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 编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出版暨后记

书名：《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编者：何俊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编者简介】

何俊

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著有《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南宋儒学建构》《从经学到理学》《本心与实学——陆象山心学的展开》以及专题论文集《事与心：浙学的精神维度》《师英录》《望川集》等。

【本书简介】

本书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本科生课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讲稿为基础凝练而成，分为十六讲，通过对传统目录学的讲解，说明传统中国的知识系统及其演化，按经传、诸子、史籍、文集的顺序，从哲学的视角进行哲学史史料的说明，使学生在基本了解传统知识系统的基础上，既可以有效地找到想要研读的史料，也可以建立与史料的亲切感。

【目录】

第一讲  导论

一、哲学与哲学史

二、中国哲学史及其史料

三、本课程的目标与安排

第二讲  目录

一、《汉书·艺文志》

二、《隋书·经籍志》及其他

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第三讲  经传（一）：《易》与《春秋》

一、《易》及易学相关著作

二、《春秋》与春秋学相关著作

第四讲  经传（二）：《诗》《书》《礼》《乐》

一、《诗》及诗学相关著作

二、《书》及尚书学相关著作

三、《礼》及宋以后礼学相关著作

四、《乐》及乐学相关著作

第五讲  经传（三）：孝经·四书 

一、《孝经》相关著作

二、《论语》相关著作

三、《孟子》相关著作

四、四书合编相关著作

第六讲  诸子（一）：儒·墨

一、儒家与相关著作

二、墨家与相关著作

第七讲  诸子（二）：道·法 

一、道家与相关著作

二、法家与相关著作

第八讲  诸子（三）：杂家 

一、杂家与相关著作

二、名家与相关著作

第九讲  史籍   

一、正史类举例

二、编年类举例

三、纪事本末类举例

四、别史类举例

五、杂史类举例

第十讲  文集 

一、唐以前举例

二、宋以后举例

第十一讲  佛教哲学史料（一）

一、《肇论》

二、《出三藏记集》

三、《弘明集》

四、《比丘尼传》

五、《高僧传》

六、《童蒙止观》

七、《历代三宝记》

第十二讲  佛教哲学史料（二） 

一、《广弘明集》

二、《续高僧传》

三、《法苑珠林》  

四、《华严金师子章》

五、《开元释教录》

六、《宋高僧传》

七、《古尊宿语录》

八、《五灯会元》

第十三讲  道教哲学史料 

一、《太平经》

二、《周易参同契》

三、《抱朴子》

四、《黄庭经》

五、《度人经》

六、《三皇文》

七、《阴符经》

八、《清静经》

九、《玉皇经》

十、《心印经》

第十四讲  语录与学案

一、语录体

二、学案体

第十五讲  类书与丛书 

一、类书

二、丛书

第十六讲  出土文献   

一、郭店楚简

二、马王堆汉墓帛书

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四、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五、银雀山汉墓竹简

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七、阜阳汉简

八、定县汉简

【后记】

2018年秋，我正式在复旦哲院开课。除了研究生课程外，教研室让我每学年给本科生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与“周易”两门课，秋学期讲“史料学”，春学期讲“周易”。

“史料学”应该讲些什么？怎么讲？这既是简单的问题，又是可探索的问题。简单是因为前贤都有专著，照本宣科即是。可探索是因为我从自己从学的体会，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看，照本宣科显然是于心不忍与不甘的，不忍是对不起学生，不甘是对不起自己。故我选择了探索的路径。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杭州大学哲学系念本科时，除了一学年每周六学时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外，还有同样学时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读”课程，使用的教材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上下册。当我毕业留系任助教开始从事研究后，始发现经过西学彻底格式化处理后的中国哲学史资料，实在是既破碎不堪，又乏导引之效；在编纂者那里，对于史料或许是全局在握，了然于胸的，但对初学者则无门径可寻。后来陈植锷师受命于沈善洪师，为我讲文献学，陈师专讲目录，从《汉志》《隋志》《文献通考》到《四库提要》，以及《丛书综录》，我始窥得传统学问的门径，同时也得以爬出中国现代学术所建构起来的哲学洞穴，在传统的知识世界中去体会中国哲人的思与行。因此，我决定以目录学为纲来组织“史料学”的教学。当然，我知道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也首先讲了目录学的知识，但仅是一般的介绍，不仅没有作为整体架构，所讲的目录学知识似不足以引导本科生真正以目录学为津梁进入传统中国哲学的知识世界，而且更在于它的整体架构一如其对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一样，是一种外部式的处理。

