然后再统筹写概要，心里有底。所以这篇长文，除了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章太炎等几位石经研究的内容，其他的把控不一定都到位，比如蜀石经所据本就未论及。还有待各个细节都有深入研究后，重新写一篇详细的二十世纪石经研究概要。这篇文章之后，我又陆续写了几个专题，故对《鸟瞰》中某些叙述和评判都需要修正。

书中所收，并非我所写的全部石经研究文字。如《董逌所记石经及其〈鲁诗〉异文》一文，原与本书《赵明诚所记〈汉石经遗字〉之价值》及《洪适〈隶释〉〈隶续〉对汉魏石经之着録与研究》两篇，是我对南北宋之交与石经残石关系最大的三位学者一组专论，但董逌文涉及《鲁诗》，已收入《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这里不重复收録。还有《熹平石经〈鲁诗·郑风〉复原平议——兼论小序産生之年代》和《由海昏侯与熹平残石对勘论鲁、毛篇第异同——以〈小雅〉“〈嘉鱼〉〈鸿鴈〉〈甫田〉”三什爲中心》《〈诗经〉今古文分什与“板荡”一词溯源》三篇，也是立足熹平石经的考释文章，也因爲与《诗经》相关，收入上述《诗经学》一书，不再重复收録。

最近刊载于《春秋学研究》第五辑上的《何休〈公羊传〉所据本寻踪》一文，以及新写的《从汉魏石经残石对勘论〈康诰〉今古文经本异同》,是我石经研究的一个转向和开拓。我将用汉魏石经残石与传世古文本对勘，并援据文献异文异句，参证清人的考证意见，揭示或印证今古文经本中重要的文字、词汇、段落差异和颠倒错舛的文句，以求最大限度地复原汉魏今古文经本的多个侧面，使我们能够真正走近——限于资料和研究深度，目前还不可能走进——两汉经学藩篱，看清两汉经学的样貌，而不是停留在狭窄而有限的史料中，作一种依稀仿佛的远观，写一点自我作故、自以爲是、自我欣赏的文字。

在走近两汉经学藩篱的同时，我也时时在反省、审思、观照以前閲读、研习清人经解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几何图之是非错对，也就是体悟清人“实事求是”考据方法另一面由偏见、偏颇、偏激引起的偏断、偏蔽之处。试图利用新材料，寻求新方法，探索新途径，来全方位观察一种立体而流动的秦汉经学史。虽然自度智有所限，书有未观，虑有不及， 但惕厉自警，总比浑然因循要好。

二〇二五年六月七日于榆枋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