另一方面，只要是以西学中的哲学来外部式地选取中国哲学史的史料，那么往往会受制于某一种的西方哲学，而实际上，不仅西方哲学史是丰富多样的，而且西方哲学更是在发展变化的。随举一例以见之。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开篇即以酷刑的史料来切入，深入分析了惩罚形式背后的时空的权力运作与社会秩序及主体性的复杂关系，这样的分析方式与理论建构显然溢出了传统西方哲学的藩篱。以此反观中国的史料，则又足以引发别样的哲学思考，拓宽中国哲学的视域与问题意识。亦随举一例以见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在述及曹操虽久蓄无君之心，但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的史实后，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曹操无野心，而是害怕名义而强自抑制，并点出这种名义的力量来自于长时段的教化推行与风俗养成。如果能将这些史料纳入视野，那么对于朱子倾心与致力于礼制研究与实践无疑有极大助益，进而对包括朱子在内的整个理学世界真正获得一种具身性的理解。

此外，在经过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全盘西学化的现代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以后，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业已成为重要的学术方向。在日前浙江大学召开的一个“文明交流互鉴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上，我就其中的难题及其可能的解决路径谈到，推动知识进步的根源性动力应该来自现实生活，这个现实生活当然既是当下的，也必然是涵摄了传统的。知识创新的难题在于，当人们去面对与处理这个现实生活时，我们逃不掉既有的知识形态。不仅是我们本土的中国学者有这样的困惑与困难，即使西方的汉学家，他们在面对中国文化的时候，也同样有这样的难题。我还举了一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例子。美国前辈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在分析元代绘画时讲，元代绘画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元代的画家们非常有意去模仿和沿续以前画家的风格，但对这种现象他只能借用西方的一些术语，比如archaism或者archaistic。他深知元代绘画的风格与这些西方术语不是一回事，但他除非以注音方式写成fukuism外，别无它法，而这个注音表达对于西方读者等于什么也没有讲。高居翰讲，其他的西方术语，诸如romantic，neoclassical和primitivist都是如此。换言之，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要面对和要处理分析的是新的现实生活，它是产生新知识的源头，但是分析这个现象世界的时候，却注定要运用既有的知识，而这个既有的知识基本上是源自西方现象世界所滋生的知识体系，这基本上是一个前置性的存在。显然，意识到这个难题，并不等于只能回避，或只能照走旧辙，亦步亦趋于西学。中国现代化所呈现的特色一定是与中国既有的文化传统有关，当我们有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自觉，以及充分意识到这中间存在着的难题以后，除了借镜于西学化了的现代知识体系以外，事实上这个体系也在不断地变化着，我们自然也应该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现象中去探究造成这一特色的中国原因，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去回看自己的知识与文化传统，由此获得智慧，从而提出足以能够解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现象的具有自主性质的概念，进而形成具有自主性质的分析方法与知识。这大概可以说是我希望从传统中国知识体系内部出发来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更深一层的原因。

从2018年秋学期讲起，“史料学”至今已讲过六遍。起初我尚无研究生，便商请吴震兄的博士生张亦辰担任这门课的助教，从讲课录音、资料编选，到课后讨论，亦辰为我做了大量的起步工作。后来我的博硕士生陆续进来，除了先后担任这门课的助教外，从录音稿到文字稿，从初稿编纂到清样校对，他们更深入地加入这门课的团队建设中，尤其是学院与学校教务处将这门课的教材编写列入重点计划后。整个工作历时数年，翻来覆去，几易其手，以至我已记不清具体细节了，只能大致记得，除了张亦辰外，先后担任助教的是：张良浩、丁少青、何泽昕、韩丰阳；对各章参与编纂的是：张良浩（目录、佛道教）、陈耀辉（经传六艺部分、诸子之道法及其他）、吴洁（经传之孝经与四书）、丁少青（史籍与文集）、解晓昕（语录与学案、类书与丛书、出土文献）。清样出来后，本学期又请助教黄义鹏与新入学的夏卓浩、宋泽齐帮助通校全书。现在学院将这本探索性的教材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除了要向教研室、学院、学校教务处表示衷心感谢外，还必须郑重地向上述同学，以及这些年来选听这门课，并积极参与其中的本科同学表示诚挚的谢忱，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我是绝无可能去编写这样一本教材的。

当然，由于这本教材旨在从传统中国知识体系出发，内生性地去理解中国的哲学史料，虽然是在西学的映照下，也绝无任何复古之意，但试图摆脱从前的外部式处理，由此带来的诸如哲学史料的边界模糊等，便可能成为新的问题。边界模糊大概是探索性的天然伴生性问题，但问题终究是问题，凡此以及其余种种不足，责皆在我。我也恳切希望可能使用这本教材的老师与同学给予批评，以利今后教学与可能修订时弥补。

责任编辑：近复